2013年6月7日在厦门发生的公交纵火案，现在已从官方媒体知道了起因细节。原来又是一个社会边缘人在申办社保手续时，被衙门机关的官员一再羞辱后，愤而采取报复社会的极端手段——乘公交用汽油纵火，造成烧死47人、烧伤34人的惨剧。这个叫陈水总的纵火犯自己也被当场烧死。
陈水总自然死有余辜！我也赞成冤屈不该成为伤害无辜的理由，但把他一步步推向仇视整个社会的公权力更值得自省和忏悔。如果不真正解决这些悲剧产生的根源，类似这样的悲剧在今后必会越来越多。
一
据媒体披露，最近几年，年近60岁的陈水总多在附近打一些零工糊口度日。其间，还开过一间摊口只有半米宽的“麻糍”小摊，但最后又被城管取缔，从此完全丧失了生活来源。于是陈水总为了能够得到社会的基本生活保障而不厌其烦地跑派出所更正相关年龄登记，以便办理社保。但去后总被告知不予受理。可这个满怀希望的上访者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于是，他锲而不舍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跑这个事，然而次次都无一例外地碰壁而归。岂但如此，公安衙门里的态度一次比一次更令人绝望。最后直到白“跑了22趟无果”之后，才一怒之下爬上公交车纵火犯罪。
笔者本人也曾深有体会。在申办各种证件、手续时经常会遇到那些冷冰冰的面孔，甚至居高临下的训斥。但每次都忍了。很多时候想要投诉，其实连门都找不着。即使投诉了，又有多少成功的机会呢？官官相护、不了了之是官府里处理投诉案件时的惯例。因此许多“屁民”在面对官府的高大门禁时，通常都习惯于低眉顺眼赔笑脸，仿佛是在练就自己的超强忍耐力。从陈水总的爆发从反面也可证明，我们这个民族对欺压、对侮慢、对挑衅的忍耐力恐怕是全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强韧的。笔者相信，像笔者这样耐受力很强的人，在中国绝对多得遍地皆是。但是，一万个、一百万个绝望者之中，就很有可能冒出那么一两个因绝望而不惜走向极端的“恐怖分子”出现。
与此相反，那些有钱、有关系的自己人甚或酒肉朋友，就根本不用像陈水总这样来来回回奔忙22趟之多，甚至一趟都不用，只需一个简单的电话或一餐轻松的饭局就可以把一切公章搞定。这便是大陆长盛不衰的“潜规则”。
二
2008年在上海发生的杨佳事件，其实也是因衙门的行政不作为而导致的一场悲剧。而这次厦门的纵火案与5年前的杨佳事件在性质上并无不同。要说有不同，只是死伤的人数和报复的具象存有差别而已。
这里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杨佳事件的起因。2007年10月5日，青年杨佳在上海街头租用了一辆自行车，但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的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地视为“黑车”，并在杨佳出示了相关证明字据的情况下，仍然被坚持人车俱扣。而且当时更为恶劣的是，警察们使用了他们习以为常的手段对付杨佳——一顿痛殴。虽然事后警察也发现打错了杨佳，但拒不道歉。杨佳后来从拘留所被释放后去医院检查，结果令他惊愕到难以接受的创痛程度：因性器官受损将无法生育。于是杨佳拿着医生证明到闸北分局去讨说法，要求赔偿，但闸北这个衙门却想敷衍了事，不理不睬。而且该局某领导还威吓杨佳“你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最终在杨佳经过长达大半年的多次上访无果之后，他便开始陷于绝望之境了。2008年7月1日上午，杨佳携带长刀、面具等跑到闸北分局门口，抛投8个燃烧瓶纵火，然后从1楼一路冲上11楼，导致刺向6人，刺伤5人的悲剧。
杨佳走向极端的过程，就是被粗暴的公权力一步步激怒的过程。试想，如果在杨佳投诉时，公权力愿意放下其傲慢的身段，至少不是在杨佳多次上访无果还恶狠狠地甩下威胁的恶语，那么，后来的悲剧还有机会发生吗？杨佳事件发生后，为什么那么多人同情杨佳，而不是同情无辜的受害者——警察呢？这难道不值得官府反思吗？
三
现在很多社会矛盾，如果聚焦为一点，起因都是源于衙门的官员对老百姓欺压太甚造成的。如果这些官员的任命，不是来自他们的上司，而是来自于人民的选票，可以肯定无疑的断言，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可喜变化
为什么前一段时期，中国的民间论坛会纷纷探讨“革命”的可能性？这不是明摆着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了吗？前述的陈水总、杨佳之类，看起来是地道的最弱者。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基本尊严，甚至没有活路可走。但是，当他把绝望的怒火化作公交车里的滚滚烈焰时，那一瞬间不就成了他自己的最强者吗？
历史上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也好，一路杀将而来的李自成也罢，别忘了当初他们也曾是奉公守法的顺民。水泊梁山的无数好汉，哪一个不是当年从良民走上不归之路？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完全堕落成以权钱说话的社会，无权无势者几无生存的空间。像杨佳、陈水总这样命如草芥的社会地层，根本不可能产生与公权力平等地对话的客观条件。当他们依循合法渠道得不到任何平等友好回应的情况下，当他们被置于公权力粗暴对待的可怜处境下，除非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否则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感动官员们那张冷漠面孔的招数。
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应该清楚，这个社会因赤贫无助而潦倒绝望的人远远不止一个陈水总一个。政府同样也该清楚，并不是每一个走向死路的人都如唐福珍一样只会焚烧自己！如果执意要把底层都逼上绝路，那么，义和团的暴民一定会在某一天卷土重来！
厦门事件，就是一起以暴政体制压迫民众、并将恶果传导给社会无辜者的典型案例。
四
近年来，屡屡突发的暴力事件，或者针对无辜百姓，或者针对无助的婴幼，凶手无不选择一种同归于尽的方式，让卑贱而绝望的生命以最后畸变的罪恶，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在生不如死的苟活中，他们是命如草芥和蝼蚁，无人理会他们的表达和诉求，甚至屡屡抗争之后也只能苟延残喘。愚蠢的是，这个社会以其惯有的冷漠和敷衍、甚至是百般刁难和幸灾乐祸，彻底断绝了他们最后的生存希望。于是，他们只有逼上梁山，铤而走险，这几乎成了自古以来被压迫者绝望之中心有不甘的唯一选择！
比较美国政府的做法，与中国正好相反。美国政府对外非常强硬，而对内却像小媳妇一样，生怕怠慢了自己的国民。在他们那种对政府的瑕疵一丝也不放过的舆论传统习惯下，官员自然时时刻刻如坐针毡。所以由厦门纵火案，笔者觉得有三点必须引起习李当局的足够重视：一是当下官民之间的矛盾几成水火，互失信任；二是民众因无言论自由而失去宣泄怒火的合法出口；三是社会保障机制远远落后于正常国家的基本水平。
我赞同有位律师所指出的，“社会就像一辆大篷车。大家都在同一辆车里，如果一个人绝望，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因此，永远不要对他人的苦难求助无动于衷，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不是你和我。”
此时，不由想起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如果我们漠视了身边的受压榨、受迫害者们的凄惨遭遇，那么很快，有一天丧钟就会为我们、为他们，为每一个人而鸣！
陈水总自然死有余辜！我也赞成冤屈不该成为伤害无辜的理由，但把他一步步推向仇视整个社会的公权力更值得自省和忏悔。如果不真正解决这些悲剧产生的根源，类似这样的悲剧在今后必会越来越多。
一
据媒体披露，最近几年，年近60岁的陈水总多在附近打一些零工糊口度日。其间，还开过一间摊口只有半米宽的“麻糍”小摊，但最后又被城管取缔，从此完全丧失了生活来源。于是陈水总为了能够得到社会的基本生活保障而不厌其烦地跑派出所更正相关年龄登记，以便办理社保。但去后总被告知不予受理。可这个满怀希望的上访者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于是，他锲而不舍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跑这个事，然而次次都无一例外地碰壁而归。岂但如此，公安衙门里的态度一次比一次更令人绝望。最后直到白“跑了22趟无果”之后，才一怒之下爬上公交车纵火犯罪。
笔者本人也曾深有体会。在申办各种证件、手续时经常会遇到那些冷冰冰的面孔，甚至居高临下的训斥。但每次都忍了。很多时候想要投诉，其实连门都找不着。即使投诉了，又有多少成功的机会呢？官官相护、不了了之是官府里处理投诉案件时的惯例。因此许多“屁民”在面对官府的高大门禁时，通常都习惯于低眉顺眼赔笑脸，仿佛是在练就自己的超强忍耐力。从陈水总的爆发从反面也可证明，我们这个民族对欺压、对侮慢、对挑衅的忍耐力恐怕是全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强韧的。笔者相信，像笔者这样耐受力很强的人，在中国绝对多得遍地皆是。但是，一万个、一百万个绝望者之中，就很有可能冒出那么一两个因绝望而不惜走向极端的“恐怖分子”出现。
与此相反，那些有钱、有关系的自己人甚或酒肉朋友，就根本不用像陈水总这样来来回回奔忙22趟之多，甚至一趟都不用，只需一个简单的电话或一餐轻松的饭局就可以把一切公章搞定。这便是大陆长盛不衰的“潜规则”。
二
2008年在上海发生的杨佳事件，其实也是因衙门的行政不作为而导致的一场悲剧。而这次厦门的纵火案与5年前的杨佳事件在性质上并无不同。要说有不同，只是死伤的人数和报复的具象存有差别而已。
这里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杨佳事件的起因。2007年10月5日，青年杨佳在上海街头租用了一辆自行车，但被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的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地视为“黑车”，并在杨佳出示了相关证明字据的情况下，仍然被坚持人车俱扣。而且当时更为恶劣的是，警察们使用了他们习以为常的手段对付杨佳——一顿痛殴。虽然事后警察也发现打错了杨佳，但拒不道歉。杨佳后来从拘留所被释放后去医院检查，结果令他惊愕到难以接受的创痛程度：因性器官受损将无法生育。于是杨佳拿着医生证明到闸北分局去讨说法，要求赔偿，但闸北这个衙门却想敷衍了事，不理不睬。而且该局某领导还威吓杨佳“你不要再闹了，再闹就抓起来”。最终在杨佳经过长达大半年的多次上访无果之后，他便开始陷于绝望之境了。2008年7月1日上午，杨佳携带长刀、面具等跑到闸北分局门口，抛投8个燃烧瓶纵火，然后从1楼一路冲上11楼，导致刺向6人，刺伤5人的悲剧。
杨佳走向极端的过程，就是被粗暴的公权力一步步激怒的过程。试想，如果在杨佳投诉时，公权力愿意放下其傲慢的身段，至少不是在杨佳多次上访无果还恶狠狠地甩下威胁的恶语，那么，后来的悲剧还有机会发生吗？杨佳事件发生后，为什么那么多人同情杨佳，而不是同情无辜的受害者——警察呢？这难道不值得官府反思吗？
三
现在很多社会矛盾，如果聚焦为一点，起因都是源于衙门的官员对老百姓欺压太甚造成的。如果这些官员的任命，不是来自他们的上司，而是来自于人民的选票，可以肯定无疑的断言，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将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可喜变化
为什么前一段时期，中国的民间论坛会纷纷探讨“革命”的可能性？这不是明摆着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了吗？前述的陈水总、杨佳之类，看起来是地道的最弱者。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基本尊严，甚至没有活路可走。但是，当他把绝望的怒火化作公交车里的滚滚烈焰时，那一瞬间不就成了他自己的最强者吗？
历史上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也好，一路杀将而来的李自成也罢，别忘了当初他们也曾是奉公守法的顺民。水泊梁山的无数好汉，哪一个不是当年从良民走上不归之路？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完全堕落成以权钱说话的社会，无权无势者几无生存的空间。像杨佳、陈水总这样命如草芥的社会地层，根本不可能产生与公权力平等地对话的客观条件。当他们依循合法渠道得不到任何平等友好回应的情况下，当他们被置于公权力粗暴对待的可怜处境下，除非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否则想不出还有什么能感动官员们那张冷漠面孔的招数。
高高在上的政府官员应该清楚，这个社会因赤贫无助而潦倒绝望的人远远不止一个陈水总一个。政府同样也该清楚，并不是每一个走向死路的人都如唐福珍一样只会焚烧自己！如果执意要把底层都逼上绝路，那么，义和团的暴民一定会在某一天卷土重来！
厦门事件，就是一起以暴政体制压迫民众、并将恶果传导给社会无辜者的典型案例。
四
近年来，屡屡突发的暴力事件，或者针对无辜百姓，或者针对无助的婴幼，凶手无不选择一种同归于尽的方式，让卑贱而绝望的生命以最后畸变的罪恶，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在生不如死的苟活中，他们是命如草芥和蝼蚁，无人理会他们的表达和诉求，甚至屡屡抗争之后也只能苟延残喘。愚蠢的是，这个社会以其惯有的冷漠和敷衍、甚至是百般刁难和幸灾乐祸，彻底断绝了他们最后的生存希望。于是，他们只有逼上梁山，铤而走险，这几乎成了自古以来被压迫者绝望之中心有不甘的唯一选择！
比较美国政府的做法，与中国正好相反。美国政府对外非常强硬，而对内却像小媳妇一样，生怕怠慢了自己的国民。在他们那种对政府的瑕疵一丝也不放过的舆论传统习惯下，官员自然时时刻刻如坐针毡。所以由厦门纵火案，笔者觉得有三点必须引起习李当局的足够重视：一是当下官民之间的矛盾几成水火，互失信任；二是民众因无言论自由而失去宣泄怒火的合法出口；三是社会保障机制远远落后于正常国家的基本水平。
我赞同有位律师所指出的，“社会就像一辆大篷车。大家都在同一辆车里，如果一个人绝望，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因此，永远不要对他人的苦难求助无动于衷，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下一个不是你和我。”
此时，不由想起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如果我们漠视了身边的受压榨、受迫害者们的凄惨遭遇，那么很快，有一天丧钟就会为我们、为他们，为每一个人而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