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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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鉴康律师(网络图片)

 


 

也许是我出生的年代有些晚了。西安的一次邂逅让我遇到了本文的主人公——传奇书生张鉴康。当别人向我介绍他的背景时,自诩为民间独立媒体人、网络观察家的我竟然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介绍的人谈到:张鉴康是老一辈的维权律师,与高智晟律师属于同一时代。也许是高律师所独遭遇的残酷惩罚,让他在律师界更有名气与影响力了吧。

 

那次讨论会上,济济一堂的律师,我确定了只采访他一人。也许与我一向讨厌锦上添花的天性有关。我发现这个别人口中老一辈维权律师身上丝毫没有昔日英雄该有的身影与姿态。灰白凌乱的头发、略显萎顿枯黄的面色,让他看起来十分憔悴。我知道一个律师一旦失去了职业资格就会陷入生活的困顿与拮据;而由于年代的久远,他们已经失去了对公众关注力的持续吸引。这样的人往往处境糟糕,但不为人所知。这也是我想对他进行访谈的初衷。

 

回忆是为了不忘却!回忆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这个昔日战士的注目!

  

我例行的认为就是一个简单的访谈。不外乎谈谈他的维权经历、当前处境以及对继任者们的希冀。但事实让我出乎意外,我竟然像是无意中走进了一个富含宝矿的深山。与他整整交谈了六个小时,他身上具有了一切让我着迷的特性:文艺、哲思、智慧、泰然、沉静、性灵与修养。原谅我用了这么多美好的词汇形容他。因为这并不溢美,相反还无法完整、立体的描摹他、勾勒他。

 

我们落座在一家茶楼的雅间。得知他喜欢围棋,九七年曾入围全国业余围棋比赛四段的经历,我便兴奋的向他讨教了起来。在白茶芬芳的清韵之中,我们围绕着黑白天地捉对厮杀了起来。许是我的棋艺太过初级,连入门都未达到,我并不能够完全领略张鉴康老师棋艺的精妙。但茶与棋的氛围让我们的访谈变得文艺了起来,轻松了起来!

 

张鉴康老师用他那平缓泰然的语调向我们介绍起了他的维权历程。不!应该说是生命历程。

              

一、追求文学与美的求学时代

 

出生于1961年的张鉴康,自幼喜爱绘画。原本打算考取美术学院但目标落空。1979年,张鉴康考取了兰州大学历史系,师从赵立生教授,与秦晖教授师出一门。双鱼座的张鉴康其浪漫是发自骨子里的一种气质,虽然与艺术专业失之交臂但他利用大学的业余时间选修了美学课程,高尔泰是他美学专业的授业恩师。可以说这个天之骄子、老牌大学生身上那种博学与修养,以及相类民国知识份子的儒雅气质,正得益于名师们的耳濡目染。据他自己回忆,他后来的摄影爱好也是因为绘画生涯终结之后的移情。一个具备了美学修养的艺术爱好者总是需要一种途径来释放他对美的追求,而摄影恰恰需要一个人具备极高的美学素养。

 

一个文艺爱好者,一个历史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那个年代最好的归宿与最常见的人生轨迹应该是坐在书斋里做些理论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走向了民主宪政这条充满艰辛、充满冒险的追求之路?

             

二、热血青年需李白

 

“其实,无论维权经历还是民主宪政之路都是一种对美的追求”!用张鉴康自己的话说:只不过这种“美”是自由之美、是人性之美、是制度之美、是公平正义之美。正因为热爱着这国、这家,我们才有了一种冲动,我们有责任通过一代人的努力让这国摆脱罪恶走向文明与美好。

 

“综观历史,有点风骨的文人哪个不是忧国忧民?”张鉴康老师不亏是学历史的,他用了一个历史的维度来诠释自己的观点。“也许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我自幼喜欢李白的狂放不羁与放浪形骸,喜欢他那种上天入地、仗剑天涯的快意与洒脱。不过,在李白放浪的外表之下有着一颗为生民请命的抱负心。但是天子呼来不上船的狷介个性让李白最终走向了与庙堂决裂!”这也是对张鉴康未来命运的一种启示。

 

大学毕业之后的张鉴康为了回到故乡照顾母亲,选择了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因为那里可以给他提供回原籍分配的名额。军队的保守与管制与张鉴康那颗爱自由的心有了极大的冲突。那时正好赶上八十年代校园民主运动的高峰(这也让他在民主的实践层次获得了熏陶),张鉴康的爱自由的天性在这里找到了契合点。也是这个时候,他内心深处的价值判断与取舍完成了第一次塑造。

 

“我从来没想在部队长久待着,这只是为了回故乡的权宜之计。尤其当老邓说出那句大学管不好就军事管制的话更加让我反感。这也加快了我离开部队的步伐”。

 

三、民主自由理念的意识觉醒

 

从小叛逆的张鉴康,彼时并未完成系统的、自觉的民主思想体系的建构。虽然在学生时代与校友谈到中国未来的政治框架如何建构时,多党制的观念就已经植入了内心;1979年代,魏京生他们办的民主刊物《探索》被禁,张鉴康还偷偷办起了《新探索》。不过,那时对共产主义理念还没有进行理性的过滤与清理。他还会因女友寄来的团徽而激动不已。

 

后来在部队那段时间,随着全国民主思潮的萌芽,校园民主运动的兴起让张鉴康具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加上阅读量的增加,他的内心发生了蜕变。“对共产主义理念的全面摈弃与对未来政治方向的选择几乎同时发生”。这也是张鉴康为自己将来的人生之路完成的一次抉择。

 

当时,分到部队的大学生,有一大批受到了自由民主思潮理念的呼召。张鉴康有意识的将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传递给部队学生,尝试的结果就是被批判、被处罚。这对他也是一个触动,讲课不自由、教案要受审查、上课还有监控,这些都让他决心离开部队。1987年张鉴康借着邓小平提出裁减军队100万人的时机,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提出离开的请求。

 

“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送礼,目的就是为了离开。当时,送的是一幅云子围棋。我把它送给了正师级干部(当时我的教研室主任)的儿子。也许在我这种书生个性的人看来,送围棋可能显得不那么肮脏”。张鉴康说到这里自嘲的笑了起来。

 

四、那代人的血与火

 

那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离开部队的张鉴康看中了文物园林局,他认为那里比较清幽适合做一些学术研究。可这次因为没有送礼,他的名额被挤掉了。他被分配进了司法局理论研究室。这也是后来他走向维权之路的一个偶然因素,但其中蕴含了个性的必然选择。

 

分配到司法局后,局里面的领导认为理论研究不多,需要的实务人员比较多,就建议张鉴康去律师事务所。当时的律师事务所还隶属于司法局,没有独立出去。张鉴康认为做律师可以为民请命,就爽快的答应了。

 

正是在张鉴康还在努力学习着如何做一个好律师的那段时间,那场举世震惊的广场流血事件发生了。

 

“记得89年胡耀邦去逝之际,我路过西北政法学院,看到条幅和追悼文写着《耀邦一亡就散邦》,心里一惊,就知道肯定要发生什么事情了。由于胡耀邦在青年知识份子和学生中的影响力,为纪念他的逝世,学生要求游行。律师们也去围观了那场游行,但并没有喊口号,后来游行队伍逐渐加入了老师、市民还有警察。当时,我还在部队大院住着。部队的人也分成了两派:师级以上的老人主张镇压、其他大部分人同情学生……”

 

“当时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等七八家媒体也倒向了学生。人民日报还宣称从今天起我们真正成了人民的日报;中央电视台宣称从今天起我们终于开始成为人民的喉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那场游行。我始终观察着这场学潮对共产党的冲击以及共产党的动向。直到6月4号,广场的那声枪响。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那是一个血与火的年代!是我们那一代人永远抹不去的惨痛记忆……”

 

五、运动过后的繁荣与萧条

 

“我常想着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到底给我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我记得西安街头的老百姓议论着要把解放军用麻袋装起来丢到护城河。老百姓还流传着47军要来西安,大家用石头麻袋将道路堵住,只留下了人行通道,准备巷战。……”

 

“我记得中央电视台美丽的女主播杜宪穿着黑色的衣服带着一朵白色的花,她用念悼词一般的声音沉痛的说道:今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清场完毕……她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从此她就像自由女神像般的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一代人的血与火就这样落幕了!早已清洗干净的广场重新迎接着熙熙攘攘的游客,似乎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只有我们知道那满目的血痕像个怪兽一样时不时的撕裂着、拷打着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无法忘却!……”

 

“悲剧发生之后,剩下的我们还需要活着。……”

 

“经济的繁荣暂时掩盖了政治的血腥。在拜金思潮与恐怖镇压之下的人们失言了。我们每个人被经济大潮裹挟着不由自主的往前跑着。从此,大学里没有了关于自由、民主与宪政的讨论,学生们更多关注的是考研、升学与就业;我们为赚钱、为房子、为生存忙碌着。……”

 

六、拉开律师生涯的幕布

 

“运动过后,我也从临时实习律师转为实习律师。九零年开始,陆续的接触到学运学生案件……”

 

“当时有个现象,学运过程中只有口号没有组织与组党,学运被镇压之后陆续出现了组党与组织的形式。当时许多学生领袖开始了逃亡及被抓捕的过程。那个时代对律师的控制还不严,家属还可以找律师代理这类案件……”

 

“当初,我代理了一起比较知名的案件:张明成立民主救国委员会的案子。当时,一级一级的司法系统传递上面的旨意,这个案子只能做有罪辩护。我是这个案子的第一要犯的辩护人,但是当我仔细研读案卷之后发现我的当事人并没有加入组织,他只是在论坛上发表文章。我认为他是无罪的,决定为他做无罪辩护。记得当时和我的律所主任商讨一定要做无罪辩护,即使不被采纳也要为历史的走廊留下回响……”

 

“我记得运动刚过,我还曾匿名写下《一个老大学生给邓小平老人的一封信》。就是用着这种方式为那些蒙难的学生捐款帮助他们的家人,也许这会让我的煎熬少一些。就这样,在筹款、救助被捕学生、为学生提供辩护的行动中开始了我平静又不平静的律师生涯……”

 

“总结那段时间的经历:我的政治角色并没有明确,我只是扮演着一个律师的角色。1993年,我被特批为正式律师……”

 

七、后广场时代的维权行动

 

1993年成为正式律师之后的张鉴康签名了一份《团结保卫人权》,之后被当局正式关注,绳索逐渐勒紧。

 

1999年打击法轮功的时候,张鉴康接触了大量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前期大部分法轮功学员被关学习班,后来被以破坏法律秩序罪关在监狱的学员逐渐多了起来。2003年前后,这样的案子越来越多。当时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案子,张鉴康与一些老资格的人权斗士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法轮功应该镇压。但他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无论是否赞成别人的信仰主张,仅从人权与司法救济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得到司法救济和帮助。

 

与十年前的学生运动不同的是,当初关注学生运动的人非常多,而十年后的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的事件关注的人非常少。此时的律师大多忙着做经济案、民商事案赚钱。人权案件由于收入微薄、有政治风险,没有人愿意代理。

 

直到2005年高智晟律师的出现,他的出现如同漆黑夜空中出现的一缕星光。当时,作为陕北律师朱九虎的代理律师,高智晟来西安营救朱九虎,张鉴康才与高智晟律师第一次正式见面。

 

2006年,因郭飞雄被打事件让高智晟律师十分气愤,他要呼吁中国律师站出来为郭飞雄绝食,但彼时的中国律师太过麻木,不是忙着赚钱就是忙着和官府勾兑,能够站出来响应的寥寥无几,只有高智晟、张鉴康、郑恩宠等七人响应,于是七人一人一天开始绝食。为此,张鉴康还通过撰写《律师界无人》的文章批判了中国律师麻木、道德败落的现象。

 

高智晟律师因为代理法轮功案件,揭露法轮功迫害黑幕,被构陷入狱并被施以残忍的酷刑事件被曝光之后,引起了律师同行的震动。可以说高智晟律师的经历将中国律师的职业处境和人权待遇真实的呈现在世人面前。张鉴康、高智晟几个少数律师选择了从死磕法律转向死磕政治,但同时他们的遭遇也给了其他律师一个启示:磕政治危险,咱们还是磕法律吧。于是出现了磕法律的律师群体叫做死磕派律师。

 

这个死磕律师群体也就是现在的人权律师群体的前身。但是后来死磕律师遭遇到打压说明了当政者认为死磕法律也是不可控的,是有风险的。因为中国的法律问题其根源和症结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也许这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张鉴康他们算是第一代人权律师、维权律师与死磕律师。他们那代人的行动拉开了人权律师行动的大幕。现在越来越多的律师加入到人权律师行列,越来越多的人权律师自觉的选择了民主、宪政与法制作为自己内心的追求,这与那代人的呼召与感召是分不开的。

 

八、少李老杜忧国民

 

如果说年轻时候的张鉴康喜欢李白,进入中年以后的他却越来越喜欢杜甫。杜甫的沉郁与忧思处处体现出他的大悲悯情怀。杜甫的三吏三别深刻的刻画出了民间疾苦及在乱世之中身世飘荡的孤独。杜甫在自己悲苦的遭遇之下依然挂怀着那些倍受战祸摧残的老百姓。《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那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让杜甫登上了千古诗圣的高坛。

 

从2006年开始,张鉴康因为参与陈光诚营救、参与郭飞雄绝食、参与法轮功案件代理等等事件,频繁的被当局软禁。当局还通过司法局给张鉴康所在的律所施加压力,通过限制律所年检的手段逼迫他就范。经过了两次停业整顿的律所主任成了惊弓之鸟,不得已张鉴康退出了合伙人,成了普通律师。2007年彻底被停止执业。

 

于是,这个昔日的维权律师结束了自己将近20年的律师生涯,成为一个社会闲散人员。结束律师生涯之后的张鉴康到处打零工,与妻子开办幼儿园维持生计。伴随着日常生活的是每年至少两次的软禁。

 

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张鉴康的社会活动事务逐渐减少,2013年后针对他的稳控每年减少到一次,就是六四的那段时间。

 

日常生活、维稳之余,张鉴康就背起他的相机四处游走。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可以从摄影的快乐中暂时逃脱对命运的忧思”。这个在肉体上到处游走,像李白那样纵情于山水之间的老资历人权斗士,内心深处始终不能放弃杜甫般的忧思与悲悯。

 

于是就有了我们的这次访谈!

 

结束的时候,他还对年轻一代人提出自己的呼吁:“政治和民生密不可分,80/90一代的人要对政治多加关注,肩负起未来政治理念传播的责任。如果没有民主、宪政的保障,一切法律的正义、民生的果实都将可能得而复失。年轻人肯担当,这个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