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编著的《中国在历史的转折点：当代十贤访谈录》中的十位老人，都在民国时期接受过奉孙中山为“国父”、奉“三民主义”为国教的高度党化神化的所谓“公民教育”。关于这一点，资中筠女士介绍说：“小学是有公民教育课的，从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教起，就是基本的社会公德。高年级还有小学生的自治组织‘童子军’，轮流值班做服务性工作，还有‘日行一善’，等等。”
像这样等同于“社会公德”的所谓“公民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严重败坏公民意识的奴化教育。真正的“公民教育”应该教给在校学生的，是前面谈到过的以一个人的自由自治、当事双方的契约平等、民间社会的民主授权、政治制度的宪政限权、人类共同体的博爱大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最基本的价值要素的价值谱系、价值信仰、价值常识。具体到资中筠个人来说，正是民国时期的伪公民教育直接导致她丧失自我的随波逐流。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果我先在国内，一定参加‘鸣放’，我很可能变成右派，因为我对党是无所保留的。假如没参加‘鸣放’，‘反右’运动中留在国内，我又很可能变成积极分子，批判别人。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没有脑子，只知道紧跟。”
1985年，茅于轼从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同样是在这一年，资中筠被应聘到美国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88年，资中筠担任所长，1996年辞职退休。资中筠认为，这是她开始解放思想也就是“越想越明白”的一段时光：“慢慢看透了体制，也明白了中国到底应该走怎么样的一条道路。”
关于当下的“国学热”与普世价值的尖锐对立，资中筠在访谈录《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中分析评论说：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和美国研究的专家学者，资中筠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全球化的理论视角，用她自己的话说：“美欧的经济还是会起来的，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的。我们也不可能永远优越下去的，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人的脑筋可能会清醒一些。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其实我觉得看问题需要新视角，一个是全球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真正的以人为本。片面的国家主义以牺牲广大国民的实际福祉来满足某种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专政。”
谈到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的未来路径，资中筠给出的是一剂担当“道统”的“启蒙”药方：“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先摆脱当‘帝王师’的梦想，既然左右不了政治，就离远点儿，别掺和了，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别人。其实‘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在录入《资中筠自选集•士人风骨》一书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中，资中筠对于所谓“道统”另有解释：“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但是，资中筠的如此表态不过是解放了一个祈盼仰望“明君”的所谓“颂圣文化”的小枷锁，却依然保留了一个被她称之为“道统”的大镣铐。道理很简单，生活在以人为本的现代人类共同体之中的主体个人，所信仰的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自然和谐的多层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价值谱系、价值信仰、价值常识；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用中国传统的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偶像的“道统”思维，也就是自以为身份特殊并且绝对正确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天理人欲、成王败寇、非此即彼、单边片面、是非分明的点线思维；来加以限定牢笼的。相对于主体个人不可替代的自由自治和人类共同体不可替代的博爱大同来说，资中筠所谓的“民族精神”与她明确反对的“国粹”、“国学”一样，只是一种可以被主体个人自由替代和自主置换的狭隘片面的集体意识；并不具备人类共同体中普遍适用并且不可替代的永恒价值，也完全没有高调“振兴”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至于1919年5月4日前后由陈独秀等人通过《新青年》杂志所宣传的所谓“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人类共同体以人为本的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自然和谐的多层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价值谱系、价值信仰、价值常识的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的混淆曲解。科学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人与自然以及人本身的自然本能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主要解决人类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的合法授权程序的民主，在学理层面上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类共同体中的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先进文化，无论如何都不是民主与科学能够概括界定的。
像这样等同于“社会公德”的所谓“公民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严重败坏公民意识的奴化教育。真正的“公民教育”应该教给在校学生的，是前面谈到过的以一个人的自由自治、当事双方的契约平等、民间社会的民主授权、政治制度的宪政限权、人类共同体的博爱大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最基本的价值要素的价值谱系、价值信仰、价值常识。具体到资中筠个人来说，正是民国时期的伪公民教育直接导致她丧失自我的随波逐流。用她自己的话说：“如果我先在国内，一定参加‘鸣放’，我很可能变成右派，因为我对党是无所保留的。假如没参加‘鸣放’，‘反右’运动中留在国内，我又很可能变成积极分子，批判别人。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没有脑子，只知道紧跟。”
1985年，茅于轼从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同样是在这一年，资中筠被应聘到美国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88年，资中筠担任所长，1996年辞职退休。资中筠认为，这是她开始解放思想也就是“越想越明白”的一段时光：“慢慢看透了体制，也明白了中国到底应该走怎么样的一条道路。”
关于当下的“国学热”与普世价值的尖锐对立，资中筠在访谈录《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中分析评论说：在经济实力增强之后，国学也热起来，好像这样就爱国了。其实，现在“国学热”受到鼓励是为了抵制普世价值。一百年来都是这样，每当改革到攻坚的关键时刻，老一套就又回来。接受了船坚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业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时候，“国粹派”就出来了，反市场经济的民粹主义也出来了，他们说，我们国家原来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说自古以来就没有落后过！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和美国研究的专家学者，资中筠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全球化的理论视角，用她自己的话说：“美欧的经济还是会起来的，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的。我们也不可能永远优越下去的，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人的脑筋可能会清醒一些。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其实我觉得看问题需要新视角，一个是全球的角度，一个是人的角度，真正的以人为本。片面的国家主义以牺牲广大国民的实际福祉来满足某种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专政。”
谈到中国人以及中国社会的未来路径，资中筠给出的是一剂担当“道统”的“启蒙”药方：“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先摆脱当‘帝王师’的梦想，既然左右不了政治，就离远点儿，别掺和了，更加独立地去好好考虑一些问题。……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别人。其实‘启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例如我自己就经历过长期自我启蒙，在这过程中也受到过许多人的启发。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对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与‘西化’或外部压力无关。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个人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现在空间还是有的，有多少空间利用多少空间，尽人事听天命。现在毕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已经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点，能够看到这里那里经常出现一些好文章和思想，问题是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亮点连成一片？这就是启蒙。所以，现在是重建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担当的时候了。”
在录入《资中筠自选集•士人风骨》一书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中，资中筠对于所谓“道统”另有解释：“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建设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但是，资中筠的如此表态不过是解放了一个祈盼仰望“明君”的所谓“颂圣文化”的小枷锁，却依然保留了一个被她称之为“道统”的大镣铐。道理很简单，生活在以人为本的现代人类共同体之中的主体个人，所信仰的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自然和谐的多层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价值谱系、价值信仰、价值常识；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用中国传统的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存天理，灭人欲”的神圣偶像的“道统”思维，也就是自以为身份特殊并且绝对正确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天理人欲、成王败寇、非此即彼、单边片面、是非分明的点线思维；来加以限定牢笼的。相对于主体个人不可替代的自由自治和人类共同体不可替代的博爱大同来说，资中筠所谓的“民族精神”与她明确反对的“国粹”、“国学”一样，只是一种可以被主体个人自由替代和自主置换的狭隘片面的集体意识；并不具备人类共同体中普遍适用并且不可替代的永恒价值，也完全没有高调“振兴”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至于1919年5月4日前后由陈独秀等人通过《新青年》杂志所宣传的所谓“以民主和科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人类共同体以人为本的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自然和谐的多层级、多元化的价值要素、价值谱系、价值信仰、价值常识的似是而非、一知半解的混淆曲解。科学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人与自然以及人本身的自然本能之间的复杂关系，与主要解决人类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权力的合法授权程序的民主，在学理层面上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人类共同体中的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先进文化，无论如何都不是民主与科学能够概括界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