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八项作风规定后，身兼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也开始“从严治军”。 在视察广州战区部队时，习近平登军舰，进战车，同战士进餐时自己打饭，官媒称赞说，“凸显了一位全军最高统帅的全新形象”。
前两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上台前与军队毫无渊源，而习近平在“文革”结束后当过当时的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在中共的军事权力序列中，国防部虚有其名，不具决策权，但习近平毕竟由此与军队有了些联系，也知晓几分军队上层的运作模式。很快，耿飚因为属于叶剑英派系，随着最高权力由叶剑英向邓小平转移而不得不退休，习近平随即被父亲安置到河北基层任职，从此不再与军队有关联——勉强说有关联，就是他的妻子彭丽媛是家喻户晓的“将军歌唱家”，是如假包换的现役军人。直到三十多年后，习近平再度与军队拉上关系时，已是今非昔比，成了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全军上下都要齐声向“习主席”宣誓效忠了。
中国的解放军，不是国防军，甚至也不是党军，而是私相授受的“某家军”。这倒是符合中国从杨家将、岳家军、湘军、淮军、北洋军一直到蒋介石的“中央军”的传统。毛泽东从占山为王到席卷天下，关键就在于对军队的绝对掌握。直到毛咽气之前，解放军始终都是“毛家军”。林彪对此一清二楚，所以才念念不忘“政权出自枪杆子”。毛泽东借用林彪这把最锐利的“枪杆子”打击政敌，却也容不下林彪这个对军队的影响力太大的元帅。而林彪虽然号称副帅，战时指挥千军万马，定鼎之后却连一个排的军队都不能调动，最终死无葬身之地。可见，任何一个中共之党魁，若不能掌握军队，就不能拥有全权。比如，赵紫阳轻易就被邓小平罢免，比如江泽民上台之初需要军队为之“保驾护航”。那么，习近平如何治军？
党已腐败，军又如何？
习近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多番强调要从严治军。他提出「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思想，要求军队加强实战训练。日前，中央军委更是下发《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显示习近平选择的是“毛式治军”之偏方。
近年来，解放军军心涣散，内部宴会饮酒成风，高级将领腐败案屡有发生，军官提拔也出现老乡拉帮结派互相提携的现象。习近平希望以反腐提升其在军队内外的威望，针对军队的“十项规定”甚至比针对政治局的“八项规定”更严，明确要求军内宴会不得饮酒、军委委员不得擅自题字、坚决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等等。
在该《规定》中，还有一项具体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五十五岁以下的团级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未有基层任职经历的干部和连职以下机关干部必须“当兵”和“蹲连”。干部“当兵”，要戴列兵军衔，与连队官兵实行“五同”（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劳动、同娱乐）。“蹲连”是下到连队，一般住在班排。《规定》指出，旅团级单位每季度、军师级单位每半年、总部和军区级单位每年至少一次“当兵”或“蹲连”，每次不少于十五天；旅团级单位的机关干部每三年、军师级单位的每四年、总部和军区级军官每五年，一般应安排“当兵”或“蹲连”一次。“当兵”重点安排在先进基层单位和驻边远艰苦地区部队，“蹲连”重点安排在“小、散、远、直”单位（指人员较少、高度分散、远离机关的基层单位和团以上机关直属单位）和执行重大任务单位。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称，部队领导当兵蹲连是军方优良传统，既可助了解基基层实情，亦可防治庸、懒、散、奢等“机关病”。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解放军曾兴起领导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提出全体干部每年参加体力劳动一个月，军官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
但是，毛式治军，早已不合当今的时势。习近平刻舟求剑，愚不可及。以上规定，很可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中共党政军系统早已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党政军一体化，当然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既然一切向党看齐，党已腐败，军又如何？由一个腐败透顶的党来领导的军队，能纯洁无瑕、军令如山、百战百胜吗？举例来说，肥胖如猪猡的毛新宇，居然官拜少将，毛少将会奉命到基层去“当兵”和“蹲连”吗？毛少将能与普通士兵一起操练和劳动吗？如果他能身体力行，一定能成功减肥。我们等着看他几个月后的照片就一清二楚的。毛少将的肥胖指标若降不下来，习近平下基层的号召就是大话连篇。
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启动政治改革，是实行民主宪政。一旦民主转型开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官僚腐败必能得以遏制，军队腐败亦能迎刃而解。但是，习近平拒绝走民主宪政之路，声称共产党可以“自我反腐”，岂非自欺欺人？党的腐败无法解决，又怎能要求军队“一片冰心在玉壶”？
反腐首先要从最高当局反起。《纽约时报》报道温家宝家族的腐败情况，彭博社报道中国诸元老家族的腐败状况以及习近平亲属拥有的巨额财富，这些信息本该纳入司法机关的视野，若能从这些个案开始调查，必能顺藤摸瓜，抓出真正的大老虎来。然而，中共当局对这些宝贵的资讯视而不见，反倒将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的数十名公民逮捕入狱、酷刑折磨。如此一来，中共声情并茂的反腐口号、气势如虹的反腐决心沦为笑柄，习近平以民粹主义凝聚民心的策略也顿成泡影。
解放军不是国防军，而是“习家军”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两名强人基本实现了对军队的绝对掌控。而江泽民和胡锦涛不是打江山的枭雄，就只能用经济利益羁绊军队，满足军方不断膨胀的欲望。到了习近平上台时，习近平因为具备红二代的背景，且中共的执政危机日渐严峻，便企图打造一支如臂使指的“习家军”，使之成为权力的坚实后盾。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二炮司令员魏凤和和政委张海阳的联名文章，称要“自觉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权威，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司令和政委同时为一篇文章署名，近年来极为罕见，而且兩人还特别强调对习近平的个人效忠。有人分析说，这是因为张海阳一度与薄熙来过于接近，他要借此漂白自己。然而，魏凤与薄熙来并无渊源，与张海阳亦非肝胆相照的兄弟，不必与张海阳联袂行动，为之背书。那么，这篇“两人同心”的文章，其出笼的原因决非如此简单。若无习近平的授意，魏张二人不敢如此造次，况且《求是》杂志也非军方的私家花园。
所谓二炮就是“战略导弹部队”。在解放军各军种中，第二炮兵部队掌管着解放军所有陆基战略、战术导弹力量，并大力发展反舰弹道导弹。在习近平接任军委主席后，首先将该部队新领导人晋升为上将，直接反映出习近平对二炮的重视程度非同寻常。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习近平会见二炮党代会代表时，称二炮是“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有意思的是，作家王力雄在预言小说《黄祸》和《转世》中，塑造的主人公即为掌握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副总参谋长王峰，是一个与张海阳类似的将门之后。王峰为了在中国建立法西斯政权，不惜暗杀中共总书记，用核武器攻击台湾，挑动美苏大战，导致中国全面崩溃。习近平当然不可能看过小说《黄祸》和《转世》，但他深知军权尤其是二炮的重要性，故而先让二炮的两名长官撰文表示效忠，其他兵种和军区自然就应者云集。
中央军委此次明确规定，“军委同志代表军委发表讲话和文章、个人发表涉及重大敏感问题的讲话和文章，须报军委批准”。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规定只是限定军委成员的言论自由，对一般将领的公开发言却未作硬性规定。故而，某些鹰派的太子党将领，如罗援、朱成虎等人，仍然在媒体上就中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发表所谓的“个人意见”。在涉及南海、钓鱼岛等领土争端时，他们大胆放言发动战争，甚至抛出“琉球地位未定论”，向日本和美国示威。习近平为什么对这些明显是“犯上”和“越界”的言论假装没有看见呢？因为这些人物都是他故意安排的棋子。刘源、张海阳是红二代，他们在上层为习近平占据要津；罗援、朱成虎也是红二代，他们在公共领域为习近平摇旗呐喊。前者是鹰，后者是犬，“习家军”缺一不可。
习近平不愿对党国的体制动大手术，自然也不愿对军队体制全面改革。军队国家化，变党军为国防军，本是解放军唯一的自救之路，如今却为言论之大忌、“反动”之思想。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习近平的打造一支隶属于他个人的军队的梦想能够成功吗？
解放军将重蹈南斯拉夫人民军之覆辙
中共的外围媒体新加坡《联合早报》大肆赞扬习近平的治军思维，并为中共的党指挥枪的弊政辩护：“中国‘党指挥枪’的原则显然是非常成功的。近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一直饱受频繁的军事政变之苦，政权在文人和军人之间轮流转。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都频繁发生军人政变和军人政权。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过，这和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有关。……不管以后如何变化，在现阶段，‘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仍然适用中国，而且非常有效。”真是满纸荒唐言，“党指挥枪”的封建陋习，根本不能防止军事政变的发生。林彪横死与四人帮垮台，不都是军事政变？“六四”屠杀，更是一场赤裸裸的军事政变。假如“党指挥枪”的体制如此先进，新加坡自己为什么不效仿之呢？
事实上，正是此种陈旧不堪的意识形态，使得解放军定位模糊、缺乏愿景、丧失民心。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之后，邓小平盛赞的作为“共和国卫队”的军队，在民众心中的地位跌至低谷，至今仍未得以恢复。虽然军方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经济利益，瓜分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却再也未能赢得人民的尊重和爱戴。在越来越频繁的官民对峙的“群体性事件”中，当局平平调动军队镇压民众的抗议。本来是保家卫国的军队，成为“刺刀向人民身上捅去”的刽子手。这种“与民为敌”的处境，军方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都颇为焦虑。
而习近平继续以毛泽东的模式治军，解放军的状况会迅速恶化，在未来的变局中，甚至会重蹈当年南斯拉夫人民军之覆辙。
曾任南斯拉夫驻欧共体代表的南斯拉夫政治家塞洛布恩雅在《南斯拉夫分裂大戏》一书中，论及人民军在南斯拉夫分裂、崩溃、内战中的作用时，敏锐地指出：“这支曾经意气昂扬的军队最后遭到各方厌恶，变得虚弱、低靡、茫无目的，对一直曾经拥有坚强战斗传统和完好名声的军队来说，简直是个荒谬的结局。”那么，这支人数超过五十万、曾经是欧洲最强大的作战部队之一的军队，为何沦落到此种地步？
塞洛布恩雅认为，就像在其他所有由共产党主宰的国家一样，军队效忠党，并且接受共产主义为其正式的意识形态。铁托常说，南斯拉夫人民军是塑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和情感的真正熔炉之一。然而，正是党军一体化的建构，使得“这支军队无法及时适应多党政治的新现实，以致在冲突出现时，显得处境尴尬，难以立即做出中立不倚的抉择。”
由于长期的党化教育和洗脑灌输，使得人民军空有“人民”二字而与人民的利益背离，就像解放军空有“解放”二字却成为党奴役人民的工具一样，当国家和社会的转型牵一发而动全身时，军队却还深陷在旧日体制的泥沼之中。很快，“效忠的那个政治官僚体制瓦解之后，在军队中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而各共和国相继脱离联邦，又煽动了许多人改变其效忠对象——也可以说是叛逃，大批官兵流出南斯拉夫人民军，加入了新共和国和民族主义的军队。”人民军的官兵在封闭的系统中，根本不知道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盲目信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等训导，当这些虚伪的意识形态随着官僚体制一起灰飞烟灭的时候，人民军的官兵就失去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目标，从而成为米洛舍维奇这样的野心家的掌中玩物。而米洛舍维奇的垮台，也就意味着人民军的寿终正寝。
这是人民军的悲剧，也是南斯拉夫的悲剧。如果人民军是一支西方式的终于宪法和民主的国防军，南斯拉夫的内战未必会如此血腥和漫长。塞洛布恩雅得出结论说：“南斯拉夫人民军的行为暴露出，在这支军队的本质里，以及在这支军队所扮演的角色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形象和战斗能力之所以瓦解，正是这些问题造成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南斯拉夫人民军所效忠的，是正在消逝中的铁托主义南斯拉夫架构。”今天的解放军不也是如此吗？
解放军仍然是一支深刻地打上了毛泽东的烙印的军队，在被冠以“习家军”的帽子之后，它就更难成为中国即将到来的和平转型的正面因素了。而中共一旦崩溃，解放军也会随之崩溃；中共难以起死回生，解放军也难以起死回生。赢是双赢，正如今天党政军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垄断；但输亦是全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虽然解放军武装到了牙齿，亦无从拯救中共走向灭亡之命运。
“习家军”的未来是幽暗而苦涩的，习近平和共产党也一样。
前两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上台前与军队毫无渊源，而习近平在“文革”结束后当过当时的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在中共的军事权力序列中，国防部虚有其名，不具决策权，但习近平毕竟由此与军队有了些联系，也知晓几分军队上层的运作模式。很快，耿飚因为属于叶剑英派系，随着最高权力由叶剑英向邓小平转移而不得不退休，习近平随即被父亲安置到河北基层任职，从此不再与军队有关联——勉强说有关联，就是他的妻子彭丽媛是家喻户晓的“将军歌唱家”，是如假包换的现役军人。直到三十多年后，习近平再度与军队拉上关系时，已是今非昔比，成了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全军上下都要齐声向“习主席”宣誓效忠了。
中国的解放军，不是国防军，甚至也不是党军，而是私相授受的“某家军”。这倒是符合中国从杨家将、岳家军、湘军、淮军、北洋军一直到蒋介石的“中央军”的传统。毛泽东从占山为王到席卷天下，关键就在于对军队的绝对掌握。直到毛咽气之前，解放军始终都是“毛家军”。林彪对此一清二楚，所以才念念不忘“政权出自枪杆子”。毛泽东借用林彪这把最锐利的“枪杆子”打击政敌，却也容不下林彪这个对军队的影响力太大的元帅。而林彪虽然号称副帅，战时指挥千军万马，定鼎之后却连一个排的军队都不能调动，最终死无葬身之地。可见，任何一个中共之党魁，若不能掌握军队，就不能拥有全权。比如，赵紫阳轻易就被邓小平罢免，比如江泽民上台之初需要军队为之“保驾护航”。那么，习近平如何治军？
党已腐败，军又如何？
习近平接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多番强调要从严治军。他提出「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思想，要求军队加强实战训练。日前，中央军委更是下发《中央军委加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显示习近平选择的是“毛式治军”之偏方。
近年来，解放军军心涣散，内部宴会饮酒成风，高级将领腐败案屡有发生，军官提拔也出现老乡拉帮结派互相提携的现象。习近平希望以反腐提升其在军队内外的威望，针对军队的“十项规定”甚至比针对政治局的“八项规定”更严，明确要求军内宴会不得饮酒、军委委员不得擅自题字、坚决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等等。
在该《规定》中，还有一项具体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五十五岁以下的团级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未有基层任职经历的干部和连职以下机关干部必须“当兵”和“蹲连”。干部“当兵”，要戴列兵军衔，与连队官兵实行“五同”（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劳动、同娱乐）。“蹲连”是下到连队，一般住在班排。《规定》指出，旅团级单位每季度、军师级单位每半年、总部和军区级单位每年至少一次“当兵”或“蹲连”，每次不少于十五天；旅团级单位的机关干部每三年、军师级单位的每四年、总部和军区级军官每五年，一般应安排“当兵”或“蹲连”一次。“当兵”重点安排在先进基层单位和驻边远艰苦地区部队，“蹲连”重点安排在“小、散、远、直”单位（指人员较少、高度分散、远离机关的基层单位和团以上机关直属单位）和执行重大任务单位。
《解放军报》发表评论称，部队领导当兵蹲连是军方优良传统，既可助了解基基层实情，亦可防治庸、懒、散、奢等“机关病”。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解放军曾兴起领导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在北戴河提出全体干部每年参加体力劳动一个月，军官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
但是，毛式治军，早已不合当今的时势。习近平刻舟求剑，愚不可及。以上规定，很可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中共党政军系统早已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潜规则”。党政军一体化，当然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既然一切向党看齐，党已腐败，军又如何？由一个腐败透顶的党来领导的军队，能纯洁无瑕、军令如山、百战百胜吗？举例来说，肥胖如猪猡的毛新宇，居然官拜少将，毛少将会奉命到基层去“当兵”和“蹲连”吗？毛少将能与普通士兵一起操练和劳动吗？如果他能身体力行，一定能成功减肥。我们等着看他几个月后的照片就一清二楚的。毛少将的肥胖指标若降不下来，习近平下基层的号召就是大话连篇。
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启动政治改革，是实行民主宪政。一旦民主转型开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官僚腐败必能得以遏制，军队腐败亦能迎刃而解。但是，习近平拒绝走民主宪政之路，声称共产党可以“自我反腐”，岂非自欺欺人？党的腐败无法解决，又怎能要求军队“一片冰心在玉壶”？
反腐首先要从最高当局反起。《纽约时报》报道温家宝家族的腐败情况，彭博社报道中国诸元老家族的腐败状况以及习近平亲属拥有的巨额财富，这些信息本该纳入司法机关的视野，若能从这些个案开始调查，必能顺藤摸瓜，抓出真正的大老虎来。然而，中共当局对这些宝贵的资讯视而不见，反倒将呼吁官员公布财产的数十名公民逮捕入狱、酷刑折磨。如此一来，中共声情并茂的反腐口号、气势如虹的反腐决心沦为笑柄，习近平以民粹主义凝聚民心的策略也顿成泡影。
解放军不是国防军，而是“习家军”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两名强人基本实现了对军队的绝对掌控。而江泽民和胡锦涛不是打江山的枭雄，就只能用经济利益羁绊军队，满足军方不断膨胀的欲望。到了习近平上台时，习近平因为具备红二代的背景，且中共的执政危机日渐严峻，便企图打造一支如臂使指的“习家军”，使之成为权力的坚实后盾。
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二炮司令员魏凤和和政委张海阳的联名文章，称要“自觉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权威，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司令和政委同时为一篇文章署名，近年来极为罕见，而且兩人还特别强调对习近平的个人效忠。有人分析说，这是因为张海阳一度与薄熙来过于接近，他要借此漂白自己。然而，魏凤与薄熙来并无渊源，与张海阳亦非肝胆相照的兄弟，不必与张海阳联袂行动，为之背书。那么，这篇“两人同心”的文章，其出笼的原因决非如此简单。若无习近平的授意，魏张二人不敢如此造次，况且《求是》杂志也非军方的私家花园。
所谓二炮就是“战略导弹部队”。在解放军各军种中，第二炮兵部队掌管着解放军所有陆基战略、战术导弹力量，并大力发展反舰弹道导弹。在习近平接任军委主席后，首先将该部队新领导人晋升为上将，直接反映出习近平对二炮的重视程度非同寻常。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习近平会见二炮党代会代表时，称二炮是“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有意思的是，作家王力雄在预言小说《黄祸》和《转世》中，塑造的主人公即为掌握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副总参谋长王峰，是一个与张海阳类似的将门之后。王峰为了在中国建立法西斯政权，不惜暗杀中共总书记，用核武器攻击台湾，挑动美苏大战，导致中国全面崩溃。习近平当然不可能看过小说《黄祸》和《转世》，但他深知军权尤其是二炮的重要性，故而先让二炮的两名长官撰文表示效忠，其他兵种和军区自然就应者云集。
中央军委此次明确规定，“军委同志代表军委发表讲话和文章、个人发表涉及重大敏感问题的讲话和文章，须报军委批准”。耐人寻味的是，这个规定只是限定军委成员的言论自由，对一般将领的公开发言却未作硬性规定。故而，某些鹰派的太子党将领，如罗援、朱成虎等人，仍然在媒体上就中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发表所谓的“个人意见”。在涉及南海、钓鱼岛等领土争端时，他们大胆放言发动战争，甚至抛出“琉球地位未定论”，向日本和美国示威。习近平为什么对这些明显是“犯上”和“越界”的言论假装没有看见呢？因为这些人物都是他故意安排的棋子。刘源、张海阳是红二代，他们在上层为习近平占据要津；罗援、朱成虎也是红二代，他们在公共领域为习近平摇旗呐喊。前者是鹰，后者是犬，“习家军”缺一不可。
习近平不愿对党国的体制动大手术，自然也不愿对军队体制全面改革。军队国家化，变党军为国防军，本是解放军唯一的自救之路，如今却为言论之大忌、“反动”之思想。但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习近平的打造一支隶属于他个人的军队的梦想能够成功吗？
解放军将重蹈南斯拉夫人民军之覆辙
中共的外围媒体新加坡《联合早报》大肆赞扬习近平的治军思维，并为中共的党指挥枪的弊政辩护：“中国‘党指挥枪’的原则显然是非常成功的。近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一直饱受频繁的军事政变之苦，政权在文人和军人之间轮流转。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都频繁发生军人政变和军人政权。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过，这和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有关。……不管以后如何变化，在现阶段，‘党指挥枪’这一原则仍然适用中国，而且非常有效。”真是满纸荒唐言，“党指挥枪”的封建陋习，根本不能防止军事政变的发生。林彪横死与四人帮垮台，不都是军事政变？“六四”屠杀，更是一场赤裸裸的军事政变。假如“党指挥枪”的体制如此先进，新加坡自己为什么不效仿之呢？
事实上，正是此种陈旧不堪的意识形态，使得解放军定位模糊、缺乏愿景、丧失民心。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镇压之后，邓小平盛赞的作为“共和国卫队”的军队，在民众心中的地位跌至低谷，至今仍未得以恢复。虽然军方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经济利益，瓜分了大量的国家财富，却再也未能赢得人民的尊重和爱戴。在越来越频繁的官民对峙的“群体性事件”中，当局平平调动军队镇压民众的抗议。本来是保家卫国的军队，成为“刺刀向人民身上捅去”的刽子手。这种“与民为敌”的处境，军方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都颇为焦虑。
而习近平继续以毛泽东的模式治军，解放军的状况会迅速恶化，在未来的变局中，甚至会重蹈当年南斯拉夫人民军之覆辙。
曾任南斯拉夫驻欧共体代表的南斯拉夫政治家塞洛布恩雅在《南斯拉夫分裂大戏》一书中，论及人民军在南斯拉夫分裂、崩溃、内战中的作用时，敏锐地指出：“这支曾经意气昂扬的军队最后遭到各方厌恶，变得虚弱、低靡、茫无目的，对一直曾经拥有坚强战斗传统和完好名声的军队来说，简直是个荒谬的结局。”那么，这支人数超过五十万、曾经是欧洲最强大的作战部队之一的军队，为何沦落到此种地步？
塞洛布恩雅认为，就像在其他所有由共产党主宰的国家一样，军队效忠党，并且接受共产主义为其正式的意识形态。铁托常说，南斯拉夫人民军是塑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和情感的真正熔炉之一。然而，正是党军一体化的建构，使得“这支军队无法及时适应多党政治的新现实，以致在冲突出现时，显得处境尴尬，难以立即做出中立不倚的抉择。”
由于长期的党化教育和洗脑灌输，使得人民军空有“人民”二字而与人民的利益背离，就像解放军空有“解放”二字却成为党奴役人民的工具一样，当国家和社会的转型牵一发而动全身时，军队却还深陷在旧日体制的泥沼之中。很快，“效忠的那个政治官僚体制瓦解之后，在军队中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而各共和国相继脱离联邦，又煽动了许多人改变其效忠对象——也可以说是叛逃，大批官兵流出南斯拉夫人民军，加入了新共和国和民族主义的军队。”人民军的官兵在封闭的系统中，根本不知道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盲目信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等训导，当这些虚伪的意识形态随着官僚体制一起灰飞烟灭的时候，人民军的官兵就失去了“为谁而战”、“为何而战”的目标，从而成为米洛舍维奇这样的野心家的掌中玩物。而米洛舍维奇的垮台，也就意味着人民军的寿终正寝。
这是人民军的悲剧，也是南斯拉夫的悲剧。如果人民军是一支西方式的终于宪法和民主的国防军，南斯拉夫的内战未必会如此血腥和漫长。塞洛布恩雅得出结论说：“南斯拉夫人民军的行为暴露出，在这支军队的本质里，以及在这支军队所扮演的角色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形象和战斗能力之所以瓦解，正是这些问题造成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南斯拉夫人民军所效忠的，是正在消逝中的铁托主义南斯拉夫架构。”今天的解放军不也是如此吗？
解放军仍然是一支深刻地打上了毛泽东的烙印的军队，在被冠以“习家军”的帽子之后，它就更难成为中国即将到来的和平转型的正面因素了。而中共一旦崩溃，解放军也会随之崩溃；中共难以起死回生，解放军也难以起死回生。赢是双赢，正如今天党政军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的权力和财富的垄断；但输亦是全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虽然解放军武装到了牙齿，亦无从拯救中共走向灭亡之命运。
“习家军”的未来是幽暗而苦涩的，习近平和共产党也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