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曲折复杂、波澜壮阔，重大事件不过是平凡生活积累而出的浪花，这其中看似是人与人的外在冲突，仔细观察却是内在精神的碰撞，自觉或不自觉的信仰左右着每个人的行为。回望中国的八月，充满了阴冷的暴戾之气，少见温暖的爱之气息。那些信奉强权的人们往往披着傲慢的神圣外衣，得意一时；那些信仰爱的人们却谦卑而坚韧，让爱的希望永恒闪耀。
8月的第一天，在党文化洗脑中成长的大陆人，往往会想到中共的“八一建军节”，由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即中共所称“南昌起义”而来。这个日子是中共与国民党抛弃民国宪政的议会政治之后，拥有独立暴力组织的开端。而仅仅5年前，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国共准备合作时，1922年8月29日，中共还决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今天从历史的高度审视南昌暴动，它不过是以暴易暴传统的循环，是此后至今中共暴力革命、暴力执政的肇始，毫无历史的超越和进步。就在南昌暴动7年前的同一天，1920年8月1日，为了抗议英国所加于土耳其的苛刻和约，甘地发动了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号召受封者退回爵位封号，抵制学校、法院等，提倡纺织土布，不买英国布。深受托尔斯泰非暴力思想影响的甘地，是1907年7月在南非初次运用“非暴力抵抗”为印度侨民维权的。甘地对此后的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历史见证了甘地的话：“只有平和的心，才有世界的和平。”
中共南昌暴动不过是加剧了历史的激进。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天：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由于盲目仇外，第二年的同一天，1895年8月1日，福建发生了“古田教案”，英国传教士史荦伯夫妇等11人被当地斋会信众所杀，5人受伤。这是1900年庚子事变前与1870年天津教案并列的两大教案，加剧了中外矛盾和冲突，最终酿成义和团运动，引来八国联军。1900年8月16日，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戊戌变法失败后，当权者的顽固和改革者的激进，二者使和平改良被暴力革命取代，重复了几千年政治博弈的暴力形式。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经过一系列暗杀、暴动，辛亥革命最后推翻了君主专制，但人心和传统的惯性，使脆弱的共和宪政形同虚设。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发动第一次护法运动，并没能挽救宪政体制的瓦解。此前在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后，孙中山不顾黄兴等人首先诉诸法律的建议，匆忙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而失败。暴力意识深深影响着对立双方，而主张以和平与法律方式解决矛盾的声音却得不到回应。
再向前追溯，暴力同样充满了8月。尽管元成宗1307年8月17日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最高谥号，但孔子一直只是被利用的偶像，其提倡的“仁爱”，从未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784年8月23日，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遭陷害被缢杀。1121年8月24日，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在汴京被斩。1645年8月16日，清军为镇压抗清反剃发，继同年6月13、14日之后，在江苏嘉定第三次屠城。这三次屠杀史称“嘉定三屠”。1863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兵败被诱捕，8月6日遭凌迟，至死默默无声，观者无不动容。第二年8月7日，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俘遇害。1870年8月22日，两江总督、贪官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杀，张文祥刺马案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许多小说、影视、戏曲都演绎了这个故事，如同名电影及电视剧《刺马》、电影《投名状》等）……1990年8月30日逝世于台北的著名史学家钱穆说：“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
传统伦理被瓦解，缺乏共同的信仰背景，所以各方势力毫无底线，导致中国现代史不是寻求共识、建立共和宪政的历史，而是比赛谁更厚黑、消灭对方、建立专制的历史。例如，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人物廖仲恺被暗杀；1926年8月6日，著名报人林白水被军阀张宗昌枪杀，与4月26日遇害的著名报人邵飘萍是同一地点，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1929年8月30日下午，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等4人，在南京被国民政府处决。中共用烧杀的方式发动农民时，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地区最突出，短短两个月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彭湃曾在演讲中号召：“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1930年8月6日，中共成立指挥全国武装暴动的最高机构。1935年8月6日，兵败被俘的中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在南昌被国民政府执行死刑，罪名是在福建、浙江打内战和为勒索钱财杀害美国牧师约翰•师达能夫妇等人……
人们的行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信仰所驱使。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问世，它是共产主义者以暴力和专制追求乌托邦的“圣经”，此书的译者陈望道同月加入了陈独秀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但他很快就尝到共产主义专制的滋味，1922年下半年，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家长式的作风而退党。这位共产主义幽灵和病毒的引入者之一，最后成为共产制度的受害者，是文革时被批判的上海出版界“黑线人物”之一。同样，中共创始人和一大代表之一、曾主编《共产党》月刊、参与《新青年》编辑、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列著作的哲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却在文革中的1966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遣送原籍强制劳改。毛泽东在武汉游长江的当月，1966年7月19日，李达写信向毛泽东求救。20天后毛接到信，毫无反应。其后，8月17日，毛泽东却批示保护了被批斗的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后任教育部部长等职）。8月13日，76岁的李达在十几万人的被批斗会场，倒地吐血，不省人事，大小便失禁，血压低，发高烧，送医院被拒，直到22日才被送到医院，迫害他的人又命令不准用药，24日，李达绝气身亡，临终前他还满怀幻想地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李达刚死，9月5日，《人民日报》就用一整版批判李达，称其“叛徒”、“民族败类，反共老手”、“剥削农民”、“土皇帝”、“反动学术权威”。
日本侵华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证明中共不过是口头抗战、趁机发展而已。为了争取民心，中共从1940年3月开始在其占领区搞所谓“三三制”的政权（中共党员、左派人士、中间分子及其他人士各占三分之一），1941年8月31日，晋察冀边区完成民主选举。历史证明这不过是中共的权宜之计。由于中共获得合法地位，1937年8月25日，红军被列入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回望抗战中的8月，真正值得崇敬的不是弄权的政客，而是那些用生命御寇的先烈。1936年8月2日，在东北艰苦抗战的女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七七事变”爆发，国军团长吉星文率部在卢沟桥英勇杀敌（他最终却在1958年8月23日死于中共轰击金门的炮火中）。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高志航率领中国空军首次抗击日本空军，击落敌机6架，8月14日因此成为“中国空军节”（高志航于11月27日殉国）。1941年8月1日，由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的“美国援华空军志愿队”（“飞虎队”），加入中国空军（4年后的同一天，1945年8月1日，陈纳德告别中国）。抗战中，“飞虎队”从印度经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向中国空运军用物资80万吨，击落日机2600架，“飞虎队”牺牲1500多人。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毁灭性打击日本关东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月29日，在印尼化名担任日本宪兵翻译、从事秘密抗日的作家郁达夫失踪，结果说法不一，有被日寇秘密绑架后杀害、被当地游击队当作汉奸误杀等。
只想独霸权力，不接受利民利党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权力制衡，这样的政治思维，不可能建立共和宪政。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再三催促和美国的保证下，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和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为商讨“团结建国”大计，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但双方毫无诚意，45天的“重庆谈判”从头到尾是做戏。毛到处喊：“蒋委员长万岁！”宣称他支持蒋做中国领袖，但羽翼丰满的他一心要独霸中国。蒋介石也很清楚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只是他需要一个和平协议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订后，毛刚飞返延安，蒋就把他的真实感情倾泻在日记里：“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随后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第二年8月10日，美国承认国共调停失败。中国失去了历史性的机会。1949年8月2日，美国教育家、燕京大学创办者和校长、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黯然离华。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中美之间的大门紧紧关闭了。
中共为了利用农民打内战，必须分裂农村社会，强化对立，拉一方打一方，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向中共交纳“投名状”，于是沿用二十年代在苏区的做法，发动暴力土改，剥夺地主，分土地给农民。毛泽东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1947年8月16日到11月21日，他在陕北葭县。根据给他的报告，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腌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会后，他跟警卫们讲到土改中的各种刑罚如“吊、打、拉，磨、杀等”，“有的甚至连小孩子也斗”。暴力土改引发了人性的残忍，乱斗乱杀十分普遍。打耳光、跪瓦渣、浇毛粪、剥衣服、捅刺刀、砸核桃（用石头捣碎脑袋），“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许多人被迫自杀。“杀的方法上，有活埋的、枪毙的、活剐的，还有勒死的，剐了以后还要挂在树上或者门上。”“更有骇人听闻的是，有的地方把地主的小孩也活埋，有的村把小孩活活摔死。”“还有个别干部将犯罪分子处决后取出心肝来吃，说是为了治病”。
晋察冀地区五寨县一康姓中农被错定为富农，父子6人被打死2人，被逼自杀3人，家产被没收，最后一个儿子在共军某区任政委，闻讯赶回后愤而自杀。土改造成相互仇杀。山东胶济线东段四五个县十万多人逃往国统区，国民党将逃亡地主和农民组成武装还乡团，1947年8月在胶东地区杀害共产党员和土改积极分子16177人。土改中“三三制”被废弃，开明士绅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例如：陕甘宁边区副议长安文钦被没收全部财产，扫地出门；“在晋绥区，开明士绅王作相被打死后开膛剖肚，尸体被扔进黄河。晋绥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被遣送回老家固贤，交群众审判，惨遭殴毙。”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牛荫冠被拉出来陪斗其父、开明士绅牛友兰，牛友兰被人用铁丝穿鼻，让儿子牵着游街。土改也造成干部党员的内部斗争。
在陕北，“一个旧保长，竟逼其妻剖腹自杀”。晋绥区贫雇农以纯洁组织为名，对干部党员乱打乱杀。某县一位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肉到骨头而死。有的县贫雇农自行选举领导机关，“成立主席团时，选出了一个伙夫、一个马夫、一个奶妈。”这类闹剧还蔓延到一些部队，出身贫雇农者罢免了出身富裕的旅长团长们，罚他们站岗放哨，甚至整到纵队司令员陈赓头上。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被派去参加土改“锻炼”，但对土改保持了相当的反感，他的“工作笔记”详细记载别人讲给他听的一次“万人大会”。大会足足开了一个星期，一个村把斗争对象打倒在地，宣布胜利时，“一响炮一擂鼓，其它村也沉不住气了，大家都争先斗争胜利，于是会场更加乱的不可收拾，结果打死8名。”“有一些不是地主也被斗了。第六天召开祝捷大会，选举新村干。大会提拔的积极分子，一部分是流氓地痞伪军狗腿”。“万人大会的结果，许多农民只弄了二斗粮食，这是翻身吗？”
1989年六四事件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他的地主父亲在土改时被枪杀（其坟墓和祖坟文革中被掘开，为此赵至死未回故乡）。赵紫阳当时认为是革命的需要，但晚年称那是不人道的，后悔没有及时相救。1948年初，中共占领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就这两种人，起码1600万人成为受害者。1947年的暴力土改，“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据专家保守估计，在中共建政前后的两次大规模土改中，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死（含自杀），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而在海峡对岸，蒋介石在台湾的和平土改，调节了地主和农民利益，保护并促进了农业发展。
中共宣布建政前一天，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举行了奠基仪式。1952年8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正式动工兴建。然而一党确立的死难者纪念碑并没有结束死难，接连不断的政治和经济灾难使大陆人民陷入更深的苦海。
1953年8月25日，中共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公布，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实为专制经济）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权力对农民和民营企业私有财产的公开剥夺，摧毁了人权的经济基础。
在经济控制的同时，中共还实行精神控制。1954年8月6日，压制信仰自由的官方宗教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文革爆发后“三自爱国教会”也未能幸免，亲共的首任主席吴耀宗被斗，接受劳动改造，1979年9月17日去世。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杨新磊，继所拍摄的九集纪录片《中国基督教》1998年被官方查禁后，再次筹拍记录吴耀宗生平的电视剧《大爱》，即使是这样一部表现亲共宗教领袖的作品，也阻力重重，历尽坎坷，杨几乎倾家荡产，至2005年，此剧最终胎死腹中。
1957年8月，反右运动进入高潮，新华社8日报道说，右派分子子们正“一个一个地从各行各业中搜索出来”。《人民日报》6日发文《新华社连日围剿戴煌》，公布了老共产党员、新华社记者戴煌的“右派言论”：“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 除杀人放火外，无恶不作”，这一切“应该由中央负责”；如中央再不改变，他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员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戴煌1962年因写万言书要求平反被逮捕，和1957年的大批“右派”知识分子一样，被押送劳改营，17年后才回家。
八一南昌暴动时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的章伯钧（著名民主人士，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等职），成为最终未被平反的著名六大右派分子之一。1957年8月，首都戏剧、电影界接连举行四次批判吴祖光的大会，每次都由田汉主持。由于吴曾对“今天的政府机构和过去封建统治的机构有什么不同”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发表过疑问，田汉著文批判吴“包藏祸心”，“一贯对我们的制度有反感”；他还将吴受邀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标上《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题目，在报上发表，用以作为吴“反党”的铁证。剧作家曹禺甚至发表文章说：“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老舍大约是为了自保也言不由衷地在报上打了吴一杆子。后来吴到北大荒劳改，吴妻新凤霞将他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说等吴归来时“物归原主”。9年后文革爆发，吴祖光幸运地活了下来，老舍却在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尽；曾写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国歌词作者田汉，也死在这个奴隶国的监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参与批判同行的作家杨朔，同样在1968年8月3日被迫害致死。相比之下，朱自清这类死于中共建政前的作家（1948年8月12日）反倒幸运。在红色专制下，所有官方作家艺术家的艺术生命早已死亡。
当年反右时毛泽东尚且敢于将右派言论公开出来，我们至今再未看到官方媒体披露如此大胆的言论，它们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预见性。仅以《人民日报》1957年8月的部分报道为例：早在中共夺权成功之前，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这样评论过中共：“共产党若是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一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傅信认为中共已经变质。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利用特权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他说，这种剥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产资料，“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1957年8月21日《人民日报》）河南省信阳地区计委干部刘铁华认为：“共产党是闻到批评，面红耳赤，居高临下，棍帽齐来，泰山压顶，借端报复。”“不如武则天，倒像隋炀帝……以顺为贵，以直为仇。”（1957年8月2日《人民日报》）著名学者、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批评“肃反运动是不道德的斗争”，“今天政府权力之大，从古所未有，而能力之低也从古所未有。”他甚至还说“共产党可能亡的”。（1957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和“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政治学家王造时说：“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来说，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也越多。……越到乡村，越不敢鸣放；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哪里的官僚主义就可能最弥漫。”“为了我们这个运动不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为了这次鸣放和整风的成果可以联系起来，巩固下去，我认为我们心目中应该有这么一个制定，形成为公共遵守的行动规范，并且靠法定的机关来具体执行。因此，我们今天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治。”（王造时文革后入狱，1971年8月初病危时才被送往医院。他入院时没有姓名，只有囚号，双手铐着手铐。第二天周恩来闻讯通知抢救已晚。王临终前不断地喊“毛主席救救我”、“毛主席万岁”。）
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老工程师戴占奎写道：“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逍遥法外，姑息养奸”，把“中国旧有的优良传统给毁弃了。”（1957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主任、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马松亭发骚说，政府把他和达浦生（中国伊斯兰友好协会副会长）“当作两盆花，一盆摆在伊斯兰教协会，一盆摆在回民文化协进会”。（195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振汉曾这样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目由比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自由要广，因为资产阶级国家还允许共产党存在，有出版言论自由，我们却不是这样。”（195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中南矿冶学院院长陈新民给《新湖南报》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共辨别是非的标准是“唯经典论”、“唯苏联论”、“唯成份论”、“唯鬼神论”。（1957年8月8日《人民日报》）很多党员也一样不满。1936年参加共产党的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就这样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1957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化学工业部一位普通科员阎义采在《两党制适合中国国情》中说：“我认为民盟章伯钧先生提出在政治上向美国学习，在中国实行‘两党制’的主张，对人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有‘两党制’才能真正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百化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8月3日《人民日报》）江西省公路运输厅工程师黄振藩写了一份《修改宪法要点》，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各级“先进人民代表大会”，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现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均自动宣布解散”，“此后全国任何人不得另组织政治党派”。（1957年8月21日《人民日报》）讲这些话的人都是从民国时代过来的，体验过自由，有对比的认识。如今的国人大都一出生就在“动物庄园”，退化很多，许多人毫无被囚之感，没有体验过人的尊严，身为奴隶而不觉，可悲可叹。
反右运动制服了知识分子，中共更加为所欲为，头脑发热大跃进。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视察冀鲁豫农村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第二天，南开大学一夜提出两千个研究项目。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通过了把钢产量翻一番，达到年产量1070万吨，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等决议。从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入高潮。1959年8月2日，针对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虚报成绩、抨击毛的腐化、为了出口而剥夺老百姓等，中共的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此后党内也无人敢言。于是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其间，华侨领袖陈嘉庚1961年8月12日去世，不知他最终是否有所醒悟。他1940年5月31日到延安劝说国共合作抗战，被那里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对他描绘未来的国家是：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化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萎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
在一个专制暴力社会，任何人都难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轮回。如果梅兰芳不是在1961年8月8日病逝，文革中必然遭遇其他伶人们那样的命运。22岁的雷锋如果不是在1962年8月15日死于意外，也许成为文革的造反派。
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指刘少奇（一年后的同一天，天安门广场百万人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标志着文革的爆发，中共红色恐怖达到高峰。就在同一天，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女生打死在校园（参看纪录片《我虽死去》等），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三天后的8日，中共八届十一次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31日，毛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毛在文革中接见红卫兵共8次，每次超过百万人，致使许多来自各地的青年在人群蜂拥时被践踏而死。）一些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刚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以及总理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其中包括北师大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中共高官宋任穷之女），她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毛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于是“宋要武”一夜成名……宋彬彬后来改名，取得美国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一直未听到她的忏悔，只是自我辩解。更可耻的是，2007年，北师大附中九十年校庆，在所出的北师大校友名录中，竟将“知名校友”宋彬彬的照片与卞仲耘的照片放在一起。
文革再次诱发了暴力邪恶，而中共是直接指挥者。1966年8月初，发生卞仲耘等数人被打死事件后，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在毛首次接见红卫兵后，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全国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在20万人以上。从8月24日至9月10日的半个月内，北京共非法打死1772人，其中崇文区139人、东城区116人、西城区333人、海淀区124人。例如，北京市红卫兵到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里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刘文秀，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拿起菜刀反抗，结果当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警察逮捕了刘文秀。红卫兵准备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且要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刘文秀。周恩来得知消息后没有同意，而是下令法院在李文波死后还判处他死刑，而且判处根本没有动手的刘文秀死刑，把她枪毙了。周恩来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红卫兵，实际上是利用司法机构为红卫兵凶手脱罪，“合法地”滥杀无辜。后果是，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随即急剧增加。
北京大兴县公安系统1966年8月25日传达谢富治的指示后，从8月27日开始，造反群众开始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大屠杀，到9月1日结束，县内13个公社（乡镇），48个大队（行政村），先后杀害（含自杀）了地富及其亲属共325人（其中8月31日一夜就杀了一百多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为“黑五类”鸣冤而死的烈士遇罗克之胞弟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的记录惨不忍睹，各类酷刑有：剃阴阳头、撕头皮再用浓碱水洗伤口、饿饭、跪玻璃渣、吊打、性虐待、乱棍打死、铡刀铡死（中心大队贫协主席一人就铡死16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绳子勒死、偷偷勒死或电死、婴儿劈成两半、小孩被摔死。儿子被逼用哑铃砸碎父亲的头而变疯；老太太被女红卫兵在肚子上蹦跳踩死；有未死的小孩从死人坑里往外爬，被用铁锹砍死；一个老太太和小孙子被活埋，孙子在怀里说：“奶奶，迷眼。”老太太无奈地说：“一会就不迷了。”……一户陈姓贫农只是因为当过伪军，一家人（有两个儿子）被一田姓村民用杀猪的通条捅死，凶手只是出于私利，为了不还欠陈家的钱；有个车把式运尸体的时候，发现一个3岁女孩还有一口气，就将其藏在车辕下，颠簸中女孩掉下，被打手发现，过去将她劈成两半，车把式忍无可忍，扔掉鞭子不再干了……
除了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等地对黑五类的大屠杀（道县1967年8月至10月有326人被迫自杀；零陵地区文革期间的自杀人数达到1397人）和广西吃人事件（打死人后炒吃心肝、喝人脑髓等），都令人发指。大陆的暴力也波及香港。1967年5月开始的香港“六七暴动”更加激烈，1967年8月20日出现土制炸弹。一对姐弟因为好奇，在街头接触可疑物件，结果双双被炸死……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自杀达到了1949年后的最高峰，仅在1966年8月自杀的部分人士有：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3日），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4日），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俞大因（26日），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陈同庆、外交部田保生夫妇（28日），著名民主人士黄绍宏、《大公报》记者刘克林等。
人祸往往因天灾而加剧。早在大跃进时期，各地修建了许多水库，质量参差不齐，隐患重重，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故接踵而来。1975年8月初，在台风莲娜的残余影响之下，河南驻马店遭受连日暴雨侵袭，8月5日至7日3天的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相当于驻马店地区年平均雨量的1.8倍。8月7日19时30分、8日零时20分，驻守在大型水库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向上级部门发出两次特急电报，均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应。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洪水像脱缰的野马，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随后另一座大型水库（石漫滩水库）、两座中型水库（竹沟水库、田岗水库），以及58座小型水库，在数小时内相继溃坝。洪水所到之处，建筑、树木一瞬间消失了踪影。干流水面上，人头攒动，拼命挣扎、呼救。遇难人的尸体和猪、羊、牛、马、鸡、鸭等动物尸体，顺水漂流。石磙碾盘被冲下沟河，链轨拖拉机、重型机械车床等随水翻滚。遂平火车站50吨的火车车厢被冲走5公里，京广铁路被扭成麻花形……洪水过后，只留下一片灰蒙蒙的大地。河沟里、淤泥里，人畜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此次灾难造成约26000民众被洪水直接淹死，之后炸堤分洪造成数万群众死伤，而后可能有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受缺粮、疾病感染而死亡，这是目前有记载的世界史上毁坏最大的水库垮坝灾难。有关这次水灾的伤亡人数，一直被中共以“国家机密”为理由而禁止对外公布。外界一直都估计死伤惨籍，而大陆人很多都不知此事件发生。直到2005年，由于法律经过修订，有关数据才得以公开，但外界人士认为伤亡数字及受灾范围被修改。
水利工程问题是专制社会缺乏科学决策机制的表现，权力的政治需要高于一切，没有法治和言论自由，因此，科技也不可能健康发展，研究自然与物质的科学家也是受害者。1996年8月11日，三峡库区一期水位移民工作全面启动，人的整体流散意味着悠久文化的失散。2001年8月27日，水利水文专家黄万里（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去世。他主张以疏导为主治水，因反对三门峡、三峡等水利工程而不断遭迫害。临终前，他在昏迷中还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如今三峡工程暴露出来的问题，已证实了黄万里的预见。他用坚持真理的一生践行了父亲的叮咛：“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
天灾背后是人祸。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县突遭强降雨，8日凌晨，引发的滑坡泥石流，堵塞了白龙江并形成堰塞湖，造成重大伤亡。报导最多的数字是1471人死亡，331人失踪。这里过去是水草丰茂、山林葱翠的陇上江南。上世纪1952年至1990年，累计砍伐森林189.75万亩，为国家贡献上百亿立方的木材，加上滥砍滥伐，全县森林以每年10万立方米的速度减少，导致水土流失，山体塌方形成了世界第一大“泄流坡”。
专制社会也没有真正的教育，教育只是党文化愚民的一部分。1981年8月26日，国家教委颁布《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守则》，第一项规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2004年新版《中小学生守则》第一项丝毫未改。将国家、政党、人民偶像化，这种现代迷信完全体现了专制国家政教合一的特点，是对爱之情感的扭曲和绑架。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学生守则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有的只是体现普世价值的文明准则。例如，美国小学生守则第一项是：“总是称呼老师职位或尊姓”。加拿大小学生守则第一项是：“互相尊重，尊重自己，尊重学校和学校财产”。法国小学生守则规定有：“尊重师长，团结同学”。“我有权利学习、犯错并寻求帮助，在尊重同学言论的情况下自由表达自我……”“我不应该——取笑他人，伤害他人……”
专制暴力体制是人治体制，没有公正法律的稳定保障，人的命运难免沉浮不定。例如，1969年4月一跃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两年后与毛分裂，1971年9月13日，林彪和妻儿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机毁人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十大通过决议，将林彪、陈伯达等人永远开除出党。1973年，邓小平复出，1976年第二次被打倒，8月23日，全国媒体猛批“三株大毒草”，即1974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形成的三个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人民日报》称“《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1978年8月3日，十大大将之一罗瑞卿在西德治腿伤期间病故。当年在庐山会议上，罗瑞卿采取告密、诬陷、批判等方式对待彭德怀，会后由公安部长升任总参谋长，但文革中又被残酷迫害，自杀未遂而摔瘸腿。1992年8月3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帮成员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死于肝病。1976年10月发动政变粉碎“四人帮”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4年后又被邓小平赶下台，2008年8月20日去世。靠唱红打黑猖狂一时的薄熙来倒台后，其妻薄谷开来因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2012年8月20日被判死缓。
十年动乱祸国殃民。毛泽东死后第二年，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中共的根本任务。但是个人崇拜并未结束，出于政治需要，1977年8月30日，中共建成毛主席纪念堂，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1980年8月23日，邓小平表示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永远要保留。
鉴于十年动乱暴露的体制弊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94年8月19日，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员）。同时，出于维护一党专制的需要，为了打压西单民主墙引发的公民言论自由，同月30日，中共通过全国人大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四大”（大鸣、大防、大字报、大辩论）。
随着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文坛掀起“伤痕文学”热。这其中著名的包括周克芹（1990年8月5日病逝）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及两部同名电影，女作家戴厚英（1996年8月25日遇害）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这些作品在控诉、反思文革暴力的同时，呼唤人道与博爱。但是，另有一些官方作家坚持极左思想。例如，以红色经典《谁是最可爱的人》成名的军队作家魏巍，1980年与黄钢、姚远方等人联手，创办了杂志《时代的报告》，沿用阶级斗争的政治思维，对《在社会的档案里》、《苦恋》等文艺作品进行批判。1983年这份刊物遭整顿，被《报告文学》的名称所取代，魏巍等人被迫“下课”。他们又创办了《中流》杂志，坚持“要继续革命就要批判修正主义”的思维理念。2001年8月，《中流》被停刊。之后，81岁高龄的魏巍在“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发文。2008年8月9日，已经住院一年，病重的魏巍从昏迷中醒来，交代给孙子一句话：“我交代你的只有一句话：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记住没有？”孙子说记住了，魏巍让孙子连续说了3遍“继续革命，永不投降！”魏巍2008年8月24日去世。他的告别仪式弥漫着毛左的政治气氛。“向魏巍同志学习，向魏巍同志致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地思潮终涌动，中华山花烂漫时”的留言，成为八宝山告别室内外情绪的写照。悼念厅外，两位男士拉起的“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最可耻的人，虽生犹死”的横幅……
在专制社会，法律至高的地位，完全是政治权力的工具，随意被权力驱使。1983年8月25日，中共发动“严打”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此后于1996年、2000年—2001年又进行了两次“严打”。由于“从严”、“从重”、“从快”的要求，产生不少冤假错案。有业内人士批评，这种刑法理念的专制思想严重，人道人权人本理论淡漠；目的、手段、措施片面，即重惩罚、轻预防，重打击、轻人权，重处罚、轻矫正，已不适应中国当前的司法现状。
中共建政后的民族冲突也源于专制暴力，不断加剧。例如，2008年8月4日，新疆喀什市发生爆炸袭警事件，造成武警士兵16人死亡、16人受伤。两个维族被告人2009年4月9日被执行死刑。
暴力专权是个自毁体制，必然导致权力对掌权者的腐蚀，其恶劣影响导致腐败蔓延社会。早在1926年8月4日，中共就发布《坚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制止党内腐化现象的发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共最早的反贪文件。建立专制统治后，中共的腐败愈发严重。例如，1993年8月27日，著名农民企业家、天津静海县大邱庄支部书记禹作敏，专横跋扈，私设公堂，18人被殴打致死，被以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被判刑20年（保外就医期间的1999年10月3日吞安眠药自杀）1997年8月6日，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因受贿22万元被判刑10年。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原主任丁岚与付榕合谋诈骗1.95亿元人民币后外逃，1999年8月3日被从泰国押解回国，2000年12月20日二人被判死刑。中国农业银行萝岗支行原行长周东华和农行萝岗支行原客户经理唐剑威共同贪污5950万元、诈骗3000万元农村征地补偿款，并用于赌球等非法活动，这些款项涉及1600多农民的切身利益。该案2011年8月移送审查起诉。2012年8月26日，陕西延安发生特大交通事故，致36死，在事故现场微笑的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遭网民炮轰并质疑其所戴名表等，由此导致其被调查，2013年2月因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而被移送司法机关。
后邓小平时代，中共不断倒退，维稳体制强化了专制暴政和官民冲突。例如，维权人士在大陆无法成立组织，2011年8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百姓维权联盟”。湖南母亲唐慧的女儿11岁时被强奸并被强迫卖淫，染上性病致终身不育。经过唐慧6年上访，2012年6月5日，2名被告人才被判死刑，4名被告人被判无期，1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5年。可是8月2日，永州司法机关8月2日对不满结果而多次上访的唐慧作出劳教1年6个月的决定，在社会舆论压力下， 8月10日，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撤销了此决定。此事再次引发10位律师8月联名致信司法部与公安部，敦促政府修改劳教制度，官方的人民网也登出了这封公开信。2012年8月12日，中国网民大量转发大连“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非法使用尸体黑幕的网帖，薄熙来被指在主政期间审批了该公司的落户。有网民推测尸体来自火葬场、失踪人士、监狱等。不少人质疑，标本中极有可能来自法轮功学员。
2012年8月30日，香港反对“洗脑教育”的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发起集会，要求港府撤回新学期将推行的“国民教育”课程，此课程中立性和目的性广受质疑。生命是统一的整体，比戕害肉体更隐蔽更可怕的是精神戕害。早在1923年8月3日小说集《呐喊》出版时，鲁迅在自序中回忆一群身体强壮的中国人看日军对同胞砍头却神情麻木，他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如今，中共在挥霍巨资和国家恐怖中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确定从2009年起，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但是，国人既无强身环境，更无强健精神的自由。2011年8月31日沈阳阜康心理医院医生见病人上吊自杀而不救等事件，充分暴露了外表光鲜下中国冷漠麻木的众生相。
暴力维稳只能加剧危机，难以持续。2012年8月1日，前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经济导报》和《香港商报》发表文章《时间就是生命 改革就是求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指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严重缺位和不作为，使高层司法机关有些人腐败甚至肆无忌惮，人民对有的司法机关失去公信力，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司法规则战胜不了潜规则，这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信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从根本上“维稳”——迫在眉睫。
生命源自爱，“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圣经》创世纪1∶27）侵害生命的暴力行为，是公然废掉上帝的权柄，向上帝宣战，侮辱上帝，破坏上帝对每个人生命的计划。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圣经》马太福音26：52）所以上帝就是爱，耶稣告诫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圣经》马可福音12：30～31）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圣经》约翰一书4:7）
神子耶稣用他在十字架上的血，表达了对人类的神圣大爱；用祂的复活，彰显了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永恒的力量——“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圣经》歌林多前书13:4～8）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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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第一天，在党文化洗脑中成长的大陆人，往往会想到中共的“八一建军节”，由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即中共所称“南昌起义”而来。这个日子是中共与国民党抛弃民国宪政的议会政治之后，拥有独立暴力组织的开端。而仅仅5年前，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国共准备合作时，1922年8月29日，中共还决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今天从历史的高度审视南昌暴动，它不过是以暴易暴传统的循环，是此后至今中共暴力革命、暴力执政的肇始，毫无历史的超越和进步。就在南昌暴动7年前的同一天，1920年8月1日，为了抗议英国所加于土耳其的苛刻和约，甘地发动了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号召受封者退回爵位封号，抵制学校、法院等，提倡纺织土布，不买英国布。深受托尔斯泰非暴力思想影响的甘地，是1907年7月在南非初次运用“非暴力抵抗”为印度侨民维权的。甘地对此后的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历史见证了甘地的话：“只有平和的心，才有世界的和平。”
中共南昌暴动不过是加剧了历史的激进。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天：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全面爆发。由于盲目仇外，第二年的同一天，1895年8月1日，福建发生了“古田教案”，英国传教士史荦伯夫妇等11人被当地斋会信众所杀，5人受伤。这是1900年庚子事变前与1870年天津教案并列的两大教案，加剧了中外矛盾和冲突，最终酿成义和团运动，引来八国联军。1900年8月16日，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戊戌变法失败后，当权者的顽固和改革者的激进，二者使和平改良被暴力革命取代，重复了几千年政治博弈的暴力形式。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经过一系列暗杀、暴动，辛亥革命最后推翻了君主专制，但人心和传统的惯性，使脆弱的共和宪政形同虚设。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发动第一次护法运动，并没能挽救宪政体制的瓦解。此前在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后，孙中山不顾黄兴等人首先诉诸法律的建议，匆忙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而失败。暴力意识深深影响着对立双方，而主张以和平与法律方式解决矛盾的声音却得不到回应。
再向前追溯，暴力同样充满了8月。尽管元成宗1307年8月17日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最高谥号，但孔子一直只是被利用的偶像，其提倡的“仁爱”，从未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784年8月23日，著名书法家颜真卿遭陷害被缢杀。1121年8月24日，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在汴京被斩。1645年8月16日，清军为镇压抗清反剃发，继同年6月13、14日之后，在江苏嘉定第三次屠城。这三次屠杀史称“嘉定三屠”。1863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兵败被诱捕，8月6日遭凌迟，至死默默无声，观者无不动容。第二年8月7日，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俘遇害。1870年8月22日，两江总督、贪官马新贻被张文祥刺杀，张文祥刺马案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许多小说、影视、戏曲都演绎了这个故事，如同名电影及电视剧《刺马》、电影《投名状》等）……1990年8月30日逝世于台北的著名史学家钱穆说：“中国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战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限之进步。”
传统伦理被瓦解，缺乏共同的信仰背景，所以各方势力毫无底线，导致中国现代史不是寻求共识、建立共和宪政的历史，而是比赛谁更厚黑、消灭对方、建立专制的历史。例如，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人物廖仲恺被暗杀；1926年8月6日，著名报人林白水被军阀张宗昌枪杀，与4月26日遇害的著名报人邵飘萍是同一地点，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1929年8月30日下午，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等4人，在南京被国民政府处决。中共用烧杀的方式发动农民时，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地区最突出，短短两个月有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彭湃曾在演讲中号召：“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1930年8月6日，中共成立指挥全国武装暴动的最高机构。1935年8月6日，兵败被俘的中共“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司令”方志敏，在南昌被国民政府执行死刑，罪名是在福建、浙江打内战和为勒索钱财杀害美国牧师约翰•师达能夫妇等人……
人们的行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被信仰所驱使。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问世，它是共产主义者以暴力和专制追求乌托邦的“圣经”，此书的译者陈望道同月加入了陈独秀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但他很快就尝到共产主义专制的滋味，1922年下半年，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家长式的作风而退党。这位共产主义幽灵和病毒的引入者之一，最后成为共产制度的受害者，是文革时被批判的上海出版界“黑线人物”之一。同样，中共创始人和一大代表之一、曾主编《共产党》月刊、参与《新青年》编辑、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列著作的哲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李达（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却在文革中的1966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遣送原籍强制劳改。毛泽东在武汉游长江的当月，1966年7月19日，李达写信向毛泽东求救。20天后毛接到信，毫无反应。其后，8月17日，毛泽东却批示保护了被批斗的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后任教育部部长等职）。8月13日，76岁的李达在十几万人的被批斗会场，倒地吐血，不省人事，大小便失禁，血压低，发高烧，送医院被拒，直到22日才被送到医院，迫害他的人又命令不准用药，24日，李达绝气身亡，临终前他还满怀幻想地说：“等运动结束后，我们到北京去，向毛主席告状。”李达刚死，9月5日，《人民日报》就用一整版批判李达，称其“叛徒”、“民族败类，反共老手”、“剥削农民”、“土皇帝”、“反动学术权威”。
日本侵华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证明中共不过是口头抗战、趁机发展而已。为了争取民心，中共从1940年3月开始在其占领区搞所谓“三三制”的政权（中共党员、左派人士、中间分子及其他人士各占三分之一），1941年8月31日，晋察冀边区完成民主选举。历史证明这不过是中共的权宜之计。由于中共获得合法地位，1937年8月25日，红军被列入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回望抗战中的8月，真正值得崇敬的不是弄权的政客，而是那些用生命御寇的先烈。1936年8月2日，在东北艰苦抗战的女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七七事变”爆发，国军团长吉星文率部在卢沟桥英勇杀敌（他最终却在1958年8月23日死于中共轰击金门的炮火中）。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高志航率领中国空军首次抗击日本空军，击落敌机6架，8月14日因此成为“中国空军节”（高志航于11月27日殉国）。1941年8月1日，由美国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的“美国援华空军志愿队”（“飞虎队”），加入中国空军（4年后的同一天，1945年8月1日，陈纳德告别中国）。抗战中，“飞虎队”从印度经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向中国空运军用物资80万吨，击落日机2600架，“飞虎队”牺牲1500多人。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东北，毁灭性打击日本关东军。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月29日，在印尼化名担任日本宪兵翻译、从事秘密抗日的作家郁达夫失踪，结果说法不一，有被日寇秘密绑架后杀害、被当地游击队当作汉奸误杀等。
只想独霸权力，不接受利民利党的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权力制衡，这样的政治思维，不可能建立共和宪政。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再三催促和美国的保证下，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和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为商讨“团结建国”大计，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但双方毫无诚意，45天的“重庆谈判”从头到尾是做戏。毛到处喊：“蒋委员长万岁！”宣称他支持蒋做中国领袖，但羽翼丰满的他一心要独霸中国。蒋介石也很清楚全面内战不可避免，只是他需要一个和平协议以满足美国人的要求。10月10日，《双十协定》签订后，毛刚飞返延安，蒋就把他的真实感情倾泻在日记里：“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随后双方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第二年8月10日，美国承认国共调停失败。中国失去了历史性的机会。1949年8月2日，美国教育家、燕京大学创办者和校长、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黯然离华。8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抨击美国的对华政策，中美之间的大门紧紧关闭了。
中共为了利用农民打内战，必须分裂农村社会，强化对立，拉一方打一方，让农民与地主撕破脸，向中共交纳“投名状”，于是沿用二十年代在苏区的做法，发动暴力土改，剥夺地主，分土地给农民。毛泽东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1947年8月16日到11月21日，他在陕北葭县。根据给他的报告，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腌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会后，他跟警卫们讲到土改中的各种刑罚如“吊、打、拉，磨、杀等”，“有的甚至连小孩子也斗”。暴力土改引发了人性的残忍，乱斗乱杀十分普遍。打耳光、跪瓦渣、浇毛粪、剥衣服、捅刺刀、砸核桃（用石头捣碎脑袋），“把马刀烧红放在被拷打者的嘴上”。许多人被迫自杀。“杀的方法上，有活埋的、枪毙的、活剐的，还有勒死的，剐了以后还要挂在树上或者门上。”“更有骇人听闻的是，有的地方把地主的小孩也活埋，有的村把小孩活活摔死。”“还有个别干部将犯罪分子处决后取出心肝来吃，说是为了治病”。
晋察冀地区五寨县一康姓中农被错定为富农，父子6人被打死2人，被逼自杀3人，家产被没收，最后一个儿子在共军某区任政委，闻讯赶回后愤而自杀。土改造成相互仇杀。山东胶济线东段四五个县十万多人逃往国统区，国民党将逃亡地主和农民组成武装还乡团，1947年8月在胶东地区杀害共产党员和土改积极分子16177人。土改中“三三制”被废弃，开明士绅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例如：陕甘宁边区副议长安文钦被没收全部财产，扫地出门；“在晋绥区，开明士绅王作相被打死后开膛剖肚，尸体被扔进黄河。晋绥高等法院院长孙良臣被遣送回老家固贤，交群众审判，惨遭殴毙。”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牛荫冠被拉出来陪斗其父、开明士绅牛友兰，牛友兰被人用铁丝穿鼻，让儿子牵着游街。土改也造成干部党员的内部斗争。
在陕北，“一个旧保长，竟逼其妻剖腹自杀”。晋绥区贫雇农以纯洁组织为名，对干部党员乱打乱杀。某县一位区长被绑在树上，用树皮刮肉到骨头而死。有的县贫雇农自行选举领导机关，“成立主席团时，选出了一个伙夫、一个马夫、一个奶妈。”这类闹剧还蔓延到一些部队，出身贫雇农者罢免了出身富裕的旅长团长们，罚他们站岗放哨，甚至整到纵队司令员陈赓头上。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被派去参加土改“锻炼”，但对土改保持了相当的反感，他的“工作笔记”详细记载别人讲给他听的一次“万人大会”。大会足足开了一个星期，一个村把斗争对象打倒在地，宣布胜利时，“一响炮一擂鼓，其它村也沉不住气了，大家都争先斗争胜利，于是会场更加乱的不可收拾，结果打死8名。”“有一些不是地主也被斗了。第六天召开祝捷大会，选举新村干。大会提拔的积极分子，一部分是流氓地痞伪军狗腿”。“万人大会的结果，许多农民只弄了二斗粮食，这是翻身吗？”
1989年六四事件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他的地主父亲在土改时被枪杀（其坟墓和祖坟文革中被掘开，为此赵至死未回故乡）。赵紫阳当时认为是革命的需要，但晚年称那是不人道的，后悔没有及时相救。1948年初，中共占领区拥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中共政策是百分之十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就这两种人，起码1600万人成为受害者。1947年的暴力土改，“被消灭的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据专家保守估计，在中共建政前后的两次大规模土改中，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死（含自杀），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而在海峡对岸，蒋介石在台湾的和平土改，调节了地主和农民利益，保护并促进了农业发展。
中共宣布建政前一天，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举行了奠基仪式。1952年8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正式动工兴建。然而一党确立的死难者纪念碑并没有结束死难，接连不断的政治和经济灾难使大陆人民陷入更深的苦海。
1953年8月25日，中共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公布，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实为专制经济）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权力对农民和民营企业私有财产的公开剥夺，摧毁了人权的经济基础。
在经济控制的同时，中共还实行精神控制。1954年8月6日，压制信仰自由的官方宗教机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文革爆发后“三自爱国教会”也未能幸免，亲共的首任主席吴耀宗被斗，接受劳动改造，1979年9月17日去世。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的杨新磊，继所拍摄的九集纪录片《中国基督教》1998年被官方查禁后，再次筹拍记录吴耀宗生平的电视剧《大爱》，即使是这样一部表现亲共宗教领袖的作品，也阻力重重，历尽坎坷，杨几乎倾家荡产，至2005年，此剧最终胎死腹中。
1957年8月，反右运动进入高潮，新华社8日报道说，右派分子子们正“一个一个地从各行各业中搜索出来”。《人民日报》6日发文《新华社连日围剿戴煌》，公布了老共产党员、新华社记者戴煌的“右派言论”：“高级干部违法乱纪，低级的基层干部无法无天”，“ 除杀人放火外，无恶不作”，这一切“应该由中央负责”；如中央再不改变，他要唤起有良心的党员组织“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戴煌1962年因写万言书要求平反被逮捕，和1957年的大批“右派”知识分子一样，被押送劳改营，17年后才回家。
八一南昌暴动时任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的章伯钧（著名民主人士，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等职），成为最终未被平反的著名六大右派分子之一。1957年8月，首都戏剧、电影界接连举行四次批判吴祖光的大会，每次都由田汉主持。由于吴曾对“今天的政府机构和过去封建统治的机构有什么不同”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发表过疑问，田汉著文批判吴“包藏祸心”，“一贯对我们的制度有反感”；他还将吴受邀在座谈会上的发言标上《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的题目，在报上发表，用以作为吴“反党”的铁证。剧作家曹禺甚至发表文章说：“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老舍大约是为了自保也言不由衷地在报上打了吴一杆子。后来吴到北大荒劳改，吴妻新凤霞将他收藏的齐白石的画拿去变卖，恰被老舍买到，说等吴归来时“物归原主”。9年后文革爆发，吴祖光幸运地活了下来，老舍却在1966年8月24日投湖自尽；曾写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国歌词作者田汉，也死在这个奴隶国的监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参与批判同行的作家杨朔，同样在1968年8月3日被迫害致死。相比之下，朱自清这类死于中共建政前的作家（1948年8月12日）反倒幸运。在红色专制下，所有官方作家艺术家的艺术生命早已死亡。
当年反右时毛泽东尚且敢于将右派言论公开出来，我们至今再未看到官方媒体披露如此大胆的言论，它们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预见性。仅以《人民日报》1957年8月的部分报道为例：早在中共夺权成功之前，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这样评论过中共：“共产党若是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一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傅信认为中共已经变质。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利用特权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他说，这种剥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产资料，“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1957年8月21日《人民日报》）河南省信阳地区计委干部刘铁华认为：“共产党是闻到批评，面红耳赤，居高临下，棍帽齐来，泰山压顶，借端报复。”“不如武则天，倒像隋炀帝……以顺为贵，以直为仇。”（1957年8月2日《人民日报》）著名学者、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批评“肃反运动是不道德的斗争”，“今天政府权力之大，从古所未有，而能力之低也从古所未有。”他甚至还说“共产党可能亡的”。（1957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和“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政治学家王造时说：“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来说，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也越多。……越到乡村，越不敢鸣放；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哪里的官僚主义就可能最弥漫。”“为了我们这个运动不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为了这次鸣放和整风的成果可以联系起来，巩固下去，我认为我们心目中应该有这么一个制定，形成为公共遵守的行动规范，并且靠法定的机关来具体执行。因此，我们今天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治。”（王造时文革后入狱，1971年8月初病危时才被送往医院。他入院时没有姓名，只有囚号，双手铐着手铐。第二天周恩来闻讯通知抢救已晚。王临终前不断地喊“毛主席救救我”、“毛主席万岁”。）
第一机械工业部设计总局老工程师戴占奎写道：“国民党党员犯法，加倍处罚，共产党党法不分，党员犯法，逍遥法外，姑息养奸”，把“中国旧有的优良传统给毁弃了。”（1957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主任、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马松亭发骚说，政府把他和达浦生（中国伊斯兰友好协会副会长）“当作两盆花，一盆摆在伊斯兰教协会，一盆摆在回民文化协进会”。（1957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振汉曾这样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目由比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民主自由要广，因为资产阶级国家还允许共产党存在，有出版言论自由，我们却不是这样。”（1957年8月29日《人民日报》）中南矿冶学院院长陈新民给《新湖南报》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共辨别是非的标准是“唯经典论”、“唯苏联论”、“唯成份论”、“唯鬼神论”。（1957年8月8日《人民日报》）很多党员也一样不满。1936年参加共产党的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就这样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1957年8月13日《人民日报》）
化学工业部一位普通科员阎义采在《两党制适合中国国情》中说：“我认为民盟章伯钧先生提出在政治上向美国学习，在中国实行‘两党制’的主张，对人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只有‘两党制’才能真正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百化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8月3日《人民日报》）江西省公路运输厅工程师黄振藩写了一份《修改宪法要点》，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各级“先进人民代表大会”，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现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均自动宣布解散”，“此后全国任何人不得另组织政治党派”。（1957年8月21日《人民日报》）讲这些话的人都是从民国时代过来的，体验过自由，有对比的认识。如今的国人大都一出生就在“动物庄园”，退化很多，许多人毫无被囚之感，没有体验过人的尊严，身为奴隶而不觉，可悲可叹。
反右运动制服了知识分子，中共更加为所欲为，头脑发热大跃进。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视察冀鲁豫农村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第二天，南开大学一夜提出两千个研究项目。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会议通过了把钢产量翻一番，达到年产量1070万吨，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等决议。从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入高潮。1959年8月2日，针对彭德怀批评大跃进、虚报成绩、抨击毛的腐化、为了出口而剥夺老百姓等，中共的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此后党内也无人敢言。于是大跃进导致大饥荒。其间，华侨领袖陈嘉庚1961年8月12日去世，不知他最终是否有所醒悟。他1940年5月31日到延安劝说国共合作抗战，被那里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毛泽东对他描绘未来的国家是：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化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萎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
在一个专制暴力社会，任何人都难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轮回。如果梅兰芳不是在1961年8月8日病逝，文革中必然遭遇其他伶人们那样的命运。22岁的雷锋如果不是在1962年8月15日死于意外，也许成为文革的造反派。
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矛头直指刘少奇（一年后的同一天，天安门广场百万人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标志着文革的爆发，中共红色恐怖达到高峰。就在同一天，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女生打死在校园（参看纪录片《我虽死去》等），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三天后的8日，中共八届十一次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文革”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31日，毛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毛在文革中接见红卫兵共8次，每次超过百万人，致使许多来自各地的青年在人群蜂拥时被践踏而死。）一些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刚成为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以及总理周恩来等握手交谈。其中包括北师大女子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中共高官宋任穷之女），她把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套在毛泽东的手臂上。毛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时，毛泽东说：“要武嘛。”于是“宋要武”一夜成名……宋彬彬后来改名，取得美国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一直未听到她的忏悔，只是自我辩解。更可耻的是，2007年，北师大附中九十年校庆，在所出的北师大校友名录中，竟将“知名校友”宋彬彬的照片与卞仲耘的照片放在一起。
文革再次诱发了暴力邪恶，而中共是直接指挥者。1966年8月初，发生卞仲耘等数人被打死事件后，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在毛首次接见红卫兵后，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所谓“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全国被打死和被逼自杀的总人数在20万人以上。从8月24日至9月10日的半个月内，北京共非法打死1772人，其中崇文区139人、东城区116人、西城区333人、海淀区124人。例如，北京市红卫兵到一个小业主李文波家里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刘文秀，不准刘文秀上厕所。李文波拿起菜刀反抗，结果当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警察逮捕了刘文秀。红卫兵准备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且要在大会上当场打死刘文秀。周恩来得知消息后没有同意，而是下令法院在李文波死后还判处他死刑，而且判处根本没有动手的刘文秀死刑，把她枪毙了。周恩来说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红卫兵，实际上是利用司法机构为红卫兵凶手脱罪，“合法地”滥杀无辜。后果是，北京市被红卫兵打死的人随即急剧增加。
北京大兴县公安系统1966年8月25日传达谢富治的指示后，从8月27日开始，造反群众开始对“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大屠杀，到9月1日结束，县内13个公社（乡镇），48个大队（行政村），先后杀害（含自杀）了地富及其亲属共325人（其中8月31日一夜就杀了一百多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为“黑五类”鸣冤而死的烈士遇罗克之胞弟遇罗文《文革时期北京大兴县大屠杀调查》的记录惨不忍睹，各类酷刑有：剃阴阳头、撕头皮再用浓碱水洗伤口、饿饭、跪玻璃渣、吊打、性虐待、乱棍打死、铡刀铡死（中心大队贫协主席一人就铡死16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绳子勒死、偷偷勒死或电死、婴儿劈成两半、小孩被摔死。儿子被逼用哑铃砸碎父亲的头而变疯；老太太被女红卫兵在肚子上蹦跳踩死；有未死的小孩从死人坑里往外爬，被用铁锹砍死；一个老太太和小孙子被活埋，孙子在怀里说：“奶奶，迷眼。”老太太无奈地说：“一会就不迷了。”……一户陈姓贫农只是因为当过伪军，一家人（有两个儿子）被一田姓村民用杀猪的通条捅死，凶手只是出于私利，为了不还欠陈家的钱；有个车把式运尸体的时候，发现一个3岁女孩还有一口气，就将其藏在车辕下，颠簸中女孩掉下，被打手发现，过去将她劈成两半，车把式忍无可忍，扔掉鞭子不再干了……
除了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等地对黑五类的大屠杀（道县1967年8月至10月有326人被迫自杀；零陵地区文革期间的自杀人数达到1397人）和广西吃人事件（打死人后炒吃心肝、喝人脑髓等），都令人发指。大陆的暴力也波及香港。1967年5月开始的香港“六七暴动”更加激烈，1967年8月20日出现土制炸弹。一对姐弟因为好奇，在街头接触可疑物件，结果双双被炸死……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的自杀达到了1949年后的最高峰，仅在1966年8月自杀的部分人士有：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和南京师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3日），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4日），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俞大因（26日），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陈同庆、外交部田保生夫妇（28日），著名民主人士黄绍宏、《大公报》记者刘克林等。
人祸往往因天灾而加剧。早在大跃进时期，各地修建了许多水库，质量参差不齐，隐患重重，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故接踵而来。1975年8月初，在台风莲娜的残余影响之下，河南驻马店遭受连日暴雨侵袭，8月5日至7日3天的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相当于驻马店地区年平均雨量的1.8倍。8月7日19时30分、8日零时20分，驻守在大型水库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向上级部门发出两次特急电报，均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应。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洪水像脱缰的野马，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随后另一座大型水库（石漫滩水库）、两座中型水库（竹沟水库、田岗水库），以及58座小型水库，在数小时内相继溃坝。洪水所到之处，建筑、树木一瞬间消失了踪影。干流水面上，人头攒动，拼命挣扎、呼救。遇难人的尸体和猪、羊、牛、马、鸡、鸭等动物尸体，顺水漂流。石磙碾盘被冲下沟河，链轨拖拉机、重型机械车床等随水翻滚。遂平火车站50吨的火车车厢被冲走5公里，京广铁路被扭成麻花形……洪水过后，只留下一片灰蒙蒙的大地。河沟里、淤泥里，人畜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此次灾难造成约26000民众被洪水直接淹死，之后炸堤分洪造成数万群众死伤，而后可能有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受缺粮、疾病感染而死亡，这是目前有记载的世界史上毁坏最大的水库垮坝灾难。有关这次水灾的伤亡人数，一直被中共以“国家机密”为理由而禁止对外公布。外界一直都估计死伤惨籍，而大陆人很多都不知此事件发生。直到2005年，由于法律经过修订，有关数据才得以公开，但外界人士认为伤亡数字及受灾范围被修改。
水利工程问题是专制社会缺乏科学决策机制的表现，权力的政治需要高于一切，没有法治和言论自由，因此，科技也不可能健康发展，研究自然与物质的科学家也是受害者。1996年8月11日，三峡库区一期水位移民工作全面启动，人的整体流散意味着悠久文化的失散。2001年8月27日，水利水文专家黄万里（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之子）去世。他主张以疏导为主治水，因反对三门峡、三峡等水利工程而不断遭迫害。临终前，他在昏迷中还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如今三峡工程暴露出来的问题，已证实了黄万里的预见。他用坚持真理的一生践行了父亲的叮咛：“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
天灾背后是人祸。2010年8月7日，甘肃舟曲县突遭强降雨，8日凌晨，引发的滑坡泥石流，堵塞了白龙江并形成堰塞湖，造成重大伤亡。报导最多的数字是1471人死亡，331人失踪。这里过去是水草丰茂、山林葱翠的陇上江南。上世纪1952年至1990年，累计砍伐森林189.75万亩，为国家贡献上百亿立方的木材，加上滥砍滥伐，全县森林以每年10万立方米的速度减少，导致水土流失，山体塌方形成了世界第一大“泄流坡”。
专制社会也没有真正的教育，教育只是党文化愚民的一部分。1981年8月26日，国家教委颁布《中学生守则》和《小学生守则》，第一项规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2004年新版《中小学生守则》第一项丝毫未改。将国家、政党、人民偶像化，这种现代迷信完全体现了专制国家政教合一的特点，是对爱之情感的扭曲和绑架。相比之下，民主国家的学生守则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政治色彩，有的只是体现普世价值的文明准则。例如，美国小学生守则第一项是：“总是称呼老师职位或尊姓”。加拿大小学生守则第一项是：“互相尊重，尊重自己，尊重学校和学校财产”。法国小学生守则规定有：“尊重师长，团结同学”。“我有权利学习、犯错并寻求帮助，在尊重同学言论的情况下自由表达自我……”“我不应该——取笑他人，伤害他人……”
专制暴力体制是人治体制，没有公正法律的稳定保障，人的命运难免沉浮不定。例如，1969年4月一跃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接班人的林彪，两年后与毛分裂，1971年9月13日，林彪和妻儿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机毁人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十大通过决议，将林彪、陈伯达等人永远开除出党。1973年，邓小平复出，1976年第二次被打倒，8月23日，全国媒体猛批“三株大毒草”，即1974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形成的三个文件：《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人民日报》称“《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1978年8月3日，十大大将之一罗瑞卿在西德治腿伤期间病故。当年在庐山会议上，罗瑞卿采取告密、诬陷、批判等方式对待彭德怀，会后由公安部长升任总参谋长，但文革中又被残酷迫害，自杀未遂而摔瘸腿。1992年8月3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帮成员王洪文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死于肝病。1976年10月发动政变粉碎“四人帮”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4年后又被邓小平赶下台，2008年8月20日去世。靠唱红打黑猖狂一时的薄熙来倒台后，其妻薄谷开来因涉嫌杀害英国商人海伍德，2012年8月20日被判死缓。
十年动乱祸国殃民。毛泽东死后第二年，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中共的根本任务。但是个人崇拜并未结束，出于政治需要，1977年8月30日，中共建成毛主席纪念堂，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1980年8月23日，邓小平表示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永远要保留。
鉴于十年动乱暴露的体制弊端，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提出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94年8月19日，中央国家机关首次招考公务员）。同时，出于维护一党专制的需要，为了打压西单民主墙引发的公民言论自由，同月30日，中共通过全国人大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四大”（大鸣、大防、大字报、大辩论）。
随着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小说《伤痕》，文坛掀起“伤痕文学”热。这其中著名的包括周克芹（1990年8月5日病逝）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及两部同名电影，女作家戴厚英（1996年8月25日遇害）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这些作品在控诉、反思文革暴力的同时，呼唤人道与博爱。但是，另有一些官方作家坚持极左思想。例如，以红色经典《谁是最可爱的人》成名的军队作家魏巍，1980年与黄钢、姚远方等人联手，创办了杂志《时代的报告》，沿用阶级斗争的政治思维，对《在社会的档案里》、《苦恋》等文艺作品进行批判。1983年这份刊物遭整顿，被《报告文学》的名称所取代，魏巍等人被迫“下课”。他们又创办了《中流》杂志，坚持“要继续革命就要批判修正主义”的思维理念。2001年8月，《中流》被停刊。之后，81岁高龄的魏巍在“毛泽东旗帜网”、“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发文。2008年8月9日，已经住院一年，病重的魏巍从昏迷中醒来，交代给孙子一句话：“我交代你的只有一句话：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记住没有？”孙子说记住了，魏巍让孙子连续说了3遍“继续革命，永不投降！”魏巍2008年8月24日去世。他的告别仪式弥漫着毛左的政治气氛。“向魏巍同志学习，向魏巍同志致敬。”“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地思潮终涌动，中华山花烂漫时”的留言，成为八宝山告别室内外情绪的写照。悼念厅外，两位男士拉起的“最可爱的人，永垂不朽；最可耻的人，虽生犹死”的横幅……
在专制社会，法律至高的地位，完全是政治权力的工具，随意被权力驱使。1983年8月25日，中共发动“严打”即“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此后于1996年、2000年—2001年又进行了两次“严打”。由于“从严”、“从重”、“从快”的要求，产生不少冤假错案。有业内人士批评，这种刑法理念的专制思想严重，人道人权人本理论淡漠；目的、手段、措施片面，即重惩罚、轻预防，重打击、轻人权，重处罚、轻矫正，已不适应中国当前的司法现状。
中共建政后的民族冲突也源于专制暴力，不断加剧。例如，2008年8月4日，新疆喀什市发生爆炸袭警事件，造成武警士兵16人死亡、16人受伤。两个维族被告人2009年4月9日被执行死刑。
暴力专权是个自毁体制，必然导致权力对掌权者的腐蚀，其恶劣影响导致腐败蔓延社会。早在1926年8月4日，中共就发布《坚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制止党内腐化现象的发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共最早的反贪文件。建立专制统治后，中共的腐败愈发严重。例如，1993年8月27日，著名农民企业家、天津静海县大邱庄支部书记禹作敏，专横跋扈，私设公堂，18人被殴打致死，被以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被判刑20年（保外就医期间的1999年10月3日吞安眠药自杀）1997年8月6日，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因受贿22万元被判刑10年。中国银行北京劲松分理处原主任丁岚与付榕合谋诈骗1.95亿元人民币后外逃，1999年8月3日被从泰国押解回国，2000年12月20日二人被判死刑。中国农业银行萝岗支行原行长周东华和农行萝岗支行原客户经理唐剑威共同贪污5950万元、诈骗3000万元农村征地补偿款，并用于赌球等非法活动，这些款项涉及1600多农民的切身利益。该案2011年8月移送审查起诉。2012年8月26日，陕西延安发生特大交通事故，致36死，在事故现场微笑的陕西安监局局长杨达才，遭网民炮轰并质疑其所戴名表等，由此导致其被调查，2013年2月因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而被移送司法机关。
后邓小平时代，中共不断倒退，维稳体制强化了专制暴政和官民冲突。例如，维权人士在大陆无法成立组织，2011年8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百姓维权联盟”。湖南母亲唐慧的女儿11岁时被强奸并被强迫卖淫，染上性病致终身不育。经过唐慧6年上访，2012年6月5日，2名被告人才被判死刑，4名被告人被判无期，1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5年。可是8月2日，永州司法机关8月2日对不满结果而多次上访的唐慧作出劳教1年6个月的决定，在社会舆论压力下， 8月10日，湖南省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撤销了此决定。此事再次引发10位律师8月联名致信司法部与公安部，敦促政府修改劳教制度，官方的人民网也登出了这封公开信。2012年8月12日，中国网民大量转发大连“冯•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非法使用尸体黑幕的网帖，薄熙来被指在主政期间审批了该公司的落户。有网民推测尸体来自火葬场、失踪人士、监狱等。不少人质疑，标本中极有可能来自法轮功学员。
2012年8月30日，香港反对“洗脑教育”的中学生团体学民思潮发起集会，要求港府撤回新学期将推行的“国民教育”课程，此课程中立性和目的性广受质疑。生命是统一的整体，比戕害肉体更隐蔽更可怕的是精神戕害。早在1923年8月3日小说集《呐喊》出版时，鲁迅在自序中回忆一群身体强壮的中国人看日军对同胞砍头却神情麻木，他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如今，中共在挥霍巨资和国家恐怖中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确定从2009年起，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但是，国人既无强身环境，更无强健精神的自由。2011年8月31日沈阳阜康心理医院医生见病人上吊自杀而不救等事件，充分暴露了外表光鲜下中国冷漠麻木的众生相。
暴力维稳只能加剧危机，难以持续。2012年8月1日，前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经济导报》和《香港商报》发表文章《时间就是生命 改革就是求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指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工作严重缺位和不作为，使高层司法机关有些人腐败甚至肆无忌惮，人民对有的司法机关失去公信力，正义战胜不了邪恶，司法规则战胜不了潜规则，这是一个国家最危险的信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从根本上“维稳”——迫在眉睫。
生命源自爱，“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圣经》创世纪1∶27）侵害生命的暴力行为，是公然废掉上帝的权柄，向上帝宣战，侮辱上帝，破坏上帝对每个人生命的计划。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圣经》马太福音26：52）所以上帝就是爱，耶稣告诫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圣经》马可福音12：30～31）使徒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圣经》约翰一书4:7）
神子耶稣用他在十字架上的血，表达了对人类的神圣大爱；用祂的复活，彰显了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永恒的力量——“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圣经》歌林多前书13:4～8）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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