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伊凡•克里玛的文集《布拉格精神》（崔卫平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却感到一阵阵灵魂的寒冷和抽搐。这是一本让人谦卑、庄重、如在刀锋上行走的书。
克里玛生于犹太人家庭。1941年，克里玛10岁、弟弟3岁，却不得不随同父母被关进泰里茨集中营，一关就是四年，直到苏军把纳粹赶出捷克。集中营给他幼小的心灵以一种刻骨铭心的极端经验，因为，他的所有朋友（男孩和女孩）全都被赶进了毒气室。他回忆说：“成批地死掉，尸体的搬运贯穿了我的童年，灵车上面高高地堆着那些额外的尚未油漆的棺木，人们推着和拖着它们，许多人自己也很快在这样的车子上面告终。每天在大门口，我读着那些不能再活着看到早晨的长长的人们的名单……从那些凹陷的、灰黄的脸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盯着我看，这些眼睛从来没有人将它们合上。僵硬的胳臂和腿，裸露的头皮突出地朝向天空。”
克里玛大学毕业后担任出版社的编辑，1960年开始发表小说和戏剧。 在苏联坦克碾碎“布拉格之春”的占领中，他表现得相当活跃。之后，克里玛去了美国的一所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一年后，他不听朋友的劝告，执意回到捷克。但在国内等待他的是失去工作。为了生计，他做过短期的救护员、送信员和勘测员助手。在谋生的间隙，他继续写作。而这样遭遇，几乎是有良知的捷克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普遍遭遇。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他的作品与哈维尔、昆德拉等人的作品一样，在捷克国内是禁品，只能以“地下文学”的形式流传民间。
捷克首都布拉格，一座品味优雅的著名城市，也是一座悲情城市。在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它积累了自己的人文底蕴，也轮回在被占领和解放之间。其中，最具悲剧性的占领和解放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是在慕尼黑，英、法两大国把布拉格拱手送给了希特勒；接着是斯大林的红军赶走了纳粹、解放了捷克。但这种“解放”很快变成另一种奴役，它变成了苏联红色帝国的傀儡。而当捷克人想要自己作主时，苏联的坦克再次开进布拉格。
“1955年，共产主义者树立了一座巨大的斯大林纪念碑，七年以后，他们自己又把它推翻了。”
对于克里玛来说，布拉格的精神是“忍耐和不屈不挠”。因为“对布拉格的精神和面貌最具影响力的，不是自由而是不自由，是生活的奴役，许多耻辱的失败和野蛮的军事占领。世纪之交的布拉格已不再存在，那些记得这个时期的人也不再存在。犹太人被杀害，德国人被流放，许多伟大人物被驱逐后散居在世界各地，小店铺和咖啡馆关闭：这就是布拉格带给新世纪的遗产。”“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自己能够藐视这种荒谬和以幽默来面对暴力及整个儿是消极的抵抗称之为‘哈谢克式的’。”
尽管，我早就读过哈谢克的作品，但在谈论捷克知识分子时，我的视野中似乎只有卡夫卡和哈维尔。感谢克里玛，向我展示了“布拉格悖论”，也就是现代捷克知识分子的灵魂悖论，那种根植于卡夫卡式绝望和哈谢克式豁达的悖论。在我看来，这种悖论的深层是反抗独裁的挣扎，即便是在卡夫卡的绝望感和无力感和在哈谢克的玩笑和幽默之中，也有不屈的反抗存在。所以，当前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后，才会有坚持活在真实中的哈维尔和爱开玩笑的米兰•昆德拉，二者以不同的方式拒绝遗忘。可以说，拒绝遗忘，不仅是捷克知识分子进行创作的内在动力，也是他们进行整体反抗的内在动力。
据克里玛的介绍，在前苏东极权下的捷克知识分子群体中，不仅出现了哈维尔这样的道义示范，而且有95％以上的人为了自由和良知而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拒绝，只有不到5%的人甘愿堕落为卖身投靠者。这当然是让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羞愧的表现。我们没有捷克人那种清醒和坚韧，仅仅十年的时间，六四的伤口便被遗忘，这不光是因为官方的强制，也是民族灵魂的冷漠。知识分子群体不能以言行来洗刷耻辱，既源于外在的政治恐怖，更源于他们生命中洗刷耻辱的冲动已经死亡。
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是《刀剑在逼近——卡夫卡灵感的源泉》。刚拿到这本书，翻开目录时，最想读的就是这篇对卡夫卡的评论，因为卡夫卡是我看重的作家。但我还克制住自己，生怕读完这篇，这本书也就读完了。等等，再等等，尽量延长一本好书中最好的篇章对精神的诱惑，以及可能带来的心灵震撼和生命滋养，大概也是一种狱中的精神享受。在中国几乎停止了思想的时代，说话和写作，要么是媚俗帮闲，要么娱乐消遣；它们只不过是发出的声音、印出的文字和拍出的影像而已，全无任何精神意义。故而，我更应该珍惜罕见的有意义的声音与文字。
在克里玛看来，卡夫卡笔下的世界是荒谬的，但他的灵感却来自最为朴实的本能：对个人的捍卫。他说：“当这个世界陷入战争狂热或革命狂热的时候，当那些自称是作家的人受惑于这样的幻觉，认为历史比人更伟大、革命理想比人类生活更重要的时候，卡夫卡描绘和捍卫了人类空间中最个人和内部的东西；而当另外一些人认为建立地上的人间天堂是理所当然的时候，卡夫卡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人可能会失去他个人的最后凭借，失去和平和他自己一张安静的床。”
而当旧制度的全面崩溃无声地降临时，捷克人不是以兴高采烈的欢呼，而是以心不在焉的玩笑为它送终。这是哈谢克的遗产——天鹅绒革命。在暗无天日的时期，生存下去与反抗到底的姿态相互激荡，不仅需要勇气、耐心、韧性，更需要一种豁达而智慧的幽默感。在苦难深渊中微笑的人，需要的恰恰是卡夫卡式的冷静与哈谢克式的幽默。
克里玛告诉我，极权制度的崩溃带给反抗者的，不一定全是自由的福音，还有突然自由了的失重和无所适从。生活在极权制度压抑下的反抗者，尽管他的声音封杀，他的身体被囚禁，但他的灵魂从未空白过，他的笔从未失语过，他的生活从未失去方向。压抑是恐怖，也是反抗的动力，正义的光环給压抑下的生命赋予内在的充实，不仅可以给反抗者带来自我成就感，而且也能为反抗者带来道义声誉。而如果反抗者对独裁制度的坍塌不作好充分的心里准备，那么，一旦这种外在的压抑消失了，代之以自由宽容的气氛，面对失去明确反抗对象的众声喧哗，也面对自由人追求享乐的新时尚，曾经在极权制度下目标明确的反抗，很可能变成昆德拉所言的“不能承受之轻”，那种找不到反抗的支撑点的无所适从，很可能将带来大脑一片空白，以前的所有储备似乎在瞬间统统失效，处于一种迷茫的或找不到北的失语状态。苏东剧变后的东欧异见人士已经如此了，将来的中国异见人士肯定更为凄惶。
中国文化从来都是极端世俗化的，没有为知识人提供过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价值支撑，信仰的空白必然导致灵魂的肤浅，到处都是人格化的神，孔庙、道观、佛寺里供奉着数不清的偶像，帝王大禹是神，智者诸葛亮是神，武夫张飞是神，贞女烈妇也是神。流传至今的儒、道和佛三大宗教，也被世俗的功利欲求所渗透。西方人进教堂，手中一本《圣经》，足矣！他们求得是自我忏悔和上帝启示；中国人进庙宇求神拜佛，为的都是极为具体的功利目标（如，求神保佑好收成、多子多孙、发财致富等等），所以大都要带上供品，实质上是在贿赂或收买神灵。
现在的大陆，远不到独裁坍塌的时候，仅仅是独裁的残暴和压抑稍有放松，个人逐渐有了经济上和非政治领域的私人空间，商品化消费化享乐化的浪潮也刚刚涌起，文化人们便陷入普遍失语的状态中。市场经济的假象似乎为他们逃离意识形态的压抑辟出了一块更自由更轻松的田园，他们又有了权力之外的献媚对象，不但可以媚权且可以媚钱。在他们顾左右而言他的表达游戏中，声音中除了金属的清脆悦耳外，再没有令人震撼的调子；他们的文字中除了追赶时尚的字迹外，再没有惶恐和谦卑的任何痕迹，理想主义者面对极权主义时的坚强，却在后极权商品化的腐蚀下不堪一击，自动投降，还美其名曰为自由化写作。极权者没有能够埋葬的东西，却被畸形的市场化和大众娱乐所埋葬。盲目发展经济和超前消费所制造的物质垃圾导致了环境污染，大众文化所制造的精神垃圾则导致灵魂的污染，其增长之迅速远非高速膨胀的经济增长所能媲美。
想想吧，如果独裁的大厦顷刻坍塌，叛逆性的知识分子头上不再有道义光环，中国还会有所谓的良知知识分子吗？舞台突然消失，那束明亮的追光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演员失去了角色，台词失去了意义，所有反抗都被消解为没有对象的虚无。
后极权体制对灵魂的腐蚀远甚于对肉体的摧残，道德败血症的流行是后极权时代的鲜明特征，对于不信神的民族尤其如此。金庸武侠中，欧阳锋以密藏剧毒而闻名，那毒药“黑如漆，浓如墨”，只一滴入大海，成千上万头鲨鱼顿时毙命。小说中的剧毒是想象，毛泽东极权的剧毒却是不争的事实。毛时代，国人对权力和斗争的崇拜是赤裸裸的剧毒，不光毒死了几千万人的肉体，也毒化了几亿国人的精神，让中国陷于全民性的愚昧、狂热、仇恨和个人崇拜之中；邓时代，国人对金钱的膜拜是裹了糖衣的剧毒，让国人普遍地屈从于利益收买而出卖尊严，活在口是心非、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的厚黑之中。正如克里玛所言：“每个个人，不管他内心如何，都必须仿效官方的样板。他个性的发展受到限制，人类头脑和精神的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
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的警告：“……今天我们不得不惊恐地承认，文明社会中人类存在的支柱已经失去了其稳固性。一些曾经优秀的民族屈服于竟敢如此宣称的暴君：能为我所用的正义才是正义！为真理而寻求真理已不再是正当的理由，更不会被容忍。专横的统治、压迫，对个人、信仰和公众的迫害在那些国家里公然施行，并被当作是正当的和不可避免的加以接受。世界上其他国家已经逐渐习惯于这些道德衰败的症状。人们失去了反对非正义和支持正义的基本反应——这种反应归根结底代表了人类反对堕落至野蛮状态的惟一保障。”
我还要警告自己，有六四冤魂在天上的注视，有六四难属在地上的哭泣，有自己在秦城监狱中违心的悔罪，我曾坚守的做人底线，早在写下悔罪书之时就被自己所践踏。意识到自己的孤独、软弱、自恋，意识到自私的处世方式和伪装的生存策略，这种内在的恐惧和忧患远甚于监狱强加给我的恐惧和孤独；人的有限和人性的弱点太需要敬畏和谦卑，通过自我灵魂的拷问来自我救赎和自我解放。这与其说是面对铁窗的考验，不如说是审视自己的灵魂荒野的考验。
在集中营中渡过少年时代的克里玛，经历过极端的残忍和苦难，但在他看来，仅仅局限于苦难来看待这个世界或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并不一定能把受难者引向正义和自由。如果只有单一的苦难视角，“我们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它们不是把我们引向我们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对这些人来说，极端的经历并不打开通向智慧的道路。”而很可能将他们引向歧途：“原先的无权者的权力经常比他们所推翻的前任更加残暴。”
我现在的坐牢并非什么英雄主义的壮举，而只是一种自我忏悔和赎罪的极端方式，牢狱之灾并不能給予我高于他人的道义优势，何况，回顾八九运动以血腥的大悲剧收场，官权的野蛮当然是主要原因，但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们也难辞其咎，起码作为幸存者的风云人物要负上一份道义责任。在我看来，严格的讲，八九运动的失败，不是学生及广大民众的失败，而是党内开明派和自由知识界的整体失败。因为，学生和市民已经提供了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民意基础，他们做的最多、付出的鲜血也最多，而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并没有珍惜和利用这宝贵的民间资源。特别是自由知识界的失败最为惨重，他们与党内开明派的联盟破碎了，与学生们之间的精神纽带断裂了，与民众之间本来就极为脆弱的关系更是荡然无存。极少数仍然坚持自由主义信念的知识分子，也只能处在自说自话的单打独斗之中，根本无法形成像样的民间压力。
在狱中的任何反省，首先是针对自己的，而且，不能把自我忏悔变成卢梭式的自我卖弄，或另一种方式的自我推销。精英情结很容易演化为惟我独尊的知识狂妄，知识狂妄又将自动堕入道德狂妄的泥潭，而一旦把英雄主义的道德高调用于指导现实的社会变革，就将变成狰狞而暴虐的杀人道德。精英式狂妄一旦转化为对社会具有支配力的政治权力，也就意味着大灾难的降临。卢梭在其《忏悔录》的开篇就大声质问：“谁敢说比这个人强？”当这种道德狂妄的姿态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偶像时，以抽象自由为根据的绞刑架必然沾满无辜者的鲜血，自由便走向了它的反面——不宽容的强制性暴力。
克里玛说：在极权暴力的威逼或世俗利益的诱惑之下，“写作是一个人可能仍然成为个人的最后场所。许多有创造性的人实际上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作家。”
这就是卡夫卡式的写作。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放弃独立写作，哪怕只为了给自己看。假如有一天我们无法以写作维持起码的生计，我就去找份体力活干，以一种最原始也最简朴的方式养活自己。
1999年2月9日于大连教养院
2006年11月16日整理于北京家中
（首发《观察》2006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