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特区政府，民望低迷，管治百孔千疮，但执政者往往诿过于传媒，视其揭露及批评为抹黑、捣蛋，致令当局草木皆兵。其实香港传媒绝非如某些人所抬举的那样强悍，可以主宰政局。相反，不少传媒中人与作者想法相同－传媒正腹背受敌，内外交困，自由空间日趋收窄。若不拨乱反正，新闻业将面临“死亡威胁”。
作者认为香港新闻自由的一大屏障是政府加强控制资讯。随着警方及消防改用数码通讯系统，传媒已无法截取突发事件的消息然后部署采访，一切只静待政府发稿提供消息。
官方成为新闻消息的把关人，传媒采访突发新闻亦由主动变成被动，一切有赖官方提供线索。由于欠缺有效的监管制度，官方发放的资讯是否全面或及时，都毫无保证，结果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件，延误多天才公诸于世，不少牵涉名人的意外事故自此亦不多见。一些报章的突发头条新闻比例下降，传媒通过突发新闻发挥预警作用（如连环伤人事件）和监察施政（如警方火力是否足够对付悍匪）的社会功能亦逐渐消减。
突发新闻受制肘后，根据黄天赐的分析，报章出现更多法庭新闻和政治新闻。不过，更多的法庭报道，并非要让公义给公众看个透彻，而是提供更多煽情、血腥、色情故事，以填补突发新闻缩减所遗下的空档。由千亿遗产争产案、碎尸案以至风化案，报章都大肆渲染，详尽描述煽情细节，如当事人的情色关系、耸人听闻的杀人手法、被告与受害人的性交过程等等。从案件类型到报道焦点，报章都放大了煽情元素，成为争取观众的“亮点”。
与此同时，政治新闻占据报章头条的比例大幅增加，但报章的政治取向亦非常明显。根据去年特首选举期间候选人的丑闻报道，黄天赐指出，报章对候选人负面新闻报道的角度和数目，跟该报是否支持该人任特首有关。他又认为，报章立场鲜明，反映九七后政治及经济环境的转变，本地社会政治立场壁垒分明，传媒亦无法置身事外，要为不同政治力量摇旗呐喊。
上述三大因素－政府操控资讯、哗众取宠的煽情报道、政治立场鲜明－的同步发展，在作者看来，已令新闻空间收窄、媒体信誉下降，再加上免费报章充斥巿场，新媒体大行其道，而公民新闻亦日趋普及，在在为巿民提供更多更快的免费资讯和观点，使收费报章销量大减。若跌势不止，传统报业将面对生死存亡的挑战。
当然，作者所忧心的，是报业传统多于传统报业的消失。报业或者可以刊载更多取悦读者的煽情报道而幸存下来，又或者为权势者效犬马之劳而苟延残喘，但社会所丧失的，却是新闻媒体告知公众重大消息的功能，以至揭露政府或领导人不公不义勾当的监察作用。
回归以来，传媒作为公众耳目，让大家明辨是非，知所进退（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和国民教育的种种不足），而接续揭露权贵的诸多败行，亦起了制衡权力的点点作用。黄天赐的忠告在于，新闻业若变成政治附庸或经济动物，定必掉失其社会职责和公众信托，沦为行尸走肉而已。
作者最后寄望公民新闻可以加一把劲，秉承独立的、批判的、为民请命的报业传统，挣脱政治经济关卡的纒绕，提供更丰富的资讯、更多元的声音。这种寄望，无疑极富想像力，需要更多论证及试验，才能美梦成真。但若连这份想像力也没有，报业所急需的改革又从何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