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郭玉闪和张雪忠最近就政治转型路径的争论

大致的过程是，笑蜀在声援被捕入狱的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的过程中，发表了《中间社会站出来》的文章，几天后张雪忠发表《中间社会可以休矣》，对其中的观点予以反驳，作为回应，笑蜀发表《公民社会运动与政治反对提纲》,张雪忠又发出《条条大道通罗马？——就近期政治论争与友人的一次对话》。期间，郭玉闪作为笑蜀一方，也参与了辩论。

所谓争论，自然免不了意气口舌，派别圈子的畛域，但此次讨论的议题严肃，虽然免不了意气和抹黑，但总的来说，讨论的高质量近年来社会运动界少有。

笑蜀本名陈敏，长期供职媒体界，近年来，他与评论人莫之许就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争论影响很大。他对所谓推特“口炮党”的批评，让许多激进社会运动者深感愤怒，难以接受，而他的“中间社会”理念，团结了不少同道，也备受批评。

许志永被抓后，笑蜀与王功权一道发起营救运动，此后被国保警察控制，并未出具手续地遣返至广东。在此前后，笑蜀在网上发表长文《中间社会站出来》，呼吁声援许志永。

笑蜀文章提出，中国转型需要超越所有转型国家既有经验之上的大战略。尤其是超越单一阶级推动论，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最大限度地向体制内外开放，最大限度地争取体制内外一切可以推动转型的资源，尤其向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兼具了体制内外双重优势的中间社会开放。

由此，笑蜀提出的自己的“中间道路”，即在政治社会之外，更凝聚整个中间社会的共识，集结整个中间社会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

他以此解读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他认为，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概括地说，无非是以自由、公义、爱为共同价值，实现中间社会各阶级的互动互助，在此基础上推进跨阶级、跨行业的公民合作，尤其是同城公民合作，最终以公民合作的集体力量，走向公民社会，推动和平转型。

笑蜀也将许志永被抓后，民间发起的抗议联署，作为印证其理论的样板。在他看来，这次联署几乎遍及所有的阶级、所有的行业，尤其遍及中产和底层，活生生一个中间社会的投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间社会对新公民运动、对公民社会建设的广泛认同，折射了当下中国最重要的趋势，即中间社会崛起的趋势，即普通人勇气下限提升的趋势。

对此，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的教师张雪忠却很不赞同。在他看来，许志永等人所从事的新公民运动，本身就是堂堂正正的政治反对活动，而不是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的“海市蜃楼，笑蜀对新公民运动的诠释，完全是对他们的矮化和阉割。

张雪忠认为，在一党专政体制结束之前，企图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完全是不切实际和徒劳无功的。公民社会得不到发育和成长，的确是国家的不幸，但这一不幸就像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一样，都是一党专制体制的必然结果，如果要改变这种不幸的现状，必须看清这一因果关系，也必须明确意识到，要追求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们首先需要有明确的政治反对意识，并通过坚定和持续的政治反对，谋求一党体制的终结。

在另一篇《我为什么要批评笑蜀？》的文章中，张进一步解释了自己的立场。

张雪忠认为，笑蜀在谈及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除了阐述他的中间路线，还总是喜欢对政治反对进行歪曲的解读。例如，没有他所谓“润物细无声”的公民建设过程，政治转型就不可能是理性的，甚至还将产生巨大而持续的动荡；而政治反对者也只是在追求改朝换代，只是为了把权力攫取到自己手中而已。

在他看来，专政者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总是极力想使人们形成如下看法：如果没有他们的专制统治，国家就将动荡不安，永无宁日，因此他们的统治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不去努力改变人们的这种错误看法，也不应该在无意中强化这种看法。

在张雪忠文章发表后，北京传知行的负责人郭玉闪也连发几篇文章，对张雪忠进行回应，语带暗讽，郭自称“逻辑自洽，事实准确”，但这一争议已经超越了商榷和讨论的范畴，本文不拟引述。

张雪忠在《条条大路通罗马——就近期政治论争与友人的一次对话》一文分析了这次辩论的意义。

他说，辩论不在于让我们消除分歧（我们可能永远也说服不了对方），而在于把各种不同的路线摆在公众面前，让公众来决定那一条路线是最合理的。只有经过这样的辩论，让不同的观点和路线在公众面前竞争，才有可能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某一特定的路线，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基于这一判断采取相应的行动。

在人民试图结束专制，促进政治转型时，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认同某一特定的路径，才能形成有利于变革的社会心理和氛围，从而增加政治转型的合力。晚清史，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的意义即在于此。

北京学者王江松认为，张雪忠和笑蜀的争议，其实也是多年来笑（蜀）莫（之许）之争的继续。他撰文对这一争执做出分析和判断。

王江松认为，公民运动，只要它是以民间为主体的，即使是慈善公益这样看上去非常去政治化的行动，在党国一体化并试图保持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环境中，都客观上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即使你主观上真的没有任何政治考量，当局也会像盯贼一样紧盯着你。

在一定条件下，把政治色彩不太强烈的那部分公民运动与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直接的政治反对区别开来也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割断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王反对激进派的观点，即把前者斥之为制造虚假希望并且延长了专政体制的寿命，而把后者视之为推墙的唯一方式和唯一力量，并且认为只有在推墙成功后才能大举建设公民社会。

王提出，同意张雪忠对政治反对的重视和强调，但反对他把政治反对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对立起来，相反，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正应该也只能建立在公民社会发育的基础之上。

他希望，追求宪政民主的各种社会力量应当进行广泛的交流并寻求共识，如能求同存异、分工合作，是最善，如不能分工合作，尽可以各做各的，至少尽量做到守望相助道义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