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纷纷扬扬的“气功大师王林”等事件，表面看起来只涉及一些达官显贵，如果拉开距离看，这不过是国人精神危机的又一例证。
国人的精神危机并不始于今日。在国人即将把中共推上统治宝座而梦想“新中国”的1948年，唯有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发表《致全国信徒书》，清醒地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此后，从右派的言论、大饥荒的批评者和逃亡者，从毛泽东个人崇拜最高峰“文革”中的知青歌曲、地下文学和地下沙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文学、伤痕美术，以及由潘晓引发、波及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等，我们可以看到，国人怀疑、反叛的范围越来越大。但是，迷信偶像的破灭，自我意识的觉醒，并不能填补信仰的真空，权钱拜物教、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无法满足人们的灵魂需求。即使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公民运动追求的普世价值，也只是一种理念，不能替代超越性和整全性的人生信仰。因此，这些年来各种类信仰的替代品应运而生，引无数国人追逐，与此同时，各宗教信徒快速增加。中国期待一场信仰的复兴。
所以，对王林等事件，我们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应当看到其普遍意义。那些官员、富豪和明星被“大师”们吸引，一方面粉碎了权钱万能论，让大家看到所谓“成功”的有限性，权钱弥补不了人生的残缺，无法带来灵魂的安顿；另一方面，从这一反面的的例子，人们可以看出迷信与信仰的区别。刘志军、宋晨光等贪官结交“大师”，不是为了让“大师”引领信仰，归正生命，而是为一己之私，与“大师”不过是彼此利用，这就注定了其愚蠢可耻的下场。
达官显贵追捧“大师”，也再次证明中共意识形态尤其是其唯物论世界观的破产，这种政教合一的文化专制，导致信仰被压制而迷信横行。所以，在既无法治保障又无信仰自由的环境中，即使是那些“成功”的“精英”，也难免被“大师”所欺骗。他们与普通人一样，希望借助“大师”，寻求更高的信靠，只不过缺乏超越世俗的目光，找错了目标。
我们还可以从IT大亨马云身上看到，他不久前公开肯定邓小平的六四镇压，这次又追捧“大师”，看似不相关的两件事说明，没有正确信仰的引领，不但无法坚守良知，趋炎附势，而且也不会有科学的理性和科学应用的正确方向，其理性只能停留在形而下的层次。
唯物主义的无神论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之一。“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很有趣地发现：任何时期都有对神灵或上帝的崇拜。……根据现代的观点，神经科学家已经证明大脑中存在宗教中心，换句话讲，我们是在建构自己的信仰。社会和教育者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消除人们对所谓神灵的信仰。从这一角度来讲，无神论就是洗脑的产物。”（《攻心——操纵思维的秘密》，[美]艾登•泰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无神论对人的诱惑在于迎合了人性最大的弱点——骄傲，人类社会的罪恶与苦难皆源于最大的迷信——人的自我崇拜。纵览古今著名无神论者和偶像崇拜者的命运，无不从狂妄开始，以绝望告终。
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整全的宇宙观来看，神是主体，是一切的本源即真理，人是客体，人的自由意志处于神的自然律和道德律的被规定性之中。人本主义看似高举了人，人为万物立法，实际上是使人的生命脱离了神圣的本源，贬低了每个人被神赋予独特使命的地位，失去了真正的自我。当所有个体失去了共同的旨归，人类的平等与博爱就失去了共同的基础与保障，就陷于分裂和相对主义，不承认终极真理，以各自的标准对待他人与世界（如中共以“中国特色”对抗普世价值，以及人们不问是非的犬儒主义），这就为强权者实行丛林法则、制造各种迷信崇拜提供了条件。世间的邪恶没有了定罪的绝对标准，谁掌握强权谁就是法律，成王败寇。“基督教主要的悖论是人的一般状态不是他正常或明智的状态；所谓正常本身其实是不正常。”（《回归正统》，[美]切斯特顿，三联书店，2011年5月）“不想要基督，只想‘成为我自己’是没有用处的。我们越抵制他，越想靠自己而活，就越受自己的遗传、养育、环境和自然欲望的约束。……这些欲望或由我自己的生理机制所产生，或由他人的思想注入，或者是魔鬼的暗中指使。”“只有当我转向基督，接受他的人格时，我才第一次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人格。”“在最‘自然的’人中最能找到相同，在顺服基督的人中却不能，古往今来的大暴君、大征服者千篇一律地相像，而那些圣徒却令人瞩目地不同。”（《返璞归真》，[英]C•S•路易斯，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年3月。名列20世纪改变世界的100本基督教书籍第一位）
针对王林等事件，官媒开出的药方，依然是老调重弹，不过是大迷信批小迷信，以一种迷信代替另一种迷信。《人民日报》7月30日的评论《是谁捧红了王林》，把王林称为“窥探某些官员内心世界贪婪无度、心灵丑陋的一面镜子”，“王林们是某些官员的精神鸦片”、“救命草”。这篇文章实在不厚道，中共邪教助长了官员们的贪婪，官场又不安定，在精神空虚的情况下，中共还不允许官员寻找精神鸦片和救命草，反而批他们“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是让他们继续把马列当神崇拜，“讲党性”，把马列和党当作“精神鸦片”和“救命草”，或者把苍生敬为鬼神（民粹主义）。这不过是让他们信更大的假神假鬼。“窃钩者贼，窃国者侯”。相形之下，王林们的骗术与中共相比，连小巫见大巫都算不上，中共暴力加瞒与骗的“功法”史无前例，举世无双。
王林等事件还说明，在文化专制下，国人对信仰与迷信的区别，缺乏起码的常识。例如流行的口号“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就是“科学崇拜”的反科学例子。经济学家何清涟说得好：“科学真理取代了宗教真理，必将引起全社会的精神危机。”（《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漓江出版社，2001年1月）（还可参看《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大陆删节版]，[美]弗兰西斯•薛华，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完整版]，香港宣道出版社，1983年）。迷信的对立面是信仰而不是科学。识别迷信的标准，并不在于是否认同无神论或有神论（否则无法解释牛顿、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爱迪生等94%的大科学家是基督徒）。迷信是对自己所不了解的或臆造的假神、偶像的盲目信靠和绝对崇拜。包括把人当作神，把任何非位格的事物（物质、权钱）和某种组织或理念（政党、国家等）当作神，把主观臆造的虚幻形象（图腾等）当作神。简单说，迷信就是把非神圣、非绝对的东西神圣化、绝对化。信仰来自神的启示（真神乃宇宙万物存在的来源，是决定一切存在的存在，自有永有，无始无终，有位格即意志、理性、情感和能力。既在宇宙万物之外，又与宇宙万物同在，既是创造者也是主宰者和维护者）。真信仰是对又真又活的真神的崇拜和信靠，与之建立生命的完全联合。另外，文化不能替代信仰，文化来自人，需要信仰的引领。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是多元多变的，而真信仰来自神，是超种族、超地域、普世的，正确的信仰是唯一的、永恒的。在缺乏信仰的地方，文化就会像偶像一般被崇拜，不可能健康发展。宗教信仰给人和社会带来益处，应受法律保护。信仰的前提是以神为中心的顺服、奉献，而迷信的前提却是以人为中心的自利、索取。信靠真神即信仰，崇拜假神（偶像）即迷信。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影响，既缺乏现代文明的洗礼与积淀，又缺乏信仰自由，许多国人的理性尚待成熟，灵魂又没有超越性的皈依。如今，传统文化的经验主义与后现代非理性思潮的结合，加剧了当下国人的浮躁，而这都需要信仰的定力，加以归正与陶造。
人类文明往往是超越性信仰孕育的结果，对此，远东一位权威学者2003年说：“是什么导致了西方的成功，让它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起初，我们认为原因是你们的枪炮比我们的更厉害。接着我们又认为你们有好的政治制度。随后我们又关注起你们的经济制度。但是在最近二十年里，我们认识到，你们的文化核心是你们的宗教——基督教。”（《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美]罗德尼•斯达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世上除了基督化的欧陆以外，没有另外一个文化系统可引起现代的科学革命。”（《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美]兰西•佩尔斯，查理士•撒士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无神论和迷信都产生不了科学，反而导致愚昧、落后。“有神论的反面并非就不是宗教，无神论是地地道道的宗教。”（《圣灵降临的叙事》增订本，刘小枫，华夏出版社，2012年1月）
人类始祖至今的世界历史证明，当人们的信仰敬虔的时候，社会就和平、进步；当信仰出现危机的时候，社会就陷入堕落和倒退。而在那些无神论和假信仰盛行的地方，充满了各种新旧迷信，包括领袖、政党、各类强人和权钱等偶像崇拜，现代文明只停留在物质层面，而难以达到制度、文化和精神的高度。对比中美两个大国的历史与现状，迷信与信仰的结果高下立判。（参阅《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于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
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信仰的重要性（如一些海外著名异议人士皈依上帝；北京的维权律师和民主人士超半数成为基督徒，远高于一般人群的比例）。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教授刘澎就曾发表文章《中国崛起的软肋：信仰》。他在同题演讲中还建议：选择信仰一要比较鉴别，二要看它的历史，看信仰它的人，三要看其是来自神（神启）还是人造的，如果是人造的都是骗人的。
中国的根本性进步，首先需要每个人勇于反省自身，清除专制文化植入的核心病毒，从反抗精神奴役开始，从个人的信仰复兴开始，从个人的生命更新、灵魂重生开始。
2012年8月3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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