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在狱中的政治犯和出狱后的政治犯，简而言之，他们不是生活在小监狱，就是生活在大监狱，有时候两者互换，从小监狱到大监狱，从大监狱到小监狱，但政治犯身份并没有互换，政治犯的标签往往是一辈子的，政治上被污名，经济上被压制，人格尊严上被歧视，甚至婚姻家庭、子女受教育和就业，都受到大大小小的不利影响。在古代有“苛政猛于虎”，在当代依然有“专政猛于虎”。试想，专政机器之精密，谁能躲得过专政机关无所不在的控制？
你躲得过专政的追逼吗？
正在受审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曾与万科企业创始人王石在大连见过面，他到了重庆工作后还要见王石，王石知道不是什么好事就想躲，但躲不过，又有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直接传话，就壮着胆子去了。结果，见了王立军才得知，人家薄熙来又不想见他了，王石心中的石头才落地。王石是万科老板，并不是传说的太子党，他父亲官位最高不过是柳州铁路局副处长，如今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了一句：躲你能躲的过吗？假如薄熙来当上常委，你还敢躲吗？这话很对，但他内心确实有恐惧，不然今天不会有反思。
再换一个角度，对于王石来说，假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要见他，他要不要躲？恐怕他心里也会设想，假如路上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他不要见，他就不能见，也不敢见，也要躲；或路边一辆车停在他面前把他拉上车，或有人找他喝茶谈话，同样会让他内心增加几分恐惧和担心。
在当下中国，你不能不承认，每个人的肉体都是软弱和怯懦的，都曾有王石这样的心态，碰到政治敏感的事怕，遇到政治上凶恶的人躲。可是中国之大，哪里会是躲的地方呢？不过，也有不躲的人在，比如广州的郭飞雄，武汉的秦永敏，北京的胡石根、查建国、高洪明，浙江的吕耿松，四川的刘贤斌、黄琦、谭作人等等，这样一大批异议人士，他们都是政治反对派，他们遇到令人恐惧的事情并没有躲，而是勇敢面对，虽然有监狱等着他们，但他们义无反顾。他们就像一棵树，从园中拔出来，栽到监狱；几年后，再从监狱拔出来，栽回家里；然后，再反复拔出和栽上，几多反复，不仅本人，就是家庭也承受巨大的压力，但他们仍然没有屈服，而是顽强地活着，“咬定青山不放松”。
北京、湖北、四川等地的异议人士很多，很多事迹也广为人知，不过浙江异议人士的人群占全国的比例并不低，而且他们中不少勇士的事情，人所共知得不多，这里不妨介绍一下，让读者看看他们以往及至今所承受的苦难，看看他们的义举，以及敢于政治反对的勇气。
严正学
浙东台州硬汉严正学，本是行为艺术家，维权人士，又是画家，他的人生苦难遭遇和入狱经历可以写几本厚书也写不完。严正学本人曾与中国民主党1998年组党时的早期成员有广泛联系，也接触过海外民运人士，但不过这些并没有导致他一定入狱。那么，什么导致他最终被判刑呢？原因是他与当地农民一起参与组建浙江台州温岭农会，被当地政府忌恨。
1949年以后，农会这个组织就从中国大陆淡出了，农会是农民最基本的合法组织，也是农民维权之家。共产党成功，本来就是靠农民造反起家的，一旦取得政权后就扔了农会，因为它担心农会一旦放开，早晚会成为下一个推翻它的基层组织。没有了农会，共产党两个起家的阶级就少了一个，还剩下孤掌难鸣的工人阶级。别看中国有工会，可比没有还坏，因为工会实质上沦为政府的其中一个部门。在1949年以前，工会存在的一个必然条件是组织工人维护自身权益，包括行使罢工、游行示威等宪法权利，可1949年后中国基本上不存在罢工这一权利，而工会领导的罢工根本没有，连一起也没有了，甚至连罢工自由的痕迹也不存在了。所以，工会不是一个为虎作伥的政府部门又是什么呢？
严正学曾遭受专政多年的压迫，曾在北大荒监狱被强制劳动教养多年，但这些苦难并没有使他改变初衷。2006年，他帮助浙东台州市温岭农民土地维权，自发组织温岭农会，参与上街发动民众，并联络北京的维权律师高智晟、北大法学博士李柏光、范亚峰等前来提供法律援助，网络和传统媒体也频频报道，后来高智晟因受阻而没来成，但农会的组建和维权一直大张旗鼓地进行，就连当地老劳动模范王妙增等在北京受到毛、朱接见过的民间知名人士也参与维权。从2004年到2006年三年发展，温岭农会已经初具规模，有章程，有负责人，有法律顾问，有参与人的签名，有网上声援和网站宣传，有申请示威游行的街头行动计划，更多访民响应，上街支持，群策群力。没想到，这次组建农会却被地方政府视为“向党和政府的挑战”，不但被视为非常危险的“突破党禁”，还被视为组织“农民起义”，不久就遭到当局严厉镇压。
2006年10月18日，严正学在台州自己的工作室内被抓，2007年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三年，台州市检察院检察员虞胜禄在台州检察院官方网站上公布个人总结说：承办该案“出色完成中央领导交办的‘严正学案’”，荣获嘉奖。入狱后，63岁的严正学再次遭受黑狱牢头殴打，以及狱警迫害，九死一生，能够活着出来实在是万幸。
按照政府对严正学的打击和定性，他在台州影响最大最轰动的事情，并不是他参与民主党，不是网上写文章，而是他积极参与组建温岭农会，“打开政府缺口、走出政改、结社的瓶颈，最后冲破党禁”，这一句话，让当局恐慌了，他们害怕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会，而且当看到温岭农会的负责人在严正学被捕后，发动农民申请游行示威营救严正学，当局恐慌以农会案件起诉严正学，反而使他成为农民心目中的领袖和英雄，后来就改变策略，从政治正确的角度镇压，把他与温岭农会和温岭维权农民剥离开，以他与中国民主党人接触、参加活动和写文章等极其荒唐的理由判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当然这也是中央喜欢地方这样做的，政治上不会有错误，地方当局还可以向中央领导邀功领赏，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联手，终于把他送进了监狱，后来农会的两名负责人先后暴病死亡，失去了核心人物，本来已有一定声势的温岭农会彻底被打散，熄灭未成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
谭凯
浙江绍兴人谭凯，作为异议人士，身上有不少标签：中国民主党人，亲台湾中国国民党的泛蓝联盟参与者，参与筹办绿色沙龙环保NGO，申请筹办科学发展观研究会，并研究出一套名为“大同”的思想体系并形成专著。这些敏感标签又成为他遭受各种阻碍的开始，但后来他入狱一年半，却不是因为他参加这些活动，而是他在从事维修笔记本电脑工作时，按客户要求备份硬盘资料，但此举却被指控非法持有国家秘密，法院确认了这一指控。
谭凯的职业是开店维修笔记本电脑。有一天，他接手一台笔记本电脑的维修，就是这台电脑的资料备份导致他入狱的。他没想到这台电脑的主人是浙江省委宣传部处长杨荣耀，里面居然有省委宣传部的标有秘密级的文件。当然，他是事后才知道，他至今也无法确定这次修电脑是被“钓鱼”，还是他活该“躺着中弹”，而且他从头到尾都没看到那份秘密文件到底是什么内容。
他本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组织的组党参与人之一，可他却没有因组党坐牢，倒因为修电脑坐牢，或许在当局眼里，修电脑比组党更危险——这只是一种表面说法而已，真实的理由是对他秋后算账。
民间组党，在1949年之后都是被禁止的，任何组党都是非法的，此后大陆再无一个公开成立并被批准为合法的政党出现，不被批准而成立的党，则被定性为非法组党、煽动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谭凯既参与非法组党，又参与非法结社，他发起组织的绿色沙龙NGO，因介入一起因化工污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调查，还没有申请正式成立就被取缔了，理由是非法结社。民政部门是负责民间申请结社的批准机关，他们规定民间社团只能有协会、研究会、之友会、同乡会、商会之类的名称，而“绿色沙龙”名称不符合这一规范，于是谭凯就把名称改为科学发展观研究会，并当面递交了申请，但申请还没有下文的时候，他却被指控非法持有国家秘密而入狱，随后判刑，等刑满释放之时，民政部门再无下文。
谭凯成为异议人士，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出狱几年后，突然想与朋友一起到台湾旅游，出入境部门也批准了他的大陆同胞前往台湾地区通行证。当他领了登机牌，临登机前持证件在出入境检查站办理出境手续，却被边防武警被扣下，结果是不准出境。台湾和大陆分为境外和境内，边防告诉他是绍兴那边下达指令，责任不在边防，但谭凯还是在边防检查站绝食抗议，最后他们把谭凯抬出去了。这一折腾，包括来回不能退的机票，以及各种手续和花费，约在6000余元，损失不能说不大。
因为是异议人士，出入境权利被剥夺，牢狱也坐了，再遇到别的什么难处也确实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些阻拦都是家常便饭。监狱警察曾说，中国没有政治犯，但看看国家所监控的异议人士，政治犯不光在监狱中，监狱外更多，谭凯就是众多人中的一个。
吴高兴
浙江临海人吴高兴，是因六四事件时成为异议人士的。当时他作为一所中专学校台州供销学校老师，组织示威游行，反对暴力专政，宣传民主自由和人权，全力参与那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很快，六四后马上被秋后算账，被关押在杭州四监，不料却因此结识了一部分同样追求民主自自由、参加六四运动并被关押的战友，比如王东海、陈龙德、毛国良、叶文相等，以及后来在杭州结识六四前在北京声援学生运动的浙江籍人傅国涌。王东海在六四前后最为活跃，六四开枪后他公开站在武林广场谴责镇压，声援学生，支持民主运动，不幸的是还没有看到民主实现就已经英年早逝了，为此吴高兴唏嘘不止。
那时，当局没有经验，把全省多数与六四民运有关的政治犯关押在一处，或许是防止他们“扩大影响、四处开花”，但他们却因祸得福，得以形成合力，一些政治犯和良心犯彼此还能互相安慰，抗议监狱内的各种刑讯逼供和恶劣待遇。从此，这些战友志同道合，获释后彼此联系，当然他们要好好利用当局创造的这样的机会。
六四坐牢两年出狱后，吴高兴的公职早已被开除，失去了饭碗，没有社会保险，没有医疗保险，为了谋生他甚至摆摊这样的活也去做，打短工，开黄包车，做点小买卖，维持生计。如今，二十多年的苦日子快熬到头了，因为他的儿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他的家庭负担轻松了，就回归到写文章的老本行，勤奋写作，能多些稿费收入。除了写文章，他还参与各种联署和签名活动，一如既往地在网上呼吁民主，或许别人对民主事业能奉献不少金钱，但他吴高兴奉献不出太多金钱，但能多多奉献自己的胆量。
他因为屡屡写政治敏感文章，在当地一直是国保警察的眼中钉，重点监控人士，每逢敏感日行动受限制，参与重大签名事件后，动辄被传唤，家中最值钱的财产便是电脑，他却因写文章被没收了多台，后来实在没钱买，就向公安局讨要，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居然把已查扣的一台旧电脑要了回来。
作为六四受难者，吴高兴只能过着清贫的生活，不过小偷并不知道他是否清贫，有次他的陋室被小偷光顾，东西被乱翻一通。为了避免类似的麻烦，他干脆在房门的上贴了一张这样的告示：“朋友，此处有书无钱，是本人写作谋生之所，请勿打扰。本人因参加1989年反腐败的学生运动失去教职，跟您一样穷。穷不欺穷，盗亦有道，有良心的朋友请到贪官污吏家去。”据说后来小偷就没有光顾过这里。不过，后面那句话需要斟酌，偷贪官污吏也是犯罪行为，最好的办法是劝小偷改邪归正参加民主运动，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反腐败，光明正大地走上正道，谋取自己未来的幸福和尊严。人人民主运动，利国利民，岂能不为？
吕耿松
头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的吕耿松，入狱前一度是中国民主党杭州召集人，2007年8月被判刑四年。四年后的2011年8月，临出狱前，辖区派出所所长告诉吕耿松的妻子汪雪娥，说老吕出来后他们会更忙。
果不其然，吕耿松出狱后已遭刑事传唤二十余次，天天出门有人跟踪，监视寸步不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月份在杭州召开“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议，有81个国家、20多个国际组织、400多名代表参加，这个会议本与吕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政府出于维稳政策需要，专门派警察把他一家男女老少都盯紧了，以防万一闹出“国际笑话”。国际会议那几天，除了他们夫妻俩被跟踪外，女儿也被监视，三人的身份证大头照海被保安协警拿着对比出入小区的行人，以防这家人出了小区，脱了视线，难以跟踪，无法对上级交差。
对于异议人士来说，这点逼迫算不得什么，因为他已经苦了二十年。吕耿松于1983年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浙江省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六四以后，他经常与他的学生交流官方禁止的所谓反动思想，1993年这一年终于被多名学生私下告密，遭浙江公安警察高等专科学校开除教职，之后成为无业人员：无房无产无工作，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妻子和女儿都是临时工。生存压力之大，生活之艰苦，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次北京律师滕彪来杭州，专门看望老吕，送上一点生活费接济一下。滕彪说，异议人士最困难的时候就是现在，这时若不帮助他们，要到什么时候帮助他们呢？吕耿松生活虽然苦，但依然不放弃自己的追求，时刻愿意为早一天争取到民主而努力。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政治犯的刑事判决书，不难看到他们的职业多是无业。难道他们真的是无业游民吗？不是的，吕耿松是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教师的能力很强，但因为良心上看不惯专制独裁，不被体制所容，所以才被逼到社会的墙角上自找门路。他先后当过为农民维权的代理人、法律顾问，摆过地摊，命运坎坷，但总是不改变他作为政治反对派的初衷，直到作为良心犯入狱，依然不放弃自己的信念。直到出狱后，他感觉这不过是把小监狱换成大监狱而已。
无论是承受苦难，还是在监狱坐牢，他作为政治反对派，却从来没有服软过，警察找他谈话，他不去，除非有正式开传唤证。这并非说吕耿松不温和，而是说他作为政治反对派，与警察并没有什么好谈的，除非中国不再有政治犯。至于和他们喝茶交朋是聊天，也是有条件的，除非这些警察退休以后才有可能交朋友。政治不服从是需要勇气的，他已经随时作好再次坐牢的准备。
祝正明
1998年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来到了短暂的“政治小阳春”，这一天，杭州政治理想主义者祝正明等人在杭州做了一件大事，他们确立三人正式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成立中国民主党。当时的民政部门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未经上级同意他们也不会允许他们登记注册，但是祝正明等人自有主张，他们依据结社自由的国际通行规则、人权公约及宪法确立的条文，宣布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并对全世界媒体宣布这一事实，这也是中国人送给克林顿访华的一个“大礼”。
中国民主党这个名字正是祝正明所起，后经大家讨论才确定下来。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第一版是他为主起草的，他还参与主编《在野党》杂志，编著一本描述西方民主政治框架和整体系统工程的理论性小册子《民主政治》，浙江筹委会的具体工作也多是他运作和筹划的。为此，祝正明被判刑十年。
祝正明是中国民主党内的一支笔，又被称为党内的理论家。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16岁的祝正明作为浙江江山中学学生参加高考，以全县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浙江大学，那时他仅读了九年书：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1982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进入全国化工系统重点企业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工作，1998年调到杭州化纤集团公司，曾任团支部书记、车间主任，作为中层干部领导几百人的车间，具备非常可贵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
本来，他有非常有前途的工作，有非常好的政治前途，为什么会发起成立民主党呢？这里面有个细节，1998年全国各地的民主党组织四处开花，当时各地政治小团体非常活跃，当局并没有立即镇压，再因为1998年中国与美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中央电视台还破天荒地现场直播江泽民、克林顿答记者问，无论是涉及政治敏感问题，还是尖锐的外交问题，央视都一字不漏地直播了出去。他们判断中国在国际大环境的压力下有政治开放的可能了，于是，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发起民主党，秉承的是“和平、理性、公开、合法”的立党准则，坚持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冲击党禁，没想到在这个专制独裁国家是容不得半个政治反对派的。当克林顿走后，江泽民很快表明了消灭政治异己在萌芽状态的态度，抓人的命令从北京迅速下达，各地民主党人纷纷被抓，浙江省内的王有才、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都被控制，只有核心成员之一的祝正明意外地外逃了，他不想坐牢，想在外地躲避一下，后来他还得知被抓到的党内成员，被判长达十几年徒刑，以他在发起成立民主党的核心作用，肯定不会少于十年。可中国之大，却很少有没落网的政治犯，躲是躲不过的，也是无处可逃的。王有才、吴义龙等先期被抓，很快判刑，祝正明则是浙江民主党最后一个被抓的，当时他的避难情况很不好，一路也不安全，又加上冬天又快来临。那时，他本想逃出境，随便哪个国家，先逃出再说，可一路上他与美国取得联系，那些承诺与他密切联系的人士，后来并没有传来确切的好消息，他一直没有遇见真正帮助他的人，眼看路费一空，因全国开展新一轮的严打，路上警察检查身份证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只得从福建逃回家乡浙江江山，没想到自己家门口和哥哥姐姐家门口都被布控了，吓得他不敢回家。1999年12月，他还念念不忘上网，不想断了美国和香港那边的秘密联系，期望早日得到帮助逃出去。有次，他从全市惟一能上网的电信大楼上网发封电邮后，轻松地走在大街上，突然见一辆车停在面前，车上的人迅速下来把他控制住，他被捕了。随后，他被带进公安局一间房屋，只见门上有牌子：浙江省衢州市国家安全局江山工作站。之后，他被判刑10年，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先期被捕的民主党同仁，王有才被判刑11年，吴义龙被判刑11年，毛庆祥、朱虞夫、徐光分别被判刑8年、7年、5年，都是同样的罪名。
庄道鹤
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庄道鹤是作为杭州大学教师身份参加的。杭大是浙江所有高校中参加学潮和学运最踊跃的，也是人数最多的。北京流血后，杭大学生们在校门口打出一个大大的血红“痛”字，哀悼遇难者，整个场面无不令路过者动容并流下眼泪。浙江省政府上的国旗下半旗致哀，其实是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爬上旗杆拉下来的，但这充分表明大学生们的爱国心情。
这场运动，全国高校学生都在参与，不光杭州学生，还是杭大老师也非常积极，庄道鹤便是杭大教师中参加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积极分子，结果却在六四后很快被秋后算账，被定性为内控分子，行动受限，直到如今。虽然他没被学校除名，但遭受的打击却一个接一个。他参加了全国司法考试，结果分数超过合格分数线，却被当局严密监控，故意不给他通过，无法取得律师资格，不让他当律师。他还被所在大学登报以旷工为名限期除名，如果不想被除名就要向学校交50多万元占编费，施压让他离开浙江大学。没办法，他自己花钱买下自己的在岗编制，自己给自己发养老金。
本来，庄道鹤是大学老师编制，正式在岗人员，却又因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工作时出版了一本反腐败、揭露纪委反腐败法西斯专政做法的文集汇编，导致该书被列为禁书，他再次被下岗，学校此后再不给他安排工作，又停发基本工资和保险金、医疗保险，还要逼着他离开，一旦离开浙大，他近三十年工龄就等于零，无奈庄道鹤只得四处借钱，又讨价还价，先交20多万保住自己的编制和工龄，争取将来工龄满三十年后提前退休，保全养老金。对于庄道鹤来说，如果没有编制，学校给他的所有一切待遇就会全部收回，自己承担高额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自己的境况就会一夜之间回到从前，又变成穷光蛋一个。他不甘心这样放弃自己的权利，认为属于自己的利益一定要争取，为别人维权，也要为自己维权；为别人上访，也要为自己上访。
庄道鹤虽然屡屡遭受政治上的逼迫，经济上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屈服，而是一如既往支持帮助被逼迫的人，2013年5月他在街上公开举牌支持许志永发起的依法组织化维权等公民行动，要求官员干部公示财产无罪。还参加各种签名，比如零八宪章，参与同城饭醉聚会，积极参与各种公民维权行动，帮助异议人士维权免费提供法律服务，资助坐牢受逼迫的民主党人，虽然他不时有坐牢的威胁，但他仍然坚持自己所认同的民主、人权理念，以此与党比赛，他相信自己能坚持到最后，当然这不是比实力，而是比耐力，比信念，比正义和良心的力量。
王成
王成作为执业律师，有其另类的一面，他追求法律层面的程序正义，当然也不放弃对公民社会建设所作出来的哪怕一丁点儿的努力，参选杭州滨江区人大代表便是他对公民身份的表达，尽管他受到多种阻拦，最后也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但他不惜代价地将选举委员会告上法庭，走完法律程序，并接受败诉的结果。几年来，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2010年，他发起不买房和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签名行动，为此得到更多律师同行的响应和支持。王成还是2012年12月发起要求205名部级以上官员率先公示财产呼吁信。2013年两会期间，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是在没有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条件下当选的，王成以他违反宪法及法律规定为由要求最高法院中止他们的人大职务，最高法院却不敢接受王成的起诉。他还起诉国务院行政不作为，但是中国国务院是不能当被告的，司法解释说国务院组成部门可以当被告，但国务院却不能。这只是一个文字游戏，因为国务院可以接受行政复议，按照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书若维持原行政决定，当事人可以告原行政决定的部门；若是国务院不作为，按照法律规定应可以把国务院告上法庭，可是国务院本身不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不能当被告。既然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都这样忽悠所有的法院，称国务院不能当被告，那么也就没有法院敢受理告国务院的案子。今天王成敢告，但没有法院敢受理，司法程序到了北京如同皮球被踢成气球，针一扎就破了，从此王成又成了信访专业户。
王成领衔的公民行动，这还不算最勇敢的，最勇敢的算是王成领衔在杭州延安路公开上街举牌：公民要求官员干部财产无罪，官员必须公布财产。王成表示自己是公民行为，就应该承担公民的责任，每次出门他都不忘佩戴公民胸章，文化衫上几个大字最突出的就是公民两字。
因为公民行动，结果很快遭到报复。一天午休，王成家里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传唤到派出所，那时他还穿着睡衣，家里还有吃奶的孩子，结果被传唤到派出所作笔录，仿佛就是犯罪嫌疑人，让他自证其罪，结果折腾到半夜才被放回去。
对王成的报复，不仅仅如此，王成还积极为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甚至为江西省萍乡市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维权，提供选举法律服务，结果遭身份不明者暴力殴打，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居然至今没有破案。除了肉体被折磨外，他还受到所在律师所的压力，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顶不住上级政府部门的压力，以他合同到期为由要求他离开，合同不再续签，逼迫他无法继续当执业律师。
此时，王成妻子刚生完孩子，妻子所在公司接到解聘的通知，妻子的工作也没有了，这是王成遭受各种压制的一部分。没有律师所挂靠，王成无法正常执业，只能继续当信访专业户。他最新的一次公民行为就是依法举报国务院所有的部委副职超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举报，结果还是没有下文。王成并不指望得到什么结果，本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是吹破了皮球，既然是他们自己制定出来的法律自己都不遵守，再试试他们的态度，发现这些法律法规有时候连手纸都不如，这样就将他们的谎言一一揭穿了。
2011年以来，尽管王成受到种种打压，但他执意要坚持下去，因为他要做一个公民，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国家对社会尽一份公民的责任，也是对社会进步的一个推动。这样的公民行动多了，公民社会就会来得快些，社会基础更扎实一些。
陈龙德
陈龙德，杭州人，原在舟山海军部队服役，后来进入浙江铝制品厂当工厂，出于对民主自由的向往，终于在1989年震惊中外的六四民主运动中爆发出来，他成为民主战场上最勇敢的战士，上街散发传单，反对一党专政，结果六四之后被判刑3年，罪名是反革命煽动罪。
在杭州的异议人士中，陈龙德是最低调的一个，他两次坐牢，第二次坐牢是六四事件七周年时他发动六四受难者一起联署签名，呼吁公开评价六四，给遇难者和受害者平反，结果再次入狱，1996年7月被判三年劳动教养。他在强制劳动的劳教所里多次遭毒打，本来是一个非常魁梧的大个子，却因不堪忍受殴打，寻求自杀解脱，在被判劳教不到一个月的一天，他不顾一切地从三楼上跳下去，被人发现赶紧抢救，结果生命保住了，但造成腿骨骨折终生致残，至今走路离不开双拐，而且至今都没有成家。即使是他在骨折之后，还没有痊愈，再说他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保外就医条件，但监狱因他是政治犯就不释放他，继续关押。他父母多次向江泽民及国际社会写信呼吁关注该案，批准他保外就医，但结果却是更加严厉地折磨他，让他继续坐牢，强迫出工劳动，他在劳教营所受到的迫害令人发指。
出狱后，他残着腿，出门及其不方便，家中又有八十多岁的老人，陈龙德需要伺候老人，又要照顾自己。最为可贵的，他遇到困难从来不愿意向朋友提出，也都是拒绝朋友们的资助和物质帮助，执意不要，非常低调地帮助别人，尽绵薄之力，哪怕自己再苦，也能独自承受。
此外，陈龙德还很热心帮助同为六四受难的难友，为还在服刑的六四良心犯呼吁，参与各种公民不服从呼吁书等各种政治公开信的联署、签署活动，尽自己一个公民的责任。
朱虞夫
朱虞夫是杭州的老民运斗士，1979年民主墙时期，就是开路先锋，埋头写传单，上街发传单，冲在第一线。朱虞夫还具有艺术家的天赋，1998年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开始运作期间，朱虞夫负责宣传，书法、美工、写文章、编杂志、邮寄发行，各类工作都能熟悉，很快上手，投入工作，直到被捕入狱。
第一次入狱是在1998年，入狱后仍作为人权斗士，要求监狱依法保障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他在狱中自费订阅美术画刊，这些公开出版的画刊却遭到监狱检查人员无理粗暴的干涉，他们以画刊中有些图片不宜传播为由用刀片裁下，不还给朱虞夫，为此朱虞夫为画册维权，绝食抗议，直到监狱把被裁掉的图片还给他才结束。
第二次坐牢，朱虞夫是为儿子遭受不公时与警察发生拉扯，结果被指控妨碍公务判刑两年，和上次入狱不同，这一次不是政治犯罪名，政治权利也没有被剥夺。入狱后，赶上一次国家规定的公开选举，他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就要求参加选举，结果监狱里不同意，这时法院也发现朱虞夫没被判剥夺政治权利疏忽了，后果太严重了。结果，法院罕见地再审他的案子，不要以为再审是改判或是别的目的，其实就是判剥夺他的政治权利，这样他没有了政治权利，在监狱里服刑也就没有资格要求参加选举了。
他第三次入狱，又是政治犯的罪名。2011年3月5日，借北非阿拉伯之春风势，中国茉莉花到了一个敏感时期，朱虞夫在skype群里发给朋友们一首短诗《是时候了》，随后被公安抄家及带走。4月11日，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其后被杭州中级法院判刑七年。
不妨把这几句诗录下，数数这首诗的字数，朱虞夫用多少字换一年徒刑：是时候了，广场是大家的，脚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歌曲是大家的，喉是自己的，是时候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中国是大家的，选择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你躲得过专政的追逼吗？
正在受审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曾与万科企业创始人王石在大连见过面，他到了重庆工作后还要见王石，王石知道不是什么好事就想躲，但躲不过，又有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直接传话，就壮着胆子去了。结果，见了王立军才得知，人家薄熙来又不想见他了，王石心中的石头才落地。王石是万科老板，并不是传说的太子党，他父亲官位最高不过是柳州铁路局副处长，如今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了一句：躲你能躲的过吗？假如薄熙来当上常委，你还敢躲吗？这话很对，但他内心确实有恐惧，不然今天不会有反思。
再换一个角度，对于王石来说，假如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要见他，他要不要躲？恐怕他心里也会设想，假如路上接到一个电话，告诉他不要见，他就不能见，也不敢见，也要躲；或路边一辆车停在他面前把他拉上车，或有人找他喝茶谈话，同样会让他内心增加几分恐惧和担心。
在当下中国，你不能不承认，每个人的肉体都是软弱和怯懦的，都曾有王石这样的心态，碰到政治敏感的事怕，遇到政治上凶恶的人躲。可是中国之大，哪里会是躲的地方呢？不过，也有不躲的人在，比如广州的郭飞雄，武汉的秦永敏，北京的胡石根、查建国、高洪明，浙江的吕耿松，四川的刘贤斌、黄琦、谭作人等等，这样一大批异议人士，他们都是政治反对派，他们遇到令人恐惧的事情并没有躲，而是勇敢面对，虽然有监狱等着他们，但他们义无反顾。他们就像一棵树，从园中拔出来，栽到监狱；几年后，再从监狱拔出来，栽回家里；然后，再反复拔出和栽上，几多反复，不仅本人，就是家庭也承受巨大的压力，但他们仍然没有屈服，而是顽强地活着，“咬定青山不放松”。
北京、湖北、四川等地的异议人士很多，很多事迹也广为人知，不过浙江异议人士的人群占全国的比例并不低，而且他们中不少勇士的事情，人所共知得不多，这里不妨介绍一下，让读者看看他们以往及至今所承受的苦难，看看他们的义举，以及敢于政治反对的勇气。
严正学
浙东台州硬汉严正学，本是行为艺术家，维权人士，又是画家，他的人生苦难遭遇和入狱经历可以写几本厚书也写不完。严正学本人曾与中国民主党1998年组党时的早期成员有广泛联系，也接触过海外民运人士，但不过这些并没有导致他一定入狱。那么，什么导致他最终被判刑呢？原因是他与当地农民一起参与组建浙江台州温岭农会，被当地政府忌恨。
1949年以后，农会这个组织就从中国大陆淡出了，农会是农民最基本的合法组织，也是农民维权之家。共产党成功，本来就是靠农民造反起家的，一旦取得政权后就扔了农会，因为它担心农会一旦放开，早晚会成为下一个推翻它的基层组织。没有了农会，共产党两个起家的阶级就少了一个，还剩下孤掌难鸣的工人阶级。别看中国有工会，可比没有还坏，因为工会实质上沦为政府的其中一个部门。在1949年以前，工会存在的一个必然条件是组织工人维护自身权益，包括行使罢工、游行示威等宪法权利，可1949年后中国基本上不存在罢工这一权利，而工会领导的罢工根本没有，连一起也没有了，甚至连罢工自由的痕迹也不存在了。所以，工会不是一个为虎作伥的政府部门又是什么呢？
严正学曾遭受专政多年的压迫，曾在北大荒监狱被强制劳动教养多年，但这些苦难并没有使他改变初衷。2006年，他帮助浙东台州市温岭农民土地维权，自发组织温岭农会，参与上街发动民众，并联络北京的维权律师高智晟、北大法学博士李柏光、范亚峰等前来提供法律援助，网络和传统媒体也频频报道，后来高智晟因受阻而没来成，但农会的组建和维权一直大张旗鼓地进行，就连当地老劳动模范王妙增等在北京受到毛、朱接见过的民间知名人士也参与维权。从2004年到2006年三年发展，温岭农会已经初具规模，有章程，有负责人，有法律顾问，有参与人的签名，有网上声援和网站宣传，有申请示威游行的街头行动计划，更多访民响应，上街支持，群策群力。没想到，这次组建农会却被地方政府视为“向党和政府的挑战”，不但被视为非常危险的“突破党禁”，还被视为组织“农民起义”，不久就遭到当局严厉镇压。
2006年10月18日，严正学在台州自己的工作室内被抓，2007年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三年，台州市检察院检察员虞胜禄在台州检察院官方网站上公布个人总结说：承办该案“出色完成中央领导交办的‘严正学案’”，荣获嘉奖。入狱后，63岁的严正学再次遭受黑狱牢头殴打，以及狱警迫害，九死一生，能够活着出来实在是万幸。
按照政府对严正学的打击和定性，他在台州影响最大最轰动的事情，并不是他参与民主党，不是网上写文章，而是他积极参与组建温岭农会，“打开政府缺口、走出政改、结社的瓶颈，最后冲破党禁”，这一句话，让当局恐慌了，他们害怕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会，而且当看到温岭农会的负责人在严正学被捕后，发动农民申请游行示威营救严正学，当局恐慌以农会案件起诉严正学，反而使他成为农民心目中的领袖和英雄，后来就改变策略，从政治正确的角度镇压，把他与温岭农会和温岭维权农民剥离开，以他与中国民主党人接触、参加活动和写文章等极其荒唐的理由判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当然这也是中央喜欢地方这样做的，政治上不会有错误，地方当局还可以向中央领导邀功领赏，中央领导和地方领导联手，终于把他送进了监狱，后来农会的两名负责人先后暴病死亡，失去了核心人物，本来已有一定声势的温岭农会彻底被打散，熄灭未成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
谭凯
浙江绍兴人谭凯，作为异议人士，身上有不少标签：中国民主党人，亲台湾中国国民党的泛蓝联盟参与者，参与筹办绿色沙龙环保NGO，申请筹办科学发展观研究会，并研究出一套名为“大同”的思想体系并形成专著。这些敏感标签又成为他遭受各种阻碍的开始，但后来他入狱一年半，却不是因为他参加这些活动，而是他在从事维修笔记本电脑工作时，按客户要求备份硬盘资料，但此举却被指控非法持有国家秘密，法院确认了这一指控。
谭凯的职业是开店维修笔记本电脑。有一天，他接手一台笔记本电脑的维修，就是这台电脑的资料备份导致他入狱的。他没想到这台电脑的主人是浙江省委宣传部处长杨荣耀，里面居然有省委宣传部的标有秘密级的文件。当然，他是事后才知道，他至今也无法确定这次修电脑是被“钓鱼”，还是他活该“躺着中弹”，而且他从头到尾都没看到那份秘密文件到底是什么内容。
他本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组织的组党参与人之一，可他却没有因组党坐牢，倒因为修电脑坐牢，或许在当局眼里，修电脑比组党更危险——这只是一种表面说法而已，真实的理由是对他秋后算账。
民间组党，在1949年之后都是被禁止的，任何组党都是非法的，此后大陆再无一个公开成立并被批准为合法的政党出现，不被批准而成立的党，则被定性为非法组党、煽动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谭凯既参与非法组党，又参与非法结社，他发起组织的绿色沙龙NGO，因介入一起因化工污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调查，还没有申请正式成立就被取缔了，理由是非法结社。民政部门是负责民间申请结社的批准机关，他们规定民间社团只能有协会、研究会、之友会、同乡会、商会之类的名称，而“绿色沙龙”名称不符合这一规范，于是谭凯就把名称改为科学发展观研究会，并当面递交了申请，但申请还没有下文的时候，他却被指控非法持有国家秘密而入狱，随后判刑，等刑满释放之时，民政部门再无下文。
谭凯成为异议人士，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出狱几年后，突然想与朋友一起到台湾旅游，出入境部门也批准了他的大陆同胞前往台湾地区通行证。当他领了登机牌，临登机前持证件在出入境检查站办理出境手续，却被边防武警被扣下，结果是不准出境。台湾和大陆分为境外和境内，边防告诉他是绍兴那边下达指令，责任不在边防，但谭凯还是在边防检查站绝食抗议，最后他们把谭凯抬出去了。这一折腾，包括来回不能退的机票，以及各种手续和花费，约在6000余元，损失不能说不大。
因为是异议人士，出入境权利被剥夺，牢狱也坐了，再遇到别的什么难处也确实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些阻拦都是家常便饭。监狱警察曾说，中国没有政治犯，但看看国家所监控的异议人士，政治犯不光在监狱中，监狱外更多，谭凯就是众多人中的一个。
吴高兴
浙江临海人吴高兴，是因六四事件时成为异议人士的。当时他作为一所中专学校台州供销学校老师，组织示威游行，反对暴力专政，宣传民主自由和人权，全力参与那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很快，六四后马上被秋后算账，被关押在杭州四监，不料却因此结识了一部分同样追求民主自自由、参加六四运动并被关押的战友，比如王东海、陈龙德、毛国良、叶文相等，以及后来在杭州结识六四前在北京声援学生运动的浙江籍人傅国涌。王东海在六四前后最为活跃，六四开枪后他公开站在武林广场谴责镇压，声援学生，支持民主运动，不幸的是还没有看到民主实现就已经英年早逝了，为此吴高兴唏嘘不止。
那时，当局没有经验，把全省多数与六四民运有关的政治犯关押在一处，或许是防止他们“扩大影响、四处开花”，但他们却因祸得福，得以形成合力，一些政治犯和良心犯彼此还能互相安慰，抗议监狱内的各种刑讯逼供和恶劣待遇。从此，这些战友志同道合，获释后彼此联系，当然他们要好好利用当局创造的这样的机会。
六四坐牢两年出狱后，吴高兴的公职早已被开除，失去了饭碗，没有社会保险，没有医疗保险，为了谋生他甚至摆摊这样的活也去做，打短工，开黄包车，做点小买卖，维持生计。如今，二十多年的苦日子快熬到头了，因为他的儿子们都已经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他的家庭负担轻松了，就回归到写文章的老本行，勤奋写作，能多些稿费收入。除了写文章，他还参与各种联署和签名活动，一如既往地在网上呼吁民主，或许别人对民主事业能奉献不少金钱，但他吴高兴奉献不出太多金钱，但能多多奉献自己的胆量。
他因为屡屡写政治敏感文章，在当地一直是国保警察的眼中钉，重点监控人士，每逢敏感日行动受限制，参与重大签名事件后，动辄被传唤，家中最值钱的财产便是电脑，他却因写文章被没收了多台，后来实在没钱买，就向公安局讨要，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后来居然把已查扣的一台旧电脑要了回来。
作为六四受难者，吴高兴只能过着清贫的生活，不过小偷并不知道他是否清贫，有次他的陋室被小偷光顾，东西被乱翻一通。为了避免类似的麻烦，他干脆在房门的上贴了一张这样的告示：“朋友，此处有书无钱，是本人写作谋生之所，请勿打扰。本人因参加1989年反腐败的学生运动失去教职，跟您一样穷。穷不欺穷，盗亦有道，有良心的朋友请到贪官污吏家去。”据说后来小偷就没有光顾过这里。不过，后面那句话需要斟酌，偷贪官污吏也是犯罪行为，最好的办法是劝小偷改邪归正参加民主运动，这样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反腐败，光明正大地走上正道，谋取自己未来的幸福和尊严。人人民主运动，利国利民，岂能不为？
吕耿松
头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的吕耿松，入狱前一度是中国民主党杭州召集人，2007年8月被判刑四年。四年后的2011年8月，临出狱前，辖区派出所所长告诉吕耿松的妻子汪雪娥，说老吕出来后他们会更忙。
果不其然，吕耿松出狱后已遭刑事传唤二十余次，天天出门有人跟踪，监视寸步不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月份在杭州召开“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议，有81个国家、20多个国际组织、400多名代表参加，这个会议本与吕家没有任何关系，但政府出于维稳政策需要，专门派警察把他一家男女老少都盯紧了，以防万一闹出“国际笑话”。国际会议那几天，除了他们夫妻俩被跟踪外，女儿也被监视，三人的身份证大头照海被保安协警拿着对比出入小区的行人，以防这家人出了小区，脱了视线，难以跟踪，无法对上级交差。
对于异议人士来说，这点逼迫算不得什么，因为他已经苦了二十年。吕耿松于1983年从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浙江省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六四以后，他经常与他的学生交流官方禁止的所谓反动思想，1993年这一年终于被多名学生私下告密，遭浙江公安警察高等专科学校开除教职，之后成为无业人员：无房无产无工作，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妻子和女儿都是临时工。生存压力之大，生活之艰苦，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次北京律师滕彪来杭州，专门看望老吕，送上一点生活费接济一下。滕彪说，异议人士最困难的时候就是现在，这时若不帮助他们，要到什么时候帮助他们呢？吕耿松生活虽然苦，但依然不放弃自己的追求，时刻愿意为早一天争取到民主而努力。
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一下政治犯的刑事判决书，不难看到他们的职业多是无业。难道他们真的是无业游民吗？不是的，吕耿松是杭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教师的能力很强，但因为良心上看不惯专制独裁，不被体制所容，所以才被逼到社会的墙角上自找门路。他先后当过为农民维权的代理人、法律顾问，摆过地摊，命运坎坷，但总是不改变他作为政治反对派的初衷，直到作为良心犯入狱，依然不放弃自己的信念。直到出狱后，他感觉这不过是把小监狱换成大监狱而已。
无论是承受苦难，还是在监狱坐牢，他作为政治反对派，却从来没有服软过，警察找他谈话，他不去，除非有正式开传唤证。这并非说吕耿松不温和，而是说他作为政治反对派，与警察并没有什么好谈的，除非中国不再有政治犯。至于和他们喝茶交朋是聊天，也是有条件的，除非这些警察退休以后才有可能交朋友。政治不服从是需要勇气的，他已经随时作好再次坐牢的准备。
祝正明
1998年6月2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来到了短暂的“政治小阳春”，这一天，杭州政治理想主义者祝正明等人在杭州做了一件大事，他们确立三人正式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成立中国民主党。当时的民政部门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未经上级同意他们也不会允许他们登记注册，但是祝正明等人自有主张，他们依据结社自由的国际通行规则、人权公约及宪法确立的条文，宣布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并对全世界媒体宣布这一事实，这也是中国人送给克林顿访华的一个“大礼”。
中国民主党这个名字正是祝正明所起，后经大家讨论才确定下来。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第一版是他为主起草的，他还参与主编《在野党》杂志，编著一本描述西方民主政治框架和整体系统工程的理论性小册子《民主政治》，浙江筹委会的具体工作也多是他运作和筹划的。为此，祝正明被判刑十年。
祝正明是中国民主党内的一支笔，又被称为党内的理论家。1978年，恢复高考第二年，16岁的祝正明作为浙江江山中学学生参加高考，以全县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浙江大学，那时他仅读了九年书：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1982年7月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进入全国化工系统重点企业江苏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工作，1998年调到杭州化纤集团公司，曾任团支部书记、车间主任，作为中层干部领导几百人的车间，具备非常可贵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
本来，他有非常有前途的工作，有非常好的政治前途，为什么会发起成立民主党呢？这里面有个细节，1998年全国各地的民主党组织四处开花，当时各地政治小团体非常活跃，当局并没有立即镇压，再因为1998年中国与美国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中央电视台还破天荒地现场直播江泽民、克林顿答记者问，无论是涉及政治敏感问题，还是尖锐的外交问题，央视都一字不漏地直播了出去。他们判断中国在国际大环境的压力下有政治开放的可能了，于是，他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发起民主党，秉承的是“和平、理性、公开、合法”的立党准则，坚持以非暴力的和平方式冲击党禁，没想到在这个专制独裁国家是容不得半个政治反对派的。当克林顿走后，江泽民很快表明了消灭政治异己在萌芽状态的态度，抓人的命令从北京迅速下达，各地民主党人纷纷被抓，浙江省内的王有才、吴义龙、毛庆祥、朱虞夫、徐光都被控制，只有核心成员之一的祝正明意外地外逃了，他不想坐牢，想在外地躲避一下，后来他还得知被抓到的党内成员，被判长达十几年徒刑，以他在发起成立民主党的核心作用，肯定不会少于十年。可中国之大，却很少有没落网的政治犯，躲是躲不过的，也是无处可逃的。王有才、吴义龙等先期被抓，很快判刑，祝正明则是浙江民主党最后一个被抓的，当时他的避难情况很不好，一路也不安全，又加上冬天又快来临。那时，他本想逃出境，随便哪个国家，先逃出再说，可一路上他与美国取得联系，那些承诺与他密切联系的人士，后来并没有传来确切的好消息，他一直没有遇见真正帮助他的人，眼看路费一空，因全国开展新一轮的严打，路上警察检查身份证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只得从福建逃回家乡浙江江山，没想到自己家门口和哥哥姐姐家门口都被布控了，吓得他不敢回家。1999年12月，他还念念不忘上网，不想断了美国和香港那边的秘密联系，期望早日得到帮助逃出去。有次，他从全市惟一能上网的电信大楼上网发封电邮后，轻松地走在大街上，突然见一辆车停在面前，车上的人迅速下来把他控制住，他被捕了。随后，他被带进公安局一间房屋，只见门上有牌子：浙江省衢州市国家安全局江山工作站。之后，他被判刑10年，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先期被捕的民主党同仁，王有才被判刑11年，吴义龙被判刑11年，毛庆祥、朱虞夫、徐光分别被判刑8年、7年、5年，都是同样的罪名。
庄道鹤
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庄道鹤是作为杭州大学教师身份参加的。杭大是浙江所有高校中参加学潮和学运最踊跃的，也是人数最多的。北京流血后，杭大学生们在校门口打出一个大大的血红“痛”字，哀悼遇难者，整个场面无不令路过者动容并流下眼泪。浙江省政府上的国旗下半旗致哀，其实是浙江美术学院学生爬上旗杆拉下来的，但这充分表明大学生们的爱国心情。
这场运动，全国高校学生都在参与，不光杭州学生，还是杭大老师也非常积极，庄道鹤便是杭大教师中参加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积极分子，结果却在六四后很快被秋后算账，被定性为内控分子，行动受限，直到如今。虽然他没被学校除名，但遭受的打击却一个接一个。他参加了全国司法考试，结果分数超过合格分数线，却被当局严密监控，故意不给他通过，无法取得律师资格，不让他当律师。他还被所在大学登报以旷工为名限期除名，如果不想被除名就要向学校交50多万元占编费，施压让他离开浙江大学。没办法，他自己花钱买下自己的在岗编制，自己给自己发养老金。
本来，庄道鹤是大学老师编制，正式在岗人员，却又因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工作时出版了一本反腐败、揭露纪委反腐败法西斯专政做法的文集汇编，导致该书被列为禁书，他再次被下岗，学校此后再不给他安排工作，又停发基本工资和保险金、医疗保险，还要逼着他离开，一旦离开浙大，他近三十年工龄就等于零，无奈庄道鹤只得四处借钱，又讨价还价，先交20多万保住自己的编制和工龄，争取将来工龄满三十年后提前退休，保全养老金。对于庄道鹤来说，如果没有编制，学校给他的所有一切待遇就会全部收回，自己承担高额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自己的境况就会一夜之间回到从前，又变成穷光蛋一个。他不甘心这样放弃自己的权利，认为属于自己的利益一定要争取，为别人维权，也要为自己维权；为别人上访，也要为自己上访。
庄道鹤虽然屡屡遭受政治上的逼迫，经济上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屈服，而是一如既往支持帮助被逼迫的人，2013年5月他在街上公开举牌支持许志永发起的依法组织化维权等公民行动，要求官员干部公示财产无罪。还参加各种签名，比如零八宪章，参与同城饭醉聚会，积极参与各种公民维权行动，帮助异议人士维权免费提供法律服务，资助坐牢受逼迫的民主党人，虽然他不时有坐牢的威胁，但他仍然坚持自己所认同的民主、人权理念，以此与党比赛，他相信自己能坚持到最后，当然这不是比实力，而是比耐力，比信念，比正义和良心的力量。
王成
王成作为执业律师，有其另类的一面，他追求法律层面的程序正义，当然也不放弃对公民社会建设所作出来的哪怕一丁点儿的努力，参选杭州滨江区人大代表便是他对公民身份的表达，尽管他受到多种阻拦，最后也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但他不惜代价地将选举委员会告上法庭，走完法律程序，并接受败诉的结果。几年来，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2010年，他发起不买房和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签名行动，为此得到更多律师同行的响应和支持。王成还是2012年12月发起要求205名部级以上官员率先公示财产呼吁信。2013年两会期间，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是在没有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条件下当选的，王成以他违反宪法及法律规定为由要求最高法院中止他们的人大职务，最高法院却不敢接受王成的起诉。他还起诉国务院行政不作为，但是中国国务院是不能当被告的，司法解释说国务院组成部门可以当被告，但国务院却不能。这只是一个文字游戏，因为国务院可以接受行政复议，按照法律规定，行政复议决定书若维持原行政决定，当事人可以告原行政决定的部门；若是国务院不作为，按照法律规定应可以把国务院告上法庭，可是国务院本身不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不能当被告。既然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都这样忽悠所有的法院，称国务院不能当被告，那么也就没有法院敢受理告国务院的案子。今天王成敢告，但没有法院敢受理，司法程序到了北京如同皮球被踢成气球，针一扎就破了，从此王成又成了信访专业户。
王成领衔的公民行动，这还不算最勇敢的，最勇敢的算是王成领衔在杭州延安路公开上街举牌：公民要求官员干部财产无罪，官员必须公布财产。王成表示自己是公民行为，就应该承担公民的责任，每次出门他都不忘佩戴公民胸章，文化衫上几个大字最突出的就是公民两字。
因为公民行动，结果很快遭到报复。一天午休，王成家里突然闯进来一群人，把他传唤到派出所，那时他还穿着睡衣，家里还有吃奶的孩子，结果被传唤到派出所作笔录，仿佛就是犯罪嫌疑人，让他自证其罪，结果折腾到半夜才被放回去。
对王成的报复，不仅仅如此，王成还积极为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提供法律援助，甚至为江西省萍乡市人大代表独立候选人维权，提供选举法律服务，结果遭身份不明者暴力殴打，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居然至今没有破案。除了肉体被折磨外，他还受到所在律师所的压力，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顶不住上级政府部门的压力，以他合同到期为由要求他离开，合同不再续签，逼迫他无法继续当执业律师。
此时，王成妻子刚生完孩子，妻子所在公司接到解聘的通知，妻子的工作也没有了，这是王成遭受各种压制的一部分。没有律师所挂靠，王成无法正常执业，只能继续当信访专业户。他最新的一次公民行为就是依法举报国务院所有的部委副职超标，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举报，结果还是没有下文。王成并不指望得到什么结果，本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是吹破了皮球，既然是他们自己制定出来的法律自己都不遵守，再试试他们的态度，发现这些法律法规有时候连手纸都不如，这样就将他们的谎言一一揭穿了。
2011年以来，尽管王成受到种种打压，但他执意要坚持下去，因为他要做一个公民，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国家对社会尽一份公民的责任，也是对社会进步的一个推动。这样的公民行动多了，公民社会就会来得快些，社会基础更扎实一些。
陈龙德
陈龙德，杭州人，原在舟山海军部队服役，后来进入浙江铝制品厂当工厂，出于对民主自由的向往，终于在1989年震惊中外的六四民主运动中爆发出来，他成为民主战场上最勇敢的战士，上街散发传单，反对一党专政，结果六四之后被判刑3年，罪名是反革命煽动罪。
在杭州的异议人士中，陈龙德是最低调的一个，他两次坐牢，第二次坐牢是六四事件七周年时他发动六四受难者一起联署签名，呼吁公开评价六四，给遇难者和受害者平反，结果再次入狱，1996年7月被判三年劳动教养。他在强制劳动的劳教所里多次遭毒打，本来是一个非常魁梧的大个子，却因不堪忍受殴打，寻求自杀解脱，在被判劳教不到一个月的一天，他不顾一切地从三楼上跳下去，被人发现赶紧抢救，结果生命保住了，但造成腿骨骨折终生致残，至今走路离不开双拐，而且至今都没有成家。即使是他在骨折之后，还没有痊愈，再说他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保外就医条件，但监狱因他是政治犯就不释放他，继续关押。他父母多次向江泽民及国际社会写信呼吁关注该案，批准他保外就医，但结果却是更加严厉地折磨他，让他继续坐牢，强迫出工劳动，他在劳教营所受到的迫害令人发指。
出狱后，他残着腿，出门及其不方便，家中又有八十多岁的老人，陈龙德需要伺候老人，又要照顾自己。最为可贵的，他遇到困难从来不愿意向朋友提出，也都是拒绝朋友们的资助和物质帮助，执意不要，非常低调地帮助别人，尽绵薄之力，哪怕自己再苦，也能独自承受。
此外，陈龙德还很热心帮助同为六四受难的难友，为还在服刑的六四良心犯呼吁，参与各种公民不服从呼吁书等各种政治公开信的联署、签署活动，尽自己一个公民的责任。
朱虞夫
朱虞夫是杭州的老民运斗士，1979年民主墙时期，就是开路先锋，埋头写传单，上街发传单，冲在第一线。朱虞夫还具有艺术家的天赋，1998年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开始运作期间，朱虞夫负责宣传，书法、美工、写文章、编杂志、邮寄发行，各类工作都能熟悉，很快上手，投入工作，直到被捕入狱。
第一次入狱是在1998年，入狱后仍作为人权斗士，要求监狱依法保障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他在狱中自费订阅美术画刊，这些公开出版的画刊却遭到监狱检查人员无理粗暴的干涉，他们以画刊中有些图片不宜传播为由用刀片裁下，不还给朱虞夫，为此朱虞夫为画册维权，绝食抗议，直到监狱把被裁掉的图片还给他才结束。
第二次坐牢，朱虞夫是为儿子遭受不公时与警察发生拉扯，结果被指控妨碍公务判刑两年，和上次入狱不同，这一次不是政治犯罪名，政治权利也没有被剥夺。入狱后，赶上一次国家规定的公开选举，他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就要求参加选举，结果监狱里不同意，这时法院也发现朱虞夫没被判剥夺政治权利疏忽了，后果太严重了。结果，法院罕见地再审他的案子，不要以为再审是改判或是别的目的，其实就是判剥夺他的政治权利，这样他没有了政治权利，在监狱里服刑也就没有资格要求参加选举了。
他第三次入狱，又是政治犯的罪名。2011年3月5日，借北非阿拉伯之春风势，中国茉莉花到了一个敏感时期，朱虞夫在skype群里发给朋友们一首短诗《是时候了》，随后被公安抄家及带走。4月11日，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其后被杭州中级法院判刑七年。
不妨把这几句诗录下，数数这首诗的字数，朱虞夫用多少字换一年徒刑：是时候了，广场是大家的，脚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歌曲是大家的，喉是自己的，是时候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中国是大家的，选择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