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被视为新一届中共政府意识形态风向标。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发言中强调了两点,一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一百年不会变;二是意识形态工作对党“极端”重要。
我们知道,胡温时期中央常委是九位,而到了这一届政府,变成了七位,政法系的常委被减去了,而宣传系的常委却得以保留,且继承上一届升职模式:中宣部长升任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我们看到,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常委的职位得以体现。
但这位作者没有进一步思考,一个靠意识形态宣传或控制才能稳定的社会,是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有多少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是靠官方控制媒体宣传出来的?
严峻课题
社会稳定和平靠的是全体国民的成熟的心智,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洗脑宣传。常言道,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对社会善恶都有自己的诉求与判断,当执政党与政府刻意使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影响社会时,它是在用一部分人的价值判断,通过公权力来施加影响绝大多少人。
我们看到,无论是反右,还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无论是文革还是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意识形态作祟的结果。中共是应该顺应民意与世界民主宪政潮流,还是继续用理论来误导民众,这是摆在习时代面前最严峻的课题。
极权政体控制的意识形态总是被一些人利用,成为打击迫害政治异已的工具,而习近平的父亲与习家,是直接受害者。因此,习仲勋对一些人利用意识形态作恶,也有清醒与深刻的认识。意识形态的真正受害者,也应该意识到极左思潮对法治、对公民人权的巨大危害。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中共“理论权威”康生说习仲勋“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为高岗翻案。”康生在全会中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被毛当众念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康生炮制的意识形态,被毛利用,习仲勋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被迫害长达16年,整个家庭因此蒙难受害。
平反后的习仲勋对意识形态的棍子深恶痛绝,对改革开放初意识形态领域“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持抵制态度。一次干部工作会议之后,习仲勋对胡耀邦说:“现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了一根打人的棍子,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或者他们看不顺眼,想整某个人了,就给他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简直是岂有此理!”
半个世纪前的父辈因意识形态而受迫害,意识形态最终是谁的意识形态呢?当然是一把手个人的意识形态,毛同意了康生的观点,认同习仲勋是利用小说反党,习仲勋就成为反党集团成员,小说诗歌电影戏剧一切文化作品、一切言论都可以上纲上线,成为意识形态,习近平切身受意识形态名义的迫害,为什么一点没有反思,为什么还要利用所谓的意识形态来维护稳定?
一旦确立了意识形态“极端”重要,意识形态系统就会走“极端”,就会把倡导公民社会建设、普世价值观念看成颠覆政权的西方阴谋,就会把网络上正常批评党与政府的言论当成非法言论,就会以意识形态或维稳名义,对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封号禁言。
社会意识
强化与管制意识形态,使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出版权被剥夺,更使中国当代思想、文化领域没有创造力,思想领域没有创新,文化领域只能跟在欧美港台韩日文化时尚后面,山寨式追风式消费。意识形态通过自己控制的媒体与教材,使历史没有真相,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禁区,使学者与文化人随时会踩到“地雷”,网络上的政治敏感词更是可以汇编成一部大辞典。
这什么官方的意识形态领域反感与畏惧网络上的意识形态呢?因为网络空间的自由开放更反映真实的民情民意,特别是,由于网民整体是年轻族群,能接受到更多的信息,所以网络上的民意更具代表性,官方用一党政治的意识形态想影响与左右网络意识形态,无异于逆流而动。官方固守的意识形态已然是干涸的内陆河,而网络上的民意,才是应该面对与正视的汪洋大海。
《南方都市报》8月18日报导,2012年6~7月,南开大学马得勇副教授在新浪微博、天涯论坛以及一些政治社会话题比较集中的网站进行调查。调查显示,中国网民中,左派只有6.2%,右派则占到38.7%,中间立场者55.1%。97.5%的网络用户认为“不管谁当领导,权力都要受到制约”,97.2%的网络用户同意“当前中国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很严重”。九成以上的受调者对“人人都有权批评政府”这一问题上持赞同立场。
习近平应该知道,文明国家是通过独立的调查公司来统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公民希望国家有怎样的发展、对执政党与政府有怎样的意见,或对领导人的满意度等等,均可以通过科学调查的方式,使意识形态成为公开数据,以此来制定决策,调整施政方针。执政党要遵从、顺应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要被引导或纳入到某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中。
一旦将某一种意识形态当成真理,必然会将真正的代表社会主流民意的意识形态当成异已的思想加以排斥,意识形态问题就成为一种思想斗争,当局通过打压自由多元的思想,以维护统治者固有的意识形态,这本质上是维依靠旧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权贵利益集团价值体系与利益共同体。
是让死的意识形态来束缚活的社会,还是让活的社会意识形态来影响并决定政治?传统的洗脑方式、屏蔽信息的方式、非法打压的方式都在日渐失灵,在信息越来越多元化、自由化的今天,试图用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来维护稳定,保持思想统一,只会是刻舟求剑、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