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网络谣言是对国家谎言的瓦解
什么是国家谎言？按笔者的理解，应该是指虚构事实并将这种虚构的事实进行宣传，达到欺骗社会公众的特定目的。国家谎言的特征是“宣传”，自从希特勒说“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宣传”一词就在全世界民主国家成为贬义词，是“强行灌输”、“盲目鼓吹”、“夸大事实”、“制造假象”、“钳制异见”、“操纵舆论”的代名词。国家谎言需要不断重复，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因此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叫《真理报》，中国的中宣部叫“真理部”。一个谎言需要另一个谎言去支撑，因此大谎言里套着小谎言，小谎言就是那些无耻的“官谣”。这种大小谎言合在一起就是国家谎言。
国家谎言分为两类，一类是固定性的重复式谎言；一类是临时性的辟谣式谎言（官谣）。固定性谎言如“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之类。当这些固定性谎言被贪官污吏们收刮民财、欺压百姓、践踏法律、荒淫荒政的具体事件所击破时，各级政府就会立即制造临时性的辟谣式谎言以支撑维护固定性谎言。日前，新华社刊发了一篇题为《看似有隐情，其实真忽悠——盘点那些曾经的官谣》的电稿，梳理了近年来各地出现的“官谣”案例，如刘铁男被实名举报时，国家能源局曾对举报事实辟谣；郑州夜店打出字幕欢迎某局长光临，官方称是恶作剧……这些被急忙否认的事情最终都得到了证实。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上访”后，官方制造了“休假式治疗”、“孤立性事件”等一系列临时性辟谣式谎言，网民得不到真相时只能拼图，把薄熙来拼进去了，把薄谷开来拼劲去了，把海伍德拼进去了……这些所谓的谣言很靠谱，大多道出了真相，官方对事件的阶段性定论成为这些谣言真实性的佐证，网民惊叹“谣言传着传着就上了头版头条”，“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从中不难看出，“官谣”对权力部门公信力的伤害是巨大的，甚至是难以逆转的。
什么是网络谣言？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指没有被相关事实所完全证实的传言，即“小道消息”。谣言的发生多因事件已经发生，但关键的信息被人为封闭，局外人无法得知究里，只能靠合理化想象和逻辑推理去还原事件，有时为了向别人求证，就要口口相传，在传递过程中，有的谣言得到补充和纠偏后靠近事实和被逐步证明为事实，有的谣言被加上主观色彩或表达失误而变型，变为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原《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说：“在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新闻媒体备受压制的国度，谣言其实就是存在于人心深处的真相，是群体表达意愿的一种方式，是大众对抗官方宣传和谎言的有力武器。它不是事实，但远比事实更真；它经不起推敲，但总比真理令人信服；它漏洞百出，但挡不住大众深信不疑。”
谣言的生命力源泉来自谣言瓦解了国家谎言，人们愿意相信谣言，不在意其真伪。2002年7月，从天津纪委离职，又还没找到《南方周末》那份工作的待业青年林楚方，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社发表了一篇帖子——《布什总统在美国国庆日在中国网友会上的演说（代拟)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就是在笼子里为大家演讲。”林楚方在原帖标题中注明了“代拟”、“中国网友会”，但信息传播中人们很快将其“削平”——大量的细节被省略，谣言变得更短、更简洁、更容易被理解和叙述，一篇3000多字的“总统演讲稿”，最后就剩下上述这段最符合公众认知、最有传播价值的话，进一步又被标签为“将权力关进牢笼”。2013年１月２２日，习近平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笔者怀疑习近平抄袭了林楚方的“谣言”，并有“添油加醋”的成分，涉嫌“信谣、造谣、传谣”，难道公安和国保胆敢把总书记也抓起来吗？
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49期《2012 最魅惑的谣言》让我们知道，中国还有很多“名言”其实是假托名人之口来说自己想说的话，央视的柴静、白岩松就是经常被说出各种各样的话。新浪总编辑陈彤说自己曾当面就几个名言向白岩松求证，白岩松回应不是他说的，或者只有头一两句是他说。但在传播中，这种“人畜无害”又“有些道理”的谣言，大多数人没有动机也没有意愿去查证核实，也乐得随手转发。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央视著名解说员“大嘴”韩乔生身上，关于他解说中口误的段子经久不衰。既然辟谣无望，颇有自嘲精神的韩乔生干脆将其汇集成书发表，博人一笑。在微博上，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表述，“不管这段话是不是龙应台说的，都值得我们多读一次……”那么那段话到底是不是龙应台说的呢？无所谓。
国家谎言与网络谣言的区别在哪里？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谣言一般只能发生在有限的人群和区域当中，有了互联网之后，谣言才得以加大口口相传的流量及其影响力，但在传播载体上仍然有局限性，经常遭到屏蔽和删帖；而国家谎言是利用公共权力和媒体资源堂而皇之地公开进行撒谎，不受人群和地域的限制，它以牺牲政府公信力和国家信誉为代价，以损害公众的重大利益为目的。网络谣言在传播时会尽量地做出一些求证，信不信由你；而国家谎言对事实是无所顾忌的，它的推行总以暴力作为后盾，要求人们“消除杂音噪音”、“统一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同心同德”，不允许有人质疑。谣言可能会被证明为真实，有时可能只是部分失实；而谎言就是谎言，它毫无真实可言，并且永远是谎言。国家谎言的危害远远大于网络谣言，国家谎言是大盗而网络谣言是小偷，网络谣言影响一时而国家谎言影响一世，网络谣言可能危害一群人，而国家谎言可能危害一个民族。
国家谎言与网络谣言之间是什么样关系？谎言与谣言本来是各自独立的，但在专制国家，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政府要一边制造谎言引导舆论，一边打击谣言控制局面。薄熙来被停职后，中央媒体都说“各地干部群众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决定”，“各地干部群众一致认为中央的决定体现了法治精神”。中央的决定全文只有98个字符，对薄熙来的问题只说出了4个字“严重违纪”，干部群众对薄熙来犯了什么错误都不知道，怎么就“坚决拥护”了呢？薄熙来被立案调查，意味着已经被“双规”，而“双规”是党的“家法”，本身就凌驾于国法之上，怎么就体现了法治精神呢？再说，在“干部群众”中有很多人是薄熙来的铁杆粉丝，是“左派”，是“乌有之乡”的人，而薄熙来是他们的精神领袖，他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一致拥护了。一个靠谎言维持与治理的社会，谣言会永远等当量地产生。谎言越宏大，谣言越兴旺。谎言越受保护，谣言越加汪洋。
网络谣言为真相而死,有了真相，网络谣言将与国家谎言同归于尽。国家谎言当道的社会，最缺乏的是真相。而没有真相的社会，是滋生谣言的最好温床。谣言从来都不是止于智者，更不是止于辟谣，它只能止于真相，止于新闻自由。2002年11月在SARS最早爆发时，广州市和广东省政府一直没有发布相关讯息，亦没有向香港方面通报情况。当时中宣部禁止媒体报道有关病情，理由是以免引起民众恐慌。直到2003年2月10日，中国政府才将该病情况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此时，小道消息说北京已经成为重灾地区，死了不少人。这种流传被政府定性为谣言并进行辟谣，国家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隐瞒了世卫组织已把中国确定为危险地区及对北京等地发出的旅游警告的事实，他说北京仅有几例疑似病人，北京是安全的、令人放心的。而当时的事实是北京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真正的谣言是板蓝根、醋、绿茶和白萝卜可以预防SARS。有关SARS的谎言之所以最后被揭穿，概因这个怪病传染到了国外，它大大超出了官方的想象和控制能力，加上谣言倒逼，加上《南方都市报》“不听话”，再加上解放军301医院外科医生蒋彦永“敢说话”，使事情最终变得无法继续掩盖，这才使我们有幸地获得真相。
2013年9月2日，深圳《晶报》发表社论：“治理官谣同样要施重典”，社论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拿出比抓民间谣言更大的力度来惩治官谣。重治民谣，轻治官谣，既不公平，也难以服众，更在客观上对官员撒谎形成了纵容。”《晶报》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国家谎言是靠官谣来支撑和维护的，国家谎言不除，何谈“治理官谣”?
二、网络“谣言”是对暴力维稳的反抗
中共的暴力维稳体现在暴力禁言维稳和暴力镇压维稳两个方面，从现实社会到虚拟空间做到了“两手抓，两手硬”。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强调:“人人有权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已有42年，但中共仍然坚持控制言论的统治模式，一手制造国家谎言掩盖真相，一手把民间和互联网上的“小道消息”抹黑成“谣言”，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加以封锁和围剿。所谓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就是有“舆论导向”的话语霸权 ，说得明白一点，实际上就是用暴力控制舆论，用暴力控制思想，用暴力控制新闻，用暴力控制言论，甚至是用暴力来控制人的视觉听觉（删帖、屏蔽、封网）。
谎言与暴力是独裁者的统治方式，中共的暴力维稳不仅体现在话语霸权上，更体现在对维权者进行残酷的打压。所谓的“正常上访渠道”是指通过当地政府信访办向当地领导反映问题，但信访办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部门，只能在上传下达、左右协调过程中充当“控访办”和“截访办”，他们的职能就是把秦香莲的上访信转发给陈世美。在很多信访案例中，一些政府自身就是矛盾的制造者，要想政府承认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比登天还难。虽然有些上访问题的始作俑者并不是政府，但政府官员认为上访就是闹事，就是精神病，就是破坏社会和谐和稳定，加之出于“伟光正”的考量，对上访人员推诿欺瞒甚至镇压的情况屡见不鲜。深圳市四大政法机关做出的《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规定了“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其中明确规定越级上访就是违法。这个通知只对上访者的行为作了限制，但对接访者的“非正常接访”的行为却没有任何界定和约束处罚措施。所谓的“正常上访渠道”就是一条弯路，甚至是一条“不归路”，它是走不到头的，只能走进驻京办、上访学习班、黑监狱、精神病院、看守所、劳教所，甚至连自己的家也被变成监狱。为了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得到中央领导的一纸批示，访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勇闯美国使领馆。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只有一块租界是唯一说理申冤的地方，是唯一阳光打在脸上的地方，是中国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王立军如果不去美国领事馆上访，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了。但是，勇闯美国使领馆的成功概率，比飞机失事的概率还低。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绝望的情况下，通过造谣来解决问题是唯一的选择。2009年4月，十堰市下岗工人彭宝泉因拍上访群众集会的照片被警察送进十堰市茅箭精神病院，彭宝泉的妻子在网上发帖救丈夫，在全国网友“围观”下，几天后便得以出来。与郭元荣是“病友”。他出来后仍记挂着那位叫郭元荣的“病友”，在他眼里，郭是正常人。他得知，郭元荣是湖北十堰竹溪县建设局干部，仅仅因为举报自己上司违纪行为，便被关在精神病院长达14年。彭宝泉发誓一定要把郭元荣救出来，他模仿妻子在网上发帖救“病友”，但初级版的维权已经不灵了,他的帖子“放在网上半年没反应”。他找记者，记者“觉得没有新闻点”。在围观不给力的情况下，他认识到维权“需要不断创新”，于是就发出了“女子卖身救父”的帖子：“谁救出我爸，我做你的女人。如果你有爱人，我做你的奴隶……”郭元荣只有一个儿子无女儿，这是彭宝泉杜撰的，目的是吸引眼球。一个好的谣言需要策划和创意，只有摸到受众的“兴奋点”才有“卖点”。彭宝泉造谣的“兴奋点”在“孝”字上，为了对父亲尽孝心而不惜卖身，其创意融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同时还有“年轻美貌”、“有文化”、“处女身”三个价值取向要素做支撑，这样的创意能不给力吗！彭宝泉的“谣言”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没有法律上的“恶意”，也不对网民造成伤害，在“公共利益”成为立法原则的背景下不应该受到法律追究。依靠“谣言”来维权，这是被暴力维稳逼出来的。
一个靠家庭暴力治家的父亲，他的孩子必然是一个爱撒谎的孩子，因为他生活在恐惧中，撒谎是一种对暴力的反抗。研究谣言的学者、深圳大学副教授周裕琼认为成功的谣言往往“扎根于普遍性的担忧、恐慌”。在一个“人治社会”，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他们要对谣言不断求证，很想知道“下一个”暴力受害者是不是自己。求证的过程，也是信谣和传谣的过程，甚至是再造谣的过程。人类社会是个复杂的组织，杂音是它必然有的形态。当表面听上去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必有杂音在私下流传，这是控制不住的。当年秦始皇坑儒，一大罪名是“为妖言以乱黔首”。儒生可以尽坑，反对的意愿却无法一坑坑之，事实上，坑儒之后，“妖言”愈烈，“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等，一时并出，加快了秦朝的灭亡。
三、打击网络谣言扩大化是暴力维稳的升级版
从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各地警方抓捕造谣人数的攀升，从新闻记者被以“造谣”的名义抓捕，从央视示众一个嫖客时突出大V身份，从宣传部出台的“七条底线”，笔者有理由相信，清理网络谣言已经升级，有严重扩大化的趋势。
据海外媒体报道，2012年周永康内部讲话：“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激烈战争，它的战场就在互联网，如果我们失败了，共产党一定会下台。”他要求“要不惜任何代价，打赢这一场战争！”空军大校戴旭称“今天的上甘岭在网络”。两人道出了一个实情，即在意识形态的工作上，网络舆论阵地的确是重中之重，而执政党当前这块阵地上却显得极为被动。特别是在王立军叛逃事件引发政治地震后，互联网上的某些言论已经严重动摇了中共执政根基，瓦解其政治合法性。同时，各级政府在一些危机公关中屡屡失手和处处被动更是被网民所嘲讽和恶搞。所以，此次大面积地打击谣言专项行动可以说是执政党在虚拟网络上的一次暴力维稳，已经进入战争状态。
另外一个暴力维稳升级的背景是，近年来，网络上的二奶吃醋、小三反目、记者举报、网民人肉层出不穷，使一大批表哥表叔、房哥房嫂、干爹干爸被围观，给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添了不少麻烦，让他们很被动，也使中共及整个特殊利益集团蒙羞。正因为网络舆论监督作用日益显著，特殊利益集团对此恨之入骨。各地对网络作者以“散布谣言”进行打压，显然会针对批评当地官员的人士和维权人士，其中包括善于“揭黑”的记者。
暴力维稳升级的标志是“七条底线”，它是对网络言论的紧箍咒，不排除宣传部乃至高层保守势力，借着打击谣言对网络的政治体制改革诉求实施清剿。国家暴力机关可以任意解释“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说白了就是任何自由、民主、人权的内容，任何危害官员和政府利益的内容都可以套进这些底线。《环球时报》近日发表署名朱继东的文章《要敢于整治网络传谣大V》，文章称“要坚持对网络谣言进行长期打击，尤其是对那些在外部力量支持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微博大V等所谓异议人士造谣、传谣的行为，更要坚决整治。”《北京日报》更是露出杀气：“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你死我活。斗争才能生存发展。敢于斗争，敢于亮剑，才是我们当前势在必行的选择。”
笔者分析，压制微博、打压大V只是开头，此次行动目标摧毁网络所有不利特殊利益集团的信息。打击网络谣言早已经扩大到信息转发和信息求证上。河北清河县女孩赵某因发帖询问“听说娄庄发生命案了，有谁知道真相吗？”而被当地警方对其行政拘留5日。广州越秀警方也将两名网友刑拘，罪名是污蔑狼牙山五壮士，涉嫌造谣传谣。2013年8月26日，安徽砀山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导致10人死亡，5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网友于和玉在微博上称“事故造成16人死亡”，当地警方认定其属于散布谣言，对其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决定。可实际上，尽管他公布的数字与事实有出入，但这场车祸并非他捏造而来，他只是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发布到微博上，怎能简单地将其斥为谣言？
各地公安抓捕造谣者的理由几乎是“寻衅滋事”和“扰乱公共秩序”，网络是虚拟空间，不是公共场所，怎能有扰乱秩序和寻衅滋事的条件。2013年8月31日晚，广州市公安局在新浪官方微博上发布一条微博：“散布谣言的客观后果要足以引起群众恐慌，干扰了国家机关以及其他单位的正常工作，扰乱了社会秩序，才能适用治安处罚法，而一些歪曲历史事实的谣言，不是现实的，没有扰乱公共秩序。子产不毁乡校。打击造谣要防扩大化，若人人噤若寒蝉，相视以目，显然是噩梦。”笔者认为，广州公安局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里做出了正确的事情。
四、暴力升级打破“三个自信”的国家谎言
网络谣言的危害有多大？新华社的评论说：“有些谣言侵犯他人权益，严重影响他人声誉；有些谣言扰乱社会生活，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有的些谣言性质更恶劣，危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人民日报》的评论说：“短短的一篇网络帖子、一条手机短信、一则网络笑话，看似无足轻重，最终却会玷污公民名誉，威胁社会稳定，影响群众生活，破坏国家形象，后果不可谓不严重。”新闻联播借专家之口说：“一些人只需轻点鼠标就诋毁他人名誉，破坏稳定，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看了这些评论，我就不明白了：在一个“维稳”经费超过国防经费的国家里，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稳定比故宫里的哥窑青釉葵瓣口盘还脆弱？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安全比“天上人间”夜总会女大学生的猪血处女膜还娇嫩？新闻联播一直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是很稳定的，这会儿怎么又突然变成“豆腐渣工程”了？新闻联播一直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会儿怎么一篇帖子、一条短信、一则笑话就亡党亡国了呢？作为世界上拥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巨无霸政党，拥有庞大的党军和党警，竟然害怕平民百姓“轻点鼠标”，防民如寇，以至到了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地步，所谓“三个自信”，不知从何谈起。
笔者不幸生在一个“瓷器国”、“猪血国”和“豆腐渣国”，但笔者有幸亲眼看到了一个“自信”的独裁政权在垮台前演出的闹剧——贼喊捉贼，只许“官谣”放火，不许“民谣”点灯。中共暴力维稳升级，折射的是“七个总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忧虑和虚弱。网络作家“往来无白丁”对中共的忧虑和虚弱做了生动的描写。李白造谣说“飞流直下三千尺”，哪里有三千尺嘛？有人举报，可是唐玄宗并没有下令刑拘李白，他认为李白的谣言最多也就是给景点代言失实，并没有太大的社会危害。可柳宗元不同了，他造谣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景象分明是说朝廷与反对派交火时使用了化学武器嘛。百姓们看到了，能不引起社会动荡？可是唐顺宗也只是把他降级，仍然给司马级待遇。最能造谣的是孔仲尼。这家伙说苛政猛于虎，分明是攻击鲁国国君和政府嘛。按道理说，确实应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把孔子抓起来打击一下的。可是，当年看在他是大V的份上，也没抓他，更没有追究他嫖娼的事。那时候搞的，还是“子产不毁乡校”那套西方的东西嘛，不抓李柳，当然有其维稳合理性。不抓孔子，也充分证明鲁昭公、鲁定公、鲁哀公三代领导集体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那时鲁国没有冤狱——小大之狱必以情。假如那时候就有钱云会，就有高莺莺，就有处女卖淫的麻旦旦，就有为给女儿申冤被劳教的唐慧，怕是你借给鲁昭公一个胆子，他也不敢讲什么“三个自信”了。
中共的自信是建立在暴力维稳上的自信，奴民们早已经不信了。民间有顺口溜：“杨达才：如果网上早打谣，我就笑死不坐牢；雷政富：如果早把大V抓，红霞早就娶回家；刘铁男：网络整治早一年，铁男还是好官员；上海法官：谁也没有俺们冤，如果提前50天，俺还继续当法官。”
传播“谣言”的主力军并不是中国大V，而是中国青年。向往民主的80后、90后有能力识别什么是谎言、谣言，有智慧传播社会常识和普世价值，有技术突破“绿坝”的封锁。他们不怕暴力维稳，因为对于他们，社会的大监狱和政府的小监狱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哪里都没有自由，在哪里都没有尊严，在哪里都没有公平，在哪里都吃毒食品。在网络世界里，玩“老年手机”的人注定是PK不过玩“智能手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