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薄熙来主演的狗血宫廷剧，从2012年2月6日开始上演（王立军闯进美国领事馆），一直演到2013年9月22日法院宣判。该剧以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为剧终。但剧中的荒唐故事、荒诞情节、荒淫人物所产生的“正能量”，在中国社会刚刚开始发酵。无论薄熙来是否冤枉，是否还有核心罪行被掩盖，他都在客观上引起了一场政治地震，都在客观上瓦解了中共的红色（社会主义特色）意识形态，使中共无法挽回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日渐失效的颓势，最终导致红色意识形态的终结。虽然在薄熙来之前，也有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等“国家领导人”级别的贪官被判刑，但薄熙来瓦解红色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这是薄熙来给中国人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也是他对中国乃至世界民主化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贡献之一：他佐证红色意识形态是“高贵谎言”
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这个词是德崔希伯爵在1796年所创造的，意为理念、空想和空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称“意识形态”为“高贵谎言”（the noble lie）。德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席尔斯说：“意识形态是对人、社会及人和社会有关的宇宙的认知与道德信念的通盘形态。它往往是一个封闭系统，对外界不同意见采取排斥态度。从内部来看，它一方面拒绝自我革新，另一方面，要求追随者绝对服从，并使追随者觉得绝对服从是具有道德情操的表现。”马克思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这些观念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马克思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是一幢为了欺骗和使权力关系具有合法性的建筑——“上层建筑”， 它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
柏拉图的《理想国》告诉我们表象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住在洞穴里面的人都是囚徒，被绑住手脚，缚住头颈，不能动弹。他们背对着燃烧的火炬，看着穴壁，但火炬与囚徒之间还有一堵挡阻火炬的墙。躲在在墙后面的人拿着假人和假兽，发出声音、做出动作，假人和假兽被火光照射到囚徒面对的穴壁上，囚徒们把在穴壁上看到的影子当成真相。其中一个囚徒被解除了桎梏，不仅看到躲在火炬墙后的人，而且走出洞穴看到真实的景象。当他把真相说给那些不能动弹的囚徒听时，被囚徒们视作造谣传谣。这是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寓意了事实与影子的哲学困境和社会冲突。柏拉图的洞穴与当今的现实中国，何其吻合，仿佛是千年之前对苦难中国的神秘预言。
薄熙来就是那个躲在墙后拿着假人和假兽演皮影戏的人。撕破他假面具的人不是胡温，也不是习近平，更不是中纪委，而是他的打手兼“狗腿子”王立军。一次狗急跳墙、一次激情叛逃、一次乌龙事件，结束了薄熙来的政治生命。这是“天助胡温”，是“上天示警”和“天人感应”，是实在捂不住了，是无法向世人交代，绝不是什么“体现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更不是什么“体现了法治精神”。贪天功为己功，是丧尽天良！
如果不是那几拳头和几耳光导致王立军激情到美国领事馆“上访”，“人民的好书记”就铁成为“人民的好常委”，甚至是“人民的好总书记”，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只有“薄丝”想不到的，没有“人民的好书记”做不到的。贪污、受贿、挥霍、洗钱、淫乱、造谣、让异己失踪、包庇妻子杀人……“人民的好书记”原来是赃官、恶霸、野心家、流氓、黑社会老大。还有谁会相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有谁会相信“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有谁会相信“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还有谁会相信“中共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现在，臣民只相信薄熙来在中央领导中是最廉洁的领导，贪污受贿2000多万对一个太子党来说是九牛一毛，因为他们世袭特权，他们的名字就是钱，在西方银行或跨国公司挂个“咨询”，银子就哗哗地进来；在官商之间“搭个桥”，就可以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回扣。“太子党”们早已纷纷成为国内垄断企业的老总或西方跨国公司代办，他们控制了投资项目、银行贷款、矿产、土地等国家各种重要资源，他们正在瓜分和掏空中国。虽然薄熙来是一个比较廉价的领导干部，但看懂了薄熙来就看懂了中共，这是一个反人类的政治集团，是一伙穷凶极恶的贪官酷吏，是一群男盗女娼的伪君子，是一帮邪教的传教士。
中共的意识形态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极权通过信息封锁和宣传垄断，使其控制范围内的大多数的人们生活在被意识形态所包裹的虚假的生活之中。捷克剧作家、“天鹅绒革命”领袖、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在《无权力者的权力》一书中写到：“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与现实的实质轻易地脱离。”薄熙来是最会玩意识形态的人，他在重庆把唱“红歌”演为一种集体和强制性的狂欢，并且试图将其作为这个时代驯服和动员民众的精神力量。“红歌”里隐含或张扬着个人崇拜、嗜血的仇恨、集体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价值观，薄熙来把红歌”作为一种“超个人的与客观的武器库(马克思语)”，让人们在唱歌中欺骗自己的良知，掩饰自己的失落境遇、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
通过“红歌”体现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跨越社会制度与生存目的之间的鸿沟，让你永远“忆苦思甜”，让你感到这个社会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让你感到生活在这个制度下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红歌”是人人都能用的借口，下岗工人和妓女通过唱《国家》、《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等爱党爱国歌曲来掩饰他对失业和“扫黄”的恐惧；官员们通过唱《心系老百姓》等歌曲来掩饰对权力和金钱的贪欲。现在人们才知道，薄熙来与王立军“心系”的是向他们行贿的老板和二奶。哈维尔指出“这种意识形态开脱和障眼术的根本功效是向后极权社会内的支柱和受害者们提供假象，让人们相信制度是与人类和宇宙的法则谐调一致的。”这里的“谐调一致”，就是所谓的“和谐社会”。
薄熙来是中共的“优秀代表”，是中共的化身和“袖珍版”，因为在公共权力被“家化”的体制下，每个政府官员都可能成为“薄熙来”。在法庭对薄熙来审判的同时，中国人对中共的审判、对独裁专制的审判、对红色意识形态的审判也开始了！
贡献之二：他诠释红色意识形态是造神招魂
在中国当记者，你不会写新闻稿无所谓，但你必须会写“宣传稿”，就是宣传先进人物的事迹，造一个神，通过这个神去美化党的“伟光正”形象，通过这个神去招魂。薄熙来在大连当市长时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典型，陈祖芬的报告文学《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白描的报告文学《一个人与一座城市》，把薄熙来推上神坛。他的霸道专横被赞美为“薄氏风格”,他的“形象工程”被赞美为“经营城市”,他的个人崇拜被赞美为“大连三宝”。在诡异的意识形态下，无良文人与江湖专家接踵而至，加上他本人对媒体就有娴熟的操控能力，匪夷所思的追捧将他的面目修饰得更加神鬼难测。在法庭上，检察院起诉他在大连期间不仅受贿，还贪污500多万工程款。既然如此，二十多年来他怎么还能步步高升呢？难怪坊间说“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在专制体制下，好人当不了官，而一旦当上官就只能更坏。因为专制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就是鼓励“适度腐败”、鼓励“一把手”的专权专横，在这个体制中的官员没有最坏，只有更坏。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的上层建筑。
中共经营的意识形态，是长期的权力崇拜、虚假当先、集团利益至上的宣传教育。正是这种宣传教育，造就了薄熙来这种表里不一、外红内黑的精神分裂典型。他的“打黑”，原来是地地道道的“黑打”，他自己就是“黑老大”；他的“唱红”，原来是为了让幸福的歌声掩盖他把“蛋糕”分给大连的铁哥们；他的“廉租房”，就是把农民赶出土地，就是透支地方财政和国家开发银行再由全国纳税人埋单的样板工程；他的“民主法制”，就是排除异己、把所有反对自己的人都关进监狱。薄熙来的潘多拉盒子被王立军打开：针对民营企业家，是血雨腥风般的刑讯逼供，铁山坪等24个“打黑基地”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渣滓洞”；针对有微词的普通市民就是直接劳教，制造了“一坨屎”案、任建宇案等血泪斑斑的冤案；针对中高级干部，则是“在一些干部的裤腰带上绑了定时炸弹”，雷政富案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诠释。
中共经营的意识形态，用“三个代表”对贪官污吏进行“神化”，“三个代表”是奉天承运。这种“神化”对他们特别实用，可以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与开脱，同时也造就了各级官员神鬼不分的双重人格。在中共围剿“谣言”时，薄书记竟然也厚颜无耻地站出来“辟谣”。他在全国“两会”接受媒体采访时，主动反击“谣言”。对有关儿子在国外读书的资金问题，他一字一句地说：“全额奖学金！”现在我们知道了，学费对薄瓜瓜来说是九牛一毛，他一边读书一边做跨国大买卖，海伍德向他索要一个项目的预期收益就是1400万英镑。薄熙来“辟谣”说：“我跟我夫人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下来。”现在我们知道了，薄在法国还有一套足球场大的别墅。薄还说自己的老婆“现在几乎就在家里面，就是给我做一些家务。”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没有公职的薄夫人不仅可以带领市委办公厅的人去杀一个外国人，还指挥公安局焚尸灭迹，还指挥纪委把不听话的警官关进监狱，而薄就是给谷撑腰的黑老大。
薄熙来案件本应该引起中共对自己主导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检讨，但是，他们仍然在造神招魂，开始了运动式的反腐以换取民心，并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作为走上神坛的祭祀仪式，让臣民们把希望寄托在出现一位反腐动真格的“好总书记”身上。这就像爱德华•席尔斯所说：“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传播则要靠‘克理斯玛’型的人物出现与领导。”哈维尔在他的《无权力者的权力》一书描绘了这种后极权社会里的现状：“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仪，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祭祀的、假装和伪造现实的语言。”这种语言在中国被称为“贪官体”语言，严重污染了中文。坊间有个缎子讽刺了中共的格式化语言，说一个农民工到“10元店”嫖娼被抓，他在公安局写下的“检讨书”与贪官的“忏悔书”是一样的：“因为放松了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经不起金钱（十元店省钱）和美女的诱惑，把自己混同于某些党员干部,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普通群众,以为可以和领导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独裁者是怎样通过祭祀仪式进行招魂目的？哈维尔指出：“意识形态正日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了，越来越远离现实，但却具有了特异而实在的力量。它变成了现实本身。当然，这是个完全自我封闭的现实，在权力内部，这个伪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现实还有份量。祭祀仪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于现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依据的坐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中共在各种加强意识形态的理论文章中，一直在恫吓臣民“要汲取前苏联的教训”，“要吸取戈尔巴乔夫的教训”，而现实是，俄罗斯人民再也不用排长队买面包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空前提高：住房人均18平方米以下免费；住院救护车免费、手术免费，床位免费，治疗免费，唯一不免的只有药费；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自来水、热水（每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连水表都省了；学生上学一律免学费，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还有一份免费的午餐；企业解雇职工，企业要提前3个月向政府就业处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解除劳动合同。最主要的是，俄罗斯人民获得了自由，有了选票，有了批评政府的权力。你让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人家戈尔巴乔夫因为亡党有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他过80岁生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颁给他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举行盛大勋章授予仪式，表彰他在前苏联末期担任国家领袖时所做出的贡献。俄罗斯民间出现了自发的“感谢戈尔巴乔夫”运动，用各种形式对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联共产党的一党独裁统治表示感谢。不仅俄罗斯人民感谢他，前苏联各加盟国人民感谢他，东欧人民感谢他，为什么你让我们要吸取他的教训？我们已经知道你是“伟光正”之神，你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人民，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我们从薄熙来身上看到了你的真面目：“说你是人吧，你尽干魔鬼的事。说你是魔鬼吧，你装的是上帝。说你是上帝吧，你猪狗都不如。说你是猪狗吧，你凶残胜屠夫。说你是屠夫吧，你对外是鳖孙。说你是鳖孙吧，你对内狠过倭寇。说你是倭寇吧，你又拿着米国护照。说你是米国人吧，你又把人民代表。说你是人民代表吧，老子何时授权让你代表？”
贡献之三：他证明后极权社会无法纠正意识形态泛化
人类学家克利弗德•纪尔兹指出，当一个社会产生了社会与政治危机，加上因迷失方向而产生了文化危机的时候，那是最需要意识形态的时候。薄熙来案件开庭后，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北京日报》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斗争，《解放军报》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上升到战争状态：“只有像当年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阵地上、战斗在最前沿，才能打赢这场不见硝烟的暗战，夺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用“你死我活”这样的文革语言来形容中共目前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足可以说明中共面临的有关其执政合法性的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
克利弗德•纪尔兹与哈维尔及中共喉舌媒体所说的意识形态都是针对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即一个政党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整套政治思想结构和社会秩序的蓝图。比如说，20世纪中最具有影响力与最被清楚界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就是共产主义。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政治的意识形态，还包括社会意识形态、民间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公民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种类。政治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多种元素之一。国家由社会形式体现，故国家意识形态空间首先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左派的、右派的、改革派的、保守派的、反对派的、各阶层的意识，它的多元化决定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空间质量。当政治意识形态几乎全面占领了社会意识形态空间时，必然走向专制。而专制则会使社会意识形态根本丧失呈现和表达的可能，必然导致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异化和扭曲，国家的长治久安也随之成为暴力维稳。
中共把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提升到“斗争”与“战争”的高度，是意识形态泛化的表现。意识形态泛化是指片面强化甚至曲解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它是对某种意识形态所作出的泛化或过度化，致使作为政治制度的思想表现的意识形态被夸大、膨胀和绝对化，出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的现象和事实相混同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在同一意识形态下实施的论战、冲突、清洗等。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意识形态“泛化”的极致。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文化上破“四旧”，日常生活中政治意识形态与人们的道德伦理底线混淆不清，外交政策上搞“一边倒”的革命输出。在那个全民皆兵也草木皆兵的年代，在那种“人人过关”和“人人表忠心”的环境下，为了忠于同一个组织，同一个领袖，人们互相揭发、告密、陷害，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里拿着宪法也逃不过红卫兵的批斗，很多“走资派”被自己的儿女带领红卫兵抄家并拉去批斗，据说薄熙来在批斗父亲的大会上，把父亲打倒又踢了两脚。那种“统一思想”的政治意识形态，最终“统一”成了一个人的意志。当“一句顶一万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时，全国人也就成为邪教信徒，成为“乌合之众”。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朝鲜的国民“是一群乌合之众”，这里的“乌”并非指黑色，而是指头脑中除了被神谕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就再也别无所有，是谓“无意识”之众。
意识形态泛化的原因是独裁者把政治作为管理社会的纯工具，通过政治宣传把染红的世界观渗透到臣民的生活，灌输到臣民民的大脑。臣民生活在一个扁平世界，即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世界，用中国人的话说，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就在王立军闯美国领事馆的前三天（2月3日），薄熙来在重庆市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媒体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钢铁般的意志。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这个战场是隐形的，但斗争是激烈的。”
薄熙来不但没有吸取意识形态泛化的教训，以毛泽东的“斗争学说”支撑着“薄氏主义”和“重庆模式”。他的目的与法西斯是一脉相承。德国希特勒时代，纳粹极度重视宣传，反对理性，崇尚激情，这种激情外化为对国家、种族或元首的歌颂。希特勒通过集会、游行、集体歌唱等方式，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一种巨大荣耀，同时又深刻地意识到个人融入集体之中方有力量，进一步排斥了个人主义。服饰高度统一，阅兵庄严威武，歌咏声振屋瓦，人们陶醉其中，产生一种强大的幻觉。想想那些对传统价值最初看起来是如此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最终在元首面前是如此驯服和富于牺牲，确实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打黑唱红”的重庆，到底在中国要推广什么样的模式？当年纳粹对于某些社会成员的妖魔化和打击是实现那种超限动员的重要手段，他们可以是犹太人，共产党人，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或者其他名号的“敌对势力”。吊诡的是，开始打击对象往往是真正的“害群之马”，例如“黑社会”。据说墨索里尼上台不久就钢拳铁掌，把久治不愈的黑手党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一扫而光，举国为之欢呼，对元首的崇拜无以复加。接下来，铁拳就面向所有敢于提出非议的人们，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力已经丧失了，同时欢呼已经成为习惯，社会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权力竞争公开化的民主社会中，公众控制权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识形态为权力辩解和开脱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总会有办法来纠正意识形态泛化的倾向。2009年9月8日，是美国中小学新学期开学日，奥巴马要到维吉尼亚州威克菲尔德高中发表演讲，教育部要求全国中小学校组织学生观看电视直播。但“万人迷”的奥巴马怎么也想不到，未开讲先遭“炮轰”，很多学校拒绝组织学生收看，在威克菲尔德高中校门外，反对者们冒雨举着标语表示抗议。标语牌上写着:“总统先生，请与我们的孩子保持距离”。事出有因， 教育部在下达奥巴马演讲通知时，同时布置了一个作文题目，建议学生根据奥巴马的演讲给自己写一封信，向自己提问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去帮助奥巴马总统”。就是这个作文题引发了一场公民辩论。很多人认为奥巴马演讲的目的是为了将自己的政治想法强加给学生，这已经违背了“教育让政治走开”的美国政坛禁忌。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领导人吉姆•格里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我感到十分震惊，纳税人的钱被计划用来传播奥巴马的政治意识形态。”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家长说:“无论谁是总统，我都不希望他来到学校对我的孩子进行一番政治演说。”面对公民的批评，教育部不得不重新发了一个学习通知，把“如何能够帮助总统”改成“如何实现自己的近期和远期目标”。为了消除各方顾虑，白宫新闻发言人吉布斯澄清说，奥巴马的演说不会有党派色彩，他将敦促学生努力学习，设立目标，避免退学以及减少辍学率。但学生家长们还是不放心，奥巴马只好把自己的演讲提纲提前发布到白宫网站上。
在一个公民社会，公民们绝对不会接受“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共在香港中小学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必修课程，香港教育局资助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了《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向全港中小学派发作教学参考，内容大篇幅唱好中国政制，指中国模式内涵是“民本”，推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表现和考核为本设立官员遴选制，形成“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手册又说中国政府用人唯贤，有定期官员更替防止贪污及渎职等，称这些内涵是“社会科学所言的理想型”。手册对美国的政党制则批评为“恶斗”和“令人民当灾”。手册对中共政权内部的腐败和缺乏民主机制造成的问题只字未提，还抹杀了1989年镇压民主人士之类的历史事件……为了不让充满谎言和鬼话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十万港人上街游行抗议，很多学生绝食抗议，最终逼得特区政府在国民教育上做出了重大让步。
在一个后极权社会，无法纠正意识形态泛化，习近平正在继承薄熙来未尽的事业，在实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以打击谣言为标志的强化意识形态运动开始了，轰轰烈烈、暴风骤雨，大有文革的味道和气势。
贡献之四：他昭示红色意识形态必然终结
薄熙来案件开审后，中国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形象，左派和右派实现了空气的一致，不论是“乌有之乡”，还是“国内外敌对势力”都认为薄熙来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都认为他是冤枉的。左派认为，薄熙来贪污受贿的数额还不及广东一个村长和一个城管中队长的数额，他是中国最廉洁的领导干部，他是毛泽东的好接班人，他的牢狱之灾是因为他为人民做的好事太多而挑战了某些中央领导的权威；右派认为，薄熙来的主要罪行是“三宗罪”之外的“政治罪”，但责任不在他身上，而在红色意识形态包装的体制上。
薄熙来的“政治罪”产生在“重庆模式”上。他把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压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义，以此证明制度优越性与政治合法性；他在“打黑唱红”与“注重民生”过程中的透明度极低，缺少民意基础和民主的权力模式，决策过于自上而下，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忽略社会的维度，极力推崇毛泽东意识形态和党政司法极权模式来实现一种公平和共富的社会治理，人为的破坏了司法制衡机制。当年，薄熙来组团到北京唱红，与王立军设套抓律师，大搞文字狱，这些都是在中央的眼皮底下大张旗鼓的作为，但时任常委的习近平等几个常委在分别去重庆考察时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其他省市亦有效仿，大有在全国展开之势。在薄被免后很多人期待中央对重庆的唱红打黑有个政治上的评估，在薄案开庭时很多人期望在被告最后陈述阶段法庭能给薄熙来一个阐述政治主张的机会，以便全民辩论反思、吸取教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一切都在向反面发展，从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和再次高调强调意识形态上看都与薄熙来同出一门，中国人的“价值观”依然混乱，社会依然缺少“共识”。
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核心，但中共一直确定不了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直到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这个核心价值体系内容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批判和革命理论，而非发展和建设理论，他已经被苏联和东欧证明是神话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被权贵资本主义所体现，薄熙来的老婆有双重国籍，名字都是外国的，孩子在国外读书，早就过上了资本主义的生活，他们怎么会与普通中国人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已经被“裸官”利用为转移公众泄愤目标的民族主义，民族精神很难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时代，过度的民族主义就会催生大国沙文主义。改革创新已经被“五不搞”、“两个不能否定”彻底阻挡。社会主义荣辱观已经被大小“薄熙来”们的“二奶文化”所抵消。所以，这个价值体系是一个价值虚无的体系，把中国人带进了一个价值迷茫的社会，带进了一个远离普世价值的社会。一个价值虚无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道统”的社会，“道统”是道德建设的基础，“道”之不存，“德”之焉附？何谈“思想道德基础”。
这个决定没有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世界都搞不明白，没有核心价值观怎么就成“体系”了？直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12个词概括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个“核心价值观”让中国的右派激动好久，他们发现这里面基本具备了“普世价值”的内容，认为这是中共变相承认了普世价值。不久，中共喉舌媒体对“普世价值”和“宪政”进行了集中猛烈的攻击，这时右派才明白，没有宪政做保障，那“12个词”一个也实现不了。就在这时，薄熙来给出最有力的证明。强横如王的副省级干部王立军，遭遇薄熙来的巨大权力，除非逃入美国领事馆才能保命，那么一般老百姓在强权面前当如何自保？如果没有王的狗急跳墙，那么海伍德案永远是冤案，海伍德永远是一个“酒鬼”。这是什么制度可以让杀人者横行无忌？
笔者相信，薄熙来与习近平都不会真心愿意继承毛泽东的红色意识形态，他们的父辈都是红色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习近平在提出“不走邪路”的同时也提出“不走老路”。但是，作为“特殊利益维持会会长”的角色，为了红色江山代代传，他们又不得不走老路。绝大多数中国臣民对自己依然贫困不满，对自己失业下岗不满，对高通胀不满，对两极分化不满，对资本吸金方式不满，对权钱交易不满，对土地财政不满，对高税负不满，对公权频繁侵犯私权的家破人亡不满……为了堵住“不满”的嘴，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已经破产的意识形态，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做到“敢于亮剑”。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中国臣民的觉醒速度，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毛泽东愚民的时代，互联网中的柏林墙比篱笆墙还脆弱，一切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都是徒劳的，只能加速柏林墙的倒塌。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社会学者发现苏联知识分子已和斯大林主义最终决裂了，“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它就是进步的”这一信念已经被知识分子粉碎了。一些社会学家达到了这样的共识,即把“意识形态终结”看作是50年代的特征。“意识形态终结”意谓激进运动的旧的政治观念已经衰竭,不再有力量在知识分子中以强制的方式获得忠诚的热情。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后，西方又流行“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相信西方民主政治是世界唯一的意识形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走入了历史。这里的“意识形态终结”意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的终结”，并不指国家意识形态的终结。所有独裁国家都是一个只有政党意识形态而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国家没有国家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有“软实力”。有学者提出要重建中国的意识形态，其实不存在重建的问题，只有补上空白的问题，从零开始建设国家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人类共享的价值，这样才能有真正的“软实力”，也会展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我以为，中国人应该感谢薄熙来，他是一个另类的“民主启蒙家”，他让中国人与宪政的距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过，201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给薄熙来。
贡献之一：他佐证红色意识形态是“高贵谎言”
意识形态（英文Ideology）这个词是德崔希伯爵在1796年所创造的，意为理念、空想和空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称“意识形态”为“高贵谎言”（the noble lie）。德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席尔斯说：“意识形态是对人、社会及人和社会有关的宇宙的认知与道德信念的通盘形态。它往往是一个封闭系统，对外界不同意见采取排斥态度。从内部来看，它一方面拒绝自我革新，另一方面，要求追随者绝对服从，并使追随者觉得绝对服从是具有道德情操的表现。”马克思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这些观念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马克思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是一幢为了欺骗和使权力关系具有合法性的建筑——“上层建筑”， 它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
柏拉图的《理想国》告诉我们表象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住在洞穴里面的人都是囚徒，被绑住手脚，缚住头颈，不能动弹。他们背对着燃烧的火炬，看着穴壁，但火炬与囚徒之间还有一堵挡阻火炬的墙。躲在在墙后面的人拿着假人和假兽，发出声音、做出动作，假人和假兽被火光照射到囚徒面对的穴壁上，囚徒们把在穴壁上看到的影子当成真相。其中一个囚徒被解除了桎梏，不仅看到躲在火炬墙后的人，而且走出洞穴看到真实的景象。当他把真相说给那些不能动弹的囚徒听时，被囚徒们视作造谣传谣。这是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寓意了事实与影子的哲学困境和社会冲突。柏拉图的洞穴与当今的现实中国，何其吻合，仿佛是千年之前对苦难中国的神秘预言。
薄熙来就是那个躲在墙后拿着假人和假兽演皮影戏的人。撕破他假面具的人不是胡温，也不是习近平，更不是中纪委，而是他的打手兼“狗腿子”王立军。一次狗急跳墙、一次激情叛逃、一次乌龙事件，结束了薄熙来的政治生命。这是“天助胡温”，是“上天示警”和“天人感应”，是实在捂不住了，是无法向世人交代，绝不是什么“体现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更不是什么“体现了法治精神”。贪天功为己功，是丧尽天良！
如果不是那几拳头和几耳光导致王立军激情到美国领事馆“上访”，“人民的好书记”就铁成为“人民的好常委”，甚至是“人民的好总书记”，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只有“薄丝”想不到的，没有“人民的好书记”做不到的。贪污、受贿、挥霍、洗钱、淫乱、造谣、让异己失踪、包庇妻子杀人……“人民的好书记”原来是赃官、恶霸、野心家、流氓、黑社会老大。还有谁会相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有谁会相信“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还有谁会相信“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还有谁会相信“中共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现在，臣民只相信薄熙来在中央领导中是最廉洁的领导，贪污受贿2000多万对一个太子党来说是九牛一毛，因为他们世袭特权，他们的名字就是钱，在西方银行或跨国公司挂个“咨询”，银子就哗哗地进来；在官商之间“搭个桥”，就可以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回扣。“太子党”们早已纷纷成为国内垄断企业的老总或西方跨国公司代办，他们控制了投资项目、银行贷款、矿产、土地等国家各种重要资源，他们正在瓜分和掏空中国。虽然薄熙来是一个比较廉价的领导干部，但看懂了薄熙来就看懂了中共，这是一个反人类的政治集团，是一伙穷凶极恶的贪官酷吏，是一群男盗女娼的伪君子，是一帮邪教的传教士。
中共的意识形态假设制度的需要是产生于生存需要的，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极权通过信息封锁和宣传垄断，使其控制范围内的大多数的人们生活在被意识形态所包裹的虚假的生活之中。捷克剧作家、“天鹅绒革命”领袖、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在《无权力者的权力》一书中写到：“意识形态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解释世界的方式，它赋予人以认同、尊严和道德的幻象，而使人们与现实的实质轻易地脱离。”薄熙来是最会玩意识形态的人，他在重庆把唱“红歌”演为一种集体和强制性的狂欢，并且试图将其作为这个时代驯服和动员民众的精神力量。“红歌”里隐含或张扬着个人崇拜、嗜血的仇恨、集体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价值观，薄熙来把红歌”作为一种“超个人的与客观的武器库(马克思语)”，让人们在唱歌中欺骗自己的良知，掩饰自己的失落境遇、卑琐和安于现状的心态。
通过“红歌”体现的意识形态，在社会和个人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跨越社会制度与生存目的之间的鸿沟，让你永远“忆苦思甜”，让你感到这个社会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让你感到生活在这个制度下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红歌”是人人都能用的借口，下岗工人和妓女通过唱《国家》、《最美的歌儿唱给妈妈》等爱党爱国歌曲来掩饰他对失业和“扫黄”的恐惧；官员们通过唱《心系老百姓》等歌曲来掩饰对权力和金钱的贪欲。现在人们才知道，薄熙来与王立军“心系”的是向他们行贿的老板和二奶。哈维尔指出“这种意识形态开脱和障眼术的根本功效是向后极权社会内的支柱和受害者们提供假象，让人们相信制度是与人类和宇宙的法则谐调一致的。”这里的“谐调一致”，就是所谓的“和谐社会”。
薄熙来是中共的“优秀代表”，是中共的化身和“袖珍版”，因为在公共权力被“家化”的体制下，每个政府官员都可能成为“薄熙来”。在法庭对薄熙来审判的同时，中国人对中共的审判、对独裁专制的审判、对红色意识形态的审判也开始了！
贡献之二：他诠释红色意识形态是造神招魂
在中国当记者，你不会写新闻稿无所谓，但你必须会写“宣传稿”，就是宣传先进人物的事迹，造一个神，通过这个神去美化党的“伟光正”形象，通过这个神去招魂。薄熙来在大连当市长时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典型，陈祖芬的报告文学《世界上什么事最开心》、白描的报告文学《一个人与一座城市》，把薄熙来推上神坛。他的霸道专横被赞美为“薄氏风格”,他的“形象工程”被赞美为“经营城市”,他的个人崇拜被赞美为“大连三宝”。在诡异的意识形态下，无良文人与江湖专家接踵而至，加上他本人对媒体就有娴熟的操控能力，匪夷所思的追捧将他的面目修饰得更加神鬼难测。在法庭上，检察院起诉他在大连期间不仅受贿，还贪污500多万工程款。既然如此，二十多年来他怎么还能步步高升呢？难怪坊间说“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在专制体制下，好人当不了官，而一旦当上官就只能更坏。因为专制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就是鼓励“适度腐败”、鼓励“一把手”的专权专横，在这个体制中的官员没有最坏，只有更坏。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的上层建筑。
中共经营的意识形态，是长期的权力崇拜、虚假当先、集团利益至上的宣传教育。正是这种宣传教育，造就了薄熙来这种表里不一、外红内黑的精神分裂典型。他的“打黑”，原来是地地道道的“黑打”，他自己就是“黑老大”；他的“唱红”，原来是为了让幸福的歌声掩盖他把“蛋糕”分给大连的铁哥们；他的“廉租房”，就是把农民赶出土地，就是透支地方财政和国家开发银行再由全国纳税人埋单的样板工程；他的“民主法制”，就是排除异己、把所有反对自己的人都关进监狱。薄熙来的潘多拉盒子被王立军打开：针对民营企业家，是血雨腥风般的刑讯逼供，铁山坪等24个“打黑基地”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渣滓洞”；针对有微词的普通市民就是直接劳教，制造了“一坨屎”案、任建宇案等血泪斑斑的冤案；针对中高级干部，则是“在一些干部的裤腰带上绑了定时炸弹”，雷政富案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诠释。
中共经营的意识形态，用“三个代表”对贪官污吏进行“神化”，“三个代表”是奉天承运。这种“神化”对他们特别实用，可以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与开脱，同时也造就了各级官员神鬼不分的双重人格。在中共围剿“谣言”时，薄书记竟然也厚颜无耻地站出来“辟谣”。他在全国“两会”接受媒体采访时，主动反击“谣言”。对有关儿子在国外读书的资金问题，他一字一句地说：“全额奖学金！”现在我们知道了，学费对薄瓜瓜来说是九牛一毛，他一边读书一边做跨国大买卖，海伍德向他索要一个项目的预期收益就是1400万英镑。薄熙来“辟谣”说：“我跟我夫人也没有任何个人资产，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下来。”现在我们知道了，薄在法国还有一套足球场大的别墅。薄还说自己的老婆“现在几乎就在家里面，就是给我做一些家务。”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没有公职的薄夫人不仅可以带领市委办公厅的人去杀一个外国人，还指挥公安局焚尸灭迹，还指挥纪委把不听话的警官关进监狱，而薄就是给谷撑腰的黑老大。
薄熙来案件本应该引起中共对自己主导的意识形态进行反思和检讨，但是，他们仍然在造神招魂，开始了运动式的反腐以换取民心，并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作为走上神坛的祭祀仪式，让臣民们把希望寄托在出现一位反腐动真格的“好总书记”身上。这就像爱德华•席尔斯所说：“意识形态的形成与传播则要靠‘克理斯玛’型的人物出现与领导。”哈维尔在他的《无权力者的权力》一书描绘了这种后极权社会里的现状：“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仪，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祭祀的、假装和伪造现实的语言。”这种语言在中国被称为“贪官体”语言，严重污染了中文。坊间有个缎子讽刺了中共的格式化语言，说一个农民工到“10元店”嫖娼被抓，他在公安局写下的“检讨书”与贪官的“忏悔书”是一样的：“因为放松了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经不起金钱（十元店省钱）和美女的诱惑，把自己混同于某些党员干部,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普通群众,以为可以和领导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独裁者是怎样通过祭祀仪式进行招魂目的？哈维尔指出：“意识形态正日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了，越来越远离现实，但却具有了特异而实在的力量。它变成了现实本身。当然，这是个完全自我封闭的现实，在权力内部，这个伪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现实还有份量。祭祀仪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于现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依据的坐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中共在各种加强意识形态的理论文章中，一直在恫吓臣民“要汲取前苏联的教训”，“要吸取戈尔巴乔夫的教训”，而现实是，俄罗斯人民再也不用排长队买面包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空前提高：住房人均18平方米以下免费；住院救护车免费、手术免费，床位免费，治疗免费，唯一不免的只有药费；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自来水、热水（每天24小时供应）、供暖，从来就不收费，连水表都省了；学生上学一律免学费，教科书均由学校无偿提供，还有一份免费的午餐；企业解雇职工，企业要提前3个月向政府就业处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解除劳动合同。最主要的是，俄罗斯人民获得了自由，有了选票，有了批评政府的权力。你让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人家戈尔巴乔夫因为亡党有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他过80岁生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颁给他象征俄罗斯最高荣誉的“圣安德烈勋章”，在克里姆林宫为他举行盛大勋章授予仪式，表彰他在前苏联末期担任国家领袖时所做出的贡献。俄罗斯民间出现了自发的“感谢戈尔巴乔夫”运动，用各种形式对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联共产党的一党独裁统治表示感谢。不仅俄罗斯人民感谢他，前苏联各加盟国人民感谢他，东欧人民感谢他，为什么你让我们要吸取他的教训？我们已经知道你是“伟光正”之神，你一次又一次地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人民，带领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我们从薄熙来身上看到了你的真面目：“说你是人吧，你尽干魔鬼的事。说你是魔鬼吧，你装的是上帝。说你是上帝吧，你猪狗都不如。说你是猪狗吧，你凶残胜屠夫。说你是屠夫吧，你对外是鳖孙。说你是鳖孙吧，你对内狠过倭寇。说你是倭寇吧，你又拿着米国护照。说你是米国人吧，你又把人民代表。说你是人民代表吧，老子何时授权让你代表？”
贡献之三：他证明后极权社会无法纠正意识形态泛化
人类学家克利弗德•纪尔兹指出，当一个社会产生了社会与政治危机，加上因迷失方向而产生了文化危机的时候，那是最需要意识形态的时候。薄熙来案件开庭后，习近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北京日报》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斗争，《解放军报》把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上升到战争状态：“只有像当年守上甘岭那样，铆在意识形态斗争阵地上、战斗在最前沿，才能打赢这场不见硝烟的暗战，夺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用“你死我活”这样的文革语言来形容中共目前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足可以说明中共面临的有关其执政合法性的信任危机越来越严重。
克利弗德•纪尔兹与哈维尔及中共喉舌媒体所说的意识形态都是针对政治意识形态而言的，即一个政党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整套政治思想结构和社会秩序的蓝图。比如说，20世纪中最具有影响力与最被清楚界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一就是共产主义。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政治的意识形态，还包括社会意识形态、民间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公民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种类。政治意识形态只不过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多种元素之一。国家由社会形式体现，故国家意识形态空间首先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左派的、右派的、改革派的、保守派的、反对派的、各阶层的意识，它的多元化决定着国家意识形态的空间质量。当政治意识形态几乎全面占领了社会意识形态空间时，必然走向专制。而专制则会使社会意识形态根本丧失呈现和表达的可能，必然导致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异化和扭曲，国家的长治久安也随之成为暴力维稳。
中共把它的政治意识形态提升到“斗争”与“战争”的高度，是意识形态泛化的表现。意识形态泛化是指片面强化甚至曲解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它是对某种意识形态所作出的泛化或过度化，致使作为政治制度的思想表现的意识形态被夸大、膨胀和绝对化，出现了特定的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的现象和事实相混同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在同一意识形态下实施的论战、冲突、清洗等。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意识形态“泛化”的极致。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文化上破“四旧”，日常生活中政治意识形态与人们的道德伦理底线混淆不清，外交政策上搞“一边倒”的革命输出。在那个全民皆兵也草木皆兵的年代，在那种“人人过关”和“人人表忠心”的环境下，为了忠于同一个组织，同一个领袖，人们互相揭发、告密、陷害，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手里拿着宪法也逃不过红卫兵的批斗，很多“走资派”被自己的儿女带领红卫兵抄家并拉去批斗，据说薄熙来在批斗父亲的大会上，把父亲打倒又踢了两脚。那种“统一思想”的政治意识形态，最终“统一”成了一个人的意志。当“一句顶一万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时，全国人也就成为邪教信徒，成为“乌合之众”。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朝鲜的国民“是一群乌合之众”，这里的“乌”并非指黑色，而是指头脑中除了被神谕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就再也别无所有，是谓“无意识”之众。
意识形态泛化的原因是独裁者把政治作为管理社会的纯工具，通过政治宣传把染红的世界观渗透到臣民的生活，灌输到臣民民的大脑。臣民生活在一个扁平世界，即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世界，用中国人的话说，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就在王立军闯美国领事馆的前三天（2月3日），薄熙来在重庆市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媒体提供大量健康向上的信息，就可以凝心聚力，使全市人民形成钢铁般的意志。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这个战场是隐形的，但斗争是激烈的。”
薄熙来不但没有吸取意识形态泛化的教训，以毛泽东的“斗争学说”支撑着“薄氏主义”和“重庆模式”。他的目的与法西斯是一脉相承。德国希特勒时代，纳粹极度重视宣传，反对理性，崇尚激情，这种激情外化为对国家、种族或元首的歌颂。希特勒通过集会、游行、集体歌唱等方式，使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一种巨大荣耀，同时又深刻地意识到个人融入集体之中方有力量，进一步排斥了个人主义。服饰高度统一，阅兵庄严威武，歌咏声振屋瓦，人们陶醉其中，产生一种强大的幻觉。想想那些对传统价值最初看起来是如此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最终在元首面前是如此驯服和富于牺牲，确实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打黑唱红”的重庆，到底在中国要推广什么样的模式？当年纳粹对于某些社会成员的妖魔化和打击是实现那种超限动员的重要手段，他们可以是犹太人，共产党人，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或者其他名号的“敌对势力”。吊诡的是，开始打击对象往往是真正的“害群之马”，例如“黑社会”。据说墨索里尼上台不久就钢拳铁掌，把久治不愈的黑手党不经任何法律程序一扫而光，举国为之欢呼，对元首的崇拜无以复加。接下来，铁拳就面向所有敢于提出非议的人们，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力已经丧失了，同时欢呼已经成为习惯，社会遂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权力竞争公开化的民主社会中，公众控制权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识形态为权力辩解和开脱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总会有办法来纠正意识形态泛化的倾向。2009年9月8日，是美国中小学新学期开学日，奥巴马要到维吉尼亚州威克菲尔德高中发表演讲，教育部要求全国中小学校组织学生观看电视直播。但“万人迷”的奥巴马怎么也想不到，未开讲先遭“炮轰”，很多学校拒绝组织学生收看，在威克菲尔德高中校门外，反对者们冒雨举着标语表示抗议。标语牌上写着:“总统先生，请与我们的孩子保持距离”。事出有因， 教育部在下达奥巴马演讲通知时，同时布置了一个作文题目，建议学生根据奥巴马的演讲给自己写一封信，向自己提问几个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去帮助奥巴马总统”。就是这个作文题引发了一场公民辩论。很多人认为奥巴马演讲的目的是为了将自己的政治想法强加给学生，这已经违背了“教育让政治走开”的美国政坛禁忌。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领导人吉姆•格里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我感到十分震惊，纳税人的钱被计划用来传播奥巴马的政治意识形态。”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家长说:“无论谁是总统，我都不希望他来到学校对我的孩子进行一番政治演说。”面对公民的批评，教育部不得不重新发了一个学习通知，把“如何能够帮助总统”改成“如何实现自己的近期和远期目标”。为了消除各方顾虑，白宫新闻发言人吉布斯澄清说，奥巴马的演说不会有党派色彩，他将敦促学生努力学习，设立目标，避免退学以及减少辍学率。但学生家长们还是不放心，奥巴马只好把自己的演讲提纲提前发布到白宫网站上。
在一个公民社会，公民们绝对不会接受“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共在香港中小学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必修课程，香港教育局资助的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出版了《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向全港中小学派发作教学参考，内容大篇幅唱好中国政制，指中国模式内涵是“民本”，推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表现和考核为本设立官员遴选制，形成“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手册又说中国政府用人唯贤，有定期官员更替防止贪污及渎职等，称这些内涵是“社会科学所言的理想型”。手册对美国的政党制则批评为“恶斗”和“令人民当灾”。手册对中共政权内部的腐败和缺乏民主机制造成的问题只字未提，还抹杀了1989年镇压民主人士之类的历史事件……为了不让充满谎言和鬼话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十万港人上街游行抗议，很多学生绝食抗议，最终逼得特区政府在国民教育上做出了重大让步。
在一个后极权社会，无法纠正意识形态泛化，习近平正在继承薄熙来未尽的事业，在实行“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以打击谣言为标志的强化意识形态运动开始了，轰轰烈烈、暴风骤雨，大有文革的味道和气势。
贡献之四：他昭示红色意识形态必然终结
薄熙来案件开审后，中国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形象，左派和右派实现了空气的一致，不论是“乌有之乡”，还是“国内外敌对势力”都认为薄熙来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都认为他是冤枉的。左派认为，薄熙来贪污受贿的数额还不及广东一个村长和一个城管中队长的数额，他是中国最廉洁的领导干部，他是毛泽东的好接班人，他的牢狱之灾是因为他为人民做的好事太多而挑战了某些中央领导的权威；右派认为，薄熙来的主要罪行是“三宗罪”之外的“政治罪”，但责任不在他身上，而在红色意识形态包装的体制上。
薄熙来的“政治罪”产生在“重庆模式”上。他把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混淆在一起，靠高压式的政治手段盲目追求GDP主义，以此证明制度优越性与政治合法性；他在“打黑唱红”与“注重民生”过程中的透明度极低，缺少民意基础和民主的权力模式，决策过于自上而下，强调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忽略社会的维度，极力推崇毛泽东意识形态和党政司法极权模式来实现一种公平和共富的社会治理，人为的破坏了司法制衡机制。当年，薄熙来组团到北京唱红，与王立军设套抓律师，大搞文字狱，这些都是在中央的眼皮底下大张旗鼓的作为，但时任常委的习近平等几个常委在分别去重庆考察时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其他省市亦有效仿，大有在全国展开之势。在薄被免后很多人期待中央对重庆的唱红打黑有个政治上的评估，在薄案开庭时很多人期望在被告最后陈述阶段法庭能给薄熙来一个阐述政治主张的机会，以便全民辩论反思、吸取教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一切都在向反面发展，从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和再次高调强调意识形态上看都与薄熙来同出一门，中国人的“价值观”依然混乱，社会依然缺少“共识”。
价值观是意识形态的核心，但中共一直确定不了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直到2011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这个核心价值体系内容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批判和革命理论，而非发展和建设理论，他已经被苏联和东欧证明是神话的东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被权贵资本主义所体现，薄熙来的老婆有双重国籍，名字都是外国的，孩子在国外读书，早就过上了资本主义的生活，他们怎么会与普通中国人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已经被“裸官”利用为转移公众泄愤目标的民族主义，民族精神很难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在全球化时代，过度的民族主义就会催生大国沙文主义。改革创新已经被“五不搞”、“两个不能否定”彻底阻挡。社会主义荣辱观已经被大小“薄熙来”们的“二奶文化”所抵消。所以，这个价值体系是一个价值虚无的体系，把中国人带进了一个价值迷茫的社会，带进了一个远离普世价值的社会。一个价值虚无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道统”的社会，“道统”是道德建设的基础，“道”之不存，“德”之焉附？何谈“思想道德基础”。
这个决定没有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世界都搞不明白，没有核心价值观怎么就成“体系”了？直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12个词概括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个“核心价值观”让中国的右派激动好久，他们发现这里面基本具备了“普世价值”的内容，认为这是中共变相承认了普世价值。不久，中共喉舌媒体对“普世价值”和“宪政”进行了集中猛烈的攻击，这时右派才明白，没有宪政做保障，那“12个词”一个也实现不了。就在这时，薄熙来给出最有力的证明。强横如王的副省级干部王立军，遭遇薄熙来的巨大权力，除非逃入美国领事馆才能保命，那么一般老百姓在强权面前当如何自保？如果没有王的狗急跳墙，那么海伍德案永远是冤案，海伍德永远是一个“酒鬼”。这是什么制度可以让杀人者横行无忌？
笔者相信，薄熙来与习近平都不会真心愿意继承毛泽东的红色意识形态，他们的父辈都是红色意识形态的受害者，习近平在提出“不走邪路”的同时也提出“不走老路”。但是，作为“特殊利益维持会会长”的角色，为了红色江山代代传，他们又不得不走老路。绝大多数中国臣民对自己依然贫困不满，对自己失业下岗不满，对高通胀不满，对两极分化不满，对资本吸金方式不满，对权钱交易不满，对土地财政不满，对高税负不满，对公权频繁侵犯私权的家破人亡不满……为了堵住“不满”的嘴，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已经破产的意识形态，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做到“敢于亮剑”。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中国臣民的觉醒速度，这个时代已经不是毛泽东愚民的时代，互联网中的柏林墙比篱笆墙还脆弱，一切加强意识形态的工作都是徒劳的，只能加速柏林墙的倒塌。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社会学者发现苏联知识分子已和斯大林主义最终决裂了，“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它就是进步的”这一信念已经被知识分子粉碎了。一些社会学家达到了这样的共识,即把“意识形态终结”看作是50年代的特征。“意识形态终结”意谓激进运动的旧的政治观念已经衰竭,不再有力量在知识分子中以强制的方式获得忠诚的热情。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后，西方又流行“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相信西方民主政治是世界唯一的意识形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走入了历史。这里的“意识形态终结”意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的终结”，并不指国家意识形态的终结。所有独裁国家都是一个只有政党意识形态而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国家没有国家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有“软实力”。有学者提出要重建中国的意识形态，其实不存在重建的问题，只有补上空白的问题，从零开始建设国家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人类共享的价值，这样才能有真正的“软实力”，也会展现其持久的生命力。
我以为，中国人应该感谢薄熙来，他是一个另类的“民主启蒙家”，他让中国人与宪政的距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近过，201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应该颁给薄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