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历史系教授吴国光 (美国之音章真拍摄)
 

中共已经决定在十月召开十八届六中全会,而今天夏天酝酿明年中共十九大人事安排的北戴河会议也召开在即。去年出版了《中共党代会》一书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虽然大刀阔斧地扫除了阻碍他的各路政敌,但对于筹组令其满意的下届高层班子仍有困难。对于早前有媒体爆料,习有可能取消政治局常委制度的传闻,熟悉和研究中共历史的吴国光教授认为,习近平没有能力做到,放出这一传闻是为使更多习阵营的人进入常委会而施展的讨价还价策略。

吴国光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对于明年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两个目标:“第一,可能就是不愿意接受上一届已经安排的更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作为下一代的接班人;第二,他希望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的安排中有他自己的多数——他愿意的政治局常委人选。” 但吴国光说,习近平面临党内的挑战,“现在看来这很难。”

达不到目的就把桌子掀了

对于有消息说习近平有可能会取消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制度,吴国光认为,实际上这是习近平讨价还价的策略,“就是说,你不让我按照我的政治局常委安排、得到对我有利的方案,那我就把这个桌子掀了,就没有政治常委这一说了。

吴国光说,这就像鲁迅当年在《无声的中国》中所说的,“在中国你要做事情,你想开一个窗户,你就说我要把房子拆了,大家就说,不要拆房子,你就开个窗户吧。但如果你说开个窗户,那你一定开不成。”

吴国光英文专著《中共党代会》(网络截图)

吴国光英文专著《中共党代会》(网络截图)

去年,吴国光的英文专著《中共党代会:权力、合法性与制度操纵》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说,这是他花了10多年时间酝酿、研究、搜集材料,用3年半时间写成的、集个人经验和实证研究的有关中共制度性操控的著作。

之前有媒体报道,明年中共十九大人事将出现令人意外的颠覆性变化。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些专家学者,正就取消政治局常委这一多余和负面架构进行讨论。

吴国光表示,中共高层的沟通是不畅通的,重大决策须由常委会开会决定,“如果提出来被否决了,你就彻底失败了。比如说,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不是下届取消政治局常委,你如果事前没有征得相当多人的支持,你贸然提出,你结果失败了,那你就完蛋了。”

有分析认为,现有7人常委会组成中前朝指定的常委人选居多。按 “七上八下”年龄潜规则,即67可留、68必退的规定,届时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可继续留任,其余都将退下,包括中纪委主任王岐山。

通过海外媒体打“隔空战”

吴国光表示,通过海外媒体放话是习近平“隔空战”的一种策略,“到了北戴河会议了,他可以说,有人讲可以取消政治局常委啊,这个想法怎么样啊?如果大家反对的话,他说没说是我说的,有人说啊。”

吴国光认为,根据他的分析,“习近平可能没有这个实力取消政治局常委,他的目的是在下届政治局常委中组成对他有利的人员组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讨价还价嘛,人家要100块钱,你说30,实际上你的目标是60,能拿下来就不错了。”

在上世纪80年代下半期,吴国光曾任中共《人民日报》评论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参与了中共十三大前后的政治改革政策研究与指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人之一,曾为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起草过多篇讲话。他于1989年赴美任访问学者,攻读博士学位。

吴国光认为,中共党代会制度是毛泽东开创于中共七大并一直沿用至今,其实质是以民主为表象的“制度性操纵”,只是“到了后毛时期,领导人的合法性大大比不上毛了,所以他要不断通过党代会,为什么5年开一次呢?因为5年不开一次,党内的权力如何分配,没有人可以一言九鼎,那么就需要一个过程。”

十九大前的权力高层博弈相当激烈

吴国光表示,通过这个操作的过程,等于给他盖了一个章,这就合法了。吴国光说,党代会本身并不进行权力再分配,“它是把党代会之前最高精英达成的权力再分配方案盖个章。”

吴国光认为,十九大的权力再分配对习近平而言有一定的难度。“党内各种各样的力量,最高领导人也好、已经退休的领导人也好,各种各样的圈子,我想这个过程应该对他来说是比较难的。”

中共已经决定在十月召开十八届六中全会,研究从严治党和修订《中共党内监督条例》。而按惯例今年夏天中共领导人将前往北戴河举行非正式会议,酝酿十九大人事安排。

吴国光说,今年夏天中共可能就进入了最后最紧要的权力再分配关头了,“在这之前,他就要把这个权威树立起来,你树立权威,有人就得要付出啊,那么别人可能不那么满意。所以我想,应该说这次十九大之前的高层权力博弈从现在的状况看,应该是相当紧张、相当激烈。

*对吴国光的专访实录:*

问:你在“文革50周年研讨会”上讲了一个很生动的有关文革中中共高层选举的故事。这个故事跟反思文革有什么关系?它体现了什么意义?

吴:文革拖的时间很长,而且涉及的面向很多,可以从多个角度研究。一般人认为文革是个群众运动,是个从上到下把政治制度打破的一个政治事件。选举是个政治制度,实际在这样一个动乱中还是有政治制度在起作用。实际上就是从多角度来检视文革。

文革是苦难积蓄成的宝贵财富

文革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有丰富的内容和层次。在中国文革研究受到压制,非常不方便。其实这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一笔由苦难积蓄成的财富。

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从苦难中学习、反省、进步,这样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别人的东西学了以后你会觉得隔膜,从自己的成就中学习你就不会再有进步,这个叫做正反馈。在科学上,正反馈不是正面的东西;只有负反馈,就是说,我在哪里摔了一跤,我研究这个东西,才会进步。

我感觉这个会议,当时宋永毅告诉我,我说无论如何要来参加,因为这不仅是个学术会议,我们从学术角度去理解它,这样可以客观、公正、平实地去认识它,用理性去认识它。但是这个事情总体上来讲是有非常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含义,一个人类命运的含义。我们的民族要反省、要进步,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讲,整个这样一个道义上的责任,必须要担负起来的。

问:当时中共选举的方式是不是今天还在继续?

吴:对。基本上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把那一套选举制度确立以后,可以说有不同阶段的变异,比如说,我在会上也讲到,七大和八大相对来说制造出某种民主的表象,让你感觉到你有一定的自主权,但实际上他还能够来操控你。

以民主为表象的制度性操纵

到了九大和十大,基本上就不需要操控了,他们每个人都很乐意被操控,就像我引的九大代表团,让你代表来了要选中央委员,你有提名权啊,你提名谁当中央委员?九大各个代表团都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了解,我们就不用提名了,毛主席和主席团提的名就好了。根本就不需要了,就给你一个民主的表象,代表都不想要了。我们就听指挥就是了。那么这就走向极端了。

到了十二大、十三大,党内出现了更多的争取自主权的呼声,当时也做了一些这样的实验。但是再往后,特别是1989年天安门以后,历次党代会就回归用民主表象、下面来实施的、我把它叫做“制度性操纵”的实质。

所以基本上虽然有不同历史阶段,具体做法有不同,政治氛围有不同,但是可以讲,1945年以来毛在七大上搞的这一套毛主义的选举制度,是以选举之名达到你好像是自觉自愿地投他的票、但实际上你不可能不投他的票,来收获一个政治领袖的合法性之实。这套制度一直到今天还是在延续。

应该说基本上毛后党代会最大的改变就是比以前规律性地召开了。以前毛的时代隔十几年召开,党章规定其实那个时候,比如六大到七大,六大的党章规定是一年开一次党代会,结果从六大到七大,中间隔了17年。七大的党章规定是每3年召开一次党代会,结果从七大到八大——1945年以后只有三、四年是战争时期,到1949年以后你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可以召开了——但一直拖到1956年才召开。原因就是毛不想开。

他既然要操控这就很费劲啊,这个操控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说,毛其实很狡猾,毛包括文革期间,我讲过,毛帮助王洪文获得票数啊,但是当时许世友就说,毛主席,你发命令吧,你说选谁我们就选谁。结果毛说,代表有选举自由,这个怎么能我让你们选谁就选谁呢?你们要自己决定。

毛要你揣摩他的想法自愿投票给他

但是其实毛就是想,你自己揣度我的想法,然后你投我的票,是你自觉自愿的,不是我让你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毛的政治性格是非常复杂的。这样其实他就能获得合法性。他要你自觉自愿地去拥护他,但是他知道可能这种自发自愿人家并一定自发自愿,你要用各种手段使得他感觉上好像他是自发自愿,实际上他不得不自发自愿。

我觉得中共的这个制度跟一般的专制制度不同就在这里。比如,一个历史上常见的暴君专制者,他没有这套戏法,就是说,我就是让你听我的。毛实际上这套手法要复杂得多、精致得多,里面的层面也就更多。

所以,基本上现在到了后毛时期,领导人的合法性大大比不上毛了,所以他要不断通过党代会,为什么5年开一次呢?因为5年不开一次,党内的权力如何分配,没有人可以一言九鼎,那么就需要一个过程呢,在精英内部,来出席党代会的都是中共党内的权力精英,他们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并不是每个代表我说这样、你说那样,大家讨论达成的共识,而是上一届的领导已经有一个想法,然后通过这个操作的过程,使得你最后不得不接受这个东西,这样等于给他盖了一个章,这就合法了。

过去你无论怎么讲,这个橡皮图章,听起来是不重要,但是你想如果你写了一张纸,上面没盖图章,这张纸什么也不是;你盖了这个图章呢,那它就有合法性。所以,现在因为合法性减弱以后,他就要不断地寻求党代会,所以要5年开一次。现在倒是很规律了。但是,实质的开的过程中的操作手法,都非常细致,基本上就是继承了当年的做法。现在新的环境下又有新的发展。这个细节要讨论起来就比较费篇幅。

问:有报道说,根据习近平的性格,明年的十九大他一定会颠覆一些过去的明的或暗的规矩。根据你对习近平和中共体制的研究,你觉得他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在哪里?

吴:应该说每次党代表大会之前呢,其实党代会本身不进行权力再分配,它是把党代会之前最高精英达成的权力再分配方案盖个章。所以呢,这个会前这段时间,高层就要谈判权力再分配。对,就要进行“酝酿”,用这个词,就像酿酒一样,整个这个过程你不知道他在里面搞什么名堂。

这个我想呢,习近平一定是愿意通过十九大,达成对他来讲在权力再分配上最愿意要的一个结果。但是党内各种各样的力量,最高领导人也好、已经退休的领导人也好,各种各样的圈子,我想这个过程应该对他来说是比较难的。

高层权力博弈已经进入最后关头

这也是为什么自从他上台以来他的动作这么快,反腐也好,树立他个人的权威也好,动作都是非常迅速的,因为他必须争,你不能到了开十九大你才做出决定。至少从今年夏天可能就进入了一个最后的最紧要的权力再分配这样的一关头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他就要把这个权威树立起来,你树立权威,有人就得要付出啊,那么别人可能不那么满意。所以现在我想,应该说,这次十九大之前的高层权力博弈从现在的状况看,应该是相当紧张、相当激烈。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东西,这个只有当他们最后博弈结果出来,大家再去回溯,看他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

问:根据习近平的实力,你认为,像有报道说的,他可能会取消现有的总书记最多两任、政治局常委制度,以及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限制的可能性高吗?

吴:我想他第一,可能就是不愿意接受上一届已经安排的更年轻的政治局委员作为下一代的接班人;第二。他希望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安排中有他自己的多数,是他愿意的的政治局常委。

实际上是习近平讨价还价的策略

那么现在看来这很难。很难的情况下呢现在传出了的他要取消政治局常委制度。实际上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战略,就是说,你不让我按照我的政治局常委安排、得到对我有利的方案,那我就把这个桌子掀了,就没有政治常委这一说了。

这个就是鲁迅当年就讲嘛,在中国你要做事情,你想开一个窗户,你就说我要把房子拆了,大家就说,你不要把房子拆了,你开个窗户吧。你要说开个窗户,那你开不成这个窗户。那这个我现在看就是一种讨价还价的方式。

那么他在党内,我们现在不了解高层政治生活具体怎么进行,比如说,习近平和其他领导人怎么谈话,我们不知道,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沟通是很麻烦的。如果不能在会上提出这个东西,如果提出来被否决了,你就彻底失败了。如果你在会前没有…..比如说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不是下届取消政治局常委?你如果事前没有征得相当多人的支持,你贸然提出,你结果失败了,那你就完蛋了。

所以他现在通过媒体放话,特别是海外媒体来放话,这叫隔空战,是空战。那么到下一步,到了北戴河会议了,他可以说,有人讲可以取消政治局常委啊,这个想法怎么样啊?如果大家反对的话,他说,没说这是我说的,有人说啊。现在咱们就这么猜想吧,按照常情来猜想,我个人的感觉,习近平可能没有这个实力取消政治局常委,他的目的是在下届政治局常委中组成对他有利的人员组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讨价还价嘛:人家要100块钱,你说30,实际上你的目标是60,能拿下来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