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题赠的“《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的丹书铁券最终也没能护得《炎黄春秋》周全。
为何这本由中共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其中还包括“红二代”经营的党内开明派杂志，在创刊25年，经历了19次被封杀（BBC统计数字）後，终於被迫宣布停刊？明镜新闻网就此事件独家专访了纽约The New School访问学者徐友渔。
徐友渔
明镜：《炎黄春秋》自创刊以来，曾经遭到过数次整顿，网站也曾经一度被关停，但是基本每次事态都会得以解决，为何此次最终闹到了要停刊的地步？
徐友渔：我认为，有关当局一直处心积虑想要封闭《炎黄春秋》，但《炎黄春秋》的应对从来都是有理、有利、有节，并且善於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特别是体制内正派人士的支持，还会根据情况作出调整和让步，所以对其贸然下手会师出无名、代价太大；由此形成长时间拉锯。
即使是这一次，也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出面，采取了一些自以为得计的方法，而不是强行下令封闭。有些人既要做恶事，又不想背恶名，只得挖空心思耍花招，於是就有许多折腾。但最终目的还是要搞垮《炎黄春秋》，非如此不会善罢甘休。
明镜：杜导正曾经说，《炎黄春秋》的这些人不是自由派，而是“体制内改革派”，您如何看待这种自我定位？
徐友渔：杜导正把《炎黄春秋》自我定位为不是自由派，而是“体制内改革派”，这是合适的。因为《炎黄春秋》的办刊宗旨和行事方式就是体制内改革派的作风。当然，自由派和体制内改革派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人们的思想、行为的指导原则往往有多种混杂成分，把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加上这一个名称或另一个名称，有时都不会太离谱。
明镜：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曾经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情况很复杂，也有支持我们的，也有反对我们的，也有旁观的，现在看来支持我们的力量大。就是领导上，我预测也有很多人在支持这个杂志。近平同志，作为主要领导同志，我想他内心也是支持我们这个杂志的”。您认为这次中国艺术研究院将接管《炎黄春秋》，是否是政府高层的授意？
徐友渔：我认为，这次中国艺术研究院企图接管《炎黄春秋》，绝不是这个单位层面的决策，一定有更上层的指挥或授意。《炎黄春秋》是否得到总书记的亲自支持，谁都说不准。如果《炎黄春秋》最终不能保全，那我们更没有理由说总书记支持它。我想我们没有必要把问题想得过於复杂，以为最上层有多大的分歧和斗争。
明镜：之前中国政府也曾经多次想要收管《炎黄春秋》，但是都被杜导正等人顶了回去，为什麽此次收管最终得以成功呢？
徐友渔：《炎黄春秋》所依仗的，只是法理上的合法性。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它无能为力。只要当权者下定决心，要它什麽时候死，它就不能多活一天。一旦有关当局不耐烦再玩“又想做恶事，又不想背恶名”的游戏，《炎黄春秋》就不能再存在下去。
明镜：《炎黄春秋》杂志社已经提起起诉，准备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对薄公堂；您认为这场官司，杂志社方面的胜算大吗？
徐友渔：这场官司，我认为《炎黄春秋》胜算不大。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若干年，中国人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诉讼，有几个官司打赢了？
明镜：《炎黄春秋》杂志社称，今後若有合适的时机，杂志还会复刊的，您认为这种可能性大吗？
徐友渔：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关键是“合适的时机”要等多久才会到来。
明镜：杜导正在杂志停刊後说，《炎黄春秋》是“停刊不停社，我们作为向国家注册的有法人代表的，有全部法律程序的民间媒体社团，我们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还可以进行社会活动，我们还可以发行一些东西，除了 办刊物，我们还可以开座谈会，开专家会，我们还可以在网上发东西，发出我们的声音”；您认为他们如果真的继续进行一些活动，这些活动会遭到政府禁止吗？
徐友渔：我不愿意作出预言，总之我不抱乐观态度。长时间以来，人们正当的、善良的愿望总是以破灭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