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土壤，就长出什么样的庄稼。换言之，有什么样的独裁党，就有什么样的专制国家；甚至有什么样的非法治政府，就有什么样的违法企业。这在中国非常常见，比如你观察一些私营企业的发展脉络，你就会发现这些私营企业和当地党及政府的关系一直都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别关系之中，这些企业在形式上体现出“党的领导”高于一切，内设组织机构也和党和政府的机构对应：党政机构设立党委、纪委、团委、政治部、宣传部、工会，私营企业也都有，就连新闻发言人的培训，也是党和政府统一组织的。
在实际权力上，私营企业主多是党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董事长、总经理往往兼任本企业党委书记或党支部书记，又是所在选区的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或全国、省、市政协委员，每次企业开会挂出来的横幅，几乎和党政机构会议的内容一样，大致内容不外乎“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此前不外乎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显而易见，各类国有或私营企业不过是党及政府的影子，权贵在权力方面的勾结很常见，在意识形态上的勾结也非常明显。
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和政府还有一处惊人相似的是，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方式和中共党宣应对的模式惊人一致，这点非常值得关注。在企业应对突发事件或危机公关方面，一些私营或国有企业的处置方式居然也和党和政府的处置方式“雷同”，多数是“隐瞒”、“封口”、“造谣”等，对外保密不发消息，拒绝公布真相，到迫不得已才公布真相，而且政府机构甚至警方、宣传部、网络管理部门，以及市委市政府都出现替企业“背黑锅”，网络删帖“封口”，这种现象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而且都是出于中共模式的“维稳”思路。
政府和企业机构在外在形式上的设置相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些私营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处理模式也和党政部门的维稳思路一致，习惯于说假话，主动散布谣言，等实在封不了口，才承认有这么回事，轻描淡写，最后以政府官方对外公布的为准，但也未必是百分之百的真相，有时候是为了对付媒体，主导舆论，以图降低或减少真相被揭露而带来的不利影响。
前中国首富遇袭事件并不是谣言
最新的案例如下：9月18日，中国网络新闻铺天盖地地披露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前中国首富宗庆后在杭州上城区某住处遇袭事件。事件发生在五天前的9月13日，这天早晨，宗庆后在杭州某住宅被人用刀砍伤，左手四根手指被砍断。网上至少有两个版本，一个案发点是江干区，另一个案发点是上城区。奇怪的是杭州本地媒体没有任何报道，当地警方也对媒体回应称没有接到类似的报警。这证明警方也遭遇封口，事后杭州本地媒体也遵照“封口令”转发新华社简短消息，对详情作了回避。
境外的《香港商报》是最早报道此事件的媒体，信息源是9月15日，某位与浙江一家医院护士熟悉的网友发布杭州一前中国首富受伤住院，遂记者调查，并证实宗庆后确实在上城区某住处遇袭，18日报道出来。18日当天上午，娃哈哈集团公司人员接受中国之声电台记者采访时答复为“纯属谣言”。这一所谓“统一口径”坚持不到一小时，医院方面含糊证实有一“宗庆后”的67岁男子曾住院医治手伤。娃哈哈的回应又随时更改为“没有那么夸张”，然后又回应“市委介入，市委市政府会公告”，接着又是警方证实，但拒绝披露细节。随着“求辟谣”和要求采访的电话越来越多，娃哈哈发言人甚至不敢对记者有多一个字的解释，甚至挂断电话不再回应，企业官方微博和网站也毫无任何蛛丝马迹。再后来，企业发言人只回应“宗庆后正在上班，等新华社发布新闻稿”。直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新华社才发“通稿”证实报道宗庆后被砍伤。
案发原因却很简单：一江苏苏州49岁杨姓男子在宗庆后上城区某豪宅小区住处附近内守候，见到宗庆后请他帮忙找一份工作，因为该男子借钱3万来杭州打工，因年龄大找不到工作，钱也花光了，他看到电视说宗庆后坦言要尽社会责任并曾热情帮助农民工找工作，就请求宗庆后帮助，但宗庆后拒绝并要走开，杨某不让其走，或发怒或临时起意用随身带的水果刀将宗庆后砍伤，当天下午警方破案并抓获杨某。警方直到网络曝光前一直隐瞒此事，而且隐藏了真实的案发地点。事后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案发点在江干区，而非上城区。似乎宗庆后被袭又不是因“小三”或“情杀”，为什么警方刻意隐瞒呢？通过媒体报道的梳理，发现宗庆后被砍伤背景并不复杂，作案者的动机也很清楚，但为什么宗庆后和政府警方刻意并隐瞒封口甚至纵容娃哈哈公开散布虚假的谣言呢？
任何突发事件，一旦当事人和警方封口，可能结果就是谣言的天地，网络随即又传言说宗庆后的娃哈哈商业公司遇到经营危机并有人事变动，可能是“内部人报复”，还可能是宗庆后女儿说要学习李嘉诚把企业搬到国外，网络传言“政府”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这就是典型的“阴谋论”。或许宗庆后担心被袭事件被舆论炒作会给娃哈哈官司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封口和造谣岂不更是对公司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至今，宗庆后前首富被袭，网络还是质疑声不断，有人还声称有更大的“内幕”。
中共最高喉舌刻意隐瞒三鹿奶粉有毒
千万不要忽略企业造谣和政府隐瞒真相对社会的危害，2007年期间曾被一些媒体质疑的“中国名牌产品”三鹿毒奶粉可能是导致幼儿肾结石的奶源，但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重视和确认，直到2008年9月11日被揭露，全国已经有近30万“结石宝宝”深受其害，多名幼儿死亡。这都是企业主动造谣掩盖真相、政府被动帮助掩盖真相导致的恶劣后果。2007年12月，当一些家长反映三鹿奶粉造成婴幼儿尿道感染时，这一年三鹿已经创下103亿元销售业绩，三鹿高层不但没有正视问题，还下令坚决封口，同时通过大量投放广告的方式来抵消媒体对毒奶粉的曝光。然后，等新华网曝光后，三鹿集团则通过人民网公开回应称：三鹿是奶粉行业品牌产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产品质量合格，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看看这些企业制造并由中共最高喉舌“确认”的谣言足以说明为了掩盖真相，可以用违法并不正当的商业手段封锁消息，致数十万患者的生命而不顾。
政府封口和企业造谣的做法一样都是出于掩盖真相
这里，本文试图就相关企业应对危机公关的方式和规律，进而发现政府应对突发事件也和相关企业同样的套路，先是封口，接着造谣，等封不住口，谣言被揭穿，才犹抱琵笆半遮面说出一部分真相，等舆论炒作铺天盖地，再不得不说出余下的真相。假如前面提到的前中国首富宗庆后是政府官员的话，那么，政府官员的做法也和企业是一样的，在隐瞒真相和蒙蔽公众来说，政府和企业的做法毫无区别：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对于政府主动造谣，有2003年SARS事件可以作为旁证：
2003年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长张文康面对云集的媒体记者，说：“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 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他还进一步表示：“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带不带口罩都是安全的。”事实上，4月4日，解放军301医院的上级总后勤部已经内部公布该医院已经有46例确诊和疑似的非典病人，而且此前这些数字每天都报给卫生部，不可能4月3日仅有12例，而4月4日一夜之间就有46例。最后，真正揭穿卫生部长谎言的是解放军301医院的普外医生蒋彦永。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按照中共一贯的口径，对于突发事件或公共事件，任何人不得隐瞒、谎报疫情，可事实上，实际做法则是相反的，中共高层并非不知情。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公然撒谎说北京适合旅游，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也是如此，最后谎言被揭穿，但两人在台上的时候岂能不知道这是“统一口径”？在中共历史上，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甚至“天安门事件”中的所谓“反革命暴乱”，什么时候见到党的宣传和实际情况是一致的、统一的？党的喉舌是“替党说话”，从来不是“替人民说话”，真相往往被遮蔽、被隐瞒、被雪藏。2003年SARS事件，张文康、孟学农做到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只不过真相被蒋彦永医生揭露后，中央牺牲了这两人。再说，党的喉舌最近二十多年一直强调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求“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如此下去，请问又该如何兼顾实事求是呢？
“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沦为空话
2005年11月份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也是如此，11月13日，中石油吉化公司发生双苯厂爆炸，并对松花江水质产生污染，沿江居民饮用水都来自松花江及下游的黑龙江。但官方保密超过一周。11月21日，哈尔滨传言全城将停水，超市水饮料杯抢购一空。到了晚上才证实，但政府还是坚持不说真话。当天，黑龙江哈尔滨市政府发出的公告宣称，“由于工程维修，全城将于22日下午停水四天，何时恢复供水另行通知，请市民做好储水准备。”对于官方“维修水网”的说法，大部分市民根本不信：“室外零度冰冻的天气，如何维修管道?”“供暖期管道维修从来都是分段进行的，怎么会突然全市维修?”而事实上，当地超市已经买不到水和饮料，当时还谣传将发生地震，俄罗斯媒体方面还传出黑龙江下游俄罗斯居民非常强烈的抗议并要求如实公布真相。距第一次公告六个小时后，黑龙江哈尔滨政府再次公告承认是因吉林化工爆炸污染而停水。而此前的11月18日，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吉林省环保局已经分别将“11•13事件”通报给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及省环保局，但都是保密的，随后吉林化工对外还公开否认与哈尔滨停水有关。如果松花江和黑龙江仅仅是中国内河，恐怕抗议还不算大，但松花江污染带汇入作为中俄界河的黑龙江，对俄罗斯人的生活造成影响，污染消息已经无法隐瞒。该事件说明，当突发事件或者灾难性事件发生以后，政府信息公开一般都是不及时、不准确，甚至隐瞒，造成更严重后果。对于党的喉舌和政府决策人而言，他们按照惯例会在第一时间内向上级公布重大事件的实情，但不会对民众公开。吉林化工爆炸两周后的1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才到哈尔滨实地视察，到12月份才正式解除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职务，这说明从上到下，并未有“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可能性，所谓“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不过是例行官话和空谈而已。
再看2012年2月发生的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叛逃事件，官方最初也是封口和隐瞒真相的：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2月7日，网上开始传出零星传言；2月8日，重庆市新闻办通过微博称王立军正接受“休假式治疗”（薄熙来授意发布的官方版全文：“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后网上传一张印有公章的重庆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诊断证明，证实王立军“目前存在严重的抑郁状态和抑郁重度发作，建议组织干预，对患者实施治疗”。）
相反的则是真话：华盛顿时间2月8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证实王立军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与美方会面。2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9日应询问答问时表示属实，已经是第四天了。这和薄熙来2012年3月被调查一事的媒体报道步骤是一样的：先是薄熙来缺席重要会议，然后薄熙来自称生病，再后薄熙来的所有消息被封口，直到中共高层4月停止其职务，9月决定开除其党籍。现薄熙来已被判处无期徒刑。
对于突发事件，无论是薄熙来，还是中共高层，都是先谎言，甚至主动造谣，然后封口，最后被迫公布真相。现在，还有一个正遭遇“谣言”的高层人物就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网传他是薄熙来的后台，曾有一阵子网传他被软禁，但中共高层没有证实，不过细心的人发现中共前公安部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8月25日逝世后参与悼念的人员名单被不同寻常地“忽略”，名单上退休高官只点了江泽民、胡锦涛的名字，余下一概不提，自然周永康的名字也无法出现的9月2日悼念刘复之的《人民日报》专版上。薄熙来倒台后，可能周永康便是下一个倒台高官。一般来说，外电报道周永康失势或被控制，十有八九是确切消息，只说目前遭遇封口，等到证实时也便是开除其党籍和进入司法审判并对外公布的时候了。
当权力可以垄断一切时，信息则是权力机构用极严密的方式进行控制和垄断着。美国密歇根州加尔文学院传播学教授兰德尔•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一书中，以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使用的宣传技巧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极权主义的宣传术为何失败。他分析指出，“它失败了，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因为它鼓励虚伪”。无论极权政府宣布其有如何真实性和权威性，但它的宣传注定具有欺骗性，迟早会被揭露。这就是政治谣言的可怕。
政府主动制造政治谣言的荒唐与可怕
政治谣言，主要是该政权的宣传机构主动或故意散布的，因为伴随着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大量的政治谣言充分迷惑民众，左右舆论，使民众很难分清楚哪些是完全谣言，哪些是半真半假的谣言，哪些不是谣言。不同类型的政治谣言在政治管理中的运用方式和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有大量政治谣言对社会公共更具欺骗性。
近年来，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变动的政治谣言一直不绝于耳，例如，“一独生二胎”、“双独生二胎”等，事实上，这些的“新政”在一些地方已经内部合法试点，但政府不愿意全国推行，也不愿意承认，也担心引发社会陷入混乱。往往在官方故意散布谣言时，又制造出类似“我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坚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虚假信息。而前后两个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讲话存在矛盾，政策试探意图明显。这样的试探是政府有意而为，试探民间及舆论对其的反应。这样的主动性政治谣言，具有“防民甚于防川”的形式，说明官方宁肯说谎言，造谣，也不说真话，这与中共历来坚持控制舆论的政策有关，最近网传习近平今年“8•19讲话”提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其实前后贯穿的就是一个信号：言论收紧，而且要求舆论控制一如既往。中共高层的意图很明显，为了一党统治和稳定的需要，舆论必须要官方引导，必须由宣传部严密控制，控制是中心，而不是真话、真相是所有舆论传播的中心。
因此，在隐瞒、封口、恶意炒作、谣言、信息暴力的条件下，是不会有自由、平等、真实、真相的舆论传播空间，隐瞒、封口、恶意炒作、谣言、信息暴力与自由、平等、真实、真相显然也无法融为一体。相对而言，政府用公权力控制舆论，或政府主动使用谣言，都对社会危害很大，不过从短期看，政府从中获取的私利也大，这就是中共始终不敢开放舆论的“命门”，同时又是“指鹿为马”、“掩耳盗铃”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现代版，无论是高层还是基层政府，或是私营企业，都深得其中“真传”，结果他们都成为真话、真相和真理的敌人，同时，他们又都是他们自己的掘墓人。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你可以在部分时间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骗部分人，但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从古到今，概莫能外。
在实际权力上，私营企业主多是党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董事长、总经理往往兼任本企业党委书记或党支部书记，又是所在选区的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或全国、省、市政协委员，每次企业开会挂出来的横幅，几乎和党政机构会议的内容一样，大致内容不外乎“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此前不外乎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显而易见，各类国有或私营企业不过是党及政府的影子，权贵在权力方面的勾结很常见，在意识形态上的勾结也非常明显。
特别是，一些私营企业和政府还有一处惊人相似的是，他们应对突发事件的方式和中共党宣应对的模式惊人一致，这点非常值得关注。在企业应对突发事件或危机公关方面，一些私营或国有企业的处置方式居然也和党和政府的处置方式“雷同”，多数是“隐瞒”、“封口”、“造谣”等，对外保密不发消息，拒绝公布真相，到迫不得已才公布真相，而且政府机构甚至警方、宣传部、网络管理部门，以及市委市政府都出现替企业“背黑锅”，网络删帖“封口”，这种现象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而且都是出于中共模式的“维稳”思路。
政府和企业机构在外在形式上的设置相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些私营企业应对突发事件的时候，处理模式也和党政部门的维稳思路一致，习惯于说假话，主动散布谣言，等实在封不了口，才承认有这么回事，轻描淡写，最后以政府官方对外公布的为准，但也未必是百分之百的真相，有时候是为了对付媒体，主导舆论，以图降低或减少真相被揭露而带来的不利影响。
前中国首富遇袭事件并不是谣言
最新的案例如下：9月18日，中国网络新闻铺天盖地地披露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前中国首富宗庆后在杭州上城区某住处遇袭事件。事件发生在五天前的9月13日，这天早晨，宗庆后在杭州某住宅被人用刀砍伤，左手四根手指被砍断。网上至少有两个版本，一个案发点是江干区，另一个案发点是上城区。奇怪的是杭州本地媒体没有任何报道，当地警方也对媒体回应称没有接到类似的报警。这证明警方也遭遇封口，事后杭州本地媒体也遵照“封口令”转发新华社简短消息，对详情作了回避。
境外的《香港商报》是最早报道此事件的媒体，信息源是9月15日，某位与浙江一家医院护士熟悉的网友发布杭州一前中国首富受伤住院，遂记者调查，并证实宗庆后确实在上城区某住处遇袭，18日报道出来。18日当天上午，娃哈哈集团公司人员接受中国之声电台记者采访时答复为“纯属谣言”。这一所谓“统一口径”坚持不到一小时，医院方面含糊证实有一“宗庆后”的67岁男子曾住院医治手伤。娃哈哈的回应又随时更改为“没有那么夸张”，然后又回应“市委介入，市委市政府会公告”，接着又是警方证实，但拒绝披露细节。随着“求辟谣”和要求采访的电话越来越多，娃哈哈发言人甚至不敢对记者有多一个字的解释，甚至挂断电话不再回应，企业官方微博和网站也毫无任何蛛丝马迹。再后来，企业发言人只回应“宗庆后正在上班，等新华社发布新闻稿”。直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新华社才发“通稿”证实报道宗庆后被砍伤。
案发原因却很简单：一江苏苏州49岁杨姓男子在宗庆后上城区某豪宅小区住处附近内守候，见到宗庆后请他帮忙找一份工作，因为该男子借钱3万来杭州打工，因年龄大找不到工作，钱也花光了，他看到电视说宗庆后坦言要尽社会责任并曾热情帮助农民工找工作，就请求宗庆后帮助，但宗庆后拒绝并要走开，杨某不让其走，或发怒或临时起意用随身带的水果刀将宗庆后砍伤，当天下午警方破案并抓获杨某。警方直到网络曝光前一直隐瞒此事，而且隐藏了真实的案发地点。事后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案发点在江干区，而非上城区。似乎宗庆后被袭又不是因“小三”或“情杀”，为什么警方刻意隐瞒呢？通过媒体报道的梳理，发现宗庆后被砍伤背景并不复杂，作案者的动机也很清楚，但为什么宗庆后和政府警方刻意并隐瞒封口甚至纵容娃哈哈公开散布虚假的谣言呢？
任何突发事件，一旦当事人和警方封口，可能结果就是谣言的天地，网络随即又传言说宗庆后的娃哈哈商业公司遇到经营危机并有人事变动，可能是“内部人报复”，还可能是宗庆后女儿说要学习李嘉诚把企业搬到国外，网络传言“政府”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这就是典型的“阴谋论”。或许宗庆后担心被袭事件被舆论炒作会给娃哈哈官司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封口和造谣岂不更是对公司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至今，宗庆后前首富被袭，网络还是质疑声不断，有人还声称有更大的“内幕”。
中共最高喉舌刻意隐瞒三鹿奶粉有毒
千万不要忽略企业造谣和政府隐瞒真相对社会的危害，2007年期间曾被一些媒体质疑的“中国名牌产品”三鹿毒奶粉可能是导致幼儿肾结石的奶源，但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重视和确认，直到2008年9月11日被揭露，全国已经有近30万“结石宝宝”深受其害，多名幼儿死亡。这都是企业主动造谣掩盖真相、政府被动帮助掩盖真相导致的恶劣后果。2007年12月，当一些家长反映三鹿奶粉造成婴幼儿尿道感染时，这一年三鹿已经创下103亿元销售业绩，三鹿高层不但没有正视问题，还下令坚决封口，同时通过大量投放广告的方式来抵消媒体对毒奶粉的曝光。然后，等新华网曝光后，三鹿集团则通过人民网公开回应称：三鹿是奶粉行业品牌产品，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产品质量合格，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问题的！”看看这些企业制造并由中共最高喉舌“确认”的谣言足以说明为了掩盖真相，可以用违法并不正当的商业手段封锁消息，致数十万患者的生命而不顾。
政府封口和企业造谣的做法一样都是出于掩盖真相
这里，本文试图就相关企业应对危机公关的方式和规律，进而发现政府应对突发事件也和相关企业同样的套路，先是封口，接着造谣，等封不住口，谣言被揭穿，才犹抱琵笆半遮面说出一部分真相，等舆论炒作铺天盖地，再不得不说出余下的真相。假如前面提到的前中国首富宗庆后是政府官员的话，那么，政府官员的做法也和企业是一样的，在隐瞒真相和蒙蔽公众来说，政府和企业的做法毫无区别：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对于政府主动造谣，有2003年SARS事件可以作为旁证：
2003年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卫生部长张文康面对云集的媒体记者，说：“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 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他还进一步表示：“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带不带口罩都是安全的。”事实上，4月4日，解放军301医院的上级总后勤部已经内部公布该医院已经有46例确诊和疑似的非典病人，而且此前这些数字每天都报给卫生部，不可能4月3日仅有12例，而4月4日一夜之间就有46例。最后，真正揭穿卫生部长谎言的是解放军301医院的普外医生蒋彦永。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SARS病例339例，疑似病例402人。同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按照中共一贯的口径，对于突发事件或公共事件，任何人不得隐瞒、谎报疫情，可事实上，实际做法则是相反的，中共高层并非不知情。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公然撒谎说北京适合旅游，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也是如此，最后谎言被揭穿，但两人在台上的时候岂能不知道这是“统一口径”？在中共历史上，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甚至“天安门事件”中的所谓“反革命暴乱”，什么时候见到党的宣传和实际情况是一致的、统一的？党的喉舌是“替党说话”，从来不是“替人民说话”，真相往往被遮蔽、被隐瞒、被雪藏。2003年SARS事件，张文康、孟学农做到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只不过真相被蒋彦永医生揭露后，中央牺牲了这两人。再说，党的喉舌最近二十多年一直强调要“以正面宣传为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要求“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如此下去，请问又该如何兼顾实事求是呢？
“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沦为空话
2005年11月份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也是如此，11月13日，中石油吉化公司发生双苯厂爆炸，并对松花江水质产生污染，沿江居民饮用水都来自松花江及下游的黑龙江。但官方保密超过一周。11月21日，哈尔滨传言全城将停水，超市水饮料杯抢购一空。到了晚上才证实，但政府还是坚持不说真话。当天，黑龙江哈尔滨市政府发出的公告宣称，“由于工程维修，全城将于22日下午停水四天，何时恢复供水另行通知，请市民做好储水准备。”对于官方“维修水网”的说法，大部分市民根本不信：“室外零度冰冻的天气，如何维修管道?”“供暖期管道维修从来都是分段进行的，怎么会突然全市维修?”而事实上，当地超市已经买不到水和饮料，当时还谣传将发生地震，俄罗斯媒体方面还传出黑龙江下游俄罗斯居民非常强烈的抗议并要求如实公布真相。距第一次公告六个小时后，黑龙江哈尔滨政府再次公告承认是因吉林化工爆炸污染而停水。而此前的11月18日，吉林省政府办公厅、吉林省环保局已经分别将“11•13事件”通报给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及省环保局，但都是保密的，随后吉林化工对外还公开否认与哈尔滨停水有关。如果松花江和黑龙江仅仅是中国内河，恐怕抗议还不算大，但松花江污染带汇入作为中俄界河的黑龙江，对俄罗斯人的生活造成影响，污染消息已经无法隐瞒。该事件说明，当突发事件或者灾难性事件发生以后，政府信息公开一般都是不及时、不准确，甚至隐瞒，造成更严重后果。对于党的喉舌和政府决策人而言，他们按照惯例会在第一时间内向上级公布重大事件的实情，但不会对民众公开。吉林化工爆炸两周后的1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才到哈尔滨实地视察，到12月份才正式解除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职务，这说明从上到下，并未有“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可能性，所谓“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不过是例行官话和空谈而已。
再看2012年2月发生的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叛逃事件，官方最初也是封口和隐瞒真相的：王立军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2月7日，网上开始传出零星传言；2月8日，重庆市新闻办通过微博称王立军正接受“休假式治疗”（薄熙来授意发布的官方版全文：“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治疗。”后网上传一张印有公章的重庆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诊断证明，证实王立军“目前存在严重的抑郁状态和抑郁重度发作，建议组织干预，对患者实施治疗”。）
相反的则是真话：华盛顿时间2月8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证实王立军前往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与美方会面。2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9日应询问答问时表示属实，已经是第四天了。这和薄熙来2012年3月被调查一事的媒体报道步骤是一样的：先是薄熙来缺席重要会议，然后薄熙来自称生病，再后薄熙来的所有消息被封口，直到中共高层4月停止其职务，9月决定开除其党籍。现薄熙来已被判处无期徒刑。
对于突发事件，无论是薄熙来，还是中共高层，都是先谎言，甚至主动造谣，然后封口，最后被迫公布真相。现在，还有一个正遭遇“谣言”的高层人物就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网传他是薄熙来的后台，曾有一阵子网传他被软禁，但中共高层没有证实，不过细心的人发现中共前公安部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8月25日逝世后参与悼念的人员名单被不同寻常地“忽略”，名单上退休高官只点了江泽民、胡锦涛的名字，余下一概不提，自然周永康的名字也无法出现的9月2日悼念刘复之的《人民日报》专版上。薄熙来倒台后，可能周永康便是下一个倒台高官。一般来说，外电报道周永康失势或被控制，十有八九是确切消息，只说目前遭遇封口，等到证实时也便是开除其党籍和进入司法审判并对外公布的时候了。
当权力可以垄断一切时，信息则是权力机构用极严密的方式进行控制和垄断着。美国密歇根州加尔文学院传播学教授兰德尔•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一书中，以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使用的宣传技巧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极权主义的宣传术为何失败。他分析指出，“它失败了，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因为它鼓励虚伪”。无论极权政府宣布其有如何真实性和权威性，但它的宣传注定具有欺骗性，迟早会被揭露。这就是政治谣言的可怕。
政府主动制造政治谣言的荒唐与可怕
政治谣言，主要是该政权的宣传机构主动或故意散布的，因为伴随着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大量的政治谣言充分迷惑民众，左右舆论，使民众很难分清楚哪些是完全谣言，哪些是半真半假的谣言，哪些不是谣言。不同类型的政治谣言在政治管理中的运用方式和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有大量政治谣言对社会公共更具欺骗性。
近年来，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变动的政治谣言一直不绝于耳，例如，“一独生二胎”、“双独生二胎”等，事实上，这些的“新政”在一些地方已经内部合法试点，但政府不愿意全国推行，也不愿意承认，也担心引发社会陷入混乱。往往在官方故意散布谣言时，又制造出类似“我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坚持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虚假信息。而前后两个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讲话存在矛盾，政策试探意图明显。这样的试探是政府有意而为，试探民间及舆论对其的反应。这样的主动性政治谣言，具有“防民甚于防川”的形式，说明官方宁肯说谎言，造谣，也不说真话，这与中共历来坚持控制舆论的政策有关，最近网传习近平今年“8•19讲话”提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其实前后贯穿的就是一个信号：言论收紧，而且要求舆论控制一如既往。中共高层的意图很明显，为了一党统治和稳定的需要，舆论必须要官方引导，必须由宣传部严密控制，控制是中心，而不是真话、真相是所有舆论传播的中心。
因此，在隐瞒、封口、恶意炒作、谣言、信息暴力的条件下，是不会有自由、平等、真实、真相的舆论传播空间，隐瞒、封口、恶意炒作、谣言、信息暴力与自由、平等、真实、真相显然也无法融为一体。相对而言，政府用公权力控制舆论，或政府主动使用谣言，都对社会危害很大，不过从短期看，政府从中获取的私利也大，这就是中共始终不敢开放舆论的“命门”，同时又是“指鹿为马”、“掩耳盗铃”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现代版，无论是高层还是基层政府，或是私营企业，都深得其中“真传”，结果他们都成为真话、真相和真理的敌人，同时，他们又都是他们自己的掘墓人。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你可以在部分时间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骗部分人，但不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从古到今，概莫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