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收获的季节。千百年来，对于普通百姓，金色是五谷丰登；对执政者，金色是权力的象征；对信仰者，金色是神的荣耀与至尊。回望中国的十月，从百姓到帝王，人们希望着、奋斗着，或美梦成真，或梦想破碎，家与国的兴衰，彼此相连，又变幻莫测，唯有上帝的权柄及其自然律和道德律是永恒的。
人们往往过高地评价自己的时代。在中国大陆成长的人，大都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翻来覆去几十年的精神催眠曲，无非是鼓吹虚幻的“历史终结”。纵览历史，王朝更迭，草寇称王，转瞬即逝。以10月为例：公元23年10月4日，东汉绿林军攻入长安，自立新朝的王莽被杀；公元196年10月7日，曹操挟持汉献帝定都许昌，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38年后的234年10月8日，诸葛亮病逝，蜀国走向衰亡；1854年10月9日，广西天地会首领胡有禄、朱洪英占领灌阳，建号“升平天国”，奉“太平天德”年号；太平天国覆灭后，1864年10月25日，幼天王、洪秀全长子洪天贵福于江西石城荒山被清军所俘，11月18日被杀；1862年10月17日，清政府制定黄龙旗为国旗；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被推翻，五色旗取代了黄龙旗；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1928年10月6日，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因此，中共1949年10月1日建政，不过是龙庭上又换了把交椅，以“党”国取代“民”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的胜利绝不是什么‘历史的必然’，也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的胜利。……共产党以成功为依据，证明自己的正确；进而以正确为理由，要求人民的信从。……严格地说，这个前提本身并不那么可靠。夺权的成功并不等于理念的成功；纵然是理念的成功，也并不等于理念必定正确。历史上有的是正确的东西遭受失败的事实（俗话说，勿以成败论是非）。但是话虽如此，胜利者总是要比失败者更容易宣布自己代表了正确，也确实更容易让人家相信自己代表了正确，那确是不奇怪的。”（《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胡平，[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新中国”之“新”非进步之新，乃“万恶”之新，“国庆”实为“国殇”，所谓“共和” 至今徒有其名。正如中共建政前自己所言：“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中共《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一个政权的衰败首先是败于自己，进而内外交困，国破家亡。例如，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1860年10月6日，攻进北京的英法联军掠夺圆明园（遗忘历史的许多国人往往把这笔账误记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身上）。由于苏联干涉以及中国贫弱和被胁迫，1945年10月20日，蒙古脱离中国，宣布独立。此后，几经波折，国民政府和中共都未能收回外蒙古的主权。出于对苏援助的需求，中共建政后，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53年，中国和蒙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2002年，台湾才承认外蒙古独立，建立非正式外交关系。
当外敌入侵，献身保家卫国的更多是无数平凡而伟大的人们。1930年10月27日，台湾爆发高山族同胞反抗日寇的雾社起义，击毙击伤日军近千人，后被日本殖民政府残酷镇压，起义领导人及2000多高山族同胞被杀害。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10月26日，为掩护大部队撤离，国军88师262旅524团400多人（号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将军率领下，坚守中国军队在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四行仓库，血战4天5夜，抗击日军，激励国人，声震中外。1938年10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她们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史称“八女投江”。1942年10月25日，河北涞源县上庄村13岁的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将日军带到八路军的埋伏地，自己却英勇牺牲。1945年10月30日，以谱曲《黄河大合唱》、鼓舞爱国抗战著称的音乐家冼星海，在苏联治疗期间病逝。
兴国安邦首先需要思想文化的引领。1895年10月2日，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化大学北洋大学的前身——北洋西学堂，在天津博文书院旧址正式开学（1903年在天津西沽重建，更名为北洋大学，1952年改名天津大学）。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招生，它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也是当时中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1904年10月17日，教育家严范孙、张伯苓创办天津市南开中学；1919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成立。南开大学七十年校庆之际，1989年10月16日，张伯苓的骨灰移葬南开大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潮涌进中国，其中包括各种激进主义。1902年10月28日，马克思第一次被介绍给国人。1921年10月27日，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逝世，他生前翻译的《天演论》，促进了国人的危机感和报国图强的精神，其中包括共产主义者。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920年10月4日，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这个欧洲幽灵在中国专制文化的土壤生根，二者隐含共同的基因——需要绝对的权力整合内外、一统天下。从此，继苏联之后，二者结合，开始在中国孕育邪恶的未来；同月16日，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名义赴第一个共产国家苏联考察。多年后，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站在绞刑架下时，对共产主义还满怀希望；而1935年6月18日牺牲的瞿秋白则不然，他有着更多的体会，他其实是死于自己人之手：身不由己地被推上中共总书记（实际上是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傀儡）的地位，又在内斗中跌落，进而在红军长征时被抛弃给敌人。他被捕后留下了《多余的话》等文字，表达了对自己以及选择红色事业的怀疑与反思。为此，他死后几十年一直背负“叛徒”的罪名，直到1980年10月18日中共转发《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方得平反。就在瞿秋白被杀的同年10月1日，中共的陕北肃反在永坪镇开始，创建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习近平之父）等领导人被捕入狱，许多人遭受吊打、毒打、灌辣椒水、压杠子、用烙铁烫屁股等酷刑，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的二三百名干部被活埋或用刺刀活活捅死。从当时的全局看，中共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肃反是斯大林肃反在中共内部的延伸，被杀者从党政军高级干部到普通士兵和群众，许多屠杀是出于泄私愤、排除异己。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仅江西的中央苏区就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也未消灭这么多红军。1983年，江西有238844个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一个民族需要胸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但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往往蜕变成不择手段的阴谋家，用无数无辜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冠冕，赚取统治天下的权柄。
为了清除党内政敌张国焘的实力，1936年10月，红军打到外蒙古边境去接收苏联武器时，毛泽东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当先锋，要在蒋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失败后，红四方面军的21800人被隔在黄河彼岸，成为孤军一支。这时莫斯科询问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这一路长达1500公里，大部分是杳无人烟的沙漠，控制在极端反共、凶悍无情的穆斯林马家军手里。毛明知前景毫无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议，把这支孤军派去，这就是“西路军”。
到1937年3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没，被俘的红军遭到残忍杀害。甘肃西部的最后一场血战下来，一千多人被活埋，两千名女战士被强奸，被凌辱后杀害，被卖身为奴。两万多人中只有400多人在4月底挣扎到了新疆。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目击一个当地干部这样津津有味地“丑表功”：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地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活埋的时候，那才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同志，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真起劲地挖，一锹一锹地挖下去，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着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里面舒服些。”我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进去，踢进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呢，等到我们提起铁锹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们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子要你死，你就死……”他正说得得意，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权力的血腥争夺往往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在论及辽沈战役时，官方记录写道：“1948年10月17日长春和平解放。1948年10月18日长春围城之战结束，解放军兵不血刃解放长春，长期围城期间国民党军队抢劫民间粮食导致百姓因缺粮死亡者达30万左右。”然而真相是，中共对长春半年的围困，连百姓出城都不准，“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香港天地出版社2009年9月）这种“兵不血刃”“和平解放”的惨剧超过南京大屠杀。
一个专制政权建立后，首先要收买和制服知识精英，而那些缺乏自由主义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把国家当作偶像崇拜，靠依附政权博取功名。1955年10月8日，科学家钱学森冲破5年的阻挠，从美国回到大陆。他在大跃进中以科学家的名义发表文章，证明亩产万斤粮食放卫星的“科学性”。中共不顾大饥荒，穷兵黩武研制原子弹，他参与其中。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国首位航天员被送上太空。钱学森2009年10月31日逝世，他生前感慨中国为何无人摘得诺贝尔科学奖，留下了“钱学森之问”。其实，他在专制体制下趋炎附势的人格，备受科学界同仁诟病，就是鲜活的答案。
与钱学森这种可被利用的工具型知识分子相反，那些回国报效的人文、艺术类人才命运多舛。例如民国歌星“金嗓子”周璇，1950年8月26日从香港回到上海，不久，她主演的电影《清宫秘史》遭到批判，她的好友王人美被迫检讨自己与周璇演唱过的民国流行歌曲，是“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周璇的精神受到打击。周璇给仍在香港的词作家李厚襄写信说：“……近因播音唱了歌，报上挨骂，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派别，将来拍戏又不知怎么样来应付呢！太难了！”“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在后来出版的《周璇日记》中，人们看到，她在1957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说：“我不说谎话，我周璇就不爱说谎，可是你们要强迫我，有意危害我，我能服你们的帖吗？太使人伤心……”她后悔回国，曾想出国到南洋发展。1951年，周璇主演电影《和平鸽》女主角时，与美工唐棣相爱同居。但直到第二年8月30日生下次子周伟，上级党组织仍未批准他们结婚（直到2003年10月1日，新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结婚需要“单位证明”才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周璇的坚持，结婚申请终于被批准，但就在结婚前18天，10月12日，唐棣突然被捕，罪名是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职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诈骗”“诱奸”女明星，被判刑3年。第二年年底虽经多方取证，撤销原判，依法承认与周璇的婚姻关系。但周璇已因此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长期住院，39岁时在1957年9月反右运动高潮中去世（此后其巨额遗产陆续被中共侵吞）。中共为收买人心，为周璇举行隆重的治丧活动，到场的周璇生前好友中，唯独少了二人，一是曾与周璇相恋过的演员石挥，已在1957年反右中自沉东海；二是因替周璇说了句公道话被打成右派的作曲家陈歌辛（人称“歌仙”），此时正在农场劳改（1961年死在那里）。而当时在场的那些文艺界名流，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也难逃厄运。
周璇去世23年后的1980年10月10日，著名电影艺术家、周璇的好友、抚养她遗孤的赵丹，在抑郁中病逝。他尽管捱过了十年动乱，但依然被冷落，再没有登上银幕。他生前留下著名的遗言：“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而2008年10月18日逝世的导演谢晋，生前冲破阻力，为后人留下了反思政治灾难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影片。2005年10月17日逝世的作家巴金，其晚年以敢言的《随想录》和《再思录》，以及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再次赢得了国人的尊敬。
专制者容不得知识分子有独立思想。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10月15日，中共制定“右派”分子的划分标准。13天后的28日夜，原中共山东省委候补委员、“党内右派分子、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畏罪自杀”，年仅39岁。随后，大众日报根据省委指示已经和正在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肃清刘的影响”。文革期间，1966年10月5日，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被迫害的人出了“牛棚”又被流放到农村。文革中的10月份，被迫害而含冤去世的部分著名知识分子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基督徒马约翰（1966年10月31日），史学家陈寅恪（1969年10月7日），史学家、明史专家、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9年10月11日）……文革中，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最高峰，反右后已基本消失的因政治运动而导致大量自杀的现象又开始集中出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沉乃璋1966年10月6日服毒自杀。民国时期因报道延安而闻名的记者，后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署副署长的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县中国社科院五七干校投井自杀，被浅埋在山沟……另外，仅湖南省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间，被迫自杀的知识分子即达326人。
当权者往往以保家卫国之名，唆使和美化他人牺牲，掩盖自己的阴谋。东西方冷战下的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一为讨好苏联；二借战争状态搞镇反等运动（1952年10月25日，“三反”、“五反”运动结束），杀人立威；三为分离林彪和彭德怀与所部的兵权；四为将来的家天下，让太子毛岸英积累政治资本，1950年10月18日，派出志愿军，分别从丹东、长甸河口、集安等地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前线（1958年10月26日，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无数中国儿女葬身异域。国人熟悉的有邱少云，1952年10月12日，在潜伏中为了不暴露目标，被燃烧弹引发的大火烧死；还有黄继光，1952年10月19日，在上甘岭战役中，用身体堵敌人的枪眼掩护战友冲锋而阵亡。这二人曾均为国军士兵，死后被表彰为烈士还算有个“荣誉”，而志愿军50军、52军、53军等原国军“起义投诚”部队的官兵，以及志愿军其它部队的原国军官兵，更多地成了中共借刀杀人的无名冤魂。因此战争结束后，志愿军战俘两万一千多人中，一万四千多人去了台湾和第三国，其中大都是原国军官兵。6064名志愿军战俘回国后，他们的忠诚得到的却是：在反复严格的审查、检讨后，约700人被开除军籍，对4600多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30多名营团干部和少数因伤残留院一并转业外，400多名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
普通官兵如此，带领他们的彭德怀元帅同样悲惨。因忧国忧民，反对毛泽东搞大跃进的激进狂热，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批判。会后不到一个月，曾违心参与围攻彭德怀的国家主席刘少奇，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国庆”十周年观礼，和负责农业工作的邓子恢一同上厕所时，刘少奇才私下对邓子恢说：“想不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破坏这么严重！”这一天，普通百姓从《人民日报》看到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此时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已开始出现。就在前一年的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暴动。次日，首领及骨干均被抓。28日，中共“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这个月的1日即“国庆节”，《人民日报》郑重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事实上，死亡四千多万人的三年大饥荒，肇始于人祸而非天灾。
专制政权的人治特征，决定了其权力对内对外运作的非程序不稳定性。1976年10月6日,中共主席华国锋在叶剑英元帅等协助下，在中南海发动“怀仁堂政变”，逮捕毛泽东的亲信“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此之前，华征求中共元老陈云意见时，陈沉吟半响说了四个字：“下不为例。”与此同时，两天前的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26日，华国锋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为此，保守的华国锋遭到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反对，1981年6月被迫辞去中共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中共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又因改革接连被罢黜，依然是邓小平垂帘干政的宫廷政变。中共“依法治国”的承诺至今难以落实。
专制国家是不断制造冤假错案并不断平反的体制，让人时而恐惧时而感恩，以此造就臣服权力的顺民。1979年10月9日，中共为“文革”中的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1980年10月31日，中共决定开除毛泽东的打手康生、谢富治的党籍。但此后各类运动的折腾并未停止。例如，1983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讲话，提出“要清醒地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勇敢地、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同一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中共召开的座谈会上，也纷纷发言“支持”清除精神污染。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同一天，新华社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
一旦危机化解后，中共最初的改革便走向停滞，日趋保守僵化，国人一再由希望走向失望、绝望。1984年10月1日“国庆”游行时，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前时，郭庆滨、常生、于宏实等打开横幅，上写“小平您好”。但到了1989年六四民运期间，北京大学学生的标语是“小平您好——糊涂”。早在1980年10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彭真就指出，中国体制最大的毛病是权力过分集中。但解决这一弊端的政治体制改革仍难启动。
专制体制的绝对权力不可避免地腐蚀自身和社会。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末期，1948年10月29日，蒋经国在上海反腐败“打虎”失败。同样，专制之下，中共的腐败几十年来越反越腐，数不清的反腐文件和措施形同虚设。例如，1993年10月5日，中共作出《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9日，中共规定控制机构膨胀；第二年10月22日，中共举办“首都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展览”，轰动京城，观者蜂拥排长队，每天一万多人。官媒报道：“参观者不仅有北京的干部群众，还有许多外地来京旅游和办事者以及专程从天津、唐山等地赶来的。观众之多、情绪之高、反响之强烈为多年未见，亦为组织者所始料不及。”但是，此后的腐败形势与人们期待的相反。2004年10月21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又决定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被民众戏称为走过场的“保鲜教育”。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本是反腐的利器之一，但在专制国家却毫无社会公器的地位。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前往中央电视台视察，特意为《焦点访谈》赠言：“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陪同视察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随后却对朱镕基破例题词的报道进行修正，把“群众喉舌”改为“党的喉舌”。
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仅来自民意的支持，还来自对普世价值的尊重。基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人权的联合国1945年10月24日成立，《联合国宪章》同日生效，其中宗旨之一是：“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1998年10月5日，中国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中共却在2009年12月24日判处著名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11年重刑，遭到国内外一片抗议。第二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大陆本土获得诺奖的第一人。尽管中共极力封锁消息，严密监控，得知消息的大陆各界人士还是不怕打压，纷纷庆贺。
中共为了强化统治，愚弄民众，长期宣扬和灌输无神论，神化领袖、党和国家，制造现代迷信的偶像崇拜。1936年10月18日逝世的鲁迅，早就指出其后果：“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们被洗脑惯了，自己毫无特别的才能。所以把整个国家拿来做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不得了。……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不幸中国偏偏只有这一种自大。希望将来能有不被洗脑的真的民主的战士！”（《如何爱国》）在制造现代迷信的同时，中共压制超越性的宗教信仰。虽然中共在后毛时代恢复了宗教的地位，但信仰自由仍未落实。1980年10月6日，官方的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召开，没有家庭教会代表，会议决议正式承认非官方的家庭教会的合法地位，但此后政策左右摇摆，不断有家庭教会及人士遭迫害。
从终极角度看，世间一切事物均为被造，本毫无神圣可言，只是由于人是上帝按祂的形象所造，故被赋予神圣的权利，人与人应彼此平等相爱，即使是国家政权，也应是人权的保护者而不是奴役者。因为宇宙的主宰是上帝，“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圣经》马太福音6：13）。但人滥用自己意志的自由，使人和世界陷入堕落。“这样，所有的恶行的暴露，也就是神任凭要达到的，使人知道离开神人原是何等可怕的。”“神是借着暴君告诉你，‘他不过是一面镜子’，告诉你，‘你本身也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暴君的倾向，……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属神的，我们就变成属魔鬼的。我们如果不是在神的统治下，我们就在那恶者手下——‘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下’（约翰一书5：19），和‘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3：23）。”“如果不是普遍恩惠的约束和控制，人可能犯的罪比现在世界上已经犯的罪会更多上几万万倍。”（唐崇荣《神权、人权、政权》）所以，人的价值就是荣神益人，人的希望最终来自对上帝的信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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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过高地评价自己的时代。在中国大陆成长的人，大都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翻来覆去几十年的精神催眠曲，无非是鼓吹虚幻的“历史终结”。纵览历史，王朝更迭，草寇称王，转瞬即逝。以10月为例：公元23年10月4日，东汉绿林军攻入长安，自立新朝的王莽被杀；公元196年10月7日，曹操挟持汉献帝定都许昌，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38年后的234年10月8日，诸葛亮病逝，蜀国走向衰亡；1854年10月9日，广西天地会首领胡有禄、朱洪英占领灌阳，建号“升平天国”，奉“太平天德”年号；太平天国覆灭后，1864年10月25日，幼天王、洪秀全长子洪天贵福于江西石城荒山被清军所俘，11月18日被杀；1862年10月17日，清政府制定黄龙旗为国旗；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王朝被推翻，五色旗取代了黄龙旗；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1928年10月6日，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因此，中共1949年10月1日建政，不过是龙庭上又换了把交椅，以“党”国取代“民”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的胜利绝不是什么‘历史的必然’，也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的胜利。……共产党以成功为依据，证明自己的正确；进而以正确为理由，要求人民的信从。……严格地说，这个前提本身并不那么可靠。夺权的成功并不等于理念的成功；纵然是理念的成功，也并不等于理念必定正确。历史上有的是正确的东西遭受失败的事实（俗话说，勿以成败论是非）。但是话虽如此，胜利者总是要比失败者更容易宣布自己代表了正确，也确实更容易让人家相信自己代表了正确，那确是不奇怪的。”（《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胡平，[香港]亚洲科学出版社，1999年6月）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新中国”之“新”非进步之新，乃“万恶”之新，“国庆”实为“国殇”，所谓“共和” 至今徒有其名。正如中共建政前自己所言：“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中共《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一个政权的衰败首先是败于自己，进而内外交困，国破家亡。例如，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后，1860年10月6日，攻进北京的英法联军掠夺圆明园（遗忘历史的许多国人往往把这笔账误记在1900年的八国联军身上）。由于苏联干涉以及中国贫弱和被胁迫，1945年10月20日，蒙古脱离中国，宣布独立。此后，几经波折，国民政府和中共都未能收回外蒙古的主权。出于对苏援助的需求，中共建政后，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1953年，中国和蒙古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2002年，台湾才承认外蒙古独立，建立非正式外交关系。
当外敌入侵，献身保家卫国的更多是无数平凡而伟大的人们。1930年10月27日，台湾爆发高山族同胞反抗日寇的雾社起义，击毙击伤日军近千人，后被日本殖民政府残酷镇压，起义领导人及2000多高山族同胞被杀害。在1937年淞沪抗战中，10月26日，为掩护大部队撤离，国军88师262旅524团400多人（号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将军率领下，坚守中国军队在上海的最后一块阵地四行仓库，血战4天5夜，抗击日军，激励国人，声震中外。1938年10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她们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史称“八女投江”。1942年10月25日，河北涞源县上庄村13岁的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将日军带到八路军的埋伏地，自己却英勇牺牲。1945年10月30日，以谱曲《黄河大合唱》、鼓舞爱国抗战著称的音乐家冼星海，在苏联治疗期间病逝。
兴国安邦首先需要思想文化的引领。1895年10月2日，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化大学北洋大学的前身——北洋西学堂，在天津博文书院旧址正式开学（1903年在天津西沽重建，更名为北洋大学，1952年改名天津大学）。1902年10月1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招生，它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也是当时中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1904年10月17日，教育家严范孙、张伯苓创办天津市南开中学；1919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成立。南开大学七十年校庆之际，1989年10月16日，张伯苓的骨灰移葬南开大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潮涌进中国，其中包括各种激进主义。1902年10月28日，马克思第一次被介绍给国人。1921年10月27日，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逝世，他生前翻译的《天演论》，促进了国人的危机感和报国图强的精神，其中包括共产主义者。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1920年10月4日，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这个欧洲幽灵在中国专制文化的土壤生根，二者隐含共同的基因——需要绝对的权力整合内外、一统天下。从此，继苏联之后，二者结合，开始在中国孕育邪恶的未来；同月16日，瞿秋白以北京《晨报》记者的名义赴第一个共产国家苏联考察。多年后，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站在绞刑架下时，对共产主义还满怀希望；而1935年6月18日牺牲的瞿秋白则不然，他有着更多的体会，他其实是死于自己人之手：身不由己地被推上中共总书记（实际上是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傀儡）的地位，又在内斗中跌落，进而在红军长征时被抛弃给敌人。他被捕后留下了《多余的话》等文字，表达了对自己以及选择红色事业的怀疑与反思。为此，他死后几十年一直背负“叛徒”的罪名，直到1980年10月18日中共转发《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方得平反。就在瞿秋白被杀的同年10月1日，中共的陕北肃反在永坪镇开始，创建陕甘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习近平之父）等领导人被捕入狱，许多人遭受吊打、毒打、灌辣椒水、压杠子、用烙铁烫屁股等酷刑，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的二三百名干部被活埋或用刺刀活活捅死。从当时的全局看，中共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肃反是斯大林肃反在中共内部的延伸，被杀者从党政军高级干部到普通士兵和群众，许多屠杀是出于泄私愤、排除异己。据萧克将军回忆录记载，仅江西的中央苏区就累计屠杀了10万红军。国民党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多年也未消灭这么多红军。1983年，江西有238844个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199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载：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AB团被害7万多人、社会民主党6352人、改组派2万多人。
一个民族需要胸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但极端的理想主义者往往蜕变成不择手段的阴谋家，用无数无辜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冠冕，赚取统治天下的权柄。
为了清除党内政敌张国焘的实力，1936年10月，红军打到外蒙古边境去接收苏联武器时，毛泽东用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当先锋，要在蒋介石的重重阻兵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失败后，红四方面军的21800人被隔在黄河彼岸，成为孤军一支。这时莫斯科询问中共可不可能改道去新疆接收武器。这一路长达1500公里，大部分是杳无人烟的沙漠，控制在极端反共、凶悍无情的穆斯林马家军手里。毛明知前景毫无希望，但他抓住莫斯科的建议，把这支孤军派去，这就是“西路军”。
到1937年3月中旬，张国焘手下的这支劲旅几乎全军覆没，被俘的红军遭到残忍杀害。甘肃西部的最后一场血战下来，一千多人被活埋，两千名女战士被强奸，被凌辱后杀害，被卖身为奴。两万多人中只有400多人在4月底挣扎到了新疆。少数逃回陕北的西路军官兵死在自己人手上。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先生目击一个当地干部这样津津有味地“丑表功”：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军队追得无路可走到达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地接应他们，又举行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武器，就对他们说：“同志，你们辛苦了，调你们到后方休息去。”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骗到山沟里，把这些王八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活埋的时候，那才好玩呢。开始，我们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同志，把坑挖好了，我们要活埋国民党军队了。”他们果真起劲地挖，一锹一锹地挖下去，抹抹脸上的汗珠，还笑着说：“再挖深一点，让这些国民党军队躺在里面舒服些。”我们也笑笑，挖好了，我们把他们一个个推进去，踢进去，起初他们还以为咱们开玩笑呢，等到我们提起铁锹填土的时候，才大声呼叫：“同志，我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呀！”我们骂：“妈的，管你们是不是国民党军队，老子要你死，你就死……”他正说得得意，听的人愤怒了，大声呵斥他：“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你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相信这绝不是党的命令。”讲故事的人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我那时是个支队长，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的毛主席的命令。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英]张戎、乔•哈利戴，[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权力的血腥争夺往往以冠冕堂皇的名义。在论及辽沈战役时，官方记录写道：“1948年10月17日长春和平解放。1948年10月18日长春围城之战结束，解放军兵不血刃解放长春，长期围城期间国民党军队抢劫民间粮食导致百姓因缺粮死亡者达30万左右。”然而真相是，中共对长春半年的围困，连百姓出城都不准，“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香港天地出版社2009年9月）这种“兵不血刃”“和平解放”的惨剧超过南京大屠杀。
一个专制政权建立后，首先要收买和制服知识精英，而那些缺乏自由主义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把国家当作偶像崇拜，靠依附政权博取功名。1955年10月8日，科学家钱学森冲破5年的阻挠，从美国回到大陆。他在大跃进中以科学家的名义发表文章，证明亩产万斤粮食放卫星的“科学性”。中共不顾大饥荒，穷兵黩武研制原子弹，他参与其中。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国首位航天员被送上太空。钱学森2009年10月31日逝世，他生前感慨中国为何无人摘得诺贝尔科学奖，留下了“钱学森之问”。其实，他在专制体制下趋炎附势的人格，备受科学界同仁诟病，就是鲜活的答案。
与钱学森这种可被利用的工具型知识分子相反，那些回国报效的人文、艺术类人才命运多舛。例如民国歌星“金嗓子”周璇，1950年8月26日从香港回到上海，不久，她主演的电影《清宫秘史》遭到批判，她的好友王人美被迫检讨自己与周璇演唱过的民国流行歌曲，是“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周璇的精神受到打击。周璇给仍在香港的词作家李厚襄写信说：“……近因播音唱了歌，报上挨骂，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派别，将来拍戏又不知怎么样来应付呢！太难了！”“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在后来出版的《周璇日记》中，人们看到，她在1957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说：“我不说谎话，我周璇就不爱说谎，可是你们要强迫我，有意危害我，我能服你们的帖吗？太使人伤心……”她后悔回国，曾想出国到南洋发展。1951年，周璇主演电影《和平鸽》女主角时，与美工唐棣相爱同居。但直到第二年8月30日生下次子周伟，上级党组织仍未批准他们结婚（直到2003年10月1日，新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结婚需要“单位证明”才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周璇的坚持，结婚申请终于被批准，但就在结婚前18天，10月12日，唐棣突然被捕，罪名是曾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过职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诈骗”“诱奸”女明星，被判刑3年。第二年年底虽经多方取证，撤销原判，依法承认与周璇的婚姻关系。但周璇已因此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长期住院，39岁时在1957年9月反右运动高潮中去世（此后其巨额遗产陆续被中共侵吞）。中共为收买人心，为周璇举行隆重的治丧活动，到场的周璇生前好友中，唯独少了二人，一是曾与周璇相恋过的演员石挥，已在1957年反右中自沉东海；二是因替周璇说了句公道话被打成右派的作曲家陈歌辛（人称“歌仙”），此时正在农场劳改（1961年死在那里）。而当时在场的那些文艺界名流，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也难逃厄运。
周璇去世23年后的1980年10月10日，著名电影艺术家、周璇的好友、抚养她遗孤的赵丹，在抑郁中病逝。他尽管捱过了十年动乱，但依然被冷落，再没有登上银幕。他生前留下著名的遗言：“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而2008年10月18日逝世的导演谢晋，生前冲破阻力，为后人留下了反思政治灾难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影片。2005年10月17日逝世的作家巴金，其晚年以敢言的《随想录》和《再思录》，以及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再次赢得了国人的尊敬。
专制者容不得知识分子有独立思想。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10月15日，中共制定“右派”分子的划分标准。13天后的28日夜，原中共山东省委候补委员、“党内右派分子、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建畏罪自杀”，年仅39岁。随后，大众日报根据省委指示已经和正在召开各种会议，并通过大字报，声讨刘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肃清刘的影响”。文革期间，1966年10月5日，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被迫害的人出了“牛棚”又被流放到农村。文革中的10月份，被迫害而含冤去世的部分著名知识分子有：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基督徒马约翰（1966年10月31日），史学家陈寅恪（1969年10月7日），史学家、明史专家、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9年10月11日）……文革中，知识分子自杀现象达到了1949年以后的最高峰，反右后已基本消失的因政治运动而导致大量自杀的现象又开始集中出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沉乃璋1966年10月6日服毒自杀。民国时期因报道延安而闻名的记者，后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新闻署副署长的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县中国社科院五七干校投井自杀，被浅埋在山沟……另外，仅湖南省道县在1967年8月到10月之间，被迫自杀的知识分子即达326人。
当权者往往以保家卫国之名，唆使和美化他人牺牲，掩盖自己的阴谋。东西方冷战下的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一为讨好苏联；二借战争状态搞镇反等运动（1952年10月25日，“三反”、“五反”运动结束），杀人立威；三为分离林彪和彭德怀与所部的兵权；四为将来的家天下，让太子毛岸英积累政治资本，1950年10月18日，派出志愿军，分别从丹东、长甸河口、集安等地跨过鸭绿江赴朝鲜前线（1958年10月26日，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无数中国儿女葬身异域。国人熟悉的有邱少云，1952年10月12日，在潜伏中为了不暴露目标，被燃烧弹引发的大火烧死；还有黄继光，1952年10月19日，在上甘岭战役中，用身体堵敌人的枪眼掩护战友冲锋而阵亡。这二人曾均为国军士兵，死后被表彰为烈士还算有个“荣誉”，而志愿军50军、52军、53军等原国军“起义投诚”部队的官兵，以及志愿军其它部队的原国军官兵，更多地成了中共借刀杀人的无名冤魂。因此战争结束后，志愿军战俘两万一千多人中，一万四千多人去了台湾和第三国，其中大都是原国军官兵。6064名志愿军战俘回国后，他们的忠诚得到的却是：在反复严格的审查、检讨后，约700人被开除军籍，对4600多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30多名营团干部和少数因伤残留院一并转业外，400多名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
普通官兵如此，带领他们的彭德怀元帅同样悲惨。因忧国忧民，反对毛泽东搞大跃进的激进狂热，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批判。会后不到一个月，曾违心参与围攻彭德怀的国家主席刘少奇，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国庆”十周年观礼，和负责农业工作的邓子恢一同上厕所时，刘少奇才私下对邓子恢说：“想不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破坏这么严重！”这一天，普通百姓从《人民日报》看到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花生亩产一万零五百多》。此时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已开始出现。就在前一年的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暴动。次日，首领及骨干均被抓。28日，中共“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这个月的1日即“国庆节”，《人民日报》郑重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国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事实上，死亡四千多万人的三年大饥荒，肇始于人祸而非天灾。
专制政权的人治特征，决定了其权力对内对外运作的非程序不稳定性。1976年10月6日,中共主席华国锋在叶剑英元帅等协助下，在中南海发动“怀仁堂政变”，逮捕毛泽东的亲信“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此之前，华征求中共元老陈云意见时，陈沉吟半响说了四个字：“下不为例。”与此同时，两天前的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26日，华国锋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为此，保守的华国锋遭到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反对，1981年6月被迫辞去中共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中共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又因改革接连被罢黜，依然是邓小平垂帘干政的宫廷政变。中共“依法治国”的承诺至今难以落实。
专制国家是不断制造冤假错案并不断平反的体制，让人时而恐惧时而感恩，以此造就臣服权力的顺民。1979年10月9日，中共为“文革”中的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1980年10月31日，中共决定开除毛泽东的打手康生、谢富治的党籍。但此后各类运动的折腾并未停止。例如，1983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讲话，提出“要清醒地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的形势，勇敢地、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前列。”同一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中共召开的座谈会上，也纷纷发言“支持”清除精神污染。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高举社会主义文艺旗帜坚决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同一天，新华社也发表评论员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
一旦危机化解后，中共最初的改革便走向停滞，日趋保守僵化，国人一再由希望走向失望、绝望。1984年10月1日“国庆”游行时，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前时，郭庆滨、常生、于宏实等打开横幅，上写“小平您好”。但到了1989年六四民运期间，北京大学学生的标语是“小平您好——糊涂”。早在1980年10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彭真就指出，中国体制最大的毛病是权力过分集中。但解决这一弊端的政治体制改革仍难启动。
专制体制的绝对权力不可避免地腐蚀自身和社会。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末期，1948年10月29日，蒋经国在上海反腐败“打虎”失败。同样，专制之下，中共的腐败几十年来越反越腐，数不清的反腐文件和措施形同虚设。例如，1993年10月5日，中共作出《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9日，中共规定控制机构膨胀；第二年10月22日，中共举办“首都检察机关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展览”，轰动京城，观者蜂拥排长队，每天一万多人。官媒报道：“参观者不仅有北京的干部群众，还有许多外地来京旅游和办事者以及专程从天津、唐山等地赶来的。观众之多、情绪之高、反响之强烈为多年未见，亦为组织者所始料不及。”但是，此后的腐败形势与人们期待的相反。2004年10月21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又决定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被民众戏称为走过场的“保鲜教育”。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本是反腐的利器之一，但在专制国家却毫无社会公器的地位。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前往中央电视台视察，特意为《焦点访谈》赠言：“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陪同视察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随后却对朱镕基破例题词的报道进行修正，把“群众喉舌”改为“党的喉舌”。
一个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不仅来自民意的支持，还来自对普世价值的尊重。基于维护世界和平与人权的联合国1945年10月24日成立，《联合国宪章》同日生效，其中宗旨之一是：“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1998年10月5日，中国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中共却在2009年12月24日判处著名异议知识分子刘晓波11年重刑，遭到国内外一片抗议。第二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大陆本土获得诺奖的第一人。尽管中共极力封锁消息，严密监控，得知消息的大陆各界人士还是不怕打压，纷纷庆贺。
中共为了强化统治，愚弄民众，长期宣扬和灌输无神论，神化领袖、党和国家，制造现代迷信的偶像崇拜。1936年10月18日逝世的鲁迅，早就指出其后果：“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们被洗脑惯了，自己毫无特别的才能。所以把整个国家拿来做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不得了。……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不幸中国偏偏只有这一种自大。希望将来能有不被洗脑的真的民主的战士！”（《如何爱国》）在制造现代迷信的同时，中共压制超越性的宗教信仰。虽然中共在后毛时代恢复了宗教的地位，但信仰自由仍未落实。1980年10月6日，官方的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召开，没有家庭教会代表，会议决议正式承认非官方的家庭教会的合法地位，但此后政策左右摇摆，不断有家庭教会及人士遭迫害。
从终极角度看，世间一切事物均为被造，本毫无神圣可言，只是由于人是上帝按祂的形象所造，故被赋予神圣的权利，人与人应彼此平等相爱，即使是国家政权，也应是人权的保护者而不是奴役者。因为宇宙的主宰是上帝，“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圣经》马太福音6：13）。但人滥用自己意志的自由，使人和世界陷入堕落。“这样，所有的恶行的暴露，也就是神任凭要达到的，使人知道离开神人原是何等可怕的。”“神是借着暴君告诉你，‘他不过是一面镜子’，告诉你，‘你本身也就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暴君的倾向，……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属神的，我们就变成属魔鬼的。我们如果不是在神的统治下，我们就在那恶者手下——‘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下’（约翰一书5：19），和‘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3：23）。”“如果不是普遍恩惠的约束和控制，人可能犯的罪比现在世界上已经犯的罪会更多上几万万倍。”（唐崇荣《神权、人权、政权》）所以，人的价值就是荣神益人，人的希望最终来自对上帝的信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马太福音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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