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书名的“舍我其谁”四个字，直接来源于胡适1917年3月8日记录在留学日记中的一句英文：“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back again!”这句英文脱胎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其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让他们知道我已刻意休战太久了。”英国19世纪宗教改良运动即“牛津运动”的领袖人物纽曼，是把这句英文当作座右铭式的格言警句加以引用的。当时正在实验自己所提倡的白话文写作的胡适，先用白话文在日记中翻译道：“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然后又用文言文翻译道：“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
四个月后，胡适从美国学成回国。两年后的1919年3月22日，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名牌教授和新文化运动灵魂人物的胡适，在少年中国学会筹备会议上发表标题为《少年中国之精神》的演讲，其中再次引用这句英文格言，并且给出了更加准确的中文翻译：“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看便不同了！”
1921年4月30日，到天津演讲《个人与他的环境》的胡适，引用这句英文格言所阐述的，是他最为核心的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个人应尊重自己良心上的判断，不可苟且附和社会。今日我一个人的主张，明日或可变成三个人的主张；不久或可变成少数党的主张；不久或可变成多数党的主张。……社会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来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不苟同’做起。须是先有一人或少数人的‘不同’，然后可望大多数人的渐渐‘不同’。”
在中国文化史上，像黑格尔所说的表现“自由的个人的动作的实现”的西方经典戏剧的正式引进，是从1918年6月出版的《新青年》“易卜生号”开始的。负责编辑这期刊物的胡适，并没有采用黑格尔“自由的个人”的概念，而是采用了一个更加中国化的通俗概念：“健全的个人。”1930年12月，《胡适文选》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胡适在为该书所写自序《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指出：《易卜生主义》一文“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习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
在胡适加盟《新青年》撰稿人队伍之前，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只是一份极其普通的甚至可以说是新旧杂陈、似是而非的地域性刊物。是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为该杂志注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或者说是文化灵魂。这种现代精神和文化灵魂表现在形而下的方法论层面上，就是最具可操作性的白话文的写作与推广；表现在形而上的价值观念方面，就是输入宣传只有在美国式的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才有可能完整呈现的以人为本、自由自治、契约平等、民主授权、宪政限权、博爱大同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念和价值谱系。具体落实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中，胡适是用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来概括形容这种价值观念和价值谱系的。就在胡适借助易卜生戏剧向中国社会输入引进“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的1918年，他在与钱玄同的来往书信中，脚踏实地地实践运用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念。
1918年8月20日，胡适在致钱玄同书信中写道：“适意吾辈不当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豂子，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气了。”
这里的“张豂子”，就是追随中学时代的恩师林纾抵制反击来自《新青年》杂志的反复攻击的北大法科学生张厚载。钱玄同在写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说：“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骂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我这是对于同志的真心话，不知道老兄以为怎样？”
针对钱玄同的质疑警告，胡适回信解释说：“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故我不屑‘立异以为高’。我‘立异’并不‘以为高’。我要人知道我为什么要‘立异’。换言之，我的‘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老兄的目的，惟恐人‘同’于我们的‘异’；老兄以为凡赞成我们的都是‘假意’而非‘真心’的。）故老兄便疑心我‘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但老兄说‘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老兄似乎疑心我的‘与他们周旋’是要想‘免骂’的！这句话是老兄的失言，恕不驳回了。”
与钱玄同用“疑罪从有”的诛心思维证明自己骂人有理相比较，胡适从来不把“千年积腐的旧社会”，看成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异类天敌，而是把“旧社会”中的“人”，看作是大同人类中既存小异更求大同的一分子。基于这一点，胡适把创新立异的大目标，限定于造福全社会以至全人类的“使人‘同’于我的‘异’”；而不是像《新青年》同人团队中占据大多数的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鲁迅等人那样，总是想采用中国传统儒教“存天理，灭人欲”式的独尊儒术、党同伐异的老旧思维，以自以为绝对正确的团队或党派势力，去打倒战胜敌对一方的异己异党势力。
江勇振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胡适这种自我健全、立异求同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在中国文化思想历史上所具有的划时代的创新意义。为了在理论上压倒胡适以证明自己的更加高尚也更加高明，江勇振写道：“胡适1915年1月在信上告诉韦莲司，到美国留学四年以来，他所服膺的是康德的道德律令，那就是说，必须把每一个人都当成目的，而不只是手段。”
康德这句道德律令的正确解释是，每一个人既是手段，更是目的；而不是彻底否定把个人利用来充当所谓的“手段”。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通过平等契约以及由此而来的法律程序和宪政制度立异求同地相互利用，就在于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一份利用价值。完全不愿意被别人以及法人实体所利用的人，注定会是一个反人类的独夫民贼或精神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