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台以来，高调强调“党性”，大搞“整风”、“教育实践”等毛式群众路线运动已是既成事实。更具实证意义的是，目前，中南海一再发起对民主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的围剿。特别是自习近平“8.19”发动意识形态斗争讲话以来，中共大小文化太监，争先恐后摇舌献媚，党媒更是频发檄文。中国大陆顿时意识形态狼烟滚滚，新舆论斗争甚嚣尘上。
特别吸人眼球的是， 9月16日，《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发文在强调，“对敌对势力开展舆论斗争不能丝毫松懈”的同时，重提反“清除精神污染”时社会普遍质疑的党性，并引用邓小平1983年10月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严批胡绩伟、王若水等“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该文火药味十足地强调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而在中共意识形态中，“人民性”始终是具有阶级性的，“黑五类”一向被排除在“人民”之外。因此他们的坚持党性就是坚持阶级性，并霸道地声称人民需要“党的先进性”引领，“党性就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和升华”。正是基于如此荒唐逻辑，该文实质上是将反普世价值这场意识形态新舆论斗争，激化到党性与人性对决的根本问题上。
以党性向人性的宣战
按中共的说辞，党性是指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本质特性，是党的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中共在历史上就不断批判人性论，其历代党魁的讲话都暗含着一种武断其组织先天就具有高于人性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毛泽东就曾撰写《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大肆宣扬党性优越论，要求把党性放在第一位。江泽民时代又大搞“党性保先教育运动”，而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共新君后，更是一直致力于自我优化的“党性建设”，不断制造自己的党拯救了民族的神话。如今习近平发动这场新舆论斗争的实质，就是以党性向人性的宣战。
中共的所谓党性，一向喻有一种被“主义”伦理了的优越感，霸道地自封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先锋队”，甚至是“大救星”，始终以自己“先进性”幌子，凌驾于群众性之上。那些最时髦的所谓党性“保先教育”，其实就是旨在要确保其垄断地位的自我塑造、自我优化运动。这种被“主义”伦理了的“先进性”，就是认为群众性是落后的，先进党注定要带领群众，教育群众，武断性地将平等的人与人关系，按其党性意识扭曲成改造与被改造关系。中共历史上就强调要“改造知识分子”“消灭有产阶级”，就是一次次以党性的特殊性向人性的普遍性宣战。在如此强调党性统治的意识形态中，就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存在相同的人性伦理与人权价值。
党性与人性不可调和的三大冲突
人性是自然的，而党性是自造的。中共意识形态刻意制造的党性与人性的观念，必然形成无法克服的现实冲突，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真实性与虚伪性冲突、同等性与阶级性冲突、自由性与服从性冲突。
首先是真实性与虚构性冲突。
用科学的求证法则认识问题，凡是真实的，都是可以还原于存在本体。人性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质的规定性，它不会因任何阶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而改变。人性之所以为真，就是因为它可以还原到自然人的客观存在中，而且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改变、被消失；而党性只能还原于人的组织性。中共意识形态所自造的党性，其实是一部分人的主观性，是由其宗旨、立场、纪律规定的，因此党性只能归咎于其组织的章程、决议等文件中。也就是说，党性是虚构的、被创造的，也是可以被改变、被消失的。因此，党性是虚的，人性是实的。党性与人性两者无论来源、本质与表现都不可能是统一的，更不可能党性优于或高于人性。党性改变不了，更取代不了人性。由此可见，中共所强调的党性，就是以观念的虚构性，对抗存在的真实性。
中共历来自榜的“先进性”更是一种神话，它不仅仅是一种主义的虚构，而且在实践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天然平等性。习总书记要维持自造“先进性”的努力，就是在借助其“主义”伦理，制造社会主体间先进与落后、改造与被改造、代表与被代表等对立观念，来颠覆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平等性！如此党性教育与宣传，注定要扭曲、异化、分裂政党本有的组织功能性，衍化出更多的虚伪性与欺诈性，进而导致其组织的全面腐败性。从毛泽东开始神话“党的先进性”，并在“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下玩女人，到胡锦涛时代“八荣八耻”幌子下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所有腐败高官背后都有不少叫床女人，直到今天的薄熙来借助“唱红打黑”，道貌岸然地腐败玩女人，同样都是打着共产党人“先进性”幌子，掩盖其虚伪性、欺诈性、腐败性。李双江虚假地为党性“唱红”一生，却“先进性”出一个轮奸犯的儿子，遭万民唾弃。由此可见，虚构“党的先进性”来对抗真实的人间平等性，就是导致这个自命不凡的组织必然腐败的根源所在。
其次是同等性与阶级性冲突。
人类因具有“类”的客观共性，而形成了人与人相互认同的“类化”平等性观念，这就是人的同等性。人类性就意味着人性中内涵了“种”（物种）的规定，又超越了种的界限，因而人人会在自觉性活动中与他人和世界建立起共同的存在关系，形成共同的普世价值体系。普遍的人权原则就是承认人的共同性本质与平等资格是被先天授予了不可抗拒的力量——自然的规定性。普世价值观之所以能被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在全世界范围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原因就是相同的人性与人之本能、人之理性。由于人性相通，所以不同的人群才会有共认的价值观。否则社会关系就无法维系。
而中共虚构的党性观念则恰恰相反，它认为一切同等的人性都必然分裂为阶级的等差性，党性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性”，是大公无私的先进阶级，因此它要消灭或改造一切腐朽、落后的非无产阶级，这也就是中共党性的所谓阶级斗争、阶级革命和阶级统治的政治立场与原则。中共意识形态制造的“阶级性”认为，这种有无财产的机械划分反映着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要求。由此推论，人性便没有了共性，任何人都被打上了阶级的印记，分属于不同等级。一些人至今怀念的文革时期，当权者竟按其主观需要随意划分阶级，他们把有权、有势、有房、有车、有保姆的红色贵族称为“无产阶级”，而将实质上已经沦为工奴、农奴的前地主、富农、资本家、被戴上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以及“右派分子”和“叛徒、特务、走资派”及其子女统称为要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敌对阶级。于是便有了将国家公民划分为红与黑、人民与敌人两大类的政治实践，用“亲不亲阶级分”，甚至连文学作品中都不能写“中间人物”的荒唐社会。习近平至今还要继承的“前三十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统治纲领的向人性宣战的三十年。
当中共意识形态以自然人有无财产的这种法权形式，抽象出“阶级性”概念时，就已经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割裂开来，并用社会属性排斥了自然属性，又用阶级性替代社会属性。于是人的同等自然本质就由此被异化分裂了，导致了人类同等性与阶级性的现实冲突。在这种主义魔咒中，人一方面属于自然属性中的自我，一方面又受制于社会政治原则的操纵，从而导致了人们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元背离，使人不得不在人格上背叛真我，在意识上虚构假我。文革时期就激化出众多出卖人性灵魂，为“阶级性”服务的“告密者”，导致父子、夫妻、师徒、朋友反目的，体现的正是这种二元背离。可以肯定的说，那些痴迷捍卫阶级性的人，都会因被主义控制了思想而走火入魔，最终注定要发展成为精神分裂者。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大学系党支部书记解万英跳楼自杀就是例证。因为他不可能用纯粹的阶级性来自始至终面对自己的灵魂与一切社会现实。
其三是自由性与服从性冲突。
由于人是单元存在的，所以人与人是相互独立的自我完善的生命，即“自主的生命”；也由于人是不能附属或联体存在而只能合作与竞争，所以必然是相互平等的，即“社会生命”；更重要的是，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智能生命，所以人又有自由的本性，即“自由生命”。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质。由此可见，人生而独立、平等与自由，不是意识形态确认不确认的问题，而是一种天然的法理。正如自然本身不能不自然一样，具有自由意识的人也不能不自由。
然而，中共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性，这是由其需要暴力夺取政权与暴力维持政权的政治利益所决定的。因此，中共特别强调，不仅人性，即使每个人的个性也要服从党性。党性所强调的服从性，就是对组织的服从、对主义的服从和阶级立场的服从。这也就是人性必须“为政治服务”的中共党性。中共如此自造党性，就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借助于意识形态来扼杀人的自由本性，以便从组织内部向社会辐射主奴状态的“支配——服从”管制模式。这就是中共一定要坚持一党专政的实质。
人性是以自主为基石的，其自由权利就是普世价值的，由此而建立起的政治制度自然就是宪政民主的，或者说只有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才是人性自由的政治现实与规则保障。而党性是以阶级为前提的，其服从义务就是特殊价值的，由此而建立起的政治制度就必然是一党专政，或者说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就是党性服从的政治现实与规则保障。如此党性必然要与人的自由本性发生不可调和的现实冲突。
在当下中国意识形态左转情势下，以党性意志强制只服从自然规律和自由本性的自然人，服从其主义设定的目的性与政治制度，这是对人性最粗暴的践踏与侵略。在这样一种舆论与制度环境中，党无所不在地借助于自造的党性意识，干预、侵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分化、扭曲着自然人的天生共同性、平等性与自由本性。这便是中国意识形态冲突注定要激化成社会政治动荡的根源。
人性是不可战胜的
其实，当今中国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冲突的根源，就是人性与党性的真与伪、是与非、正与邪的冰炭不能相容性。凡有本真的人性，就注定要排斥党性；凡被虚构的党性侵扰，就注定扭曲人性。当然，从社会意义理解，人性也是有本真的负面性，需要道德的修养和法律的约束，但绝不能受主义的操纵。中共借助其意识形态一定要自造党性，反自然地改造人性，就必然颠覆人性，分裂人格。今日中国百姓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些所谓“政治最坚”、“党性最强”的人，幕前学雷锋，幕后“包二奶”，人性裂变最彻底、最富有欺诈性和虚伪性的人。腐败分子薄熙来就是最具说服力的典型代表。
人性由于是被自然的规定性赋予了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人性是不可战胜的。世界上凡以虚假的党性名义，要真实地永恒领导一切，使不可抗拒的人性服从其反自然与反人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实践，都是注定不可持续的。纳粹德国统治者当年以“优等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的反人性意识形态统治世界，曾不可一世，最终被人类社会共同埋葬；前苏联统治者以“先进阶级”消灭“没落阶级”的反人性意识形态发动世界革命，70多年声势浩大，结果导致共产主义在全球被清算。人类历史真实性已经对此做出了最客观、最公正、最权威的终局裁决——人性是不可战胜的。今天，全球只剩下几个另类的党性国家，还要以“先进党”自居，而剥夺其他政党存在或竞选的资格，强制社会所有组织与公民必须服从其“绝对领导”，并强行与民众在没有“票决”，既没有授权，没有委托，没有权利与义务关系制约下，建立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被代表”关系，又能维持多久？
习近平至今都没有搞懂，为什么执政不久就声名狼藉？其实由他掌舵的中共与世界文明潮流背道而驰，与民众越来越离心离德的原因，就在于他上台伊始就急于拒绝普世价值，一定要致力于打造颠覆人类平等的“党的先进性”。本文可以断言，习近平试图重奏党性优化教育和强化意识形态宣传老调的最终结果，就是彻底失去世界认同与中国民心。
特别吸人眼球的是， 9月16日，《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发文在强调，“对敌对势力开展舆论斗争不能丝毫松懈”的同时，重提反“清除精神污染”时社会普遍质疑的党性，并引用邓小平1983年10月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严批胡绩伟、王若水等“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该文火药味十足地强调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而在中共意识形态中，“人民性”始终是具有阶级性的，“黑五类”一向被排除在“人民”之外。因此他们的坚持党性就是坚持阶级性，并霸道地声称人民需要“党的先进性”引领，“党性就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和升华”。正是基于如此荒唐逻辑，该文实质上是将反普世价值这场意识形态新舆论斗争，激化到党性与人性对决的根本问题上。
以党性向人性的宣战
按中共的说辞，党性是指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本质特性，是党的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中共在历史上就不断批判人性论，其历代党魁的讲话都暗含着一种武断其组织先天就具有高于人性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毛泽东就曾撰写《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大肆宣扬党性优越论，要求把党性放在第一位。江泽民时代又大搞“党性保先教育运动”，而自从习近平成为中共新君后，更是一直致力于自我优化的“党性建设”，不断制造自己的党拯救了民族的神话。如今习近平发动这场新舆论斗争的实质，就是以党性向人性的宣战。
中共的所谓党性，一向喻有一种被“主义”伦理了的优越感，霸道地自封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先锋队”，甚至是“大救星”，始终以自己“先进性”幌子，凌驾于群众性之上。那些最时髦的所谓党性“保先教育”，其实就是旨在要确保其垄断地位的自我塑造、自我优化运动。这种被“主义”伦理了的“先进性”，就是认为群众性是落后的，先进党注定要带领群众，教育群众，武断性地将平等的人与人关系，按其党性意识扭曲成改造与被改造关系。中共历史上就强调要“改造知识分子”“消灭有产阶级”，就是一次次以党性的特殊性向人性的普遍性宣战。在如此强调党性统治的意识形态中，就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存在相同的人性伦理与人权价值。
党性与人性不可调和的三大冲突
人性是自然的，而党性是自造的。中共意识形态刻意制造的党性与人性的观念，必然形成无法克服的现实冲突，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真实性与虚伪性冲突、同等性与阶级性冲突、自由性与服从性冲突。
首先是真实性与虚构性冲突。
用科学的求证法则认识问题，凡是真实的，都是可以还原于存在本体。人性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质的规定性，它不会因任何阶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而改变。人性之所以为真，就是因为它可以还原到自然人的客观存在中，而且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改变、被消失；而党性只能还原于人的组织性。中共意识形态所自造的党性，其实是一部分人的主观性，是由其宗旨、立场、纪律规定的，因此党性只能归咎于其组织的章程、决议等文件中。也就是说，党性是虚构的、被创造的，也是可以被改变、被消失的。因此，党性是虚的，人性是实的。党性与人性两者无论来源、本质与表现都不可能是统一的，更不可能党性优于或高于人性。党性改变不了，更取代不了人性。由此可见，中共所强调的党性，就是以观念的虚构性，对抗存在的真实性。
中共历来自榜的“先进性”更是一种神话，它不仅仅是一种主义的虚构，而且在实践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天然平等性。习总书记要维持自造“先进性”的努力，就是在借助其“主义”伦理，制造社会主体间先进与落后、改造与被改造、代表与被代表等对立观念，来颠覆人与人之间的本真平等性！如此党性教育与宣传，注定要扭曲、异化、分裂政党本有的组织功能性，衍化出更多的虚伪性与欺诈性，进而导致其组织的全面腐败性。从毛泽东开始神话“党的先进性”，并在“为人民服务”的金字招牌下玩女人，到胡锦涛时代“八荣八耻”幌子下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所有腐败高官背后都有不少叫床女人，直到今天的薄熙来借助“唱红打黑”，道貌岸然地腐败玩女人，同样都是打着共产党人“先进性”幌子，掩盖其虚伪性、欺诈性、腐败性。李双江虚假地为党性“唱红”一生，却“先进性”出一个轮奸犯的儿子，遭万民唾弃。由此可见，虚构“党的先进性”来对抗真实的人间平等性，就是导致这个自命不凡的组织必然腐败的根源所在。
其次是同等性与阶级性冲突。
人类因具有“类”的客观共性，而形成了人与人相互认同的“类化”平等性观念，这就是人的同等性。人类性就意味着人性中内涵了“种”（物种）的规定，又超越了种的界限，因而人人会在自觉性活动中与他人和世界建立起共同的存在关系，形成共同的普世价值体系。普遍的人权原则就是承认人的共同性本质与平等资格是被先天授予了不可抗拒的力量——自然的规定性。普世价值观之所以能被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在全世界范围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原因就是相同的人性与人之本能、人之理性。由于人性相通，所以不同的人群才会有共认的价值观。否则社会关系就无法维系。
而中共虚构的党性观念则恰恰相反，它认为一切同等的人性都必然分裂为阶级的等差性，党性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性”，是大公无私的先进阶级，因此它要消灭或改造一切腐朽、落后的非无产阶级，这也就是中共党性的所谓阶级斗争、阶级革命和阶级统治的政治立场与原则。中共意识形态制造的“阶级性”认为，这种有无财产的机械划分反映着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要求。由此推论，人性便没有了共性，任何人都被打上了阶级的印记，分属于不同等级。一些人至今怀念的文革时期，当权者竟按其主观需要随意划分阶级，他们把有权、有势、有房、有车、有保姆的红色贵族称为“无产阶级”，而将实质上已经沦为工奴、农奴的前地主、富农、资本家、被戴上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以及“右派分子”和“叛徒、特务、走资派”及其子女统称为要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敌对阶级。于是便有了将国家公民划分为红与黑、人民与敌人两大类的政治实践，用“亲不亲阶级分”，甚至连文学作品中都不能写“中间人物”的荒唐社会。习近平至今还要继承的“前三十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统治纲领的向人性宣战的三十年。
当中共意识形态以自然人有无财产的这种法权形式，抽象出“阶级性”概念时，就已经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割裂开来，并用社会属性排斥了自然属性，又用阶级性替代社会属性。于是人的同等自然本质就由此被异化分裂了，导致了人类同等性与阶级性的现实冲突。在这种主义魔咒中，人一方面属于自然属性中的自我，一方面又受制于社会政治原则的操纵，从而导致了人们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二元背离，使人不得不在人格上背叛真我，在意识上虚构假我。文革时期就激化出众多出卖人性灵魂，为“阶级性”服务的“告密者”，导致父子、夫妻、师徒、朋友反目的，体现的正是这种二元背离。可以肯定的说，那些痴迷捍卫阶级性的人，都会因被主义控制了思想而走火入魔，最终注定要发展成为精神分裂者。改革开放后的北京大学系党支部书记解万英跳楼自杀就是例证。因为他不可能用纯粹的阶级性来自始至终面对自己的灵魂与一切社会现实。
其三是自由性与服从性冲突。
由于人是单元存在的，所以人与人是相互独立的自我完善的生命，即“自主的生命”；也由于人是不能附属或联体存在而只能合作与竞争，所以必然是相互平等的，即“社会生命”；更重要的是，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智能生命，所以人又有自由的本性，即“自由生命”。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质。由此可见，人生而独立、平等与自由，不是意识形态确认不确认的问题，而是一种天然的法理。正如自然本身不能不自然一样，具有自由意识的人也不能不自由。
然而，中共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性，这是由其需要暴力夺取政权与暴力维持政权的政治利益所决定的。因此，中共特别强调，不仅人性，即使每个人的个性也要服从党性。党性所强调的服从性，就是对组织的服从、对主义的服从和阶级立场的服从。这也就是人性必须“为政治服务”的中共党性。中共如此自造党性，就是为了政治需要而借助于意识形态来扼杀人的自由本性，以便从组织内部向社会辐射主奴状态的“支配——服从”管制模式。这就是中共一定要坚持一党专政的实质。
人性是以自主为基石的，其自由权利就是普世价值的，由此而建立起的政治制度自然就是宪政民主的，或者说只有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才是人性自由的政治现实与规则保障。而党性是以阶级为前提的，其服从义务就是特殊价值的，由此而建立起的政治制度就必然是一党专政，或者说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就是党性服从的政治现实与规则保障。如此党性必然要与人的自由本性发生不可调和的现实冲突。
在当下中国意识形态左转情势下，以党性意志强制只服从自然规律和自由本性的自然人，服从其主义设定的目的性与政治制度，这是对人性最粗暴的践踏与侵略。在这样一种舆论与制度环境中，党无所不在地借助于自造的党性意识，干预、侵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分化、扭曲着自然人的天生共同性、平等性与自由本性。这便是中国意识形态冲突注定要激化成社会政治动荡的根源。
人性是不可战胜的
其实，当今中国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冲突的根源，就是人性与党性的真与伪、是与非、正与邪的冰炭不能相容性。凡有本真的人性，就注定要排斥党性；凡被虚构的党性侵扰，就注定扭曲人性。当然，从社会意义理解，人性也是有本真的负面性，需要道德的修养和法律的约束，但绝不能受主义的操纵。中共借助其意识形态一定要自造党性，反自然地改造人性，就必然颠覆人性，分裂人格。今日中国百姓感受最深的就是那些所谓“政治最坚”、“党性最强”的人，幕前学雷锋，幕后“包二奶”，人性裂变最彻底、最富有欺诈性和虚伪性的人。腐败分子薄熙来就是最具说服力的典型代表。
人性由于是被自然的规定性赋予了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人性是不可战胜的。世界上凡以虚假的党性名义，要真实地永恒领导一切，使不可抗拒的人性服从其反自然与反人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实践，都是注定不可持续的。纳粹德国统治者当年以“优等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的反人性意识形态统治世界，曾不可一世，最终被人类社会共同埋葬；前苏联统治者以“先进阶级”消灭“没落阶级”的反人性意识形态发动世界革命，70多年声势浩大，结果导致共产主义在全球被清算。人类历史真实性已经对此做出了最客观、最公正、最权威的终局裁决——人性是不可战胜的。今天，全球只剩下几个另类的党性国家，还要以“先进党”自居，而剥夺其他政党存在或竞选的资格，强制社会所有组织与公民必须服从其“绝对领导”，并强行与民众在没有“票决”，既没有授权，没有委托，没有权利与义务关系制约下，建立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被代表”关系，又能维持多久？
习近平至今都没有搞懂，为什么执政不久就声名狼藉？其实由他掌舵的中共与世界文明潮流背道而驰，与民众越来越离心离德的原因，就在于他上台伊始就急于拒绝普世价值，一定要致力于打造颠覆人类平等的“党的先进性”。本文可以断言，习近平试图重奏党性优化教育和强化意识形态宣传老调的最终结果，就是彻底失去世界认同与中国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