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有基本假定，因为只有在假定条件下，讨论问题才有实际意义。当一个学科缺乏最起码的假定，或者，基本假定过于宽泛的时候，这个学科就会被称之为伪科学。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然，世界上也没有缺乏基本假定的科学结论。科学结论与生活常识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结论是建立在生活常识基础之上的，而生活常识则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经验的积累。经验不能成为科学结论，因为经验只有在特定条件之下才能成为科学结论，而所谓特定的条件就是学术上的基本假设。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当前许多学科的学术研究缺乏最起码的学术假定。一些学科所得出的结论从表面上来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则是毫无意义的空气振动。古典经济学从市场经济的媒介物入手，对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进行了精彩的描述，试图向人们呈现出一个非常精致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图画。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亚当•斯密对市场经济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发现自己只关注市场经济的微观问题，忽视了市场经济存在的社会政治基础。因此，转而开始研究社会道德问题，试图从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出发，接近并且实现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新古典经济学发现了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所面临的困境，因此，把“理性人”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假设。在这个假设的前提条件之下，彻底排除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道德因素，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市场经济发展模型。
正因为如此，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像是数学，经济学试图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来探究经济规律，但由于假设的变量越来越多，以至于现代经济学已经成为纯粹的学术游戏而不是解释或者探究经济现象的科学。政治学也是如此。在古希腊哲学家眼中，政治是一种高贵的存在，因此，在讨论政治发展规律的时候，都假定每一个政治参与者都是充满智慧的人，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建立一套政治的逻辑体系，造福于人类。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假设是不存在的，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表面上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但从本质上来说，政治是人类基本的生活方式，也是不断滋生各种问题的社会现象。因此，要想了解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必须抛开古希腊哲学家们对政治的想象，勇敢的面对各国政治的现实，并且重新建立基本的假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政治的本质，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真切地意识到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
政治首先是一个社会的概念。现代政治表现为政党政治，而政党就是利益的集合体。当我们讨论政治这个现象的时候，必须充分意识到，政治实际上就是多元化利益群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或者文化。所以，政治的基本假定就是整个社会存在着多元的利益主体，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博弈，而政治就是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博弈的平台和法律制度，由此形成的文化我们将其称之为政治文化。如果整个社会只有单一的利益需求，某个党派能够代替全体公民的利益，那么，关于政治的讨论就变得毫无意义。所以，当一个政治团体宣称能够代表整个人类的时候，这个政治团体要么是一个超级诈骗集团，要么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宗教组织，总之，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的政党。
既然现代政治以多元的利益格局存在为基本假定条件，那么，我们必须了解不同利益团体的政治构成，然后才能讨论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相互博弈问题。现代政治学的魅力就在于，既关注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同时又研究各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政治的共同点。
首先，政治是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人们自发的形成不同的政治团体，而政党就是各个阶层相互博弈的产物。政党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为不同的阶层需要凝聚共识，并且与其他的政治阶层相互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政党本身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产物。政党不是一种高贵的存在，而是利益相互妥协的组织。在各个政党的内部，每个党员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或者共同的战略利益。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和共同的战略利益，他们可以放弃个人恩怨，甚至可以放弃个人的既得利益。现代政党具有组织动员的力量，他们可以把某个阶层的利益扩大化，甚至可以把某个阶层的利益凌驾于整个国家利益之上。如果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政党的存在，那么，每个人都必须独自面对其他阶层的挑战。正是由于政党的存在，才使得某些阶层的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政党以及政党领袖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保护，在与其他阶层交流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任何美化政党的政治学论述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党同伐异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假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只允许一个政党合法存在，那么，这个国家要么是独裁专制的国家，要么就是一个宗教统治的国家。
政党是政治机会主义的产物，而加入某个政党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选择。假如某个政党的政治纲领能够吸引更多的群众，或者某个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那么，加入这个政党或许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当然情况也不尽然，在一些国家反对党能够得到外国政府和非政府团体的资助，因此，加入反对党同样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衡量一个国家政党的执政能力，不仅要看这个国家政党的基本党员人数，同时也要看这个政党是否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如果执政党中存在着非常普遍的“搭便车”现象，许多党员加入执政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那么，这个国家的执政党人数越多，这个党分崩离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绝大多数党员加入执政党不是因为高度认同执政党的政治理念，而是为了获取执政党的政治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政党的高层出现了危机，那么，执政党就会在很短的时间轰然倒塌。
苏联共产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的执政党，这个政党掌握着国家的所有资源，正因为如此，普通苏联人以加入苏联共产党为荣耀，因为只有加入苏联共产党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然而，当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反思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宣布取消执政党各项特权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现象，当叶利钦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的时候，这个历史最为悠久的共产党居然在一夜之间失去执政地位。这是苏联共产党的悲剧，同时也是现代各国执政党所面临的机会主义风险。
所以，执政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政党的规模效益，尽可能地减少机会主义所带来的损失。各国的政党不可能没有自身的政治利益，但是，这些政治利益如果吸引越来越多的搭便车者，他们让执政党变得臃肿不堪，甚至让执政党迅速腐化堕落，那么，这个执政党就失去活力，失去先进性，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一定会失去自己的执政地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在党员的规模迅速扩大之后，反而不敢采取普遍选举的方式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为庞大的执政团队以及党员内部的腐败现象，会让更多的人作出机会主义的选择，当执政党能够继续保留自己执政地位的时候，一些人就会选择加入执政党；可是当反对执政党的浪潮汹涌，执政党的地位发生动摇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摇身一变，作出相反的选择，成为推翻执政党政权的重要力量。
可以这样说，机会主义是现代政党政治的一种普遍存在，在所有国家的执政党内，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机会主义。只不过在民主宪政国家，由于执政党必须接受选民的选择，并且受到宪法规制的约束，所以，他们在维护政党根本利益的同时，必须经常吐故纳新，必须及时纠错，唯有如此，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党政治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存在。不同政党的政治领袖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会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不断寻求政党政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点。如果为了在短时期内获得丰厚的政治回报，而贪婪地汲取政治利益，那么，这样的政治领袖一定会被选民抛弃。指出这一点多少有些残酷，一些政党宣称自己代表人类，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身的利益。然而，执政地位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源，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利益。取得执政地位之后，政治领袖可以充分利用合法权力进行政治上的酬谢，无论是周天子实行的封建制度，还是现代政党实行的选举制度，实际上都是政党政治机会主义的表现。换句话说，政党政治就好像是一个划船比赛，某个政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可以把国家权力赏赐给那些作出贡献的党员。党员掌握国家权力之后，既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也改变自己亲朋好友的生存环境。
为了克服现代政党政治所带来的裙带主义和机会主义，各国的立法者煞费苦心，首先通过宪法将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固定下来，无论哪个政党取得执政地位，都必须依照宪法的规定从事活动，如果政党攫取国家权力之后，肆无忌惮，损害公民的利益，那么，公民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推翻执政党，重新选择执政的党派。
政治选举制度与其说是一个展现公民权利的制度，不如说是公民实现权利救济的制度。选民在投票的时候，除了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领袖的竞选演说之外，他们无法深入了解各个政党执政之后的表现。当他们把自己的选票投给某个党派，从而使这个政党获得执政地位之后，他们可能面临两种后果：一种是政党实现自己的承诺，把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和选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维护国家的法律，保护选民的利益，进而巩固执政党的利益；另一种则是政党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和选民的利益之上，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而损害选民的利益。现代民主政治的常态就是，允许执政党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执政党把自己的利益与选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人为地制造紧张关系，那么，在政治选举的过程中执政党一定会失去自己的执政地位。
所以，不要害怕现代政党政治中存在机会主义，因为正是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才使得某些政党跃跃欲试，努力通过政治选举取得执政地位。他们获得执政权力之后，如果把政党的利益凌驾于选民的利益之上，那么，他们必然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失去自己的执政地位。机会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彻底剥夺选民的选择权。如果选民不能通过选举的方式重新选择执政党，那么，这个执政党一定把机会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执政党的倒行逆施已经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时候，执政党必然会遭到选民的鄙视。人民要么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从执政党的手中夺取政权，要么采用消极抵抗的方式，不断地消解执政党的执政效率。在一些国家执政党之所以步履维艰，就是因为他们遭到了人民的“联合抵制”。选民通过加入执政党的方式，从内部削弱执政党的地位。
执政党内的腐败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机会主义。当执政党内的腐败已经天怒人怨，依靠执政党自身根本无法解决腐败问题的时候，这个政党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了。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历史表明，腐败从来都不是执政党的专利，但是，执政党的腐败必然会导致执政党的垮台。这是因为执政党在分享国家资源的过程中，以腐败的方式侵蚀了公民的权利，而当公民不能通过选举重新选择执政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执政党的内部，以机会主义的策略彻底腐蚀执政党。
现代各国政党为了吐故纳新，取得或者巩固执政地位，努力保持党的开放性，通过减少党内的纪律约束，开放党的纲领，让更多的人自由选择政党。这样做既可以避免背上腐败历史包袱，同时又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政治纲领，从而吸引更多志同道合者。可以这样说，开放已经成为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克服现代政党政治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当一个政党不再有严密的组织和封闭的系统，不再用严格的组织纪律惩罚党员的时候，这个政党就会无往而不胜。相反地，如果政党强化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建立相对封闭的组织系统，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效忠于党的领袖，那么，这个政党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这个政党和封建社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相对封闭的政党中，机会主义的表现尤为明显，因为加入资源丰富的政党，可以获取保护伞，可以分享政党掌握的重要政治资源。当一些人为了政治利益而不是为共同的价值理念走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政党就会不断地破坏国家的法律，就会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这个政党就会成为独夫民贼管理国家的机器，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黑暗。
克服现代政党政治中的机会主义，除了保持政党的开放性之外，还应当高度重视政党的规模。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当一个国家的政党规模庞大，一些党员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基于政治信念而加入某个党派，那么，当政党面临重大考验的时候，党内就会出现严重的分化现象。少数执政党试图依靠周期性的整风运动，及时清除党内的毒瘤，但是，由于党内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这种周而复始的整风运动，很可能让党内的政治气氛变得波诡云谲。政党内部的整风，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自我清洁的运动，但是，这种自我清洁运动很可能会对党内的同志造成伤害，甚至有可能会变成党内勾心斗角的政治清洗运动。所以，每一次整风运动过后，都必然会在党员的内心深处留下巨大的阴影。笔者在分析一些国家共产党整风运动政治效果的时候赫然发现，整风运动过后，党内会出现非常诡异的气氛。少数党员干部被边缘化之后，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机会报复自己所在的党派，从而使整风运动变成一个不断塑造敌人的运动。这种来自党员的攻击，不仅会严重削弱政党的形象，而且更主要的是，会导致政党逐渐地沦落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机器。换句话说，为了确保党内实现团结，开展整风运动的政党一定会把“民主集中制”发挥到极致，最终把党的权力乃至整个国家的权力赋予某个政治领袖，允许其恣意横行。可以非常坦率地说，每一次整风运动之后，政党的政治权力一定会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而少数人一定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断地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少数国家在政党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独裁者的原因所在。
克服政党政治中存在的机会主义，不是彻底取消政党政治。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政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政党政治是现代各国政治的基本表现。克服政党政治中存在的机会主义，一方面要实现政党的高度透明化，确保政党的开放性，让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愿选择自己的政党，自由地加入政党和退出政党；另一方面要高度关注政党的规模化，确保政党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理念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利益追求之上。共同的价值理念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共同的政治利益则是一种物质层面的东西，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政治利益通常表现为政治权利。如果一个政党拥有共同的价值理念，那么，无论是否取得执政地位，都能确保党员自觉地为政党服务，都能使政党真正成为具有高度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组织。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党是建立在政治利益基础之上，那么，这个政党夺取政权之后一定会贪污腐败，一定会采用政治分赃的方式巩固党的团结。
机会主义无所不在，政党政治放大了机会主义，或者说为机会主义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克服政党政治中的机会主义，必须首先对现代政党进行深入研究，并且在宪法的框架内不断地修改完善政党活动的基本法律规则，确保每一个政党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范之下开展活动，禁止任何政党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禁止任何政党的党员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损害国家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正当利益。
其次，机会主义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会有不同的表现。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因此，各国的政治机会主义表现也不相同。建立在社区自治基础之上的联邦体制国家，机会主义更多的表现在社区选举之中。而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之下，机会主义则主要表现在政治协商之中。
中央集权制的基本特征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正是这种金字塔的结构，使得政治选举制度在最高权力机关根本无法实现。政治领袖在分配权力的过程中，通常不会考虑基层民意的基础，而只是根据官员的忠诚程度选择领导干部。正因为如此，那些长期跟随在高级领导身边的秘书，就会走向分享政治权利的终南捷径。“秘书政治”不仅仅是对领导人构成的表述，同时也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政治上的概括。通常人们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实际上，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中，只要能成为高层领导的秘书，那么，就意味着登上了政治天梯，平步青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青年宁愿放弃到基层锻炼的机会，也要选择留在领导干部身边。这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表现，因为在特殊的政治制度之下，担任领导的秘书实际上就意味着拥有了保护伞，就意味着掌握了登堂入室的钥匙，就意味着坐上了分享政治权利的直通车。
获得执政地位之后，如何行使政治权利同样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的问题。一些官员在执政的过程中很善于利用政治换届选举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地获取政治利益。譬如，一些官员在选举即将到来的时候，申请异地做官，从而巧妙地摆脱了长期执政形成的政治矛盾。笔者在廉政研究的过程中，对一些省市换届选举的选票进行私下的调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一个省市的书记和省长刚刚调入，那么，在选举的过程中书记和省长往往能够获得比较多的赞成票；反过来，如果一个省市的书记和省长在当地长期工作，那么，在选举的过程中往往得到比较多的反对票。正因为如此，巧妙地选择政治换届选举的时间，可以有效地避开政治风险。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现象，当然也是中国政治机会主义的表现。这种现象之所以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因为中国正在进行之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中央在选择省市领导干部的时候，越来越重视干部获得的选票。如果十分幸运地在政治选举的前夕调出长期执政的地区，那么，除非民怨沸腾，否则，往往都能顺利过关。反过来，如果在一个地区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在处理各种矛盾的过程中得罪了一些政府官员，那么，在换届选举的过程中往往会得到很多反对票。
正因为如此，中央在选择领导干部的时候，既要看到政治选举得票的多少，同时也要看到中央集权制条件下换届选举的局限性。假如只看到换届选举中选票的多寡，而没有意识到这其中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那么，在任用干部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严重的失误。中央在选择各省市领导干部的时候，既要看到群众基础（在高级干部的民意投票中，并不能充分反映基层民众的意见，因此，民意基础并不包括普通民众对干部的看法），同时又要考察他们的工作能力。当前中国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之所以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央在选拔领导干部的时候，强调干部选拔的群众基础，而没有意识到现有的人事制度存在着大量的机会主义。
当前一些地方之所以会出现整体性的腐败，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发现了中国换届选举中存在的机会主义，他们巧妙的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收买人心，从而使国家的权力变成了“内部人控制”的权利，把合法的执政行为变成了非法的政治分赃。部分领导干部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机会主义，不仅在工作中扮演老好人的角色，而且在生活中关心部下及其子女和家属，甚至让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走上领导岗位，以这种方式笼络人心，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联邦体制下虽然也存在着机会主义，但是，联邦政治体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强调社区自治，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没有直接任命的权利，这就导致上下级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或者政治分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联邦政治体制之下，官员都必须接受选民的监督，周期性的选举使得每一个官员都不敢滥用权力，进行所谓的政治分赃。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西方国家的联邦政治体制更为有效的社区自治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选举产生本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因此，上下级之间也不存在直接任命的关系。但是，如果只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就只能是一知半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了防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出现地方权力失控的现象，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人事组织权，不断地在全国各地调配官员，这就使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关于政府和司法机关官员的任免权必须服从于中国共产党的人事权。中国共产党在任命各级党政官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垂直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当前在一些地方干部子女交叉担任领导干部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地方政府机关甚至出现了“三代同堂”的现象。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在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机会主义有巨大的生存空间。
可以这样说，中国官场上的机会主义是制度化的机会主义，或者这样说，中国的制度设计为机会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在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如果充分利用机会主义，那么，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政治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让自己获得的政治资源惠及亲朋好友。这是中国政坛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现象。在短期内这种现象根本无法改变。
中国政坛的机会主义不仅表现在干部的任用方面，同时还表现在干部的政绩考核方面。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治纲领指导下，干部的政绩考核围绕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展开，如果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国民生产总值增加较多，那么，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升迁的机会也就越大。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充分利用中国特殊的政绩考核制度，在执政的过程中追求短期效益。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大举借债，在自己的任期内大兴土木，从而使当地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非常普遍的例子是，许多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通过土地的征收和房屋的拆迁，扩大政府土地储备规模。政府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土地出让权利，不断地哄抬土地价格，一些开发商揣摩透了政府官员主观偏好，投其所好，不断地提高商品房价格。少数房地产开发商没有意识到土地财政的意义所在，更没有看到一些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的机会主义心态，因此，企图改变商品房价格的走向，以降价措施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理所当然地遭到政府官员的严厉制裁。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不得不为自己擅自降低商品房价格的莽撞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机会主义的驱使之下，一些政府官员盲目铺摊子，整个城市犹如大工地。城市居民不仅要背负越来越大的财政赤字，而且要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一些城市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日益拥堵的交通以及飞速上涨的物价让城市的普通居民苦不堪言。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官员奉行机会主义，盲目追求政绩的结果。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新官员不理旧账”，导致政府债务得不到清偿；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大拆大建，导致出现大规模的浪费现象。
可以这样说，机会主义正在给当代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将会异常艰难。笔者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官员认为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上出现重复浪费现象是好心办坏事，他们并不认为“超前”发展是机会主义的表现，相反地，他们认为这是执政党充分利用自己的真正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使中国尽快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必然表现。他们把民众的呼声看作是一种落后保守主义的表现，他们主张采用强力手段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正是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机会主义表现，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正在狂飙突进。这样的现代化非但不会促使执政党下决心解决执政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反而会彻底掩盖执政党内部体制矛盾，从而失去自我更新的机会。当前中国执政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机会主义无所不在。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宣称要以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来解决执政团队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国家政治制度设计是政治机会主义滋生的温床，而执政党内部一些不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则是机会主义蔓延的土壤。所以，在反对机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看到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同时也要看到执政党长期执政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尽快改变传统的评价考核体系，以现代的民主政治选举克服执政党内部政治协商所带来的各种痼疾。
西方国家的政治学与中国的政治学迥然不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学是建立在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基本常识之上的政治学，因此，西方国家政治学者在研究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时候，不需要对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作出基本的假设；而中国的政治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时候，必须对西方国家称之为常识性的东西重新加以研究，在中国政治制度基础之上，建立中国政治学的基本假设，因为只有这样，在研究中国政治现象的时候才会触及本质性的东西，才能接近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规律。
笔者的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给政治机会主义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契机，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实行的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在客观上使政治机会主义或者政治投机主义泛滥成灾。研究中国政治现象的时候，一定要从基本假设入手，对现代政党政治进行深入分析，结合中国宪法和法律实践，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出良好的建议。笔者无意从“政治”的角度分析各国政治制度的优劣，但既然分析中国官场的机会主义，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解释或者学术分析，其中不带有任何“政治”的色彩。这是在当今中国进行政治学研究的时候，应当特别申明的内容。
需要特别解释的是，笔者在分析政治现象的时候，不太赞成把机会主义看作是一个贬义词。在现代多元化社会机会主义实际上是充分把握机会的实用主义，或者这样说，机会主义就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操作观念。通常人们把机会主义解释为不择手段，以结果来衡量一切，不按规则办事。可是，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机会主义既是一种生存的法则，同时也是一种常态化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机会主义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从而确保各国的民主政治真正实现主权在民。
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现代政党政治的本质，也使得各国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本国的法律制度。机会主义作为一个学术上的概念或者现实存在，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讨论机会主义在中国官场的表现，实际上就是要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言献策。不能因为现代政党政治普遍存在着机会主义，而彻底否定现代政党政治，也不能因为中国政治改革中官员的评价体系为机会主义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而彻底地否定党政官员评价考核体系。从根本上来说，主权在民的原则是所有国家民主政治的最高原则，无论是联邦政治体制还是中央集权制，无论是三权分立还是议会内阁制度，都必须服从于主权在民的原则。如果只看到各国政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而忘记了主权在民的最高原则，不尊重公民基本的选举权利，热衷于宫廷政治、“集体总统制”或“精英协商制”，那么，这样的政治就是在转移视线，掩盖真相，就是典型的政治机会主义。
少数学者关于各国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之所以令人哑然失笑，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了形式而没有看到内容，只看到了三权分立体制下有时出现的政治效率低下的现象，而没有看到定期举行的普遍选举给公民带来的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力的机会。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有基本假定，因为只有在假定条件下，讨论问题才有实际意义。当一个学科缺乏最起码的假定，或者，基本假定过于宽泛的时候，这个学科就会被称之为伪科学。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然，世界上也没有缺乏基本假定的科学结论。科学结论与生活常识的区别就在于，科学结论是建立在生活常识基础之上的，而生活常识则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经验的积累。经验不能成为科学结论，因为经验只有在特定条件之下才能成为科学结论，而所谓特定的条件就是学术上的基本假设。
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当前许多学科的学术研究缺乏最起码的学术假定。一些学科所得出的结论从表面上来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则是毫无意义的空气振动。古典经济学从市场经济的媒介物入手，对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进行了精彩的描述，试图向人们呈现出一个非常精致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图画。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亚当•斯密对市场经济进行深入分析之后，发现自己只关注市场经济的微观问题，忽视了市场经济存在的社会政治基础。因此，转而开始研究社会道德问题，试图从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出发，接近并且实现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而新古典经济学发现了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所面临的困境，因此，把“理性人”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假设。在这个假设的前提条件之下，彻底排除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道德因素，构建了一个又一个市场经济发展模型。
正因为如此，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像是数学，经济学试图用量化分析的方法来探究经济规律，但由于假设的变量越来越多，以至于现代经济学已经成为纯粹的学术游戏而不是解释或者探究经济现象的科学。政治学也是如此。在古希腊哲学家眼中，政治是一种高贵的存在，因此，在讨论政治发展规律的时候，都假定每一个政治参与者都是充满智慧的人，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建立一套政治的逻辑体系，造福于人类。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假设是不存在的，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表面上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但从本质上来说，政治是人类基本的生活方式，也是不断滋生各种问题的社会现象。因此，要想了解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必须抛开古希腊哲学家们对政治的想象，勇敢的面对各国政治的现实，并且重新建立基本的假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政治的本质，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人们真切地意识到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
政治首先是一个社会的概念。现代政治表现为政党政治，而政党就是利益的集合体。当我们讨论政治这个现象的时候，必须充分意识到，政治实际上就是多元化利益群体相互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制度或者文化。所以，政治的基本假定就是整个社会存在着多元的利益主体，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博弈，而政治就是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博弈的平台和法律制度，由此形成的文化我们将其称之为政治文化。如果整个社会只有单一的利益需求，某个党派能够代替全体公民的利益，那么，关于政治的讨论就变得毫无意义。所以，当一个政治团体宣称能够代表整个人类的时候，这个政治团体要么是一个超级诈骗集团，要么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宗教组织，总之，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的政党。
既然现代政治以多元的利益格局存在为基本假定条件，那么，我们必须了解不同利益团体的政治构成，然后才能讨论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相互博弈问题。现代政治学的魅力就在于，既关注各国政治制度的差异，同时又研究各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政治的共同点。
首先，政治是不同团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人们自发的形成不同的政治团体，而政党就是各个阶层相互博弈的产物。政党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是因为不同的阶层需要凝聚共识，并且与其他的政治阶层相互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政党本身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产物。政党不是一种高贵的存在，而是利益相互妥协的组织。在各个政党的内部，每个党员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或者共同的战略利益。为了实现共同目标和共同的战略利益，他们可以放弃个人恩怨，甚至可以放弃个人的既得利益。现代政党具有组织动员的力量，他们可以把某个阶层的利益扩大化，甚至可以把某个阶层的利益凌驾于整个国家利益之上。如果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政党的存在，那么，每个人都必须独自面对其他阶层的挑战。正是由于政党的存在，才使得某些阶层的人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政党以及政党领袖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保护，在与其他阶层交流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任何美化政党的政治学论述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党同伐异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假如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只允许一个政党合法存在，那么，这个国家要么是独裁专制的国家，要么就是一个宗教统治的国家。
政党是政治机会主义的产物，而加入某个政党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选择。假如某个政党的政治纲领能够吸引更多的群众，或者某个政党取得了执政地位，那么，加入这个政党或许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当然情况也不尽然，在一些国家反对党能够得到外国政府和非政府团体的资助，因此，加入反对党同样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所以，衡量一个国家政党的执政能力，不仅要看这个国家政党的基本党员人数，同时也要看这个政党是否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如果执政党中存在着非常普遍的“搭便车”现象，许多党员加入执政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那么，这个国家的执政党人数越多，这个党分崩离析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绝大多数党员加入执政党不是因为高度认同执政党的政治理念，而是为了获取执政党的政治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执政党的高层出现了危机，那么，执政党就会在很短的时间轰然倒塌。
苏联共产党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的执政党，这个政党掌握着国家的所有资源，正因为如此，普通苏联人以加入苏联共产党为荣耀，因为只有加入苏联共产党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然而，当苏联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反思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宣布取消执政党各项特权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很快就出现了分化现象，当叶利钦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的时候，这个历史最为悠久的共产党居然在一夜之间失去执政地位。这是苏联共产党的悲剧，同时也是现代各国执政党所面临的机会主义风险。
所以，执政党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政党的规模效益，尽可能地减少机会主义所带来的损失。各国的政党不可能没有自身的政治利益，但是，这些政治利益如果吸引越来越多的搭便车者，他们让执政党变得臃肿不堪，甚至让执政党迅速腐化堕落，那么，这个执政党就失去活力，失去先进性，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一定会失去自己的执政地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在党员的规模迅速扩大之后，反而不敢采取普遍选举的方式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为庞大的执政团队以及党员内部的腐败现象，会让更多的人作出机会主义的选择，当执政党能够继续保留自己执政地位的时候，一些人就会选择加入执政党；可是当反对执政党的浪潮汹涌，执政党的地位发生动摇的时候，一些人就会摇身一变，作出相反的选择，成为推翻执政党政权的重要力量。
可以这样说，机会主义是现代政党政治的一种普遍存在，在所有国家的执政党内，都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机会主义。只不过在民主宪政国家，由于执政党必须接受选民的选择，并且受到宪法规制的约束，所以，他们在维护政党根本利益的同时，必须经常吐故纳新，必须及时纠错，唯有如此，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党政治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存在。不同政党的政治领袖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会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不断寻求政党政治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点。如果为了在短时期内获得丰厚的政治回报，而贪婪地汲取政治利益，那么，这样的政治领袖一定会被选民抛弃。指出这一点多少有些残酷，一些政党宣称自己代表人类，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身的利益。然而，执政地位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源，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利益。取得执政地位之后，政治领袖可以充分利用合法权力进行政治上的酬谢，无论是周天子实行的封建制度，还是现代政党实行的选举制度，实际上都是政党政治机会主义的表现。换句话说，政党政治就好像是一个划船比赛，某个政党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可以把国家权力赏赐给那些作出贡献的党员。党员掌握国家权力之后，既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也改变自己亲朋好友的生存环境。
为了克服现代政党政治所带来的裙带主义和机会主义，各国的立法者煞费苦心，首先通过宪法将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固定下来，无论哪个政党取得执政地位，都必须依照宪法的规定从事活动，如果政党攫取国家权力之后，肆无忌惮，损害公民的利益，那么，公民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推翻执政党，重新选择执政的党派。
政治选举制度与其说是一个展现公民权利的制度，不如说是公民实现权利救济的制度。选民在投票的时候，除了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领袖的竞选演说之外，他们无法深入了解各个政党执政之后的表现。当他们把自己的选票投给某个党派，从而使这个政党获得执政地位之后，他们可能面临两种后果：一种是政党实现自己的承诺，把自己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和选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维护国家的法律，保护选民的利益，进而巩固执政党的利益；另一种则是政党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和选民的利益之上，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而损害选民的利益。现代民主政治的常态就是，允许执政党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执政党把自己的利益与选民的利益对立起来，人为地制造紧张关系，那么，在政治选举的过程中执政党一定会失去自己的执政地位。
所以，不要害怕现代政党政治中存在机会主义，因为正是由于机会主义的存在，才使得某些政党跃跃欲试，努力通过政治选举取得执政地位。他们获得执政权力之后，如果把政党的利益凌驾于选民的利益之上，那么，他们必然会在下一次选举中失去自己的执政地位。机会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彻底剥夺选民的选择权。如果选民不能通过选举的方式重新选择执政党，那么，这个执政党一定把机会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执政党的倒行逆施已经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时候，执政党必然会遭到选民的鄙视。人民要么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从执政党的手中夺取政权，要么采用消极抵抗的方式，不断地消解执政党的执政效率。在一些国家执政党之所以步履维艰，就是因为他们遭到了人民的“联合抵制”。选民通过加入执政党的方式，从内部削弱执政党的地位。
执政党内的腐败现象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机会主义。当执政党内的腐败已经天怒人怨，依靠执政党自身根本无法解决腐败问题的时候，这个政党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了。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历史表明，腐败从来都不是执政党的专利，但是，执政党的腐败必然会导致执政党的垮台。这是因为执政党在分享国家资源的过程中，以腐败的方式侵蚀了公民的权利，而当公民不能通过选举重新选择执政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执政党的内部，以机会主义的策略彻底腐蚀执政党。
现代各国政党为了吐故纳新，取得或者巩固执政地位，努力保持党的开放性，通过减少党内的纪律约束，开放党的纲领，让更多的人自由选择政党。这样做既可以避免背上腐败历史包袱，同时又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政治纲领，从而吸引更多志同道合者。可以这样说，开放已经成为现代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克服现代政党政治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当一个政党不再有严密的组织和封闭的系统，不再用严格的组织纪律惩罚党员的时候，这个政党就会无往而不胜。相反地，如果政党强化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建立相对封闭的组织系统，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效忠于党的领袖，那么，这个政党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这个政党和封建社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在相对封闭的政党中，机会主义的表现尤为明显，因为加入资源丰富的政党，可以获取保护伞，可以分享政党掌握的重要政治资源。当一些人为了政治利益而不是为共同的价值理念走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政党就会不断地破坏国家的法律，就会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这个政党就会成为独夫民贼管理国家的机器，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黑暗。
克服现代政党政治中的机会主义，除了保持政党的开放性之外，还应当高度重视政党的规模。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当一个国家的政党规模庞大，一些党员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不是基于政治信念而加入某个党派，那么，当政党面临重大考验的时候，党内就会出现严重的分化现象。少数执政党试图依靠周期性的整风运动，及时清除党内的毒瘤，但是，由于党内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这种周而复始的整风运动，很可能让党内的政治气氛变得波诡云谲。政党内部的整风，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自我清洁的运动，但是，这种自我清洁运动很可能会对党内的同志造成伤害，甚至有可能会变成党内勾心斗角的政治清洗运动。所以，每一次整风运动过后，都必然会在党员的内心深处留下巨大的阴影。笔者在分析一些国家共产党整风运动政治效果的时候赫然发现，整风运动过后，党内会出现非常诡异的气氛。少数党员干部被边缘化之后，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机会报复自己所在的党派，从而使整风运动变成一个不断塑造敌人的运动。这种来自党员的攻击，不仅会严重削弱政党的形象，而且更主要的是，会导致政党逐渐地沦落成为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机器。换句话说，为了确保党内实现团结，开展整风运动的政党一定会把“民主集中制”发挥到极致，最终把党的权力乃至整个国家的权力赋予某个政治领袖，允许其恣意横行。可以非常坦率地说，每一次整风运动之后，政党的政治权力一定会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而少数人一定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断地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少数国家在政党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独裁者的原因所在。
克服政党政治中存在的机会主义，不是彻底取消政党政治。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政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政党政治是现代各国政治的基本表现。克服政党政治中存在的机会主义，一方面要实现政党的高度透明化，确保政党的开放性，让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自愿选择自己的政党，自由地加入政党和退出政党；另一方面要高度关注政党的规模化，确保政党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理念而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利益追求之上。共同的价值理念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而共同的政治利益则是一种物质层面的东西，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政治利益通常表现为政治权利。如果一个政党拥有共同的价值理念，那么，无论是否取得执政地位，都能确保党员自觉地为政党服务，都能使政党真正成为具有高度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组织。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党是建立在政治利益基础之上，那么，这个政党夺取政权之后一定会贪污腐败，一定会采用政治分赃的方式巩固党的团结。
机会主义无所不在，政党政治放大了机会主义，或者说为机会主义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克服政党政治中的机会主义，必须首先对现代政党进行深入研究，并且在宪法的框架内不断地修改完善政党活动的基本法律规则，确保每一个政党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范之下开展活动，禁止任何政党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禁止任何政党的党员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而损害国家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正当利益。
其次，机会主义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会有不同的表现。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不同，因此，各国的政治机会主义表现也不相同。建立在社区自治基础之上的联邦体制国家，机会主义更多的表现在社区选举之中。而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之下，机会主义则主要表现在政治协商之中。
中央集权制的基本特征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正是这种金字塔的结构，使得政治选举制度在最高权力机关根本无法实现。政治领袖在分配权力的过程中，通常不会考虑基层民意的基础，而只是根据官员的忠诚程度选择领导干部。正因为如此，那些长期跟随在高级领导身边的秘书，就会走向分享政治权利的终南捷径。“秘书政治”不仅仅是对领导人构成的表述，同时也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政治上的概括。通常人们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实际上，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之中，只要能成为高层领导的秘书，那么，就意味着登上了政治天梯，平步青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青年宁愿放弃到基层锻炼的机会，也要选择留在领导干部身边。这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表现，因为在特殊的政治制度之下，担任领导的秘书实际上就意味着拥有了保护伞，就意味着掌握了登堂入室的钥匙，就意味着坐上了分享政治权利的直通车。
获得执政地位之后，如何行使政治权利同样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的问题。一些官员在执政的过程中很善于利用政治换届选举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最大限度地获取政治利益。譬如，一些官员在选举即将到来的时候，申请异地做官，从而巧妙地摆脱了长期执政形成的政治矛盾。笔者在廉政研究的过程中，对一些省市换届选举的选票进行私下的调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一个省市的书记和省长刚刚调入，那么，在选举的过程中书记和省长往往能够获得比较多的赞成票；反过来，如果一个省市的书记和省长在当地长期工作，那么，在选举的过程中往往得到比较多的反对票。正因为如此，巧妙地选择政治换届选举的时间，可以有效地避开政治风险。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现象，当然也是中国政治机会主义的表现。这种现象之所以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就是因为中国正在进行之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中央在选择省市领导干部的时候，越来越重视干部获得的选票。如果十分幸运地在政治选举的前夕调出长期执政的地区，那么，除非民怨沸腾，否则，往往都能顺利过关。反过来，如果在一个地区长期担任领导职务，在处理各种矛盾的过程中得罪了一些政府官员，那么，在换届选举的过程中往往会得到很多反对票。
正因为如此，中央在选择领导干部的时候，既要看到政治选举得票的多少，同时也要看到中央集权制条件下换届选举的局限性。假如只看到换届选举中选票的多寡，而没有意识到这其中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那么，在任用干部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严重的失误。中央在选择各省市领导干部的时候，既要看到群众基础（在高级干部的民意投票中，并不能充分反映基层民众的意见，因此，民意基础并不包括普通民众对干部的看法），同时又要考察他们的工作能力。当前中国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之所以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央在选拔领导干部的时候，强调干部选拔的群众基础，而没有意识到现有的人事制度存在着大量的机会主义。
当前一些地方之所以会出现整体性的腐败，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发现了中国换届选举中存在的机会主义，他们巧妙的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资源收买人心，从而使国家的权力变成了“内部人控制”的权利，把合法的执政行为变成了非法的政治分赃。部分领导干部为了最大限度的利用机会主义，不仅在工作中扮演老好人的角色，而且在生活中关心部下及其子女和家属，甚至让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走上领导岗位，以这种方式笼络人心，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联邦体制下虽然也存在着机会主义，但是，联邦政治体制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强调社区自治，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没有直接任命的权利，这就导致上下级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或者政治分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联邦政治体制之下，官员都必须接受选民的监督，周期性的选举使得每一个官员都不敢滥用权力，进行所谓的政治分赃。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西方国家的联邦政治体制更为有效的社区自治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选举产生本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因此，上下级之间也不存在直接任命的关系。但是，如果只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就只能是一知半解。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了防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出现地方权力失控的现象，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人事组织权，不断地在全国各地调配官员，这就使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关于政府和司法机关官员的任免权必须服从于中国共产党的人事权。中国共产党在任命各级党政官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垂直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当前在一些地方干部子女交叉担任领导干部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些地方政府机关甚至出现了“三代同堂”的现象。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在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下，机会主义有巨大的生存空间。
可以这样说，中国官场上的机会主义是制度化的机会主义，或者这样说，中国的制度设计为机会主义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在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下，如果充分利用机会主义，那么，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政治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让自己获得的政治资源惠及亲朋好友。这是中国政坛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现象。在短期内这种现象根本无法改变。
中国政坛的机会主义不仅表现在干部的任用方面，同时还表现在干部的政绩考核方面。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治纲领指导下，干部的政绩考核围绕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展开，如果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国民生产总值增加较多，那么，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升迁的机会也就越大。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充分利用中国特殊的政绩考核制度，在执政的过程中追求短期效益。部分地方领导干部大举借债，在自己的任期内大兴土木，从而使当地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非常普遍的例子是，许多地方政府过分依赖土地财政，通过土地的征收和房屋的拆迁，扩大政府土地储备规模。政府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土地出让权利，不断地哄抬土地价格，一些开发商揣摩透了政府官员主观偏好，投其所好，不断地提高商品房价格。少数房地产开发商没有意识到土地财政的意义所在，更没有看到一些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的机会主义心态，因此，企图改变商品房价格的走向，以降价措施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这样的房地产开发商理所当然地遭到政府官员的严厉制裁。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不得不为自己擅自降低商品房价格的莽撞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机会主义的驱使之下，一些政府官员盲目铺摊子，整个城市犹如大工地。城市居民不仅要背负越来越大的财政赤字，而且要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付出巨大的代价。现在一些城市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日益拥堵的交通以及飞速上涨的物价让城市的普通居民苦不堪言。所有这些都是政府官员奉行机会主义，盲目追求政绩的结果。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新官员不理旧账”，导致政府债务得不到清偿；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大拆大建，导致出现大规模的浪费现象。
可以这样说，机会主义正在给当代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将会异常艰难。笔者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官员认为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上出现重复浪费现象是好心办坏事，他们并不认为“超前”发展是机会主义的表现，相反地，他们认为这是执政党充分利用自己的真正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使中国尽快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必然表现。他们把民众的呼声看作是一种落后保守主义的表现，他们主张采用强力手段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正是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机会主义表现，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正在狂飙突进。这样的现代化非但不会促使执政党下决心解决执政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反而会彻底掩盖执政党内部体制矛盾，从而失去自我更新的机会。当前中国执政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机会主义无所不在。中国共产党新领导人宣称要以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来解决执政团队中存在的问题。但是现在看来，国家政治制度设计是政治机会主义滋生的温床，而执政党内部一些不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则是机会主义蔓延的土壤。所以，在反对机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看到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同时也要看到执政党长期执政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尽快改变传统的评价考核体系，以现代的民主政治选举克服执政党内部政治协商所带来的各种痼疾。
西方国家的政治学与中国的政治学迥然不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学是建立在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基本常识之上的政治学，因此，西方国家政治学者在研究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时候，不需要对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作出基本的假设；而中国的政治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时候，必须对西方国家称之为常识性的东西重新加以研究，在中国政治制度基础之上，建立中国政治学的基本假设，因为只有这样，在研究中国政治现象的时候才会触及本质性的东西，才能接近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规律。
笔者的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给政治机会主义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契机，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实行的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在客观上使政治机会主义或者政治投机主义泛滥成灾。研究中国政治现象的时候，一定要从基本假设入手，对现代政党政治进行深入分析，结合中国宪法和法律实践，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出良好的建议。笔者无意从“政治”的角度分析各国政治制度的优劣，但既然分析中国官场的机会主义，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解释或者学术分析，其中不带有任何“政治”的色彩。这是在当今中国进行政治学研究的时候，应当特别申明的内容。
需要特别解释的是，笔者在分析政治现象的时候，不太赞成把机会主义看作是一个贬义词。在现代多元化社会机会主义实际上是充分把握机会的实用主义，或者这样说，机会主义就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操作观念。通常人们把机会主义解释为不择手段，以结果来衡量一切，不按规则办事。可是，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机会主义既是一种生存的法则，同时也是一种常态化的表现。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更加关注机会主义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从而确保各国的民主政治真正实现主权在民。
机会主义的存在使得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现代政党政治的本质，也使得各国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本国的法律制度。机会主义作为一个学术上的概念或者现实存在，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讨论机会主义在中国官场的表现，实际上就是要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建言献策。不能因为现代政党政治普遍存在着机会主义，而彻底否定现代政党政治，也不能因为中国政治改革中官员的评价体系为机会主义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而彻底地否定党政官员评价考核体系。从根本上来说，主权在民的原则是所有国家民主政治的最高原则，无论是联邦政治体制还是中央集权制，无论是三权分立还是议会内阁制度，都必须服从于主权在民的原则。如果只看到各国政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而忘记了主权在民的最高原则，不尊重公民基本的选举权利，热衷于宫廷政治、“集体总统制”或“精英协商制”，那么，这样的政治就是在转移视线，掩盖真相，就是典型的政治机会主义。
少数学者关于各国政治制度的比较分析之所以令人哑然失笑，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只看到了形式而没有看到内容，只看到了三权分立体制下有时出现的政治效率低下的现象，而没有看到定期举行的普遍选举给公民带来的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力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