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会，历来如此。因为中共所想解决的，大抵不是平民百姓所渴望解决的社会生活问题，所以用不着大家七嘴八舌去各抒己见。中共非解决不可的，乃是最高领导人最感兴趣的特殊问题，所以应该由领导人自己去拍板。人们常常大惑不解：凭什么毛泽东1955年要反“小脚女人”，1958年要反“马鞍形”，1959年要反“里通外国”，然后又马不停蹄，反这反那？邓小平也青出于蓝。而每当毛或邓挥一挥手，整个中央直到全党全民毫无例外总得齐声高呼万岁。这些都是党的体制在自我运动中留下的无法掩饰的轨迹。
只有两次例外。遵义会议是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是一次。前者之所以例外，因为中共已身处绝境，内部山头林立，上面的共产国际鞭长莫及，政治局非自谋生路不可。后者之所以例外，则由于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已经把国家推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毛泽东之死又使中共失去了擎天柱，接班人华国锋和“钢铁公司”邓小平两个人联起手来也压不住场面。华邓本来合谋，只发展经济，但躲开政治——即所谓“向前看”和“不纠缠历史旧账”。结果呢，三中全会尚未开场，预备会刚开始，陈云就在小组会上发难，谭震林丶胡耀邦跟进，许多人纷纷响应，从根本上颠覆了华国锋丶邓小平为全会设置的框框，预定的政治禁区反而成了全会热议的焦点。后来有人说，三中全会是邓小平主导的。那不符合历史。当时的邓小平，起初正在南亚观光，一回来就慌了神，赶快设法变调子丶转弯子，正紧张着呢。
在三中全会前，如果有人预测会议将以政治议题为主，将翻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案，将进而评文革丶评毛丶评中共的思想路线和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那么，遵照当今两高释法的新精神，主旋律和政法委必须联手，把预测者们作为“网络大V”逮捕入狱判刑，而且谁也不能排除将由纪委出马，把陈云丶谭震林丶胡耀邦的嘴巴用胶条封住的可能性。如果那样，那次三中全会究竟能开出什么名堂来，就只能靠穿越历史的小说家们去苦思力索了。
这里有个回避不了的大问题：社会的进步到底靠什么？我无法不叹服龚自珍的结论：九州生气恃风雷。是的，就是风雷，唯有风雷，正是七嘴八舌的社会舆论，正是社会一切群体的不同意见的总和及其运动，才构得成生生不息的风雷！没有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发表和自由交流，就没有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如果说，对当前敏感的事情因无法超脱而不便说得太明白的话，那么，对时隔三十五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应该可以平心静气得出客观的结论了吧。你总不能把陈云丶谭震林丶胡耀邦等发表的不同于华邓的意见说成不是风雷而是别有用心的“反华势力”吧！举一反三，天下还有什么想不清楚的事情？
一言九鼎不是大英雄，一呼百应不是大英雄，把社会镇压得鸦雀无声也不是什么大英雄。封杀不同意见，是垂死的暴君的伎俩，不值得效法。提出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的习仲勋，才是大无畏的政治家。他的远见卓识确实非庸人所能及，所能懂。纪念习仲勋诞生一百周年的意义，如果不是官样文章，应该非此莫属。
没有不同意见的国家是无生命的国家，习仲勋因此要做制定《不同意见保护法》之梦。有人以摧残不同意见为能事，我不知道，他们纪念习仲勋老人的用意究竟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