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模式的这种转换，无疑阻力重重。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我们需要吸取历史教训，避免走人家走过的弯路，这个逻辑人尽皆知，却很难落到实处。很多粗放产业对外依附性强，能耗和污染高，附加值低，属于典型的有增长无发展，谁都知道应当被新兴产业取代。但在现实中，新兴产业总是举步维艰，譬如完全属于民间自发创造的电动车产业，就因为与抢占汽车产业高地的地方产业规划相冲突，而在诸多城市相继被封杀。新兴产业为什么难以取代粗放产业？原因就在于严厉的产业管制，或者换句话说，就在于这种管制背后的利益结构——很多粗放产业早已经是政绩和寻租的主要源泉。
强势群体的特殊利益阻碍着人民的自由创造，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管制是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在计划经济时代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其结果是人民创造能力的全面衰退，是物质财富的全面匮乏，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凋敝。所以我们才要告别计划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就是自由与管制不断博弈的过程。无论是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还是城市私营个体经济的复兴；无论是本土NGO的生根发芽，还是基层民主的燎原星火，都首先发端于人民的自由创造。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自由秩序的扩展，都是管制的式微，都是民间智慧的胜利。
但是，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毕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必然结果，是国民财富大量聚集于政府手中。而由于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取之于民未必用之于民，就导致了天价行政成本。天价行政成本本质上无非一种管制暴利。巨额国民财富转化为管制暴利，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特殊利益者强烈的管制崇拜。哪里有暴利可图，就下一道禁令，把哪里圈占起来；哪里管理成本太高，无利可图，也下一道禁令，彻底封杀，脏水跟孩子一起泼掉。
把禁令当作主要的执政手段，把管制当作主要职能，这显然有违政府天职。政府的职能跟交通警察有相近之处。交通警察主要是为行人和车辆提供交通服务，保证他们风雨无阻，而不是刻意制造交通障碍。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有权实施交通管制。同理，政府不是为管制人民而存在，而只能受人民的委托进行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犹如日常之洒扫庭除，从根本上说只是为自由秩序服务，只是为人民创造财富服务，为人民创造财富提供最优环境。
前三十年我们主要突破了对经济的管制，经济自由创造了三十年持续增长的奇迹。那么从现在起的后三十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突破对社会的管制，让发展的自由回归绝大多数普通国民手中。
现代化模式迄今大致不外两种。一种是分散型的发展模式，通过均权推动均富，使发展的红利为绝大多数普通国民所分享。这种发展是均衡的，也就是永续的。另一种则是如二十世纪前半叶德国、日本那样的集中型发展模式，少数精英垄断发展权，主导发展方向，这样的发展模式不可能均衡，而社会力量又无从为不均衡的发展纠偏，发展的风险成本就无从控制。普世价值的缺席，使得急剧膨胀的物质力量不能得到理性的平衡，也就不能遏止国家机器的野蛮冲动。单纯的经济增长埋下无穷隐患，最终不仅给本国人民，也给世界人民带来灾难。
发展当然是硬道理，经历百年坎坷，现代化进程屡屡被打断的中国渴望发展，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关键不是要不要发展，关键是要什么样的发展。从集中型的发展模式，转向分散型的发展模式，依靠社会自身力量的发展模式，即从仅仅着眼于国家力量的强大，转而更着眼于人民的强大，将国家的强大奠基于人民的强大，正是当下中国的急务。
这就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人民的强大奠基于人民的自由。自由是发展的灵魂，自由也是发展的尺度。但哪里有管制崇拜，哪里就没有自由，哪里就没有生机，哪里就没有永续的发展。新的思想解放从哪里下手？就从破除管制崇拜下手。政府不仅要在经济上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还要开放社会的自我治理，开放社会的意见市场，开放公民的有序参与，让公民不仅可以分享财富，更可以分享权利。总之，是让我们的社会更自由更开放，那么民间智慧一定会充分涌流，人民的创造一定会充分涌流，人民的强大就会为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澎湃不竭的动力。新的思想解放必须基于这个关键环节，才是对症下药。
而这一切需要起点，这个起点，不妨从清理那些束缚民间智慧、束缚人民自由创造的各种清规戒律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