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llen Bork
翻译：何必

来源：http://www.weeklystandard.com/Content/Public/Articles/000/000/014/517oesjb.asp（美国《旗帜》周刊2007年12月31日）

2007年八月，一个周六的午后，我坐飞机从北京到了杭州。温在机场接我，我们几年以前在印尼观察总统直选的时候曾经见过面。我记得当时一个场景，在晚餐的时候，我们一群美国人正在争论中国政策问题，温也在旁边。我把我的名片给了温，然后略带犹豫的告诉他，我是对中国政府比较强硬的。他回答说，请继续。我一直记得那次会面，但是从来没想到还能再次见到他。更出乎意料的是这次他居然是我第二段行程的向导和陪同。这次行程是一些朋友安排的，希望让我见见北京和杭州的一些异议人士。

在我到达前的那周，大约40名知识分子、记者、律师和人权活动者发表了一个公开信，要求改善人权状况，尤其是在中国领导层试图通过2008年夏季北京奥运会来提升中国的全球形象的时机。在接下来的10来天，我接触了许多签署了这份公开信的异议人士。

杭州是个旅游城市，有一个很大的湖，还有一些历史悠久的知名园林，毛泽东，蒋介石，以及一些文学家都曾在这里休假。 温，三十多岁，曾经在进出口贸易行业做了几年，现在几乎是全职参与网络写作和维权活动。 车子开了大约15分钟以后，他告诉我，从后视镜看，有两辆黑车一直跟着我们。在接下来的三天，他们一直跟着我们。

在北京，我和我的陪同都没有注意到有任何跟踪监控。我的陪同曾是一个科学家，他的职业因为参与1989年64大屠杀后的抗议而被毁坏。当然，我拜访了中国最知名的异议人士之一丁子霖，她的中学生孩子在六四事件中不幸遇难，她的公寓很可能会被监控。我也拜访了另外一个知名异议人士，文艺评论博士刘晓波。这些行为都可能触发国家机构的警觉，从而导致我在杭州被跟踪监控。在我启程到中国前，朋友们和我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也许让当局知道异议人士在国外也有一些朋友，对异议人士来说也是好事。虽然如此，当从后视镜中看到后面紧紧跟随的车辆的时候，我心里也禁不住的担心。

温原来打算用他的名字登记宾馆，那么我就不需要出示我的护照—宾馆会把所有住客信息都汇报给公安部门。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必要了，不过我还是按照他的安排，接下来的几天，我会见了一位人权律师，一个因为报导萧山教堂被摧毁而失去工作的记者，还有一位作家。这位作家在海外发布文章，其中有类似“胡锦涛，跪下！”等标题。

中国的异议人士都在走钢丝。中国共产党在一些事情上有些弹性，但在另一些事情上画红线。我会见的异议人士，基本都可以相互比较容易交流，也可以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当他们足够仔细的时候，他们和当局似乎还能保持一种相互不撕破脸的平衡，但是他们知道，有些事情不能碰，做了就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我在北京的陪同江棋生就是一个例子。共产党拒绝改变对于1989年的官方立场，也就是把它定性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导致的。纪念天安门悲剧就是质疑官方立场，并且挑战党的合法性。江棋生在1999年写了一封公开信，鼓励中国人去纪念天安门事件，让天安门受难者得到荣誉，然后他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了谈话。很快，他就被逮捕，并且被判入狱4年。他在2003年释放后在纽约书评中写到，我所做的，并且是导致我入狱的，只不过是我公开说出了我的同胞们在私下说的话。 共产党无法容忍在这种敏感性议题上人们的公开呼吁，在自由亚洲电台直接对国人说话越过了当局所认可的底线。

问题之一是很多时候不知道底线在哪里，另外一个是你是否愿意跨越它。

表面看来这封关于奥运的公开信是很尖锐的。它谴责了对人权的侵犯，并且参与签名的都表明他们并不幻象奥运会会让中共当局的行为变得更加温和。公开信说道：我们作为共和国的公民，理应为我国成为奥运会这个代表和平，友谊和公正的盛会的主办国感到骄傲，但是当我们目睹对人权持续的系统性的压制，甚至是因为为了准备奥运导致的压制，我们感到失望和怀疑。

然而，这封在国际范围内传播并通过互联网传播回国内的公开信，并没有呼吁抵制奥运会。因为签署者认为那样做的话，会导致当局的激烈反应。这封信也要求创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来监督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当然，其实异议者们明白，如果他们真的建立这么一个委员会，那么也肯定会被压制。

这封信也没有涉及到天安门屠杀事件，虽然这个事件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中国。在这份信公布后的不久，我有机会拜访丁子霖和她的丈夫，双方都是70出头的退休教授。在他们17岁的儿子被杀之后，丁子霖开始收集信息，试图了解天安门屠杀前夜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收集了很多遇难者的名字，尽管官方不断骚扰，她还访问了很多难属，并且记录了那些死难者的详细材料，来驳斥官方的谎言。其中一个难属告诉她，当他们在太平间找到他们的兄弟的时候，他们只是看到了一只手。丁子霖和另外一个母亲开始对外国媒体讲述真相，讲述他们儿子的遭遇，另外一些难属开始加入，现在这个团体就是天安门母亲，他们大约有200个成员，他们都开始变老，并且有些已经离世。

几年前，安全部门的官员来见丁子霖，告诉她如果她不再在家里会见外国人和记者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在她家门口布置岗哨，她拒绝了，说你们尽可以把客人挡住，但是如果客人设法进入她的公寓后，那么她一定会好好接待。她边给我沏茶，边说，即使是几个月以前，我也几乎无法进入她的公寓，不过由于考虑到奥运会，当局披上了一些形象面具。她觉得未来数月也许会比较宽松，然后64之前弦又会绷紧，接下来是奥运会。底线会向前移，但是又会移回来。

我们讨论了记忆的重要性，以及其他国家人们关于记忆的努力。比如德国艺术家在那些被拖到集中营的犹太人住址前安放刻有名字的小型石碑等，我还把两个伊朗姐妹—罗亚和拉丹的故事告诉了丁子霖。她们创立了一个在线的数据库，记录了伊斯兰革命的牺牲者，她们的父亲因为反对霍梅尼政权而在巴黎被暗杀，听到这里，丁面色凝重，并且哀声叹息。

她儿子被杀害后，有一次丁子霖去商店买了蛋糕纪念儿子的生日，秘密警察跟踪着她，他们默不作声的在蛋糕店门口等待店员把蛋糕拿出来，蛋糕上写着：我们想念你。那个时刻，有个秘密警察也含有泪水。

我问丁子霖她儿子遇难的地方。她去了隔壁房间，拿了眼镜，然后在我手头的北京旅游图上画了一个圈子—一个大概离天安门四英里的十字路口，木樨地，她说道。 大多数受难者都是在市区边缘试图阻止部门进入而被害的，而她的儿子是在木樨地地铁站站口，被枪打中背部而死的。

浦志强，一个为敏感性案件辩护的律师，也是天安门屠杀以及随后的政治镇压受到牵连。他因为参与天安门游行而无法继续学术生涯，他自己说，因为当时没有办法做其他任何事，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律师。浦是个大高个，布包袋里随身带着自己的茶叶，他说“有时候我都忘记自己是个律师了，我走的也许太远了，我感觉自己像个被告。”

在2004年，浦志强为两个安徽作家辩护，他们因为把当地党的官员形容为黑社会头目而被对方以诽谤罪起诉。在一场充满激情的法庭争辩中，浦志强引用了纽约时报诉萨利文的例子—美国诽谤罪的一个经典案例，以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来辩护。这个案子迄今没有判决，这在本身受到党控制的司法体系中可以被看成是某种胜利。

浦志强告诉我，一年以前六四周年纪念前夕，当局加大安全布控措施，其中一些警察被派来坐到他律师事务所办公室，浦志强把他们带到会议室，并且给他们播放《窃听风暴》的DVD，浦说道，他感觉有点不好的是这个碟片是盗版的。

关于奥运会的公开信发表那天下午，警察打电话给刘晓波，要求和他面谈。由于刘的妻子不喜欢警察步入她的家，所以面谈就在附近的茶馆。 刘50出头，短发，带着一双大眼镜，看上去有些雅皮。 在1989年，为了表达知识分子对示威者的支持，他从国外返回支持民主抗议活动。大屠杀发生后，刘被监禁了近两年，然后在1996年，他因为参与一封谴责江泽民公开信的签名而被判三年的劳动教养—一种不经过审判就把人投入监狱的做法。 

刘晓波在他的起居室兼书房里和我会面，房间充满那么多书、他妻子的绘画和摄影作品，显得有些暗。他妻子摄影的一个主体是面目扭曲的玩具娃娃，她递给我一本册子浏览，其中有个玩具娃娃，被塑料布扎着头，似乎在艰难的呼吸空气。刘的妻子说，那时候她的丈夫正在监狱里。

我问了一些异议人士，他们和监控者之间的关系。我问过的所有人中，没有人提到监控者私人的残暴。很多情况下，监控者会表示一些友善—通常是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

刘晓波解释了在共产主义独裁统治下，人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的行为差异。在私底下，他们可以表现的很良善，而在公开场合，人们的行为必须符合特定的方式才能保护他们自己。我见到的这些异议人士都试图打破这种分裂，他们选择了把私底下的行为和公开行为尽可能的统一起来，通过参与公开签名，自由的谈论天安门屠杀，或者愿意和我见面，等等。他们等着看到那些让人们行为分裂的禁忌之线越来越远离，以致真实如一的生活不再需要勇气。

有一天，在杭州，我和温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就花了几个小时在西湖西边坐船。 跟随我们的警察似乎没有跟上来，而是留在岸上等待。温告诉了我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刘晓波夫妇来杭州，他们一起去附件的一个景点,也要游一个湖，当时只有一艘快艇，而温已经租用，这个时候那些警察们也跟着上来，大家坐在同一个快艇里，快艇在水面驰骋，大家都沉默不说话。之后午餐时，当温去结账的时候，却被告知已经有人埋单了。大概是警察因为免费做了一回游船而回应的善意吧。

我的行程最后没有遭遇什么意外，当然，仅仅是对我而言。在我回到华盛顿之后的数个月内，我曾经碰面但是这里没有提及的两个异议人士被逮捕了，到底是什么导致他们被捕，我可以感觉到一些，但是也很难确信到底是因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