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是否承认，当下到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大爆发的地步，这个时候恰恰是媒体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前者，任何独立、自由的媒体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最生猛的爆料，然后挖掘，真相背后往往有不止一个真相，媒体可以一直处在“挖金矿”的高潮之中。对于后者，记者被抓、媒体被封口，也会经常发生，这些媒体都是不自由的媒体，又称“党的喉舌”。前者，当然是指在中国的境外媒体，他们有各种报道、调查的自由，他们把中国当作新闻“金矿、银矿”。后者，就是危险的记者，不但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被抓，还有《新快报》、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第一财经日报》、《经济观察报》等媒体记者被抓，抓了以后，少数能逃掉或恢复自由，但多数会认栽，因为多数记者总有不少把柄被抓住，无法洗白自己。
为什么《人民日报》、《求是》和新华社的记者极少被抓、被判刑，难道他们就干净吗？非也，只是他们更高明，他们首先不是媒体，他们“身在最高层”，他们能做和做成的事情，一般媒体无法做成，所以他们的记者“谋大事”、“成大业”，他们赚钱不见钱，“功夫在诗外”，他们的“政治运作”往往不是用金钱和经济利益可以衡量的。
我曾见过《人民日报》记者的“分量”。那是1995年，我到北京朝阳门外金台西路人民日报社拜访一位老记者，那时他告诉我《人民日报》记者的“牛”，有地方官员曾找上门，请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这个官员时任湖北某市市长，他想提拔一下，欲官升一级，对于他来说能够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非常重要。这个官员知道仅仅花钱在《人民日报》上是不可能发表出来文章的，必须“巧妙运作”，他不想自己开价，而是请《人民日报》记者开价，原话是“多少你开口”。这名记者并不想当“掮客”，就含糊推开了。那官员很精明，知道找错人了，就罢了。不久，这名《人民日报》记者看到他们报纸理论版发表出来一篇该市长的署名文章，他才明白这种事在《人民日报》总有人去做并做成的。
事后，我与那位记者交流，估计那时的数字不低于50万元吧。之后十几年过去了，物价飞涨，“费用”也水涨船高了，2013年10月被舆论广泛关注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在央视上自称“收了50万”，这个数字并不大，不知今日要在《求是》杂志“运作”一篇论文、在《人民日报》理论版“运作”一篇论文，在《人民日报》“运作”一个头版头条，是否要高达数倍？这里是说“巧妙运作”，不是“买卖”，《人民日报》的新闻及理论版面（不是广告版面）是不能定价任人买卖的，如果可以买卖的话，我倒有意筹备一个整版的广告费用28万（黑白整版价格），把《零八宪章》全文刊登一下，表示对起草人刘晓波们的敬意。
《人民日报》记者难道就没有被抓的吗？确实没有，这里要讲政治，不能讲刑法。据我所知，新华社倒有记者因为钱被抓起来，但最后还是因为政治问题。1992年，定点跑口中南海的新华社国内新闻部记者吴士深和妻子马涛（时任《中国健康教育通讯》编辑），在中共十四大开幕前一周，将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大会上的报告（第八修改稿）让香港《快报》驻北京女记者梁惠珉看看，这名香港记者原称摘录一些，没想到该报全文发表，一些境外报纸争相转载，使全世界都感到震惊，据说江泽民震怒，因为香港记者的做法确实给中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据说吴记者则只收了二万美元和几千元港币而已，却很快被查处，以出卖国家机密罪于1993年8月30日被判无期徒刑（先已出狱并在一家公共关系上市企业蓝色光标工作并是股东），妻子马涛判有期徒刑6年。时年吴士深35岁，是新华社副处级干部。他们被抓，后被重刑，说到底不是钱的事情，而是政治的事情。如果说，吴士深不慎掉进陷阱或拿了某个上市企业五十万，恐怕也不会如此判重刑，对于掌握中南海核心领域政治资源的新华社记者及人民日报记者来说，犯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都不是大问题，如果犯政治问题，就是要命的问题，新华社记者吴士深仅仅一篇政治报告草稿就被判刑无期，看见对于新华社记者来说是要讲政治第一，政治好了一切都OK，政治有问题，那么就会被判“政治死刑”。
其实，不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有政治资源，还有一家挂靠在工商联之下的准民营媒体的记者也有一些牢固的政治资源，这些资源往往可以在无形中保护记者。我最近在阅读《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的《打铁记》，其中提及罗昌平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过程置。当时刘铁男的背景非常厉害，不排除他中南海有人，因为在被罗昌平举报贪腐之后，国家能源局有新闻发言人却说罗是造谣，并正在报警（注：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在微博连发三条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官商勾结”、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和包养、威胁情妇等问题。面对举报，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曾亚川《新京报》表示，举报内容纯属造谣，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事后，该新闻发言人并没有向罗昌平道歉）。可结果呢？那些能够帮助刘铁男的人并没有能帮助他一手遮天，倒是罗昌平最后举报成功，刘铁男因贪腐被免职并被抓。当然，罗昌平却受到了威胁，幸好他的媒体后台很硬，罗昌平在其作品《打铁记》提及财经高层与前北京市市长、前国务院副总理、现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关系历史悠久，罗昌平及其财经调查记者团队还曾报道北京黑监狱黑幕被北京警方介入，调查记者险些被抓。
不光罗昌平，包括前财经主编胡舒立（她现主编财新网及《新世纪周刊》），她当年所在《财经》杂志揭露上市企业涉嫌违规操作报道时，一些调查如《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世纪星源症候》等等，多是有惊无险，恐怕不能说与高层的关注没有关系。最近，《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出事后，原《财经》杂志记者、现《新世纪周刊》主编王烁称他们在《财经》杂志工作时受到的“警告太多”：“某年，有关部门找上门来，要我们披露某篇报道的信息来源，如果不披露则属捏造信息。最终能逃出要么出卖信源要么承认捏造新闻这种‘第二十二条军规’式处境，我们要谢天谢地谢人。……”“谢人”是谢谁呢？不会是“谢谢警察”，他下文就没有详细描述了，如果按照罗昌平的描述，当他们报道特别北京黑监狱等敏感案件时，警察就在办公室要带走人，而他们把警察的警号发给了高层“前市长”、“委座”，结果警察撤了。
我想，假如《新快报》有一个晚上的“运作”时候，让陈永洲躲开，恐怕长沙警方抓人的故事就不会发生。我还想举个《法制日报》所属《法人》杂志朱文娜被跨省抓捕的时候，她的丈夫还在北京司法部门工作，但朱文娜不敢面见抓人的警察，而是躲了，等舆论掀起高潮，结果辽宁省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很快被免职，朱文娜被跨省追捕案也就撤销了。其实，这里面有后台的就用后台，有智慧的就用智慧，能逃就逃，逃不了被抓也是难免的。
在中国，每年都会有一些记者被抓捕被判刑，这就是处在火山口上的中国媒体的生存状态。因为在中国，媒体不能代表民意，更不是第四种权力，而真正统治中国的就是政治权贵，权贵只要喉舌，只要工具，而不会要可以监督到自己头上的“新闻自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为什么《人民日报》、《求是》和新华社的记者极少被抓、被判刑，难道他们就干净吗？非也，只是他们更高明，他们首先不是媒体，他们“身在最高层”，他们能做和做成的事情，一般媒体无法做成，所以他们的记者“谋大事”、“成大业”，他们赚钱不见钱，“功夫在诗外”，他们的“政治运作”往往不是用金钱和经济利益可以衡量的。
我曾见过《人民日报》记者的“分量”。那是1995年，我到北京朝阳门外金台西路人民日报社拜访一位老记者，那时他告诉我《人民日报》记者的“牛”，有地方官员曾找上门，请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这个官员时任湖北某市市长，他想提拔一下，欲官升一级，对于他来说能够在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非常重要。这个官员知道仅仅花钱在《人民日报》上是不可能发表出来文章的，必须“巧妙运作”，他不想自己开价，而是请《人民日报》记者开价，原话是“多少你开口”。这名记者并不想当“掮客”，就含糊推开了。那官员很精明，知道找错人了，就罢了。不久，这名《人民日报》记者看到他们报纸理论版发表出来一篇该市长的署名文章，他才明白这种事在《人民日报》总有人去做并做成的。
事后，我与那位记者交流，估计那时的数字不低于50万元吧。之后十几年过去了，物价飞涨，“费用”也水涨船高了，2013年10月被舆论广泛关注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在央视上自称“收了50万”，这个数字并不大，不知今日要在《求是》杂志“运作”一篇论文、在《人民日报》理论版“运作”一篇论文，在《人民日报》“运作”一个头版头条，是否要高达数倍？这里是说“巧妙运作”，不是“买卖”，《人民日报》的新闻及理论版面（不是广告版面）是不能定价任人买卖的，如果可以买卖的话，我倒有意筹备一个整版的广告费用28万（黑白整版价格），把《零八宪章》全文刊登一下，表示对起草人刘晓波们的敬意。
《人民日报》记者难道就没有被抓的吗？确实没有，这里要讲政治，不能讲刑法。据我所知，新华社倒有记者因为钱被抓起来，但最后还是因为政治问题。1992年，定点跑口中南海的新华社国内新闻部记者吴士深和妻子马涛（时任《中国健康教育通讯》编辑），在中共十四大开幕前一周，将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大会上的报告（第八修改稿）让香港《快报》驻北京女记者梁惠珉看看，这名香港记者原称摘录一些，没想到该报全文发表，一些境外报纸争相转载，使全世界都感到震惊，据说江泽民震怒，因为香港记者的做法确实给中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据说吴记者则只收了二万美元和几千元港币而已，却很快被查处，以出卖国家机密罪于1993年8月30日被判无期徒刑（先已出狱并在一家公共关系上市企业蓝色光标工作并是股东），妻子马涛判有期徒刑6年。时年吴士深35岁，是新华社副处级干部。他们被抓，后被重刑，说到底不是钱的事情，而是政治的事情。如果说，吴士深不慎掉进陷阱或拿了某个上市企业五十万，恐怕也不会如此判重刑，对于掌握中南海核心领域政治资源的新华社记者及人民日报记者来说，犯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都不是大问题，如果犯政治问题，就是要命的问题，新华社记者吴士深仅仅一篇政治报告草稿就被判刑无期，看见对于新华社记者来说是要讲政治第一，政治好了一切都OK，政治有问题，那么就会被判“政治死刑”。
其实，不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有政治资源，还有一家挂靠在工商联之下的准民营媒体的记者也有一些牢固的政治资源，这些资源往往可以在无形中保护记者。我最近在阅读《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的《打铁记》，其中提及罗昌平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的过程置。当时刘铁男的背景非常厉害，不排除他中南海有人，因为在被罗昌平举报贪腐之后，国家能源局有新闻发言人却说罗是造谣，并正在报警（注：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在微博连发三条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官商勾结”、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刘铁男涉嫌学历造假、巨额骗贷和包养、威胁情妇等问题。面对举报，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曾亚川《新京报》表示，举报内容纯属造谣，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事后，该新闻发言人并没有向罗昌平道歉）。可结果呢？那些能够帮助刘铁男的人并没有能帮助他一手遮天，倒是罗昌平最后举报成功，刘铁男因贪腐被免职并被抓。当然，罗昌平却受到了威胁，幸好他的媒体后台很硬，罗昌平在其作品《打铁记》提及财经高层与前北京市市长、前国务院副总理、现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关系历史悠久，罗昌平及其财经调查记者团队还曾报道北京黑监狱黑幕被北京警方介入，调查记者险些被抓。
不光罗昌平，包括前财经主编胡舒立（她现主编财新网及《新世纪周刊》），她当年所在《财经》杂志揭露上市企业涉嫌违规操作报道时，一些调查如《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世纪星源症候》等等，多是有惊无险，恐怕不能说与高层的关注没有关系。最近，《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出事后，原《财经》杂志记者、现《新世纪周刊》主编王烁称他们在《财经》杂志工作时受到的“警告太多”：“某年，有关部门找上门来，要我们披露某篇报道的信息来源，如果不披露则属捏造信息。最终能逃出要么出卖信源要么承认捏造新闻这种‘第二十二条军规’式处境，我们要谢天谢地谢人。……”“谢人”是谢谁呢？不会是“谢谢警察”，他下文就没有详细描述了，如果按照罗昌平的描述，当他们报道特别北京黑监狱等敏感案件时，警察就在办公室要带走人，而他们把警察的警号发给了高层“前市长”、“委座”，结果警察撤了。
我想，假如《新快报》有一个晚上的“运作”时候，让陈永洲躲开，恐怕长沙警方抓人的故事就不会发生。我还想举个《法制日报》所属《法人》杂志朱文娜被跨省抓捕的时候，她的丈夫还在北京司法部门工作，但朱文娜不敢面见抓人的警察，而是躲了，等舆论掀起高潮，结果辽宁省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很快被免职，朱文娜被跨省追捕案也就撤销了。其实，这里面有后台的就用后台，有智慧的就用智慧，能逃就逃，逃不了被抓也是难免的。
在中国，每年都会有一些记者被抓捕被判刑，这就是处在火山口上的中国媒体的生存状态。因为在中国，媒体不能代表民意，更不是第四种权力，而真正统治中国的就是政治权贵，权贵只要喉舌，只要工具，而不会要可以监督到自己头上的“新闻自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