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类似宪政，这对今天中国大陆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北洋时代有很多亮点值得我们首肯。
一、经济快速发展。翻开中国经济史书看看，竟然发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经济发展惊人，尤其是从1914年到1922年，虽然缺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经济增长速度一类的数据，但各行业、各年度的新增厂家数、新增资本数、新增利润数却往往高得吓人，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镀金时代”，为中国历史上所绝无仅有。虽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没有一本是不痛骂北洋军阀政府的，但说到那个时期的中国经济，仍然不得不说“资本主义有长足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等等。农村虽然有破败的迹象，并不是因为被迫失地，那主要是因为许多人跑到城里寻梦去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也没有什么降低，更不要说成千上万地饿死了。根据某党每天挂在嘴上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标准，仅此一点就证明了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府。
二、尊重自由、充满人性和宽容。在正统的中国近代历史教育中，最为不值得称道就是北洋政府。可是，就政府的人性而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北洋政府了。五四运动发生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之所以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
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情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既没有把责任推给军队，也没有把学生说成是暴徒或反革命动乱分子，而是顿足长叹。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惩处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没有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发配边疆，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在北洋军阀时期，人民还可以组织政党。正是因为宽容和人性的缘故，孙中山才得以多次起来革命。尽管在革命的炮声中，北洋政府失败了，可是，北洋政府对人民的宽容和人性足以让历代中国政府感到羞辱。
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孕育了革命的暴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革命者的残暴，而无视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道。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是中国历代政权之丰碑，很值得今天的政府学习和参照。
清华和北大的学术自由，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奠定的。其后，清华、北大就乏善可陈了。正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北大、清华在上个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了的辉煌学术自由，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因为北洋军阀的首领们毕竟受旧文化熏陶，远比以后的政府高官有涵养和人性。
北洋的历史是乱世的历史。袁世凯死去后，北洋军阀集团发生了分裂，各派系为了争夺政权，攻战不已。政坛更迭频繁，短短的13年，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六天,比今天的日本政府更替更频繁。连年的内战，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王朝的短暂，加上北洋军阀是国共北伐的共同敌人，自然也就不被历史看好。
可是，如果我们重读北洋的历史，就会发现，北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明的统治者。在近代历史上不仅对外关系处理较为稳妥，而且对内政开明，称得上乱世中的治世。
很多北洋人物多为世家出身。袁世凯本人就出身于河南大家族，为政到也比较平和。在执政的几年里，虽然有实行帝制的错误，也有杀害革命党领袖的嫌疑，但是，他对革命党一直比较宽容。北洋军阀时代的领导人，也多是出身于绅士大家，执政起来，一般比较不太残暴。
北洋军阀之所以实行让步政策，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言论自由、组党自由以及民间组织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北洋军阀的官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内心有所节制。
历史上，每个王朝开国，都要大肆杀人。而北洋历史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的“暴君”。虽然，袁世凯推行帝制，段祺瑞查封报社，曹琨贿选，但是，北洋军法依然没有使用传统的大开杀戒的统治术。北洋军阀时期，承袭了袁世凯的内政、外交，民间自由继续发展。五四运动胜利，就产生于北洋执政的时代。这是历代中国绝无仅有的事情。就民主和自由来讲：北洋军阀是人民最自由的时代，却是统治阶级最不自由的的时代。
从袁世凯下台，到五四运动，到“三.一八”惨案，政权一贯正确的神话被打破。在政府不义行为发生之后，也只有北洋军阀时期才能伸张正义。能让政权认错，这在北洋军阀时代是常有的事情。在此前此后，中国统治者很少能象北洋军阀政府一样，统治者敢于向被统治者让步。
当然，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也并非建立在自愿和自觉的人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强大的舆论监督和强大的民间力量制约之上的。反思北洋政府的气度，我们应该从新闻和权力制约入手。要想拥有一个宽容和人性的政府，没有权力和舆论的监督，都是一句空话。建立一个宽容和人性的政府，其实，不要急于学习西洋，只要学学北洋——开放党禁和报禁，用舆论和反对党来制约政权的滥用。
那时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也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一个志愿者的团体甚至一个政党就从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责政府的举措。工人们不顾饿肚子的威胁罢工以支持学运，既表明了初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也得益于资本家对自由的支持。
北洋军阀政府不但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与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蔡元培、鲁迅等人发着很高的工资。即使是在“五四”学运发生之后，即使是在“学运”出现了过激行为（如火烧私人住宅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不大像学运，有点像义和团）之后，军阀政府也没有用坦克、大炮来对付学生，反倒在压力下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北洋军阀政府的不敢蔑视民意，不是很清楚吗？
三、崇尚文化。北洋军阀是有文化的，尊师重教。说起尊师重教，最感人的首推四川军阀刘文辉了。1935年，40岁的刘文辉被大自己6岁的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康省主席。在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在那样一个有枪就是王的年代，刘文辉却十分重视教育，把非常紧张的经费向教育倾斜。在一次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后来，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记者还来到了义敦县，看到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一看牌子才知道，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义敦县政府。然而，从县长平和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满。好奇的孙明经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在刘文辉的治理下，荒蛮的西康由边地变为腹地。这就是军阀时代的教育。
吴佩孚是有文化的，吴对周易等古代经典颇有研究，也写了不少专著，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时称“儒帅”并不是溢美之词。吴与康有为、章太炎都交好，并说这两位高人死后，中国不再有文学之士了。他们俩弟子虽众，但都没有可以继承事业的了。有人问章太炎的弟子鲁迅怎么样，吴佩孚沉默半晌才说：“他是谁？没听说过。民国以来的书，俺是不读的。”不过后来到是有人对鲁迅推崇备至，而却说康有为找不到大同的路。他自己找到了吗？周舆博客却认为，康圣人写出了《大同书》却秘不示人，比那个盲目自大的人高明了不知有几千万倍！
冯玉祥本是大老粗，但酷爱学习，也非常敬重文化人。军阀张敬尧在湖南惹了不少祸，后被湘人赶走，旧主不收，只好去投奔冯玉祥。冯玉祥叫人将他拿下，厉数其罪，然后拿出《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说：听说您有学问，我也不好加害于你。这样吧，你要是能够熟读两部书，俺也不难为你，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冯玉祥前来“考试”，老张还真不含糊，当场居然真的背出了不少，冯玉祥一看，说声服了，立马放人。
曹锟也是个大老粗，但没有粗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地步，相反他很推崇文化人和专家。他做大总统时，其亲信想让自己的人做驻英公使，于是对外交部长顾维钧施压。曹锟闻信后就把自己的亲信叫来痛斥：“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由衷地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四、奠定中国外交现代化基础。北洋时期，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人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总之，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时代，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那是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文化和文明的时代，那是一个说真话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时代，那是一个可爱的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华民族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一、经济快速发展。翻开中国经济史书看看，竟然发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经济发展惊人，尤其是从1914年到1922年，虽然缺乏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经济增长速度一类的数据，但各行业、各年度的新增厂家数、新增资本数、新增利润数却往往高得吓人，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镀金时代”，为中国历史上所绝无仅有。虽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没有一本是不痛骂北洋军阀政府的，但说到那个时期的中国经济，仍然不得不说“资本主义有长足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等等。农村虽然有破败的迹象，并不是因为被迫失地，那主要是因为许多人跑到城里寻梦去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也没有什么降低，更不要说成千上万地饿死了。根据某党每天挂在嘴上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标准，仅此一点就证明了北洋军阀政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府。
二、尊重自由、充满人性和宽容。在正统的中国近代历史教育中，最为不值得称道就是北洋政府。可是，就政府的人性而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北洋政府了。五四运动发生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是中国历史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之所以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
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情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既没有把责任推给军队，也没有把学生说成是暴徒或反革命动乱分子，而是顿足长叹。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惩处凶手，抚恤死难者家属，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没有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发配边疆，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在北洋军阀时期，人民还可以组织政党。正是因为宽容和人性的缘故，孙中山才得以多次起来革命。尽管在革命的炮声中，北洋政府失败了，可是，北洋政府对人民的宽容和人性足以让历代中国政府感到羞辱。
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孕育了革命的暴君，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革命者的残暴，而无视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道。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是中国历代政权之丰碑，很值得今天的政府学习和参照。
清华和北大的学术自由，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奠定的。其后，清华、北大就乏善可陈了。正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北大、清华在上个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了的辉煌学术自由，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因为北洋军阀的首领们毕竟受旧文化熏陶，远比以后的政府高官有涵养和人性。
北洋的历史是乱世的历史。袁世凯死去后，北洋军阀集团发生了分裂，各派系为了争夺政权，攻战不已。政坛更迭频繁，短短的13年，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六天,比今天的日本政府更替更频繁。连年的内战，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王朝的短暂，加上北洋军阀是国共北伐的共同敌人，自然也就不被历史看好。
可是，如果我们重读北洋的历史，就会发现，北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明的统治者。在近代历史上不仅对外关系处理较为稳妥，而且对内政开明，称得上乱世中的治世。
很多北洋人物多为世家出身。袁世凯本人就出身于河南大家族，为政到也比较平和。在执政的几年里，虽然有实行帝制的错误，也有杀害革命党领袖的嫌疑，但是，他对革命党一直比较宽容。北洋军阀时代的领导人，也多是出身于绅士大家，执政起来，一般比较不太残暴。
北洋军阀之所以实行让步政策，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言论自由、组党自由以及民间组织的合法化；另一方面则是北洋军阀的官员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内心有所节制。
历史上，每个王朝开国，都要大肆杀人。而北洋历史上，却没有出现一个的“暴君”。虽然，袁世凯推行帝制，段祺瑞查封报社，曹琨贿选，但是，北洋军法依然没有使用传统的大开杀戒的统治术。北洋军阀时期，承袭了袁世凯的内政、外交，民间自由继续发展。五四运动胜利，就产生于北洋执政的时代。这是历代中国绝无仅有的事情。就民主和自由来讲：北洋军阀是人民最自由的时代，却是统治阶级最不自由的的时代。
从袁世凯下台，到五四运动，到“三.一八”惨案，政权一贯正确的神话被打破。在政府不义行为发生之后，也只有北洋军阀时期才能伸张正义。能让政权认错，这在北洋军阀时代是常有的事情。在此前此后，中国统治者很少能象北洋军阀政府一样，统治者敢于向被统治者让步。
当然，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也并非建立在自愿和自觉的人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强大的舆论监督和强大的民间力量制约之上的。反思北洋政府的气度，我们应该从新闻和权力制约入手。要想拥有一个宽容和人性的政府，没有权力和舆论的监督，都是一句空话。建立一个宽容和人性的政府，其实，不要急于学习西洋，只要学学北洋——开放党禁和报禁，用舆论和反对党来制约政权的滥用。
那时公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也是中国大陆历史上最充分的。随便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一种报刊、一个志愿者的团体甚至一个政党就从此产生了。各种学说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社会上自由地流播并进行实验，科学文化事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繁荣。民气非常旺盛，就连“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也普遍地自愿组织成商会，动不动就发通电指责政府的举措。工人们不顾饿肚子的威胁罢工以支持学运，既表明了初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也得益于资本家对自由的支持。
北洋军阀政府不但极少查禁民间的各种结社与言论，而且还给导致民气大振的新文化运动旗手蔡元培、鲁迅等人发着很高的工资。即使是在“五四”学运发生之后，即使是在“学运”出现了过激行为（如火烧私人住宅就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不大像学运，有点像义和团）之后，军阀政府也没有用坦克、大炮来对付学生，反倒在压力下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北洋军阀政府的不敢蔑视民意，不是很清楚吗？
三、崇尚文化。北洋军阀是有文化的，尊师重教。说起尊师重教，最感人的首推四川军阀刘文辉了。1935年，40岁的刘文辉被大自己6岁的侄子刘湘逐出成都，落草雅安，出任西康建省委员会主任，1939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康省主席。在这样一个荒蛮之地，在那样一个有枪就是王的年代，刘文辉却十分重视教育，把非常紧张的经费向教育倾斜。在一次演讲中，他语重心长地对国立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学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们国家很需要你们，你们是我们国家的后起之秀。特别是我们这个康定、康巴地区文化素质比较差，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习，把你们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们的知识提高，将来为这个康巴做点贡献。”为了表示对刘文辉的响应，当时的巴安县县长赵国泰就曾放下繁忙的公务，亲自到当地小学代课教书，当起了国语老师。他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刘文辉治下的西康省，重视教育早已成为自上而下、实实在在的行动。后来，摄影师孙明经在西康省考察时发现，当地的学校校舍大都宽敞明亮，学生衣着整齐，令人耳目一新。记者还来到了义敦县，看到一座用石头砌起来的低矮平房，破败不堪，由于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不得不用树桩支撑起来。一看牌子才知道，这便是堂堂的西康省义敦县政府。然而，从县长平和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他的抱怨和不满。好奇的孙明经问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回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在刘文辉的治理下，荒蛮的西康由边地变为腹地。这就是军阀时代的教育。
吴佩孚是有文化的，吴对周易等古代经典颇有研究，也写了不少专著，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时称“儒帅”并不是溢美之词。吴与康有为、章太炎都交好，并说这两位高人死后，中国不再有文学之士了。他们俩弟子虽众，但都没有可以继承事业的了。有人问章太炎的弟子鲁迅怎么样，吴佩孚沉默半晌才说：“他是谁？没听说过。民国以来的书，俺是不读的。”不过后来到是有人对鲁迅推崇备至，而却说康有为找不到大同的路。他自己找到了吗？周舆博客却认为，康圣人写出了《大同书》却秘不示人，比那个盲目自大的人高明了不知有几千万倍！
冯玉祥本是大老粗，但酷爱学习，也非常敬重文化人。军阀张敬尧在湖南惹了不少祸，后被湘人赶走，旧主不收，只好去投奔冯玉祥。冯玉祥叫人将他拿下，厉数其罪，然后拿出《新旧约》和《三民主义》两部巨著说：听说您有学问，我也不好加害于你。这样吧，你要是能够熟读两部书，俺也不难为你，便放你走。两个月后，冯玉祥前来“考试”，老张还真不含糊，当场居然真的背出了不少，冯玉祥一看，说声服了，立马放人。
曹锟也是个大老粗，但没有粗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地步，相反他很推崇文化人和专家。他做大总统时，其亲信想让自己的人做驻英公使，于是对外交部长顾维钧施压。曹锟闻信后就把自己的亲信叫来痛斥：“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回忆录里由衷地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四、奠定中国外交现代化基础。北洋时期，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人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总之，那是一个多元的时代，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时代，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那是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那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那是一个崇尚文化和文明的时代，那是一个说真话的时代，那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时代，那是一个可爱的时代，那是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那是一个中华民族即将获得振兴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