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快速展开，由此进入中共当局与民营企业的蜜月期。然而，胡温党政以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企强势反弹，民企备受压制，中国经济表面上继续高速发展，但内在活动荡然无存。到了习近平执掌政权，他看到民营企业与公民社会之间斩不断的联系，故而决心对民营企业家痛下杀手，尤其是那些“踩过线”的、“妄谈国事”的人物，如薛蛮子和王功权。政治评论家陈子明在《中共为何剑指民营企业家》一文中指出：“薄熙来‘唱红打黑’丝毫没有被清算，全国‘亮剑’行动却又指向投资网络的民营企业家，这不但是新一轮对政治表达的残暴镇压，也是对民营企业的无情摧残。”他的结论是：只要当局选择了对公民社会“亮剑”这条路，就必然进入恶性循环——越是打压民营企业家，越是加速民营企业家的离心离德。这是一条死胡同，一条不归路。而在这样的高压之下，那些“过于聪明”的民营企业家们，纷纷选择站队，绝大多数都站在当权者一边，如此才能换来安全，换来在人肉宴席上分享残羹冷炙的席位。
黄光裕比刘晓波安全吗？
中共对民营企业家的打压，以黄光裕为开端。黄光裕与刘晓波在相近的时间里失去了自由，而且一开始是被非法手段剥夺了自由。黄光裕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被北京警方带走，随后以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对其监视居住；一周以后，以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刑事拘留。黄光裕一案，牵扯出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侦查局局长和副局长等一系列高官。黄光裕出事，政商两界的许多知情人早已在意料之中：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中国的富豪榜上那些腰缠万贯的名流们，哪个的财富是干干净净的呢？两年以后，黄光裕被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等，三罪并罚，判处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罚金六亿元，没收财产两亿元。
而刘晓波是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世界人权日前夕，因为参与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而被警察带走，刚开始警察口头宣布刑事居留，后来又口头告诉家人为监视居住。到了二零一零年圣诞节，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一年的重刑。《零八宪章》是“六四”之后中国人发出的追求民主自由的最强音，为未来中国实现宪政共和勾画出了可以操作的蓝图。当局对此惊慌失措，拘押并重判刘晓波，企图以此维持稳定、实现和谐。
黄光裕与刘晓波，这两个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前者是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位居首富时间最长的大老板，后者是靠写作维持生活的中国异议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前者被公众视为空手套白狼、违规贷款、一夜暴富的奸商的典型，后者则是自“六四”以来二十年如一日地批判专制制度的“中国的脊梁”。然而，不管是与狼共舞的黄光裕，还是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相的刘晓波，这两个人在中国都不安全。
黄光裕失去自由已经几个月了，侦办方不接受媒体访问，不透露任何案件的细节。黄光裕的妻子和兄弟等人也被带走调查，而他本人被关押在何处，乃是“国家机密”。律师是否见到他，也无人知晓。一个曾经叱诧风云的人物，就这样人间蒸发，纵有亿万家财，亦买不到基本人权。而刘晓波在“失踪”的几个月里，被安排与妻子会见了两次，他究竟被关押在何处、被冠以什么罪名、是哪个部门在办案等，连安排会面的北京警方的官员亦一无所知。著名人权律师莫少平给北京市公安局发去律师函，居然被退回，理由是“上面怎么处理此案，我们还没有接到命令”。
如果说黄光裕被查在某种程度上是“罪有应得”，那么刘晓波则是在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受难；但是，在捍卫基本人权的意义上，我们既要为刘晓波这样的“义人”呼吁，也要为黄光裕这样的“坏人”呼吁。
中共政权太强大了，强大到可以蔑视宪法和法律的程度，强大到可以践踏人权和舆论的程度，甭管你是超级富豪，还是知识分子领袖，要你消失，你就消失，要你沉默，你就沉默，这哪里是依法治国，这分明就是一个最大的黑社会。
万隆万岁，双汇不倒
深陷瘦肉精丑闻的双汇集团，在其总部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召开万人职工“誓师大会”。根据公关公司的策划，会上有一个环节是双汇董事长万隆鞠躬道歉——道歉的对象却一个也不在场。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董事长刚刚道完歉，大会便安排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作“即兴”发言。多位经销商表示对双汇充满信心，一位来自辽宁的经销商竟然高喊“双汇万岁，万隆万岁”。
被誉为“中国的屠夫长”的七十一岁的万隆，虽然姓万，但绝不可能万岁。比万隆厉害千百倍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尽管全国人民异口同声地祝愿其“万寿无疆”，但还是驾崩了。直到今天，毛泽东的尸体还在曝光展出，可谓死无葬身之地。万隆难道想成为毛泽东第二吗？万隆在会上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不会成为下一个三鹿！”
但是，消费者可不这样看。有网友评论说：“双汇不倒，三鹿不服。”还有网友斥责说：“按说，双汇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了，其掌门人怎么还在接受山呼万岁？”
中国的许多企业家都崇尚独裁、精通权术，以“小毛泽东”自居。比如华为的任正非，巨人的史玉柱，管理企业如同管理军队般冷酷无情。他们对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嗤之以鼻，他们深知，在中国这片特殊的土地上，毛泽东的那一套厚黑之术最管用。当过铁道兵的万隆，亦是其中之一。
公关公司将双汇的万人职工大会包装成“道歉大会”，但公众感觉不到其道歉的诚意。有分析人士质疑说：“大会竟然没有消费者代表参加，也没提购买了问题产品的消费者该怎么办。”而在大会上所说的“生死攸关”，其焦点不是吃了含瘦肉精的双汇食品的消费者的生命健康，而是双汇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在此次大会上，万隆披露说，双汇在瘦肉精事件中的损失达一百二十一亿元。他还特意强调说，三月份减少各类税收八千五百万元，给地方财政也造成一定影响。言下之意是：我们的利益跟地方政府的利益乃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此危难关头，地方政府岂能袖手旁观！而万隆聚集万名职工开大会，也隐然有向地方政府示威之意：如果双汇垮了，这上万名职工失业了，看你们怎么办？
地方政府视税收为生命，更坚信“稳定压倒一切”，当然不愿双汇倒掉。中央政府通过六千多亿的维稳预算，却不愿将其中的零头用于食品安全方面的防微杜渐，这才酿成一个接一个夺命的食品安全危机，所以他们也不愿打自己的耳光，让作为国企“长子”的双汇关门大吉。由此看来，万隆的“自信力”还是有来头的。他才不管三鹿服不服呢。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正如国歌所唱，让“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政府及有关监管部门缺位的时候，唯有靠民众自救，如果消费者都拒绝购买双汇的产品，双汇和万隆还能万岁吗？
是当代活雷锋，还是企业界的薄熙来？
一个薄熙来倒下了，还有更多的薄熙来站起来。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南京黄埔防灾减灾中心热闹非凡，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身穿雷锋装，戴着红星帽、红领巾，戴毛泽东像章，浩浩荡荡踏着正步，前往大广场献血、植树。
组织此次活动的是一向高调的企业家陈光标。他亲自带领千人齐唱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大喊三次口号：“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中国好人。”他的父母也从家乡赶来，与儿子一起登台唱歌朗诵。陈光标对媒体说：“愚人节我们没有说谎而在行动。我要用雷锋精神推动八零后、九零后，助他们成功。”
陈光标在微博上号召百万粉丝学雷锋，并承诺免给到现场的每人发放一套雷锋装。陈光标的这一做法，跟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如出一辙。道德高调加小恩小惠，对价值真空中的民众，有立竿见影之麻醉功效。
耐人寻味的是，中共当局向来对网民聚集如临大敌、严防死守，此次却对如此大型的民间活动网开一面。二零一零年十月，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之后，区区一、二十人聚在一起“饭醉”，都遭到国保警察之驱散乃至抓捕。而在“茉莉花风潮”的时候，只是在网上转了几条微博的作家冉云飞，就被抓捕并关押半年之久。可见，网络言论自由日渐蹇逼，将网络上有限的自由拓展到现实生活中更是难于上青天。那么，为什么陈光标可以自由自在地召集上千人，当局偏偏不闻不问呢？
因为陈光标的做法符合中共当局“学雷锋”之号召。以“当代活雷锋”自居的陈光标，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五十周年纪念日，身着雷锋范儿军装接受“搜狐网”访谈时称：“我和雷锋的最大差距是缺少毛主席题词。”这是向党效忠的贴心话。当局当然喜欢听，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是毛的好孩子。他们一边收拾敢于“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诸侯薄熙来，一边继续推行全国范围的“唱红打黑”。
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与薄熙来之间的缠斗，并不是路线斗争，而是权力斗争。双方分享的是同一种意识形态和精神资源。当局拿下薄熙来之后，拿出来的拯救世道人心的策略，又是“学雷锋”，不脱毛时代之本色。雷锋若不是死于非命，习近平必定会任命其为宣传部长或文化部长。
但是，雷锋救不了中共这艘行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政论家胡平指出，党国总是以父母老师自居，总是把人民当小孩子，要大家听党的话，听领袖的话。雷锋都二十多岁了，可是他口口声声还在说“听话”，可见他的道德发展水平还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这分明是很幼稚，很不成熟的，怎么还能算道德楷模呢？而九零后的大学生刘一舟评论说：“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原旨意识形态体系自身不断调整的情况下，道德话语也配合调整。但在意识形态体系本身都已经是泥菩萨过河的情况下，道德话语体系想求自保也已经很难了。我们可以看到官方最近的努力，比如‘八荣八耻’的提出，已经基本不起任何教化的作用。”
让人民众都成为雷锋，成为心智欠缺的孩子，对统治者来说，就好管理了。这正是中共当局的小算盘。陈光标摸透了独裁者的心思意念，故而大胆地召集民众学雷锋。陈光标不是一个本分的商人，他想成为商界的薄熙来，祝他早日与薄熙来同居一室、握手言欢。
马云要步马力之后尘？
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公司创办人马云在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公开为邓小平“六四”屠杀的决策辩护，由此触犯众怒，被网民赠与“马小平”之芳名。
马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你在这个当口上，好像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
连邓小平本人生前都不敢将“六四”屠杀视为其丰功伟业，其官方悼词中语焉不详；李鹏、陈希同等当事人更是纷纷在海外出书，竭力撇清罪责。那么，马云的这番话，难道是公开表明他有要做“邓小平第二”的政治野心？
恐怕马云有此贼心而无此贼胆。此时此刻，马云突然主动对“六四”问题表态，是向当局缴纳一张大大的“投名状”，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受湖南商人曾成杰被秘密处死事件的刺激。马云与以“非法集资”入罪的曾成杰都是商人，表面上风光显赫，内里的恐惧战兢只有自己知道。在红朝当商人，哪怕你富可敌国，亦如履薄冰、杯弓蛇影。富豪榜成为催命榜，关在狱中黄光裕，就是马云的前车之鉴。
所以，马云用这个办法来表忠心。殊不知，这一来给主子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在商场纵横捭阖、无往不胜的马云，一旦涉足政治领域，立即成了幼稚园中无知的孩童。本来想诚惶诚恐地拍马屁，未曾想到一下子拍到马腿上，一定会被高头大马踢个鼻青脸肿。
马云此举，跟当年的香港地下党领袖马力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年，香港民建联党魁马力对媒体说，“六四”中不可能有学生被坦克车辗成肉饼，「找一头猪来测试一下便知道能否变成「肉饼」了」。学运领袖王丹在网上「建议」马力躺到坦克车下面，如果没有变成肉饼，他会向马力道歉。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快速展开，由此进入中共当局与民营企业的蜜月期。然而，胡温党政以后，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企强势反弹，民企备受压制，中国经济表面上继续高速发展，但内在活动荡然无存。到了习近平执掌政权，他看到民营企业与公民社会之间斩不断的联系，故而决心对民营企业家痛下杀手，尤其是那些“踩过线”的、“妄谈国事”的人物，如薛蛮子和王功权。政治评论家陈子明在《中共为何剑指民营企业家》一文中指出：“薄熙来‘唱红打黑’丝毫没有被清算，全国‘亮剑’行动却又指向投资网络的民营企业家，这不但是新一轮对政治表达的残暴镇压，也是对民营企业的无情摧残。”他的结论是：只要当局选择了对公民社会“亮剑”这条路，就必然进入恶性循环——越是打压民营企业家，越是加速民营企业家的离心离德。这是一条死胡同，一条不归路。而在这样的高压之下，那些“过于聪明”的民营企业家们，纷纷选择站队，绝大多数都站在当权者一边，如此才能换来安全，换来在人肉宴席上分享残羹冷炙的席位。
黄光裕比刘晓波安全吗？
中共对民营企业家的打压，以黄光裕为开端。黄光裕与刘晓波在相近的时间里失去了自由，而且一开始是被非法手段剥夺了自由。黄光裕在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九日被北京警方带走，随后以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对其监视居住；一周以后，以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刑事拘留。黄光裕一案，牵扯出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侦查局局长和副局长等一系列高官。黄光裕出事，政商两界的许多知情人早已在意料之中：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中国的富豪榜上那些腰缠万贯的名流们，哪个的财富是干干净净的呢？两年以后，黄光裕被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等，三罪并罚，判处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罚金六亿元，没收财产两亿元。
而刘晓波是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世界人权日前夕，因为参与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而被警察带走，刚开始警察口头宣布刑事居留，后来又口头告诉家人为监视居住。到了二零一零年圣诞节，刘晓波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十一年的重刑。《零八宪章》是“六四”之后中国人发出的追求民主自由的最强音，为未来中国实现宪政共和勾画出了可以操作的蓝图。当局对此惊慌失措，拘押并重判刘晓波，企图以此维持稳定、实现和谐。
黄光裕与刘晓波，这两个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前者是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位居首富时间最长的大老板，后者是靠写作维持生活的中国异议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前者被公众视为空手套白狼、违规贷款、一夜暴富的奸商的典型，后者则是自“六四”以来二十年如一日地批判专制制度的“中国的脊梁”。然而，不管是与狼共舞的黄光裕，还是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真相的刘晓波，这两个人在中国都不安全。
黄光裕失去自由已经几个月了，侦办方不接受媒体访问，不透露任何案件的细节。黄光裕的妻子和兄弟等人也被带走调查，而他本人被关押在何处，乃是“国家机密”。律师是否见到他，也无人知晓。一个曾经叱诧风云的人物，就这样人间蒸发，纵有亿万家财，亦买不到基本人权。而刘晓波在“失踪”的几个月里，被安排与妻子会见了两次，他究竟被关押在何处、被冠以什么罪名、是哪个部门在办案等，连安排会面的北京警方的官员亦一无所知。著名人权律师莫少平给北京市公安局发去律师函，居然被退回，理由是“上面怎么处理此案，我们还没有接到命令”。
如果说黄光裕被查在某种程度上是“罪有应得”，那么刘晓波则是在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受难；但是，在捍卫基本人权的意义上，我们既要为刘晓波这样的“义人”呼吁，也要为黄光裕这样的“坏人”呼吁。
中共政权太强大了，强大到可以蔑视宪法和法律的程度，强大到可以践踏人权和舆论的程度，甭管你是超级富豪，还是知识分子领袖，要你消失，你就消失，要你沉默，你就沉默，这哪里是依法治国，这分明就是一个最大的黑社会。
万隆万岁，双汇不倒
深陷瘦肉精丑闻的双汇集团，在其总部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召开万人职工“誓师大会”。根据公关公司的策划，会上有一个环节是双汇董事长万隆鞠躬道歉——道歉的对象却一个也不在场。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董事长刚刚道完歉，大会便安排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作“即兴”发言。多位经销商表示对双汇充满信心，一位来自辽宁的经销商竟然高喊“双汇万岁，万隆万岁”。
被誉为“中国的屠夫长”的七十一岁的万隆，虽然姓万，但绝不可能万岁。比万隆厉害千百倍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尽管全国人民异口同声地祝愿其“万寿无疆”，但还是驾崩了。直到今天，毛泽东的尸体还在曝光展出，可谓死无葬身之地。万隆难道想成为毛泽东第二吗？万隆在会上信誓旦旦地说：“我们不会成为下一个三鹿！”
但是，消费者可不这样看。有网友评论说：“双汇不倒，三鹿不服。”还有网友斥责说：“按说，双汇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了，其掌门人怎么还在接受山呼万岁？”
中国的许多企业家都崇尚独裁、精通权术，以“小毛泽东”自居。比如华为的任正非，巨人的史玉柱，管理企业如同管理军队般冷酷无情。他们对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嗤之以鼻，他们深知，在中国这片特殊的土地上，毛泽东的那一套厚黑之术最管用。当过铁道兵的万隆，亦是其中之一。
公关公司将双汇的万人职工大会包装成“道歉大会”，但公众感觉不到其道歉的诚意。有分析人士质疑说：“大会竟然没有消费者代表参加，也没提购买了问题产品的消费者该怎么办。”而在大会上所说的“生死攸关”，其焦点不是吃了含瘦肉精的双汇食品的消费者的生命健康，而是双汇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在此次大会上，万隆披露说，双汇在瘦肉精事件中的损失达一百二十一亿元。他还特意强调说，三月份减少各类税收八千五百万元，给地方财政也造成一定影响。言下之意是：我们的利益跟地方政府的利益乃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此危难关头，地方政府岂能袖手旁观！而万隆聚集万名职工开大会，也隐然有向地方政府示威之意：如果双汇垮了，这上万名职工失业了，看你们怎么办？
地方政府视税收为生命，更坚信“稳定压倒一切”，当然不愿双汇倒掉。中央政府通过六千多亿的维稳预算，却不愿将其中的零头用于食品安全方面的防微杜渐，这才酿成一个接一个夺命的食品安全危机，所以他们也不愿打自己的耳光，让作为国企“长子”的双汇关门大吉。由此看来，万隆的“自信力”还是有来头的。他才不管三鹿服不服呢。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正如国歌所唱，让“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政府及有关监管部门缺位的时候，唯有靠民众自救，如果消费者都拒绝购买双汇的产品，双汇和万隆还能万岁吗？
是当代活雷锋，还是企业界的薄熙来？
一个薄熙来倒下了，还有更多的薄熙来站起来。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南京黄埔防灾减灾中心热闹非凡，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网民身穿雷锋装，戴着红星帽、红领巾，戴毛泽东像章，浩浩荡荡踏着正步，前往大广场献血、植树。
组织此次活动的是一向高调的企业家陈光标。他亲自带领千人齐唱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大喊三次口号：“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中国好人。”他的父母也从家乡赶来，与儿子一起登台唱歌朗诵。陈光标对媒体说：“愚人节我们没有说谎而在行动。我要用雷锋精神推动八零后、九零后，助他们成功。”
陈光标在微博上号召百万粉丝学雷锋，并承诺免给到现场的每人发放一套雷锋装。陈光标的这一做法，跟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如出一辙。道德高调加小恩小惠，对价值真空中的民众，有立竿见影之麻醉功效。
耐人寻味的是，中共当局向来对网民聚集如临大敌、严防死守，此次却对如此大型的民间活动网开一面。二零一零年十月，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之后，区区一、二十人聚在一起“饭醉”，都遭到国保警察之驱散乃至抓捕。而在“茉莉花风潮”的时候，只是在网上转了几条微博的作家冉云飞，就被抓捕并关押半年之久。可见，网络言论自由日渐蹇逼，将网络上有限的自由拓展到现实生活中更是难于上青天。那么，为什么陈光标可以自由自在地召集上千人，当局偏偏不闻不问呢？
因为陈光标的做法符合中共当局“学雷锋”之号召。以“当代活雷锋”自居的陈光标，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五十周年纪念日，身着雷锋范儿军装接受“搜狐网”访谈时称：“我和雷锋的最大差距是缺少毛主席题词。”这是向党效忠的贴心话。当局当然喜欢听，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是毛的好孩子。他们一边收拾敢于“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诸侯薄熙来，一边继续推行全国范围的“唱红打黑”。
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与薄熙来之间的缠斗，并不是路线斗争，而是权力斗争。双方分享的是同一种意识形态和精神资源。当局拿下薄熙来之后，拿出来的拯救世道人心的策略，又是“学雷锋”，不脱毛时代之本色。雷锋若不是死于非命，习近平必定会任命其为宣传部长或文化部长。
但是，雷锋救不了中共这艘行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政论家胡平指出，党国总是以父母老师自居，总是把人民当小孩子，要大家听党的话，听领袖的话。雷锋都二十多岁了，可是他口口声声还在说“听话”，可见他的道德发展水平还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这分明是很幼稚，很不成熟的，怎么还能算道德楷模呢？而九零后的大学生刘一舟评论说：“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原旨意识形态体系自身不断调整的情况下，道德话语也配合调整。但在意识形态体系本身都已经是泥菩萨过河的情况下，道德话语体系想求自保也已经很难了。我们可以看到官方最近的努力，比如‘八荣八耻’的提出，已经基本不起任何教化的作用。”
让人民众都成为雷锋，成为心智欠缺的孩子，对统治者来说，就好管理了。这正是中共当局的小算盘。陈光标摸透了独裁者的心思意念，故而大胆地召集民众学雷锋。陈光标不是一个本分的商人，他想成为商界的薄熙来，祝他早日与薄熙来同居一室、握手言欢。
马云要步马力之后尘？
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公司创办人马云在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公开为邓小平“六四”屠杀的决策辩护，由此触犯众怒，被网民赠与“马小平”之芳名。
马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你在这个当口上，好像邓小平在六四当中，他作为国家最高的决策者，他要稳定，他必须要做这些残酷的决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任何时候，一个领导者是必须要做这样的决定。”
连邓小平本人生前都不敢将“六四”屠杀视为其丰功伟业，其官方悼词中语焉不详；李鹏、陈希同等当事人更是纷纷在海外出书，竭力撇清罪责。那么，马云的这番话，难道是公开表明他有要做“邓小平第二”的政治野心？
恐怕马云有此贼心而无此贼胆。此时此刻，马云突然主动对“六四”问题表态，是向当局缴纳一张大大的“投名状”，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受湖南商人曾成杰被秘密处死事件的刺激。马云与以“非法集资”入罪的曾成杰都是商人，表面上风光显赫，内里的恐惧战兢只有自己知道。在红朝当商人，哪怕你富可敌国，亦如履薄冰、杯弓蛇影。富豪榜成为催命榜，关在狱中黄光裕，就是马云的前车之鉴。
所以，马云用这个办法来表忠心。殊不知，这一来给主子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在商场纵横捭阖、无往不胜的马云，一旦涉足政治领域，立即成了幼稚园中无知的孩童。本来想诚惶诚恐地拍马屁，未曾想到一下子拍到马腿上，一定会被高头大马踢个鼻青脸肿。
马云此举，跟当年的香港地下党领袖马力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年，香港民建联党魁马力对媒体说，“六四”中不可能有学生被坦克车辗成肉饼，「找一头猪来测试一下便知道能否变成「肉饼」了」。学运领袖王丹在网上「建议」马力躺到坦克车下面，如果没有变成肉饼，他会向马力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