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敌人”意识的源流及其危害
纵观人类历史，将社会矛盾置于“敌我二元”思维模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历史条件及人类认识的局限，在资源与人口矛盾的冲突中，一些人顽固坚持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等就是处于为生存的敌我争斗中，你死我活是矛盾的持久斗争状态，这是自然演进下形成的自然型敌我意识；其二、囿于历史与自然的双重局限，在意识形态教化的阶级斗争历史法则与民族优秀自然法则的逻辑推演中，使阶级的先进与落后和民族的优秀与低劣成为敌我二元，上升到理论信仰的高度，而顽固主导一些人以此分析一切社会问题，进而将一切社会冲突归咎于敌人的阴谋，敌对势力的作祟，即阶级斗争（或民族优秀）教化下形成的灌输型敌我意识；其三、有一些人在理性认识上虽然已经放弃了敌我二元思维，但由于现实利益的驱使与人性软弱的缘故，他们明明知道许多社会问题并非敌我矛盾，仍屈从于权力或利益的需要而坚持用敌我言词来解说社会的各种冲突，即功利型敌我意识；其四、为了个体、部门、组织或集团的利益，无视事物本质，扭曲社会矛盾，人为制造社会敌我二元对抗现象，以达到对外恐吓与对内整合之目的，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人为制造敌人的行径，一则以证明自身信奉理论的正确与逻辑的自洽，再则为现实制度的存在与延续寻得依据，为自身的合法性寻求支持，这种敌人意识就是主动造敌型的敌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一方面是需要消灭的对象，同时又成为统治者及其制度得以延续的重要借口。当“敌人”成为一种制度性需要时，社会就完全沦陷在逆天背理，拐离常识，颠倒是非，混淆善恶，无视法纪的野蛮、原始状态，我们可以将这种状态称为人类社会的返祖现象。本文将重点讨论后面这种依赖“敌人”的现象。
1、何谓“敌人”
百度百科解释“敌人”为：1）企图使某人或某事受到损害，或企图推翻使某人某事遭到失败的人；2）互相仇恨而敌对的人或敌对的方面。维基百科解释为：（简称敌）是一群人对立场与自己敌对的另一群人的称呼。敌人是相对的，敌对双方都可以称对方为敌人；敌人的反义词是我方、友方。由这些解释可以看到，敌人就是威胁、危害一方之存在与发展的另一方。
“敌人”一词内含着主观意识与客观行动两方面。主观意识上的“敌人”，缘起于恐惧，恐惧源自权利已经被侵害的记忆，或正在受到侵害的痛感，或可能面临侵害的威胁。由于对可能威胁的预测，难免有错判与假想的成份。所以敌人就有根据过去与现在的事实而真正判定存在的敌人与主观认识上的可能的敌人。但不管是真正的敌人而或可能的敌人，一旦某人或某团体产生了这种敌人意识，就会表现出相应的态度，从而与被认定的敌人形成一种对抗。当这种对抗进一步转化成现实的行动时，就是一方以阻止或消灭另一方作为解除“敌人”恐惧的条件。这就从主观的敌人意识走到现实的客观对抗与谋求消除或规避敌人的行动上。
“敌人”的存在与区划，从心理意义上会产生两个直接后果：其一、凝聚自我。因为有“敌人”的威胁，故有“我”存在、发展的困扰，要克服这种困扰就得自我团结，同仇敌忾，就得搁置内部分歧、争议及利益矛盾而一致对外，就是有内部讲团结、顾大局、求和谐，内部在一些问题上互相作出小的牺牲与让步，以维系团体力量，增强对敌人能力。所以“敌人”的存在是自我力量的强化剂；其二、威胁、打击“敌人”。敌人固然是自我存在、发展的威胁，同时敌对区划后，“敌人”自身也必受到我方的威胁，尤其在自我强势与主动情况下，对“敌人”的区划与定性就必给敌方造成极大威慑力，形成恐吓、打击“敌人”的强大态势。从社会角度而言，“敌对”的存在会促使社会产生强力依赖与强力崇拜，形成高度集权、高度统一的军事化暴力应对管理机制，从而为极权专制打下社会基础。
2、极权社会下的“敌人”
应该承认，极权主义的两个典型——斯大林时期的苏共政权与德国纳粹政权都是人类在二十世纪初探求解决深层困扰人类问题路径的一种尝试。它们是在自然资源有限的难题中与在自由经济发展却带来世界动荡甚至灾难的困扰下，以社会领域的阶级斗争学说与自然领域的生物进化学说为理论，信奉先进阶级与优秀民族应该统治世界，通过高度集权下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来结束世界私有制与自由市场经济混乱、无序的竞争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即先进阶级——无产阶级肩负着消灭其他一切阶级最终解放全人类的使命，而日耳曼民族肩负消灭犹太人及其他“劣等”民族的使命。在这种先进阶级或优秀民族的使命面前，其他阶级或民族自然成为完成使命的“敌人”，这样整个社会就被简单划分成肩负历史使命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与阻碍先进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敌对”阶级——资产阶级，或者肩负历史使命的优秀民族——日耳曼民族，与阻碍优秀民族实现历史使命的其他“敌人”——犹太人等“劣等”民族。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完全被扔进和受制于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这是为了加速它的运动；于是根据它的内在法则，他们只能做杀人者或者被害者。这个过程可以决定谁可以在今天做杀人者，清除种族与个人、垂死阶级的成员和没落民族，而明天他们自己也成为牺牲品。极权统治在指导它的臣民的行为时，所需要的是只是准备将每一个人同等地归人杀人者角色和被害者角色。这种两面的准备，取代了行动原则的，是意识形态”。（《极权主义起源》）因此，极权主义需要不断产生敌人，需要在对“敌人”的惩罚中来推进社会的进步，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随时可能成为这种“敌人”以推动历史的需要。在极权社会“你要么是犯了罪，要么响应党的召唤，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
极权主义在历经数十年实践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可谓罄竹难书，导致这种灾难的原因固然很多，而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以人为敌”，即将同类视作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敌人”，在假借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的意识形态支持下，凭借掌控的国家权力，对人类有计划进行灭绝、清除。从各极权社会已经展示在世人面前的灾难来看，被以“敌人”的名义从肉体上灭绝的不仅仅是落后阶级（或劣等民族），那些先进阶级（或优秀民族）也没能幸免于外。
据维基百科统计，在主要由纳粹德国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或间接死于战争的人数约为7000万。而在阶级斗争学说支持下的共产主义极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也极为深重，仅从现已陆续公布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即柬埔寨共产党）短短数年的统治中就可见一斑。1975年到1979年的短短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柬埔寨就有20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因迫害、屠杀、劳累、饥饿等而死于非命。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或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就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其中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S—21杀戮场,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两万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红色高棉的恐怖执政》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5/02/content_8049776.htm）
至于苏共统治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大饥荒、大清洗与劳改集中营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更是触目惊心。1936年斯大林发起了全国大清洗运动，在大清洗中，当年列宁在遗嘱中提到的六位苏共创始人，除了斯大林本人之外，其余五位全部被判处死刑（包括被流放海外而缺席审判的托洛茨基）。大清洗期间，有数百万人被逮捕、枪决、判刑、流放，损失最为惨重的是苏联军队，有四万多名红军军官被清洗，大概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五名元帅中三人被枪决，集团军15名将军只有一人幸免，67名军长中60人被处决；苏共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里有83人被逮捕甚至处决。从1929年到1953年，苏联共有1400万人被送入劳改营，还有六七百万人被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另有四五百万人被送入在看管期限三年以下的劳动教养基地。根据一项档案研究，从1934年到1953年共有一百多万人死在“古拉格”，这还不包括因服苦役期间所受虐待而在劳改期满后死亡的人。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独裁的25年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这一时期内有420万人被镇压。另据俄国历史学家统计认为，斯大林镇压人数的下限是2,200万（俄国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统计） ，上限是6,600万（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库尔干诺夫统计）。 （王康：《十月革命90年——救赎、悲剧与启示》南方周末2007-11-07 http://www.infzm.com/content/6149）
以阶级斗争说鼓动的极权主义实践究竟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灾难，现在由于各种原因还远没有得到精确统计，据199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80周年之际法国出版的厚达800多页的巨著《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记载，共产极权所在国家以及发生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革命运动，共导致了一亿左右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苏联2000万，中国650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拉美15万，等等。上述数字还只是保守的估计，因为许多国家的档案材料尚未公开。
从这一组组淌着鲜血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被划分为“敌我”后的血腥后果，受伤害的不仅仅是最初的“敌人”，作为先进阶级中的先锋队及其领袖都最终难逃被作为“敌人”清除的命运，如苏联三名被枪决的元帅，被处死的五名苏共创始人，中国的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等。在这种群体性被划分为“敌我”的意识形态下，任何“我”在没有最高权力的保护下都随时面临被“敌人化”的危险。这样一来，极权社会最终就成了除最高权力统治者为“我”之外的所有人皆为“敌人”的社会。从极权社会的历史可以看出，极权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最终都走向了视天下人为“敌”的局面，他们不仅屠杀“落后阶级”与“劣等民族”，也同样屠杀身边那些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甚至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放过。
3、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敌我”转换
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统治权的民主革命时期及夺得大陆统治权后的三十年中，因为坚持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在“敌对思维”的支配下，经历了无数劫难，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洒满鲜血的“敌我”斗争之路，是一条不断消灭“敌人”又不断制造“敌人”之路。其中波及全国，祸及全军、全党、全民的大规模的针对“敌人”的镇压运动就有：苏区肃反运动、延安整风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
（1）肃反运动。发生于1930年至1935年的中共苏区的肃反运动，主要任务是清理苏区（尤其是红军中）的“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等，在此过程中究竟有多少红军干部、战士被杀，至今没有准确统计，但从一些当年亲历的将军回忆录中可见一斑。据徐海东回忆：1932年10月到1934年11月的两年时间，鄂豫皖苏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肃反。1932年11月，负责“肃反”的七十四师师政委戴季英叫上二二〇团政委、参谋长来谈工作，将他们扣留，并命令该团各营正副营长和政委只留一人在家照顾部队，其余的干部全部来师部开会。等人员集中后，戴季英命令保卫人员把开会的祠堂包围起来，下了这些人的枪后，将到会的49名干部捆绑起来，最后全部杀害。第三次是1934年阴历4月对原红二十八军进行肃反，把这个军的营以上干部全部逮捕，除极个别的幸免外，悉数被杀害。第四次发生在1934年阴历8月，省委指责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和政委郭述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郭的省委委员和皖西北道委书记职务，并任命认为皖西是反革命领导的高敬亭为皖西北道委书记。而高敬亭一到皖西道委，第二天就开始大举肃反，当地的道委主席和赤南、赤城两个县委书记、一路、二路的游击司令以及赤南保卫局长等负责同志都先后被残酷杀害。
其中最惨烈的是第二次大肃反，即在（1933年3月）七里坪“火线肃反”，七十三师全师三千多人，竟逮捕了一千多人，并解散了党组织；七十四师逮捕六百多人，因戴本人是以前的师政委，所以没有解散党组织；七十五师逮捕一千多人，并解散党组织。此次大规模肃反，红二十五军共逮捕三千九百多人，杀害二千五百多人，师长廖荣坤、姚家芳和第三路游击司令吴保才、政委姜求顺都是这个时候被处决的，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被活埋，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戴克敏、戴继伦、曹学楷也相继被枪毙。剩余的人员被称为“自首分子”，罚做苦工、伙夫和长伕。（《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作者：韩三洲，原题：《徐海东在肃反扩大化中逃过一劫》）
在湘鄂西苏区，１９３2年1月—１９３４年夏进行肃反，据贺龙回忆说：仅第一次肃反就杀了上万人。第二次肃反，政治机关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杀，有的连队前後被杀掉了十几个连长。第三次肃反，连根据地的创始人段德昌也杀掉了，贺龙也上了黑名单。夏曦身边的4个警卫员也被他杀掉了3个。红3军从9000人锐减为3000多人，只剩下了3个半党员（夏曦、关向应、卢冬生三人，贺龙只算半个）。
在陕甘边苏区，从1935年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肃反。据张秀山回忆：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和张秀山等同志被逮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27军84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和红26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他们的大坑都挖好了。在这次肃反中共“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2）整风运动。开始于1941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虽然没有肃反那么血腥，但也将不少曾经的“同志”打为“敌人”。王实味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例证。王实味因小说《野百合花》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坚持认为文艺工作者要敢想敢说，不要做大人物权威下的软骨头者，与毛泽东文艺“为党服务”的看法背道而驰，结果被打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于1947年7月被秘密处死。 这场运动中虽然没有从肉体上结束多少人的生命，但它清除了专制的思想之敌——独立思考，使文艺从此成为党的宣传器。
（3）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据1954年1月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份报告中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逮捕2620000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了。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如今已经不可能统计了。（《文史参考》：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镇反：乱世用重典(8)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8819/206622/13649217.html）
（4）反右运动。1957年掀起“反右”运动将一大批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到1958年又以“补课”再定一批“右派”。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共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根据上面的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右派分子”神秘消失。（信力建：《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5）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有多少人受到迫害？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745万人受迫害，420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000人自杀，其中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等方式自杀者就达20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就有135000余人，武斗死亡237000人， 703万人伤残 71200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773万人。
官方披露的文革死难者数字的准确性广受质疑，学界普遍认为与实际数据存在缩小的情况。别的不说，仅就其中武斗死亡人数23.7万人，这应该还不到广西当年一个区武斗死亡人数多。而被残杀者情况，据我了解，仅在1967年7月一个月，桂林市全州县白宝乡（当时叫公社）就处死了282人。这些被处死的都是当地受过良好教育，被村民认作“能干人”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或当地的教师。而执行处死他们的就是当地最没有文化但能紧跟形势的贫雇农基层干部。这是当时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的普遍情况。这些干部最大优势就是没有任何顾忌，什么都敢做。其中一个大队干部，在将当地一个“黑五类”知识分子打死后，于当年便娶了那个“黑五类”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做老婆，这事至今仍是当地长辈们私下议论的话题。另据了解，当地老人们对当年被打死的“黑五类”普遍抱有好感，认为他们有知识，懂道理，各方面能力也强，而那些执行镇压的大队干部，却一个个很让百姓反感，觉得他们无知愚昧，蛮横无理，人品低劣，老人们甚至公开就说这些当年为恶的人，就是担心将来这些能干人取代他们地位，而有的为了抢这些能干人的老婆或女儿，就居然借那股镇压之风而将他们杀掉，并且残杀的手段极其残酷。
这一次次运动都是针对自己队伍中的“敌人”展开，从今天披露的史料来看，绝大多数都是冤案，都是滥杀无辜。为什么自己人会对自己人进行这种残酷不断的杀戮？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应该包括：其一，历史法则主导。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将世界区划成“敌我”，为完成远大的阶级使命，需要经常地清除“敌人”以推动历史，这是所有共产极权社会的通则，所以几乎所有共产国家都走过相似的残酷的“肃反”之路。我们从徐海东回忆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就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这段简短的对话，形象地再现了阿伦特所说的：“你要么是犯了罪，要么响应党的召唤，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过党来推动历史，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其二，恐怖传染推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极端的恐怖，而恐惧是一种心理疾病，是可以互相传染并放大的，这样不仅使“我”与明的“敌人”间高度紧张，更使人恐惧暗的不明确的“敌人”，即身边队伍中的敌人，这种恐惧漫延之后会大大激发出人的动物本性，产生对一切的提防与怀疑，进而出现“夏曦身边的4个警卫员也被他杀掉了3个”的惨剧。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下，人人自危，完全进入原始丛林的蛮荒状态，甚至陷入不断通过杀戮来证明自己安全的恶性循环；其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惯性，导致夺权时期的敌我对抗延续到夺得政权后的继续专政。
暴力夺权在现代社会缺乏法理支持，这样掌权者就会感到权力没有依靠，没有底气，自己没有信心，会认为天下人皆想对权柄得而居之，为了保权自然就以天下为“敌”，以枪夺权进入以枪保权，变成唯有枪可以依靠，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清“敌”运动，得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结论。所以从夺权时期的肃反、整风，到执政时期的镇反、反右、文革，接连不断地进行以不同形式消灭“敌人”的运动；其四、人的私欲与兽性得以在阶级或集体意志的包裹下泛滥，形成对“敌”名义下的个体复仇或获利。文革中社会基层干部对当地民众中所谓“黑五类”优秀分子的残杀，有的带有恐惧“敌人”未来可能对自身权力的威胁，有的甚至是由于觊觎“敌人”的财富或妻女。这种泛滥的兽性，正是极权主义摧毁人类千万年积累的固有价值标准的必然结果。
（未完待续）
纵观人类历史，将社会矛盾置于“敌我二元”思维模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历史条件及人类认识的局限，在资源与人口矛盾的冲突中，一些人顽固坚持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等就是处于为生存的敌我争斗中，你死我活是矛盾的持久斗争状态，这是自然演进下形成的自然型敌我意识；其二、囿于历史与自然的双重局限，在意识形态教化的阶级斗争历史法则与民族优秀自然法则的逻辑推演中，使阶级的先进与落后和民族的优秀与低劣成为敌我二元，上升到理论信仰的高度，而顽固主导一些人以此分析一切社会问题，进而将一切社会冲突归咎于敌人的阴谋，敌对势力的作祟，即阶级斗争（或民族优秀）教化下形成的灌输型敌我意识；其三、有一些人在理性认识上虽然已经放弃了敌我二元思维，但由于现实利益的驱使与人性软弱的缘故，他们明明知道许多社会问题并非敌我矛盾，仍屈从于权力或利益的需要而坚持用敌我言词来解说社会的各种冲突，即功利型敌我意识；其四、为了个体、部门、组织或集团的利益，无视事物本质，扭曲社会矛盾，人为制造社会敌我二元对抗现象，以达到对外恐吓与对内整合之目的，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人为制造敌人的行径，一则以证明自身信奉理论的正确与逻辑的自洽，再则为现实制度的存在与延续寻得依据，为自身的合法性寻求支持，这种敌人意识就是主动造敌型的敌我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一方面是需要消灭的对象，同时又成为统治者及其制度得以延续的重要借口。当“敌人”成为一种制度性需要时，社会就完全沦陷在逆天背理，拐离常识，颠倒是非，混淆善恶，无视法纪的野蛮、原始状态，我们可以将这种状态称为人类社会的返祖现象。本文将重点讨论后面这种依赖“敌人”的现象。
1、何谓“敌人”
百度百科解释“敌人”为：1）企图使某人或某事受到损害，或企图推翻使某人某事遭到失败的人；2）互相仇恨而敌对的人或敌对的方面。维基百科解释为：（简称敌）是一群人对立场与自己敌对的另一群人的称呼。敌人是相对的，敌对双方都可以称对方为敌人；敌人的反义词是我方、友方。由这些解释可以看到，敌人就是威胁、危害一方之存在与发展的另一方。
“敌人”一词内含着主观意识与客观行动两方面。主观意识上的“敌人”，缘起于恐惧，恐惧源自权利已经被侵害的记忆，或正在受到侵害的痛感，或可能面临侵害的威胁。由于对可能威胁的预测，难免有错判与假想的成份。所以敌人就有根据过去与现在的事实而真正判定存在的敌人与主观认识上的可能的敌人。但不管是真正的敌人而或可能的敌人，一旦某人或某团体产生了这种敌人意识，就会表现出相应的态度，从而与被认定的敌人形成一种对抗。当这种对抗进一步转化成现实的行动时，就是一方以阻止或消灭另一方作为解除“敌人”恐惧的条件。这就从主观的敌人意识走到现实的客观对抗与谋求消除或规避敌人的行动上。
“敌人”的存在与区划，从心理意义上会产生两个直接后果：其一、凝聚自我。因为有“敌人”的威胁，故有“我”存在、发展的困扰，要克服这种困扰就得自我团结，同仇敌忾，就得搁置内部分歧、争议及利益矛盾而一致对外，就是有内部讲团结、顾大局、求和谐，内部在一些问题上互相作出小的牺牲与让步，以维系团体力量，增强对敌人能力。所以“敌人”的存在是自我力量的强化剂；其二、威胁、打击“敌人”。敌人固然是自我存在、发展的威胁，同时敌对区划后，“敌人”自身也必受到我方的威胁，尤其在自我强势与主动情况下，对“敌人”的区划与定性就必给敌方造成极大威慑力，形成恐吓、打击“敌人”的强大态势。从社会角度而言，“敌对”的存在会促使社会产生强力依赖与强力崇拜，形成高度集权、高度统一的军事化暴力应对管理机制，从而为极权专制打下社会基础。
2、极权社会下的“敌人”
应该承认，极权主义的两个典型——斯大林时期的苏共政权与德国纳粹政权都是人类在二十世纪初探求解决深层困扰人类问题路径的一种尝试。它们是在自然资源有限的难题中与在自由经济发展却带来世界动荡甚至灾难的困扰下，以社会领域的阶级斗争学说与自然领域的生物进化学说为理论，信奉先进阶级与优秀民族应该统治世界，通过高度集权下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来结束世界私有制与自由市场经济混乱、无序的竞争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即先进阶级——无产阶级肩负着消灭其他一切阶级最终解放全人类的使命，而日耳曼民族肩负消灭犹太人及其他“劣等”民族的使命。在这种先进阶级或优秀民族的使命面前，其他阶级或民族自然成为完成使命的“敌人”，这样整个社会就被简单划分成肩负历史使命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与阻碍先进阶级实现历史使命的“敌对”阶级——资产阶级，或者肩负历史使命的优秀民族——日耳曼民族，与阻碍优秀民族实现历史使命的其他“敌人”——犹太人等“劣等”民族。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国家的居民完全被扔进和受制于自然过程或历史过程，这是为了加速它的运动；于是根据它的内在法则，他们只能做杀人者或者被害者。这个过程可以决定谁可以在今天做杀人者，清除种族与个人、垂死阶级的成员和没落民族，而明天他们自己也成为牺牲品。极权统治在指导它的臣民的行为时，所需要的是只是准备将每一个人同等地归人杀人者角色和被害者角色。这种两面的准备，取代了行动原则的，是意识形态”。（《极权主义起源》）因此，极权主义需要不断产生敌人，需要在对“敌人”的惩罚中来推进社会的进步，而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随时可能成为这种“敌人”以推动历史的需要。在极权社会“你要么是犯了罪，要么响应党的召唤，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
极权主义在历经数十年实践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可谓罄竹难书，导致这种灾难的原因固然很多，而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以人为敌”，即将同类视作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敌人”，在假借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的意识形态支持下，凭借掌控的国家权力，对人类有计划进行灭绝、清除。从各极权社会已经展示在世人面前的灾难来看，被以“敌人”的名义从肉体上灭绝的不仅仅是落后阶级（或劣等民族），那些先进阶级（或优秀民族）也没能幸免于外。
据维基百科统计，在主要由纳粹德国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或间接死于战争的人数约为7000万。而在阶级斗争学说支持下的共产主义极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也极为深重，仅从现已陆续公布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即柬埔寨共产党）短短数年的统治中就可见一斑。1975年到1979年的短短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柬埔寨就有20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因迫害、屠杀、劳累、饥饿等而死于非命。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禁止所有的宗教信仰,关闭或摧毁所有的教堂和庙宇,佛教徒被迫还俗。除了整肃党内异己,普通百姓以越南或苏联间谍、美国特务等罪名遭疯狂屠杀,大多数遇难者全家都被斩尽杀绝。 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就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其中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自己人。S—21杀戮场,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两万人。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红色高棉的恐怖执政》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5/02/content_8049776.htm）
至于苏共统治时期尤其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在大饥荒、大清洗与劳改集中营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更是触目惊心。1936年斯大林发起了全国大清洗运动，在大清洗中，当年列宁在遗嘱中提到的六位苏共创始人，除了斯大林本人之外，其余五位全部被判处死刑（包括被流放海外而缺席审判的托洛茨基）。大清洗期间，有数百万人被逮捕、枪决、判刑、流放，损失最为惨重的是苏联军队，有四万多名红军军官被清洗，大概有三万五千人被枪决；五名元帅中三人被枪决，集团军15名将军只有一人幸免，67名军长中60人被处决；苏共十七大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里有83人被逮捕甚至处决。从1929年到1953年，苏联共有1400万人被送入劳改营，还有六七百万人被流放到苏联边远地区，另有四五百万人被送入在看管期限三年以下的劳动教养基地。根据一项档案研究，从1934年到1953年共有一百多万人死在“古拉格”，这还不包括因服苦役期间所受虐待而在劳改期满后死亡的人。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独裁的25年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这一时期内有420万人被镇压。另据俄国历史学家统计认为，斯大林镇压人数的下限是2,200万（俄国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统计） ，上限是6,600万（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库尔干诺夫统计）。 （王康：《十月革命90年——救赎、悲剧与启示》南方周末2007-11-07 http://www.infzm.com/content/6149）
以阶级斗争说鼓动的极权主义实践究竟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灾难，现在由于各种原因还远没有得到精确统计，据199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80周年之际法国出版的厚达800多页的巨著《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记载，共产极权所在国家以及发生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革命运动，共导致了一亿左右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苏联2000万，中国650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拉美15万，等等。上述数字还只是保守的估计，因为许多国家的档案材料尚未公开。
从这一组组淌着鲜血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人类被划分为“敌我”后的血腥后果，受伤害的不仅仅是最初的“敌人”，作为先进阶级中的先锋队及其领袖都最终难逃被作为“敌人”清除的命运，如苏联三名被枪决的元帅，被处死的五名苏共创始人，中国的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等。在这种群体性被划分为“敌我”的意识形态下，任何“我”在没有最高权力的保护下都随时面临被“敌人化”的危险。这样一来，极权社会最终就成了除最高权力统治者为“我”之外的所有人皆为“敌人”的社会。从极权社会的历史可以看出，极权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最终都走向了视天下人为“敌”的局面，他们不仅屠杀“落后阶级”与“劣等民族”，也同样屠杀身边那些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甚至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放过。
3、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敌我”转换
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统治权的民主革命时期及夺得大陆统治权后的三十年中，因为坚持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在“敌对思维”的支配下，经历了无数劫难，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是一条洒满鲜血的“敌我”斗争之路，是一条不断消灭“敌人”又不断制造“敌人”之路。其中波及全国，祸及全军、全党、全民的大规模的针对“敌人”的镇压运动就有：苏区肃反运动、延安整风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
（1）肃反运动。发生于1930年至1935年的中共苏区的肃反运动，主要任务是清理苏区（尤其是红军中）的“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等，在此过程中究竟有多少红军干部、战士被杀，至今没有准确统计，但从一些当年亲历的将军回忆录中可见一斑。据徐海东回忆：1932年10月到1934年11月的两年时间，鄂豫皖苏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肃反。1932年11月，负责“肃反”的七十四师师政委戴季英叫上二二〇团政委、参谋长来谈工作，将他们扣留，并命令该团各营正副营长和政委只留一人在家照顾部队，其余的干部全部来师部开会。等人员集中后，戴季英命令保卫人员把开会的祠堂包围起来，下了这些人的枪后，将到会的49名干部捆绑起来，最后全部杀害。第三次是1934年阴历4月对原红二十八军进行肃反，把这个军的营以上干部全部逮捕，除极个别的幸免外，悉数被杀害。第四次发生在1934年阴历8月，省委指责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和政委郭述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郭的省委委员和皖西北道委书记职务，并任命认为皖西是反革命领导的高敬亭为皖西北道委书记。而高敬亭一到皖西道委，第二天就开始大举肃反，当地的道委主席和赤南、赤城两个县委书记、一路、二路的游击司令以及赤南保卫局长等负责同志都先后被残酷杀害。
其中最惨烈的是第二次大肃反，即在（1933年3月）七里坪“火线肃反”，七十三师全师三千多人，竟逮捕了一千多人，并解散了党组织；七十四师逮捕六百多人，因戴本人是以前的师政委，所以没有解散党组织；七十五师逮捕一千多人，并解散党组织。此次大规模肃反，红二十五军共逮捕三千九百多人，杀害二千五百多人，师长廖荣坤、姚家芳和第三路游击司令吴保才、政委姜求顺都是这个时候被处决的，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被活埋，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戴克敏、戴继伦、曹学楷也相继被枪毙。剩余的人员被称为“自首分子”，罚做苦工、伙夫和长伕。（《同舟共进》2013年第5期，作者：韩三洲，原题：《徐海东在肃反扩大化中逃过一劫》）
在湘鄂西苏区，１９３2年1月—１９３４年夏进行肃反，据贺龙回忆说：仅第一次肃反就杀了上万人。第二次肃反，政治机关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杀，有的连队前後被杀掉了十几个连长。第三次肃反，连根据地的创始人段德昌也杀掉了，贺龙也上了黑名单。夏曦身边的4个警卫员也被他杀掉了3个。红3军从9000人锐减为3000多人，只剩下了3个半党员（夏曦、关向应、卢冬生三人，贺龙只算半个）。
在陕甘边苏区，从1935年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开始，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肃反。据张秀山回忆：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和张秀山等同志被逮捕下狱，险遭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27军84师师政委张达志被撤职，也被打入肃反的黑名单；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张策、马文瑞、王世泰、刘景范、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和红26军连以上的干部，地方区以上的干部，先后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关押狱中，遭到酷刑拷打，准备活埋他们的大坑都挖好了。在这次肃反中共“杀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党政军干部”。（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2）整风运动。开始于1941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虽然没有肃反那么血腥，但也将不少曾经的“同志”打为“敌人”。王实味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例证。王实味因小说《野百合花》批评延安的等级制度，坚持认为文艺工作者要敢想敢说，不要做大人物权威下的软骨头者，与毛泽东文艺“为党服务”的看法背道而驰，结果被打成“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国民党特务”，于1947年7月被秘密处死。 这场运动中虽然没有从肉体上结束多少人的生命，但它清除了专制的思想之敌——独立思考，使文艺从此成为党的宣传器。
（3）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据1954年1月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份报告中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逮捕2620000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了。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如今已经不可能统计了。（《文史参考》：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镇反：乱世用重典(8)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8819/206622/13649217.html）
（4）反右运动。1957年掀起“反右”运动将一大批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到1958年又以“补课”再定一批“右派”。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共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根据上面的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右派分子”神秘消失。（信力建：《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5）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有多少人受到迫害？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745万人受迫害，420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000人自杀，其中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等方式自杀者就达20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就有135000余人，武斗死亡237000人， 703万人伤残 71200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773万人。
官方披露的文革死难者数字的准确性广受质疑，学界普遍认为与实际数据存在缩小的情况。别的不说，仅就其中武斗死亡人数23.7万人，这应该还不到广西当年一个区武斗死亡人数多。而被残杀者情况，据我了解，仅在1967年7月一个月，桂林市全州县白宝乡（当时叫公社）就处死了282人。这些被处死的都是当地受过良好教育，被村民认作“能干人”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或当地的教师。而执行处死他们的就是当地最没有文化但能紧跟形势的贫雇农基层干部。这是当时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的普遍情况。这些干部最大优势就是没有任何顾忌，什么都敢做。其中一个大队干部，在将当地一个“黑五类”知识分子打死后，于当年便娶了那个“黑五类”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做老婆，这事至今仍是当地长辈们私下议论的话题。另据了解，当地老人们对当年被打死的“黑五类”普遍抱有好感，认为他们有知识，懂道理，各方面能力也强，而那些执行镇压的大队干部，却一个个很让百姓反感，觉得他们无知愚昧，蛮横无理，人品低劣，老人们甚至公开就说这些当年为恶的人，就是担心将来这些能干人取代他们地位，而有的为了抢这些能干人的老婆或女儿，就居然借那股镇压之风而将他们杀掉，并且残杀的手段极其残酷。
这一次次运动都是针对自己队伍中的“敌人”展开，从今天披露的史料来看，绝大多数都是冤案，都是滥杀无辜。为什么自己人会对自己人进行这种残酷不断的杀戮？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其中最主要的应该包括：其一，历史法则主导。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将世界区划成“敌我”，为完成远大的阶级使命，需要经常地清除“敌人”以推动历史，这是所有共产极权社会的通则，所以几乎所有共产国家都走过相似的残酷的“肃反”之路。我们从徐海东回忆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戴答：“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就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这段简短的对话，形象地再现了阿伦特所说的：“你要么是犯了罪，要么响应党的召唤，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在客观上变成了党的敌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过党来推动历史，就变成了真正的敌人”；其二，恐怖传染推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极端的恐怖，而恐惧是一种心理疾病，是可以互相传染并放大的，这样不仅使“我”与明的“敌人”间高度紧张，更使人恐惧暗的不明确的“敌人”，即身边队伍中的敌人，这种恐惧漫延之后会大大激发出人的动物本性，产生对一切的提防与怀疑，进而出现“夏曦身边的4个警卫员也被他杀掉了3个”的惨剧。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下，人人自危，完全进入原始丛林的蛮荒状态，甚至陷入不断通过杀戮来证明自己安全的恶性循环；其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惯性，导致夺权时期的敌我对抗延续到夺得政权后的继续专政。
暴力夺权在现代社会缺乏法理支持，这样掌权者就会感到权力没有依靠，没有底气，自己没有信心，会认为天下人皆想对权柄得而居之，为了保权自然就以天下为“敌”，以枪夺权进入以枪保权，变成唯有枪可以依靠，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清“敌”运动，得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结论。所以从夺权时期的肃反、整风，到执政时期的镇反、反右、文革，接连不断地进行以不同形式消灭“敌人”的运动；其四、人的私欲与兽性得以在阶级或集体意志的包裹下泛滥，形成对“敌”名义下的个体复仇或获利。文革中社会基层干部对当地民众中所谓“黑五类”优秀分子的残杀，有的带有恐惧“敌人”未来可能对自身权力的威胁，有的甚至是由于觊觎“敌人”的财富或妻女。这种泛滥的兽性，正是极权主义摧毁人类千万年积累的固有价值标准的必然结果。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