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三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市场改革的内容不折不扣不走样地付诸实施，可以帮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和绝境。我不怀疑这一点。
主要依赖国外市场，这条路已经难以为继。依靠政府向垄断企业投资来驱动经济，这条路是饮鸩止渴。破坏祖宗资源，透支子孙生存环境，这是死路一条。三条老路都已封死，除了改弦易辙，能有什么办法？别听那些自欺欺人的废话，当家人不糊涂：“万恶的资本主义”有2%的增长速度足以安居乐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低于7%就捉襟见肘了。这就是一面信誓旦旦“决不搞”普世价值，一面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自由市场疗法的秘密。
以自由为特徵的市场未必是“最好”的，但和一元化领导的统制经济相比，它是活的，它能创造，它有生生不息的生命。经济改革以市场为目标，是找对了方向。这也不是新方向。25年以前，国务院发展中心总干事兼社科院副院长马洪先生问总书记赵紫阳，“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同？”总书记回答：“没有不同。市场经济行之有效的，我们都可以採用。有人不喜欢‘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在文件中用了‘商品经济’的提法。”江泽民不在中央，他也许不知道。当时的常委，包括李鹏和姚依林，应该记得，都没有表示过任何不同意见。不少人虽已去世，但有关单位不可能不传达。应该有不少知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直接或间接听到过传达。
问题是邓小平有“两个”基本点：除开包括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还有“四个坚持”。赵紫阳研究邓小平，发现了这“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不是赵的，而是邓的，但赵必须执行。在执行中，赵致力于落实“改革开放”，落虚“四个坚持”，但难矣哉。最后，“四个坚持”压倒了“改革开放”，当然也压倒了市场。“改革开放”和“四个坚持”不共戴天，这是三十年来最严重的教训。无视这个教训，等于对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无知。
通读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后，我感到困惑不解的是这个决定的题目。它确切的名字，本应是“全面强化维权”，不应该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市场领域中，它确实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内容，但在政治、军事、反腐、思想、文化、网络乃至所谓“社会治理”等更广泛的领域中，它坚持而且周密地强化一党领导、高度集权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手里，大概可以确保领导者主观战斗精神的亢扬，却难免是千百万民众主动创新精神的摧残者。一元化和市场如何匹配？17世纪以来的人类文明史解决不了这个难题。许多目空一切的大英雄，一个个身败名裂。倒是一代又一代的平民百姓，在多元化和市场之间找到了水乳交融的联繫。
不能排除：市场改革的天敌，根本不在三中全会决定之外，它就存在于本决定之中。
心里想提升GDP，手里却集权加压，这两者的比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它们之间这样那样的组合，能达到全面维稳的目的吗？
我不知道，不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