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8日，当朝鲜金正恩政权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清除“反党宗派分子”张成泽后，12日便由军事法庭审判并执行死刑，这样的恐怖场景在极权国家并不少见，或许生在中共极权统治之下的人会庆幸：如今的中国不是朝鲜，中共不是朝共。果真如此吗？看看朝鲜劳动党对张成泽的定性就知道，“反党反革命”，在一次会议上当场逮捕张成泽，并决定“解除职务、开除党籍”，当局公布其罪行还有一条“同多名女性搞不正当关系”，这一条与中共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非常相似，与低级别的官员如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文强也很相似，而当场逮捕政治局委员，与王立军任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时在一次公开会议中以点名方式命令武警当场逮捕公安局副局长等所谓腐败分子非常类似，也与薄熙来担任市委书记时被判处死刑并处死的文强的结果一样——罪不当死的文强必死无疑，而“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也与中共在“文革”中清洗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陶铸等非常相似。连口号都很雷同，这说明中共与朝鲜劳动党都是同一个“师傅”——苏联“老大哥”传帮带的结果。
虽然中共治下如今的经济社会开放了，但政治生态与朝鲜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共对付内部的异己，虽然不再指控“反党反革命”，但可以随意指控贪腐或者“同多名女性搞不正当关系”，比如外媒披露的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已被内部控制，他将来的一个罪行肯定少不了一个“同多名女性搞不正当关系”，至于周永康是否涉嫌“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或“颠覆习近平政权”，即使确有实事恐怕中共也不会公开，这便是中共与朝鲜的区别，若是算为进步，也就是这点“尴尬”的差距。
共产专制政权内部的荒诞和无常
中共高层内部的政治生态非常险恶，一方面他们禁止有宗派，但他们的统治基础实际上是建立在各宗派的相互平衡之上，比如政治局常委、委员，如果没有各自的宗派背后推荐、支持，恐怕进不了政治局这一“核心地带”。同样，各省市的党政一把手，如果没有一个“上面的宗派”“代言”、“发牌”，恐怕也当不了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自治区主席、区党委书记）。说白了，就是“谁是谁的人”，他们各派之间公开来往但私下不敢来往、禁止串联和拉帮结派，也是互相提防。“文革”后，李先念找叶剑英私下谈话，必须在收音机广播电台放大声音的掩护下才偷偷交换看法，他们后来与华国锋联手搞政变把江青、张春桥等逮捕，也都是暗中进行的。二十多年后，薄熙来身为政治局委员，别人进入他的办公室禁止携带手机以防监听，或者把手机放进冰箱里，他在北京时为偷偷离开只能找私人飞机飞回重庆。薄熙来和别的利益集团之间，不是盟友，便是敌人，有时候盟友变成敌人，敌人也可能成为盟友。
江泽民当朝十多年，他的党羽遍地，其所控制政治局常委大多席位，所控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更不必说了。而李鹏也有自己的党羽，李鹏家族控制着国家的电力及水电、煤电能源系统，李鹏儿子李小鹏还出任山西省长，女儿是中国电力“一姐”，这说明李鹏的党羽和他们所控制的中央和地方势力也很强大。至于曾庆红、周永康等，也分别有自己的党羽和利益集团，温家宝、李长春、李瑞环等也分别有自己的“天地”，至于胡锦涛、贺国强等大佬，同样都能根据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党羽各有各自的“蛋糕”。只不过，这些势力的强弱和“蛋糕”的大小都是永远不能公开的，甚至内讧、内斗时也不会公开，因为他们之上都有同一个“党”，中共就等于他们共同的产业，一旦分赃不均，破坏了“党这个共同的产业”，就要“翻船”，统统完蛋。为免于翻船，他们只得维持现状，小心翼翼地在各宗派之间寻找平衡，“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勉强维持现状而已，因为中共没有未来，将来遇到中共崩溃也会“大家死在一起”。
我们看到了今天中共统治的困境，以及今天朝鲜政权的荒诞和无常，发现两者都同样充满荒诞和无常，其实中共的历史上更甚，特别是近四十年的荒诞和无常更为触目惊心，虽然“文革”结束了，但他们的路子却是以“文革”否定“文革”——当然后面还有以改革否定改革，都是同样的路子。
以“文革”否定“文革”之集大成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病死，当时中共的所有大权都集中在毛泽东一身。10月6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通知在京政治局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关于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清样及毛泽东纪念堂事宜的会议，但这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是一个宗派对另一个宗派发生政变，即中共政治局内部的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成员秘密决定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成员发起军事行动，随后江青等人被军事人员突然逮捕。中共的历史后来对此事冠以“粉碎四人帮”之名，但在历史学家眼里却是“怀仁堂政变”。10月21日，政变中胜利的一方掌握权力，时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被推举为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政变有功的副主席叶剑英成为党中央第二号人物，失败的一方被定性为篡党夺权的“反党集团”。
这次事件后，中共政治局宣布“文革”结束，但结果却是以文革的方式否定文革，连标语口号、传达文件的方式，都和文革一致，结尾是“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报纸的大标题也常常是“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四人帮’的要害是篡党夺权”、“粉碎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等等。
“怀仁堂政变”之后，真正篡党夺权成功的华国锋、叶剑英等又下令军方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起家地上海处置当地追随者所谓预谋发动的武装暴乱。事实上，上海并无武装暴乱，据朱学勤教授当面访谈1976年上海革委会常委朱永嘉的记录显示：朱永嘉在张春桥等被逮捕后在上海会议室有一句话，说“我们应当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就是这句话成为“暴动”铁证，为此他入狱14年。朱学勤教授评说朱永嘉不过是一介书生，不是军人，只因为他是中年历史学家，曾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所以才会发生1976年引用1871年“巴黎公社”的荒诞事，但此事后并非归功于“党的洗脑”，而是归结于“人家对我不薄呵”，原来是“士为知己者死”，张春桥、姚文元等居然还有朱永嘉这样的铁杆粉丝，不料以文革否定文革，朱永嘉和“四人帮”一起成为阶下囚。
以改革否定改革之集大成
前面说了中共在“四人帮”倒台后，是以“文革”否定“文革”，再看今天的改革，则是以改革否定改革，从1980年开始，中共高调改革，实际一直偏离改革的中心，改革的中心是减少政府权力，扩大市场权力，真正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改革必须要对中共自身极其利益集团进行改革，结果呢？改革三十多年，依然是党领导一切，改革是换汤不换药。1980年开始机构改革，但如今，党政的机构越来越多，机构人员庞大好几倍，这样的改革岂不是以改革否定改革？
再看今天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即被称为“习近平十大经济战略思想”，内容分别是中国梦、稳中求进、民生导向、公有制主体、双重调节作用、自主开放、城乡一体化、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事业、总体局部等十个方面，核心就是“公有制为主体”，这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是如此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习近平对此进行解释时说：“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这实际是防止在所谓改革过程中出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金融自由化”的现象，结果就是中共自己把自己树立为“社会主义老大哥”地位，所以习近平提到“中国梦”的具体指向即实现“两个100年目标”（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就不奇怪了，这完全不是改革，而是以改革否定改革，改革沦为一个政治口号，仅仅喊喊而已。而真正的民生问题，如高房价、高药价、乱涨价、低福利、贫富分化、就业困难、食药品安全、行贿受贿严重、劳资冲突频发、教育和城镇化的质量不高等等，几乎都是“老大难问题”，但背后面对的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不肯让步。
我们再看中共近二十多年的历史，每一次提到的改革，几乎都与民生无关。1980年代的改革，也是农村自下而上自发的，真正的改革，在中国恐怕还没有真正启动过，尤其是没有政治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失，就无法解决自下而上的“把权力关进笼子”的问题。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专权，制度形同虚设，潜规则取代显规则。高压线如果不带电，哪还能叫高压线？所谓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自己拿着笼子的钥匙，权力上上下下不透明，结果就是有监督比没有监督、有制度比没有制度还要糟糕。概括说，当下由既得利益集团提出的改革，实际上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一个愿意针对自身的改革，每一个机构都代表自己的利益，部门的利益，权力垄断的利益，但就是没有一个机构代表全民的利益，所以从邓小平时代以来至今，实质性的改革没有推进，自己改自己从来都是以失败告终。今天，当中共的喉舌们有一次聚焦高喊改革时，可想而知，1976年以“文革”否定“文革”之后，不幸的事情再一次重复，前一次是以“文革”否定“文革”，这一次则是以改革否定改革，我们不妨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结尾来看，这一次是从华国锋、江泽民、胡锦涛换成了习近平，都不外乎“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样看来，似乎“文革”还没有真正结束，朝鲜政局的下场或许是中共政权的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