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就指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认为物质资源的多寡制约着人们道德水准的高低、影响人们之间的关系进而导致各种社会利益冲突的产生。应该说，人类思想传统上把社会利益冲突的根源归结为人的自私自利或利益对象的有效供给不足有一定的说服力，也包含着对权利冲突问题的真理性认识，这种利益对抗导致权利冲突的观点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这种观点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因为权利冲突既包括利益的冲突又包括价值的冲突。权利的核心是利益，利益附着在不同的主体上形成了不同的权利类型。主体的权利从主体的角度讲是绝对的，但从社会的角度讲又是相对的。利益是基于资源的稀缺而生成和存续的，利益的含义本身就蕴含着冲突的可能性。同时，我们知道，权利是经过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以后被认为是正当的利益，因此，权利冲突必然也就意味着价值的冲突。
从近年来在我国频频出现的利益冲突来看，其形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但在具体事件出现对立，更是在价值观念上和制度观念上出现了挑战，公民对权利的诉求逐渐汇集到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范畴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利益冲突的范畴，而是主要表现为政治立场的分野。这些冲突的实质上就是对制度的挑战。
过去有一段时间，人们曾用“直接利益冲突”和“非直接利益冲突”来解释中国社会冲突造成的群体性事件：政府同利益相关方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以及非利益相关方介入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后者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家庭或一个公民的遭遇而引起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活动。非利益相关方显然不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诉求，而是出于对普遍公平正义的要求。当人们把对公平正义的要求与制度安排和变革的要求联系起来的时候，挑战制度的诉求就出现了。
利益冲突迟早要变成挑战制度，因为利益冲突必定会引起人们对安排利益的政治制度进行思考。政治制度的本质不过是利益分配制度，它决定一国中哪些人负责分配以及如何进行分配。权力是自私的，利益分配自然是权力优先，权力拥有者总是以满足自身利益、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与之相对，民众坚持公平分配利益，打破利益垄断的特权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强调如何做大蛋糕，以为只要把蛋糕做大，利益就自然会向普通大众流淌。但事实表明，在权力控制着重要利益的分配时，蛋糕即使做得再大，民众也摆脱不了低水平的温饱生活状况，一边是财富迅速地大规模地向权贵集中，一边是普通人家难以承受医疗和教育开支的沉重负担。加之社会治理在许多方面的失误，包括社会公平全面缺失，环境和空气严重污染，社会保障十分脆弱，社会道德不断下滑。问题不可谓不严重，责任不可谓不清楚，一个负责任、有希望的执政集团应该主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面向社会和国民严厉反省自己的失误和问题，并迅速有效地进行改革，励精图治，而绝不是百般辩护，掩盖真相，推卸责任，理直气壮地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自己都有权统治国家。
目前，尽管中国当局加大对来势汹涌澎湃的公民运动的打压，对政治异见人士抓的抓、判的判，但丝毫不能阻却人们对这个堕落制度的挑战，几乎全社会都在对政治体制进行反思，公民的议政热情空前高涨。而对政治事务的极大关注可以使任何一个意想不到的方面、起初看起来可能是一件微小之事变得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由社会反思所带来的政治诉求与意识形态无关，而只事关公平，也与西方渗透无关，而只与社会内部的刺激以及刺激不断强化有关。只有公正才是全体人员的共同利益，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善。追求社会公平不需要西方思想的渗透，所有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生活体会在反思的基础上发现公平原则。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而不是西方的理论，告诉普通大众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祸国殃民。没有什么比权力的普遍腐败更能让普通人看清楚权力的本质了。把西方作为权威丧失的替罪羊，只会把自己引入歧途，不是去正视自身问题，而是继续文过饰非。错误的判断从来都是导致更大错误和失败的原因。西方制度只不过为民众提供一个可供对比和反思的参照物，他们在反思和寻找出路时，不再是像自己的祖先那样使用“均贫富”的旗号和把建立新的朝廷作为理想，而是运用一套有关自由和民主的语言，表达宪政的理想。
挑战专制政治的标志之一，是政治话语权转移到大众手中。公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思想启蒙的重大作用，他们依靠常识、众所周知的原则和简单通俗的公理说话，摒弃故作高深的理论，这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他们播下的思想种子只要具有适宜的土壤、获得公众的响应就会生根发芽，结出果实。新思想只要被公众所广泛接受，民众就掌握了政治话语权，而原先的权力话语则完全失效。这时，民众的思想启蒙实际上已经完成，新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已经植入到民众的心里，成为激励人们行动的强劲动力。在新的信念下，人民团结了起来，在新的信念下，改良也失去了合理性。
中国的政治话语在新政权建立的前30年由革命话语绝对主宰，文革结束后，革命话语很快失势，一套改革话语在其后30年中占据主导地位。改革话语其实包括了三个概念——改革、发展和稳定，它们最后都为“稳定压倒一切”的观点进行辩护。无论是革命话语还是改革话语，都是官方规定的，体现了权力对政治话语的绝对主导。值得一提的是，话语权是政治权威的体现，是政治的软实力。在改革的长期停滞之后，改革话语在民众中失去了信用，改革一词变得几乎没有实际意义。民众生活长期缺乏明显改善，环境污染威胁所有人的身体健康，发展于是也大受质疑。暴力“维稳”使稳定的意义变得十分暧昧，它要维护的似乎不是社会的稳定，而仅仅是绝对权力的稳定和腐败的稳定。改革、发展、稳定那套绕来绕去的话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悄悄收起，不再提了。薄熙来以极大的决心在重庆大力推广红色话语以代替式微的改革话语，招来的却只有大量讥讽。红色话语只是表明“红二代”这个人数很少的特殊群体对自己早年经历的念旧和对父辈革命的怀念，与时代生活脱节，无法唤起大众的热情，更不可能引导社会。另一方面，“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宪政话语在民间已经形成。官方媒体如临大敌，对宪政大加挞伐，除了暴露权力政治的理论贫困，更为被动的是，一直没有找到可以替代改革话语的政治语言以凝聚人心，即使重拾过去的改革话语，也难有引导和主导社会舆论的力量了。
挑战政治制度的时期而不是民主政治，它是前民主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的前期。挑战政治制度催生出民主政治。挑战政治制度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往好的方面发展是民主政治，往坏的方面发展是无政府主义，乃至最终可能导致专制独裁。权力政治的发展也有两种可能，往好的方面发展是精英政治，往坏的方面发展，既可能是流氓政治，也可能是极权专制。
挑战政治制度运动的高潮是社会能量集中爆发的时刻，这也是运动的最后环节，能量不断聚集，必须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出来，旧的权力体系可能在数天之内就轰然瓦解。但是出发时的理想和最终到达的目的地并不总是一致的。政治要经历大众议政阶段，再到总体反抗，必须回归到有序的正常政治轨道上，回归到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轨道上。瓦解一种秩序到建立一种秩序需要时间，或者建立稳定有序的民主政治，或者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混乱后，社会重新被置于强权的控制之下。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众长期被奴役导致的思想禁锢的现状，中国政治制度良性走向极有可能选择权力政治，今日中国之“习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权力政治的雏形，原因有二：一是习李政府作为现存专制政权的捍卫者，保江山的目标不会改变，他们企图通过“改良”来延续统治；二是一个民不畏死的挑战制度的公民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兴起，死守现存僵化的政治模式基本上是死路一条。至于习李政府能够完成蝶变那还是未知数，总之中国的政治大变动必然很快会发生。
那么，权力政治的表现如何呢？权力政治的最佳形式是精英政治，即权力控制在一个明智、懂得节制使用权力、而且具有能力的少数人手中，在道德方面，他们也是世人楷模。这个团体总体上享受着民众的尊重，而其所获得的普遍尊重又驱动他们把追求荣誉作为自己从政的动力。英国贵族统治是精英政治的典范。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在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能力接受教育和全部教育都以科举为目的的社会，它起到了选拔精英的作用。即使如此，被选拔出来的人才也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被称为精英，更准确地说，他们只是知识精英，因为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他们都完全依附于皇权，没有英国贵族的那种从容独立的精神，他们被自身的物质利益所紧密束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胜过对荣誉的追求。把一个全身心投入物质利益追逐之中的群体说成是社会精英十分牵强。精英政治需要严格的公开选拔制度或特殊的政治传统、甚至财富力量做后盾。今天新加坡的政治保留着某些英国贵族政治的特色，该国政治虽然具有浓厚的权力政治色彩，但它的政府高官不少都是富豪巨贾，殷实的家产为他们清廉做官提供了经济支撑，为新加坡政府能够实行优良治理起到了有益作用，因为官员不必从权力中攫取经济利益，从而能够把精力放在谋求为国服务的荣誉利益上。
中国王朝的科举制度使它在表面上有了精英政治的色彩，但在根本上它属于流氓政治。中国皇帝的荒淫无耻为世界之最，宫廷作为国家的政治中枢，历来都与阴谋联系在一起。在更大的方面，天下的分分合合，王朝的生死循环，都同无业游民、争强斗狠之徒、三教九流之辈有着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深刻联系，他们构成了冒险家争夺天下的基本队伍，也是军事和政治领袖的主要来源之一。张献忠、洪秀全一类失败的领袖让后世认识到他们的流氓本性，那些成功的领袖在成为帝王将相后无不被历史粉饰为、或者被后人想象为功业盖世的英雄。流氓的胜利和胜利的流氓一直代表着中国王朝政治的基本面。
转向民主政治的关键是立宪。民众挑战制度并最后战胜恶权利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没有力量可以阻止社会的大多数人对公正的追求。少数人的统治得以延续的唯一条件是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只要民众对政治产生了强烈关注，进入了政治现实，对民众的统治就不能继续下去，因为他们极大的人数优势最终要变成力量的优势，迫使绝对权力作出让步或者就范。新的政治秩序建立有两种方式，一是统治集团开放权力大门，接纳民众，就像英国1832年改革那样，在当代也不乏现实的例子，不丹王国政府、缅甸军政府都是这样做的。一是建立民主，这种情况更加普遍，改良旧体制的难度不少时候要超过建立新体制。无论是改造旧体制，还是从头开始建立新体制，要建立稳固的秩序，都需要宪法的权威。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建立都离不开权威，建立威权秩序要依靠魅力型领袖的权威，建立民主秩序则必须依靠宪法的权威和宪政制度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