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稿》是一九八九年后流亡西班牙的中国作家、学者黄河清独立修撰的当代中国历史著作，作者仿照司马迁《史记》体例，将全书分为列传七十、运动三十、本纪十五、表八，详尽记录一九四九年至二零零九年的当代中国（包括港台及海外）的事件与人物近千条，并作出个人精辟简练的评价。海外媒体称其独特历史观与迄今为止的官修或学院出版的当代中国历史著作形成鲜明对照，更客观全面真实，是世界各地图书馆中文部、中国历史研究机构与学者应备的参考书。
本文是郑州的刘真女士给我的任务。因为不是赞美，而是更多是批评，耽搁了很长时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的民国历史观找不到靶子，只好把黄河清的当了靶子，除了《当代中国史稿》外，其他的49历史书写我没法批评，因为就像一个人如何能去批评猴子应该讲礼貌。
黄河清写《当代中国史稿》要干什么，为什么写，就要考究他的政治意图。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司马迁的《史记》，就可以看个大概。司马迁作《史记》也是要当”素王”。 同样“绍法《春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拾遗补，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素王”孔丘一枝秃笔删述六经，与柏拉图把诗人赶出城邦的政治性是相同的。司马迁乃是继承孔子删述六经的事业，将经学和诸子之学整合为一个体系，作为未来政治的指导。
从远古以来，史官的地位从神圣走向世俗，并且不断匍匐在帝王宝座下。汉武帝宫司马迁，不仅仅有着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且有着精神历史上的需要，通过肉体打击贬低压抑史官的地位，以成为皇帝个人的忠实走狗。司马迁作《史记》，是奋起反击，逆水行舟，其中暗藏着对汉武帝对他宫刑的报复，以笔杆子打击枪杆子，因为道统看起来绵远流长，而权力看起来很短暂，“俟后世圣人君子”，在超越当下存在的历史中，司马迁取胜了。
在前现代的无尽岁月里，中国人几乎比较少的整体性生存危机，几次外敌入侵也被同化，从深层记忆来说，死亡恐惧与被灭绝意识并没有支配日常生活，而如孔子所说，不知生焉知死，乱力怪神子不语。这是一个掐头去尾，没有起源与终末在场的世俗熟人社会，其社会关系简单得用道德足以调整。因此通常不需要突破现状所带来的安全感，去处理生与死的重大人生问题。“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种道德历史观的规定足以遏制当时的罪恶，当时的罪恶在以皇室为中心的，比较小的规模之内，不会扩散到整个社会肌体当中，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再现与重复。道德批判同代人，同时模仿先人父辈，就足矣调整社会关系，不会有大规模的失范。古代县官审理个案子，做两手诗歌，就行了。
可是1840年三千年的大变局来了，一切坚固的烟消云散，古老的消失，未来的尚未凝固。中国人被抛入动荡不安的现代性当中。生存与死亡问题，上了心头，成了每个人必须担负的沉重，死亡焦虑攫取了每一个人。
历史学几乎只能是一种未来哲学和世俗神学，远离了道德手段，靠近了律法手段。现代性中有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真的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良善还是恶魔。
《史记》以降的历史书写过于简单，一言以蔽之“道德”。然而在现代性进入中国后，道德性批判大棒挥舞不起什么，这是黄河清“新史记”没有遭遇和没有处理的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与超善恶的《圣经》比较。《圣经》的历史观基于律法，照善人也照恶人，先知和上帝在人间挑选的王，其罪恶一样写入历史书中，世间没有义人，靠人的道德不依靠上帝颁布的律法没法维系复杂冲突的世间。就像在现代城市里面的陌生人社会中，道德是没法调整社会关系的，而只有法律才行。
黄河清的“新史记”还是深深陷入道德历史观。对中共这样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政党而言，道德批判是没用的，反而会被利用。就像改革本来是用来结束中共专制统治，结果改革来改革反而成为延续维持统治的有力工具。黄河清试图写一个区别于党史的民间历史，通过与党史谎言的对比，确立自己在历史书写中的价值，然而以道德善恶来批判中共，影响人心，恐怕会陷入历史理性狡狯的泥潭，反而成为其猎物。
我有几年几乎不买书了。翻阅精读旧书，其实不是人读书，而是书读人，让书摩擦亮我曾经想过的思想火花，成为体系，我想我读的书，已经非书，而是我所在的世界，如1911奠基的民国，1949的伪奠基、文革留下的遗产，改革的祸害与对宪政的预备。对所在生存世界的精神现象学理解与阐释。不等猫头鹰在黄昏起飞，阿伦特指示说，政治理解自己生存世界里正在发生的。身处庐山不知真面目，正在发生的和就在自己世界里的，其实灯下黑最不好理解。揭露历史真相，其实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距离1949年以来的历史太近，距离毒太阳毛泽东太近，对于写历史者来说，是灯下黑。在毒太阳下的当代历史，半醉半醒之间。肯定归于尘土的东西。
49后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就是毛泽东。49后的生存都在毛泽东的势力范围内，毛泽东是一种无历史的历史性，把毛泽东之外的人和事务写入历史，是一种因为身份承认的危机把自己极端放大，就像南柯一梦的大槐国。毛泽东是千百年来权力政治预备的心魔与幽灵，灵肉斗争中的对后者的偶像崇拜。
刺刀下的人民性作为历史载体
英国史学家伍德沃德于《英国简史》三版序言中说，历史学家在追述少数留芳百世的人物的同时，还应永远记住许多未曾留下踪迹的人。他们可能是千百年前的农夫或工匠，艰难困顿，随时可能屈从于入侵者的暴力；他们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个小康境遇的无名小卒，常处于被当时的政权和制度吞噬的危险之中。
黄河清在《自序》中说，本书将主要笔触转向社会、底层。我撰修《当代中国史稿》，就是尝试扭转东西方所有这一切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史籍惯性，企图打碎国史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框架，妄想建立国史既是被统治者历史也是统治者历史的新格局新篇章。
黄河清说，中共毛泽东如何统治如何变化固然重要，固然必须入史，被统治者的亿万民众如何享受幸福或遭受苦难应该以同样的地位和篇幅或者说更显要的地位更多的篇幅入史。如此，才是国史，于两造也才相当、公平、公正。
黄河清说，列传七十中五十余篇列传是写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有一千多人；二是将他们摆在显要的位置。他们是国之根本，这与帝王将相、东西方政治家历史学家从古至今都如是说而历史事实也如是才相符节；三是将帝王将相的篇幅减至二十余篇；二十世纪至今，刺刀下生存的总体性状态，是一致的。敌我之分，因为处于弱势。
只要用枪树立在你的周围，民众什么立场都会被代表，持枪者爱说什么主义，就随便说什么主义，也就是暴力统治，使民众在政治中失踪，或者说民众除了生存和为生存而奋斗之外，就没有立场，他唯一会干的就是保卫自己的生存。枪很重要，你不怕枪？那么只有两个阶层，掌握枪支的，和在刺刀下的。
新浪微博“一世琴缘”说，我以自己祖辈的经历感觉到：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加入”的问题。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在不迁徙或无法迁徙的情况下，天然的以人之作为一个物种存在，跟上层权力如何变迁毫不相干。农民在刺刀下的被迫默认了中共。49年之后，农民拥共是一种刺刀下的苟活与很快就拿走的小面包分赃，是被伪造出来的民意，谁来统治都要活着。而且如新浪微博“红玫瑰罗玉” 所揭发的，农民有着巨大的反抗，被镇压下去。农民的生存状态，揭示沦陷区的性质。而知识分子是主动投奔的，裹挟农民拥共的就是他们，掩盖了沦陷区本质。
黄河清“新史记”能于一丝阴影处窥见一个隐藏的真实大世界。虽然书写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仅仅是文革中的受迫害者，他们渴望代言49之内的所有受迫害者。崔卫平教授在一篇文章说她革命老干部父亲，一方面怀着普通老百姓的情感，心里还是以老百姓身份自任，另外一方面他的真实身份却脱离了普通老百姓。
我还可以说，从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士大夫道统传统的继承人，都成了欲望暴徒的化身，其心灵内部的自我崇高与真理感，没有能力净化这一点。这个词是借用阿伦特的，是被抛弃出秩序，又以公共利益的担当为己任的人。这样的公共利益，实在是欲望和激情，身体并非灵魂。其中以左翼底层知识分子最为明显，乡绅的继承人。不动神色的自命道统，尤其在新精英替代旧精英，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的，有一定骗取余地的。
49之后，军功阶层立即被“科举”阶层替代，当年的革命也不外乎科举而不得的替代物，另一种武举，与反智的毛之间有着冲突，为文革。知识分子成为49内历史的主体，于是剥掉刺刀下生存这一真相，否定阶级斗争与暴力，好像已经是事实，于是就用道德知识做评价一切的尺度。给点宽松就飘飘然，就以为升天了。毛泽东说，三天不打屁股，就升天了。
我们目前的知识分子道统批判话语高度不足，不能中的。相当于与恶人说好话的。例如不能写改革时代如何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控制的书，如房奴。别看那多人在批判，其实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空，因身处庐山而不知真面目灯下黑。道德批判关于善恶的历史观，隔靴搔痒，是相信人质相信绑匪不会撕票给绑匪说好话或者撒娇。
如何摧毁这一些人的道统自信呢，需要从1949年后国家资本主义的罪恶，以及国内殖民，作为批判的根本标准。我试图预测思考，在将来广场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国号回归之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条件，并为之准备，当下已经与之吻合，并不根据过去的，给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尚在虚空处下注。
我渴望的历史批判话语，如民宪派对汉奸不两立的历史观重建，是将来有用的，还有国内殖民或者集中营战俘作为政治历史真相的揭露，也是将来有用的。如百年来的共匪抢劫沉船计划。
宪政肯定不会在1949年秩序斯土斯地的生长，而是海外台风。没法从当下有限中延伸到无限美好。这是一种投射移情，也就一种单纯的心理机制，所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冲突，在短暂时间没有关系，没有此在性的要求。手段与目标没有吻合的可能性，而是手段不断阻挡延迟目标在权力政治的分赃体系之外，成为帝王将相的历史，与平等之间张力与冲突的历史。同样即使如黄河清“新史记”那样几十年呼召，与过去民国一样，在刺刀之下，民众一样沉默，不在场，在历史之外，是一种无历史的历史性。
沦陷区有历史吗
政治的魔力，就在于说法的不同，而赋予的意义。就是给历史重大事件的定性，把中心价值从共产党那里拿出来，还给民间，完璧归赵。共产党自己决定的事情，就淡化它忽视它虚无它。美国独立战争其实是法军打的，但历史功劳全在美军。我念兹在滋的是，我们自己处境和能力，所参与的历史意义塑造和生长。认识和言说要有主体性，要考虑与自己的相关性。如民国之行宪就有主体性。美国参与中国民主化，也仅为其打工。
我觉得《当代中国史稿》还是以沦陷区为主的历史，或者缺乏沦陷意识的历史书写。49是一件偶然与任性，并不构成历史的启示与方向。作为民国的异界空间，打个比喻来说，额外的补课时间，不是正常的上课时间。我倾向于它是不是历史，很快就被遗忘的时间，如尼采《历史的滥用》中说的，被立刻遗忘的历史记忆。在当下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大规模苦难还在。
在1949的框架下造成的苦难，很快就被遗忘，而仅仅成为被迫害的少数人，用来启蒙他人的生意，而且还是不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受害家族历史。这是一种永远在自我摧毁的，无法自足的历史，没有自信，进行自我肯定肯定是代价惨重的自我摧毁的历史。没法命名，保存，传递和指示。甚至人们当作反面教材都不愿意，这是一段渴望遗忘和抛弃的历史，极端不光彩的历史，就像现代化对封建传统一样。或者慰安妇的历史。当下并不一定正常，出于永恒的不确定状态，或上或下，或有或无，两可之间。不能继承，只能资产重组，是一个不确定的问号，而不是色彩浓重的感叹号。
我看过著名小说家徐星的纪录片新作品《罪行摘要》。看完后讨论，很多启蒙派人士批判说，他采访的其中好几个文革中反革命罪的受害人，已经遗忘了受迫害。我的看法不同，我倒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中华民族沦陷被迫当了六十多年“慰安妇“后，忍受巨大恶性肿瘤癌症之后，还有自我修复能力，生生不息的能力。
我的看法与老一代的不同，我觉得文革记忆现在是要挖出来，但是为了在将来遗忘掉，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要忘掉，我打个比喻，我们民族当了慰安妇六十来年，这种记忆翻起来打击专制，但这种耻辱烙印入我们身体抹不掉，如果没有强者人格健康地来遗忘远离，将怎么生活？
1949年秩序于我们并不会产生产生继承关系，过于缠中的负面历史，而且老一代他们自己滋生的应付和挑战体验，无法应付现代性的危机，因为还是在毛磁场之内，简单的说，各种回答都是毛主义之内的寻找希望，对毛主义的信仰，就像基督徒的信徒对耶稣的信仰一样，毛就是他们的唯一的道路，真理和命运。他们所有的生命体验，都被毛总体攫取，毫无例外。
民族国家就等于历史。没有国体的历史，就等于历史之外的过去记忆，或者是没有历史的历史记忆。只有当下依赖于被49捕获的民国价值，并且垄断为毛与政教合一的，道成恶魔身时，虚无的黑暗历史，才能成为受诱惑与被强迫奴隶可以获取身份承认的历史，天梯般的上升体系。当我们站在民国的高度上，看到一个蠕动的上升，就会判定49之内是没有历史的，就像在屠宰场中的猪猡，有什么历史。
没有国体的历史，没有起源与开端的49历史，是朝代史，并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身处局中的魔幻迷宫一小部分，却当做了全部，这是一种更大的精神迷失。井底青蛙的夜郎自大。自命为49之后历史主体的，觉得有历史的，对49年之后的朝代历史，历历在目但惶然若丧家之犬。
在49之内，即使如毛泽东也不能自信的总体把握，总有大量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偶然与必然，所谓命运支配着他们。社会主义目标对专政手段毫无制约力，恢复了命运与偶然的统治，大量自然和血气的东西再统治和支配。这在民国无限美好的暗夜王朝，在无限生长与可能性上投上阴影，成了一根肉中刺，如张贤亮的《绿化树》。
49年沦陷内的知识分子，构成百年民国特殊的精神病例，即使作为抵抗者，打着民主宪政旗帜，他们的最高高度不会超出毛泽东的磁场，他们是一次地表的陷落，他们相信历史时间在49年中断，49对于他们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奇迹。尽管反抗49，他们还是内在于49秩序，其在世俗的生存，被毛秩序总体攫取的人。
49秩序肯定不是史诗，不能编织出特定的方向，就从社会主义方向也来说，也是不能的。也就是1949与各种乌托邦无关，而仅仅与成为权贵官僚的人上人的身份承认危机，以及权贵官僚如何再次攫取民众的生存有关。从毛泽东与官僚体系，从整风运动开始，延续到文革来看，越到将来，越能看清这一点。无历史的历史。民国的无历史的底层，进入1949，还是没有历史的。
民国史观
腾讯微博“梦漂零”说，49年现在看来是一个转折，但把视线往前逆推，往外比较，往后延伸，则其仅是历史的一个节点，民族的一段往事。大河奔腾，迴流难免，但向前的大势终不可逆。该群体被攫取亦是无奈，时机一到，必然挣脱并极度索偿。必须把49至今的陆独时期，放到民国历史之中，也必须放入延续到台湾今天民国历史当中，来看待这段代价惨重的外挂和额外补课。
黄河清在自序中说，一个执政党的历史绝不能代替、等同于国家、民族的历史。我作为中国人、底层知识人，视难无睹。故不自量力，妄修此六十年国史，聊备一家之言，以存阙失，以正史实，留与“正史”对照。
黄河清在“后记”中说自己完全从国家、民族的立场撰写国史，彻底摒弃以中共为主为正统的观念。中国不是中共，中共只是中国衍生的一个孽子。中共的各式人物只有在其是国家政府的位置上时才成为本书的对象。
虽然黄河清对此有着精到的认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消除掉残余的党史尾巴，他把大陆以及大陆的政要处理为太重要了太显赫了，以及看起来台湾在民国就是小尾巴，就是快被统一的边缘。黄河清在后记中承认，六十年的史实确是党国一体，中共主政，这是毋庸质疑的，全部《当代中国史稿》在在说明这一点，但全是在否定中叙述，无论是形式或是内容。
黄河清说，台湾、港澳是中国，中国有台湾、港澳。我只能在大要上将台湾、港澳包拢在本书之内，也就是当代中国史里。他没有认识到只有以现在还在台湾的民国为主，才能勾勒在大陆的沉沦历史。
我们必须把这六十年的大陆沉沦当做被迫给苏俄集团当慰安妇的历史，当做民国身体长了肿瘤癌症的历史。移民逃避是没用的，我们注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注定呼吸着雾霾，所以要从我们当下处境，思考民族的再生修复能力，我自己认为十来年所倡言维权和民国当归，都是民族的再生修复能力的探索，这一场大病总要过去，我们得准备未来的修复。
党内人士总是害怕改革亡党亡国。而我们总是有人去劝他们说，亡党不亡国，甚至党也能存。今天我告诉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国际法上的国家，而是政权，中华民国才是我们国际法上的主体国家。我们觉得党也不亡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亡，留着你们自己玩。不陪你们玩了。
在专制体制内，凡“叛国者”肯定是更伟大、更深层、更激烈的爱国者。所谓山巅的，一定是去掉专制力量的毒瘤，是让国家民主自由起来。然后专制利用巨大的宣传能力，制造出国家民族与专制的二位一体，爱国就非爱专制不可。为打破这种垄断，只有民国才是祖国，民国当归，在专制画定的圈子外反专制。
我对国体与政体知识开始关注后，发现民国初年最盛。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高度极高，好像天外飞仙，其区分国体与政体，提出国体乃是天意革命，非人力所为，他给政治家的任务仅限于政体问题。这个把握了民国之后所有政治变革。如民进党中执委洪智坤以辛亥革命之继承台湾转型参与者所总结，国体永恒，政体变革。
民国奠基之国体，并不是随政体的确立而生成，而革命所成，政体是后面的政治组织制度。民国后政体革命总是渴望同时颠覆改造变革国体，如袁世凯称帝，49僭越，但政体与国体隔开两层，也就是先有民国国体，再有民国政体，国体不是从政体上再建构起来，而是相反。大陆政体变革，再僭越改国号，民国始终高高在上，被遮蔽的更高者必将降临。
本文是郑州的刘真女士给我的任务。因为不是赞美，而是更多是批评，耽搁了很长时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的民国历史观找不到靶子，只好把黄河清的当了靶子，除了《当代中国史稿》外，其他的49历史书写我没法批评，因为就像一个人如何能去批评猴子应该讲礼貌。
黄河清写《当代中国史稿》要干什么，为什么写，就要考究他的政治意图。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司马迁的《史记》，就可以看个大概。司马迁作《史记》也是要当”素王”。 同样“绍法《春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拾遗补，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素王”孔丘一枝秃笔删述六经，与柏拉图把诗人赶出城邦的政治性是相同的。司马迁乃是继承孔子删述六经的事业，将经学和诸子之学整合为一个体系，作为未来政治的指导。
从远古以来，史官的地位从神圣走向世俗，并且不断匍匐在帝王宝座下。汉武帝宫司马迁，不仅仅有着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且有着精神历史上的需要，通过肉体打击贬低压抑史官的地位，以成为皇帝个人的忠实走狗。司马迁作《史记》，是奋起反击，逆水行舟，其中暗藏着对汉武帝对他宫刑的报复，以笔杆子打击枪杆子，因为道统看起来绵远流长，而权力看起来很短暂，“俟后世圣人君子”，在超越当下存在的历史中，司马迁取胜了。
在前现代的无尽岁月里，中国人几乎比较少的整体性生存危机，几次外敌入侵也被同化，从深层记忆来说，死亡恐惧与被灭绝意识并没有支配日常生活，而如孔子所说，不知生焉知死，乱力怪神子不语。这是一个掐头去尾，没有起源与终末在场的世俗熟人社会，其社会关系简单得用道德足以调整。因此通常不需要突破现状所带来的安全感，去处理生与死的重大人生问题。“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种道德历史观的规定足以遏制当时的罪恶，当时的罪恶在以皇室为中心的，比较小的规模之内，不会扩散到整个社会肌体当中，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再现与重复。道德批判同代人，同时模仿先人父辈，就足矣调整社会关系，不会有大规模的失范。古代县官审理个案子，做两手诗歌，就行了。
可是1840年三千年的大变局来了，一切坚固的烟消云散，古老的消失，未来的尚未凝固。中国人被抛入动荡不安的现代性当中。生存与死亡问题，上了心头，成了每个人必须担负的沉重，死亡焦虑攫取了每一个人。
历史学几乎只能是一种未来哲学和世俗神学，远离了道德手段，靠近了律法手段。现代性中有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真的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良善还是恶魔。
《史记》以降的历史书写过于简单，一言以蔽之“道德”。然而在现代性进入中国后，道德性批判大棒挥舞不起什么，这是黄河清“新史记”没有遭遇和没有处理的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与超善恶的《圣经》比较。《圣经》的历史观基于律法，照善人也照恶人，先知和上帝在人间挑选的王，其罪恶一样写入历史书中，世间没有义人，靠人的道德不依靠上帝颁布的律法没法维系复杂冲突的世间。就像在现代城市里面的陌生人社会中，道德是没法调整社会关系的，而只有法律才行。
黄河清的“新史记”还是深深陷入道德历史观。对中共这样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政党而言，道德批判是没用的，反而会被利用。就像改革本来是用来结束中共专制统治，结果改革来改革反而成为延续维持统治的有力工具。黄河清试图写一个区别于党史的民间历史，通过与党史谎言的对比，确立自己在历史书写中的价值，然而以道德善恶来批判中共，影响人心，恐怕会陷入历史理性狡狯的泥潭，反而成为其猎物。
我有几年几乎不买书了。翻阅精读旧书，其实不是人读书，而是书读人，让书摩擦亮我曾经想过的思想火花，成为体系，我想我读的书，已经非书，而是我所在的世界，如1911奠基的民国，1949的伪奠基、文革留下的遗产，改革的祸害与对宪政的预备。对所在生存世界的精神现象学理解与阐释。不等猫头鹰在黄昏起飞，阿伦特指示说，政治理解自己生存世界里正在发生的。身处庐山不知真面目，正在发生的和就在自己世界里的，其实灯下黑最不好理解。揭露历史真相，其实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距离1949年以来的历史太近，距离毒太阳毛泽东太近，对于写历史者来说，是灯下黑。在毒太阳下的当代历史，半醉半醒之间。肯定归于尘土的东西。
49后唯一值得认真对待的对手就是毛泽东。49后的生存都在毛泽东的势力范围内，毛泽东是一种无历史的历史性，把毛泽东之外的人和事务写入历史，是一种因为身份承认的危机把自己极端放大，就像南柯一梦的大槐国。毛泽东是千百年来权力政治预备的心魔与幽灵，灵肉斗争中的对后者的偶像崇拜。
刺刀下的人民性作为历史载体
英国史学家伍德沃德于《英国简史》三版序言中说，历史学家在追述少数留芳百世的人物的同时，还应永远记住许多未曾留下踪迹的人。他们可能是千百年前的农夫或工匠，艰难困顿，随时可能屈从于入侵者的暴力；他们也可能是千千万万个小康境遇的无名小卒，常处于被当时的政权和制度吞噬的危险之中。
黄河清在《自序》中说，本书将主要笔触转向社会、底层。我撰修《当代中国史稿》，就是尝试扭转东西方所有这一切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史籍惯性，企图打碎国史等于帝王将相家谱的框架，妄想建立国史既是被统治者历史也是统治者历史的新格局新篇章。
黄河清说，中共毛泽东如何统治如何变化固然重要，固然必须入史，被统治者的亿万民众如何享受幸福或遭受苦难应该以同样的地位和篇幅或者说更显要的地位更多的篇幅入史。如此，才是国史，于两造也才相当、公平、公正。
黄河清说，列传七十中五十余篇列传是写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有一千多人；二是将他们摆在显要的位置。他们是国之根本，这与帝王将相、东西方政治家历史学家从古至今都如是说而历史事实也如是才相符节；三是将帝王将相的篇幅减至二十余篇；二十世纪至今，刺刀下生存的总体性状态，是一致的。敌我之分，因为处于弱势。
只要用枪树立在你的周围，民众什么立场都会被代表，持枪者爱说什么主义，就随便说什么主义，也就是暴力统治，使民众在政治中失踪，或者说民众除了生存和为生存而奋斗之外，就没有立场，他唯一会干的就是保卫自己的生存。枪很重要，你不怕枪？那么只有两个阶层，掌握枪支的，和在刺刀下的。
新浪微博“一世琴缘”说，我以自己祖辈的经历感觉到：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加入”的问题。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在不迁徙或无法迁徙的情况下，天然的以人之作为一个物种存在，跟上层权力如何变迁毫不相干。农民在刺刀下的被迫默认了中共。49年之后，农民拥共是一种刺刀下的苟活与很快就拿走的小面包分赃，是被伪造出来的民意，谁来统治都要活着。而且如新浪微博“红玫瑰罗玉” 所揭发的，农民有着巨大的反抗，被镇压下去。农民的生存状态，揭示沦陷区的性质。而知识分子是主动投奔的，裹挟农民拥共的就是他们，掩盖了沦陷区本质。
黄河清“新史记”能于一丝阴影处窥见一个隐藏的真实大世界。虽然书写的知识分子与民众，仅仅是文革中的受迫害者，他们渴望代言49之内的所有受迫害者。崔卫平教授在一篇文章说她革命老干部父亲，一方面怀着普通老百姓的情感，心里还是以老百姓身份自任，另外一方面他的真实身份却脱离了普通老百姓。
我还可以说，从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士大夫道统传统的继承人，都成了欲望暴徒的化身，其心灵内部的自我崇高与真理感，没有能力净化这一点。这个词是借用阿伦特的，是被抛弃出秩序，又以公共利益的担当为己任的人。这样的公共利益，实在是欲望和激情，身体并非灵魂。其中以左翼底层知识分子最为明显，乡绅的继承人。不动神色的自命道统，尤其在新精英替代旧精英，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的，有一定骗取余地的。
49之后，军功阶层立即被“科举”阶层替代，当年的革命也不外乎科举而不得的替代物，另一种武举，与反智的毛之间有着冲突，为文革。知识分子成为49内历史的主体，于是剥掉刺刀下生存这一真相，否定阶级斗争与暴力，好像已经是事实，于是就用道德知识做评价一切的尺度。给点宽松就飘飘然，就以为升天了。毛泽东说，三天不打屁股，就升天了。
我们目前的知识分子道统批判话语高度不足，不能中的。相当于与恶人说好话的。例如不能写改革时代如何用经济手段来实现政治控制的书，如房奴。别看那多人在批判，其实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空，因身处庐山而不知真面目灯下黑。道德批判关于善恶的历史观，隔靴搔痒，是相信人质相信绑匪不会撕票给绑匪说好话或者撒娇。
如何摧毁这一些人的道统自信呢，需要从1949年后国家资本主义的罪恶，以及国内殖民，作为批判的根本标准。我试图预测思考，在将来广场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国号回归之后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条件，并为之准备，当下已经与之吻合，并不根据过去的，给出自己的政治立场。在尚在虚空处下注。
我渴望的历史批判话语，如民宪派对汉奸不两立的历史观重建，是将来有用的，还有国内殖民或者集中营战俘作为政治历史真相的揭露，也是将来有用的。如百年来的共匪抢劫沉船计划。
宪政肯定不会在1949年秩序斯土斯地的生长，而是海外台风。没法从当下有限中延伸到无限美好。这是一种投射移情，也就一种单纯的心理机制，所以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冲突，在短暂时间没有关系，没有此在性的要求。手段与目标没有吻合的可能性，而是手段不断阻挡延迟目标在权力政治的分赃体系之外，成为帝王将相的历史，与平等之间张力与冲突的历史。同样即使如黄河清“新史记”那样几十年呼召，与过去民国一样，在刺刀之下，民众一样沉默，不在场，在历史之外，是一种无历史的历史性。
沦陷区有历史吗
政治的魔力，就在于说法的不同，而赋予的意义。就是给历史重大事件的定性，把中心价值从共产党那里拿出来，还给民间，完璧归赵。共产党自己决定的事情，就淡化它忽视它虚无它。美国独立战争其实是法军打的，但历史功劳全在美军。我念兹在滋的是，我们自己处境和能力，所参与的历史意义塑造和生长。认识和言说要有主体性，要考虑与自己的相关性。如民国之行宪就有主体性。美国参与中国民主化，也仅为其打工。
我觉得《当代中国史稿》还是以沦陷区为主的历史，或者缺乏沦陷意识的历史书写。49是一件偶然与任性，并不构成历史的启示与方向。作为民国的异界空间，打个比喻来说，额外的补课时间，不是正常的上课时间。我倾向于它是不是历史，很快就被遗忘的时间，如尼采《历史的滥用》中说的，被立刻遗忘的历史记忆。在当下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大规模苦难还在。
在1949的框架下造成的苦难，很快就被遗忘，而仅仅成为被迫害的少数人，用来启蒙他人的生意，而且还是不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受害家族历史。这是一种永远在自我摧毁的，无法自足的历史，没有自信，进行自我肯定肯定是代价惨重的自我摧毁的历史。没法命名，保存，传递和指示。甚至人们当作反面教材都不愿意，这是一段渴望遗忘和抛弃的历史，极端不光彩的历史，就像现代化对封建传统一样。或者慰安妇的历史。当下并不一定正常，出于永恒的不确定状态，或上或下，或有或无，两可之间。不能继承，只能资产重组，是一个不确定的问号，而不是色彩浓重的感叹号。
我看过著名小说家徐星的纪录片新作品《罪行摘要》。看完后讨论，很多启蒙派人士批判说，他采访的其中好几个文革中反革命罪的受害人，已经遗忘了受迫害。我的看法不同，我倒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中华民族沦陷被迫当了六十多年“慰安妇“后，忍受巨大恶性肿瘤癌症之后，还有自我修复能力，生生不息的能力。
我的看法与老一代的不同，我觉得文革记忆现在是要挖出来，但是为了在将来遗忘掉，历史翻过这一页之后，要忘掉，我打个比喻，我们民族当了慰安妇六十来年，这种记忆翻起来打击专制，但这种耻辱烙印入我们身体抹不掉，如果没有强者人格健康地来遗忘远离，将怎么生活？
1949年秩序于我们并不会产生产生继承关系，过于缠中的负面历史，而且老一代他们自己滋生的应付和挑战体验，无法应付现代性的危机，因为还是在毛磁场之内，简单的说，各种回答都是毛主义之内的寻找希望，对毛主义的信仰，就像基督徒的信徒对耶稣的信仰一样，毛就是他们的唯一的道路，真理和命运。他们所有的生命体验，都被毛总体攫取，毫无例外。
民族国家就等于历史。没有国体的历史，就等于历史之外的过去记忆，或者是没有历史的历史记忆。只有当下依赖于被49捕获的民国价值，并且垄断为毛与政教合一的，道成恶魔身时，虚无的黑暗历史，才能成为受诱惑与被强迫奴隶可以获取身份承认的历史，天梯般的上升体系。当我们站在民国的高度上，看到一个蠕动的上升，就会判定49之内是没有历史的，就像在屠宰场中的猪猡，有什么历史。
没有国体的历史，没有起源与开端的49历史，是朝代史，并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身处局中的魔幻迷宫一小部分，却当做了全部，这是一种更大的精神迷失。井底青蛙的夜郎自大。自命为49之后历史主体的，觉得有历史的，对49年之后的朝代历史，历历在目但惶然若丧家之犬。
在49之内，即使如毛泽东也不能自信的总体把握，总有大量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偶然与必然，所谓命运支配着他们。社会主义目标对专政手段毫无制约力，恢复了命运与偶然的统治，大量自然和血气的东西再统治和支配。这在民国无限美好的暗夜王朝，在无限生长与可能性上投上阴影，成了一根肉中刺，如张贤亮的《绿化树》。
49年沦陷内的知识分子，构成百年民国特殊的精神病例，即使作为抵抗者，打着民主宪政旗帜，他们的最高高度不会超出毛泽东的磁场，他们是一次地表的陷落，他们相信历史时间在49年中断，49对于他们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奇迹。尽管反抗49，他们还是内在于49秩序，其在世俗的生存，被毛秩序总体攫取的人。
49秩序肯定不是史诗，不能编织出特定的方向，就从社会主义方向也来说，也是不能的。也就是1949与各种乌托邦无关，而仅仅与成为权贵官僚的人上人的身份承认危机，以及权贵官僚如何再次攫取民众的生存有关。从毛泽东与官僚体系，从整风运动开始，延续到文革来看，越到将来，越能看清这一点。无历史的历史。民国的无历史的底层，进入1949，还是没有历史的。
民国史观
腾讯微博“梦漂零”说，49年现在看来是一个转折，但把视线往前逆推，往外比较，往后延伸，则其仅是历史的一个节点，民族的一段往事。大河奔腾，迴流难免，但向前的大势终不可逆。该群体被攫取亦是无奈，时机一到，必然挣脱并极度索偿。必须把49至今的陆独时期，放到民国历史之中，也必须放入延续到台湾今天民国历史当中，来看待这段代价惨重的外挂和额外补课。
黄河清在自序中说，一个执政党的历史绝不能代替、等同于国家、民族的历史。我作为中国人、底层知识人，视难无睹。故不自量力，妄修此六十年国史，聊备一家之言，以存阙失，以正史实，留与“正史”对照。
黄河清在“后记”中说自己完全从国家、民族的立场撰写国史，彻底摒弃以中共为主为正统的观念。中国不是中共，中共只是中国衍生的一个孽子。中共的各式人物只有在其是国家政府的位置上时才成为本书的对象。
虽然黄河清对此有着精到的认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消除掉残余的党史尾巴，他把大陆以及大陆的政要处理为太重要了太显赫了，以及看起来台湾在民国就是小尾巴，就是快被统一的边缘。黄河清在后记中承认，六十年的史实确是党国一体，中共主政，这是毋庸质疑的，全部《当代中国史稿》在在说明这一点，但全是在否定中叙述，无论是形式或是内容。
黄河清说，台湾、港澳是中国，中国有台湾、港澳。我只能在大要上将台湾、港澳包拢在本书之内，也就是当代中国史里。他没有认识到只有以现在还在台湾的民国为主，才能勾勒在大陆的沉沦历史。
我们必须把这六十年的大陆沉沦当做被迫给苏俄集团当慰安妇的历史，当做民国身体长了肿瘤癌症的历史。移民逃避是没用的，我们注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注定呼吸着雾霾，所以要从我们当下处境，思考民族的再生修复能力，我自己认为十来年所倡言维权和民国当归，都是民族的再生修复能力的探索，这一场大病总要过去，我们得准备未来的修复。
党内人士总是害怕改革亡党亡国。而我们总是有人去劝他们说，亡党不亡国，甚至党也能存。今天我告诉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国际法上的国家，而是政权，中华民国才是我们国际法上的主体国家。我们觉得党也不亡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亡，留着你们自己玩。不陪你们玩了。
在专制体制内，凡“叛国者”肯定是更伟大、更深层、更激烈的爱国者。所谓山巅的，一定是去掉专制力量的毒瘤，是让国家民主自由起来。然后专制利用巨大的宣传能力，制造出国家民族与专制的二位一体，爱国就非爱专制不可。为打破这种垄断，只有民国才是祖国，民国当归，在专制画定的圈子外反专制。
我对国体与政体知识开始关注后，发现民国初年最盛。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高度极高，好像天外飞仙，其区分国体与政体，提出国体乃是天意革命，非人力所为，他给政治家的任务仅限于政体问题。这个把握了民国之后所有政治变革。如民进党中执委洪智坤以辛亥革命之继承台湾转型参与者所总结，国体永恒，政体变革。
民国奠基之国体，并不是随政体的确立而生成，而革命所成，政体是后面的政治组织制度。民国后政体革命总是渴望同时颠覆改造变革国体，如袁世凯称帝，49僭越，但政体与国体隔开两层，也就是先有民国国体，再有民国政体，国体不是从政体上再建构起来，而是相反。大陆政体变革，再僭越改国号，民国始终高高在上，被遮蔽的更高者必将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