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导师”到”总设计师”,从”总工程师”到”顶层设计师”,其中发展的内在逻辑实质是:中共最高领导占据政治权力跷跷板的中轴,运用左右两手,使”左”、”右”两派互斗,并处于永远的恐惧状态和对最高领导的感恩状态,任凭其平衡博弈,就是习近平的权术秘籍。
制造狂风暴雨者却稳坐钓鱼台
在中共大位上登台亮相一年的时间里,习近平左右开弓、左右逢源、忽左忽右、宁左勿右,让国内官民和国内外观察家感到扑簌迷离。其实静静观察和思考,不难发现,六十多年中共权力学从毛邓江胡再到今天习以为常,都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这里涉及的根本问题就是”核心”。
毛把自己封为”导师”、”舵手”和”红太阳”。邓自认为”总设计师”,并给自己配备了两位保证萧规曹随、继续贯彻邓路线的”总工程师”。在习近平一身兼任党政军最高职务,并像集邮一般占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职务后,我们可以预计,他很快又会执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中共的”顶层设计师”。
从”导师”到”总设计师”,从”总工程师”到”顶层设计师”,其中发展的内在逻辑实质是什么?首先,它不是政策的改进。其次,它也不是体现的党国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其实质是,中共最高领导在残忍的权力斗争中,为了获得、巩固和维护自己的权力核心地位,运用左右两手,把左、右派玩弄于自己的掌股之间,让双方互斗,通过用”左”反”右”、或用”右”反”左”的不间断政治清洗,使”左”、”右”两派都处于永远的恐惧状态和对最高领导的感恩状态,来营造个人的权力安全堡垒。人们都知道,暴风眼经常是最安全的。中共最高领导惯于在自己身边制造狂风暴雨,自己却稳坐钓鱼台、避风中南海。
毛邓习玩”左””右”一脉相承
在中共政治里,”左”和”右”的区分经常并不以意识心态或代表的阶级、阶层利益为根据,而是相对于”核心”而言的。当毛突然脑袋发热,刮起”共产风”、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大跃进”时,任何反对他的主张的人就自然成为”右派”。当毛需要收拾他自己弄出的烂摊子时,他又会提出”积极稳妥”、”整改提高”、”戒骄戒躁”,请出被他贬职或迫害过的领导人,然后把”极左分子”送上牺牲的祭坛。林彪是被毛用在”左翼”来攻击彭德怀、邓小平和刘少奇等人的。但一旦林与毛翻脸,毛又用极左的江青(和她的”四人帮”)来清理和替代林彪势力。为此,毛又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把林作为保守、复辟的右派来鞭打。
邓核心同样手拿两个杀手锏:”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会时常用前者敲打胡乔木和邓力群两个所谓的”左王”,同时给钳制自己权力的陈云提个醒儿。他又会用后者拿下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中共总书记。以后,邓还会对李鹏左敲、江泽民右打。邓自己则稳坐在政治权力跷跷板的中间,静观左右起伏升降。
占据政治权力跷跷板的中轴,掌控左右两翼、任凭他们平衡博弈,就是习近平的权术秘籍。早在胡锦涛时期,习被立为享受王储地位的接班人,而他的右翼又有”亲民”、”自由派”的温家宝,留给薄熙来的政治空间就只能在左派政治里了。其实,胡锦涛已经非常”左”了,薄熙来踏上更左的步子,难免不在与习的争斗中自掘坟墓。薄的清除,让习露出容易被”左派”(毛左和新左)攻击的软肋,也容易成为自由派反左的靶子。这就有了习向”网络大V”和”反动知识分子”宣战下手的动力。”幸灾乐祸”的国民性让自由派从薄的倒台中看到了习近平改革的新希望,让左派保守势力从反普世价值中看到了习近平坚守红色理念的老传统。正是在这种大众天真的政治期盼中,习近平右手”反对走老路”,左手反对”走邪路”,自己成为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正确道路”的正统和旗手、纵横捭阖权力格局的核心。
习近平成为朱元璋第二
习近平是明洪武太祖朱元璋废相后又一位”乾纲独揽”的专权者。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基本遵循”宰相制”,天子皇帝和宰相形成君相权力分开、辅佐、制约的关系。郭成康教授在《十八世纪的中国政治》(2001年台湾昭明版,第22页)一书中写道:明太祖”彻底废弃分寄大权于丞相的汉唐旧制,而代之以全新的君臣权力划分的准则:皇帝兼昔日君相二任于一身,独揽国家一切权力,亲理天下军政事务;大小臣工俯首听命。””这一套’上下相维、大小相制’的君臣权力配置构架,其精髓一言以蔽之曰’事皆朝廷总之’,或曰’乾纲独揽’。”在18届三中全会上基本废弃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后,总理的权力上交给国家主席。习近平成为朱元璋第二。
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格局下,习近平占据核心地位,使得六十年的中共统治定制成型。概而言之,它有几个支柱:(1)对官员和部门的根本权力控制遵循”放风筝政治”,也就是永远牵着线,只是一松一紧来稳定和控制。(2)对经济管制施行”鸟笼经济”,亦即,中国的市场经济永远是国家资本主义,对市场的控制只是笼子的大小而已。(3)在法律控制上搞”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亦即,在”外松内紧”的精神指导下,建立全息、全方位控制体系。(4)对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玩”束鹿政策”。在习近平政治起家的河北正定县东面五十英里有一个”束鹿县”(今天的辛集市),曾有一批美国政治学家在那儿蹲点(王绍光也参与到了他的导师的项目),出版了一本英文专著,以”束鹿”为书名。他们揭示出,中国政府对地方和社会的控制就像是把一个鹿拴住一根柱子上,给它留下吃草的空间,但绝不给敞放的自由。中共的非政府组织有”GONGO”(政府指导下的NGO)之称,可见一斑。(5)在信息网络控制上建”防火长城”和”天网”。(6)”天罗地网攀染栽诬”的特务政治。与明太祖的司礼监下辖东西厂和内行厂相比,今日中国的特务网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安会”下有”政法委”,又辖国安部、公安部(政保、国保、文保),还有中纪委、总参情报机构,以及他们安插在所有政府和经文教部门的卧底。
对这一套精细的网络控制,中共的顶层设计师和他的师爷们可能颇为得意,所以他们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实,这些无非都是专制史上刨出的旧货而已。以明朝的专制君主朱元璋相比,我们可以说,习近平晚生了七百年。如果我们发现这套顶层设计还有中共智囊王沪宁从西洋专制史中挖据的功劳,那么与辅佐欧洲君主终结封建制、建立绝对中央集权制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相比,我们还可以说,王沪宁也晚生了五、六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