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诞节”刚过，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博士声泪俱下的道歉，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赞成、反对、感动、冷漠、质疑、不屑、嘲讽…… 各种腔调的声音不绝于耳。
宋彬彬之所以成为“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是因为她曾与好几个“第一”沾边：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成为“文革”中全国因武斗致死的第一位受害者；该校因而成为第一个打死老师的学校；当时宋彬彬是该校“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她在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作为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红卫兵人物，被媒体广泛报道。伟大领袖对宋彬彬“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发了第一轮武斗和抄家狂潮，从北京蔓延至全国，史称“红八月”。这场有组织的暴行，得到了高层的支持和纵容。据官方不完全统计，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
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的短暂亮相，给世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被权力利用过后，“宋要武”成为那个暴力年代的一个历史符号，如影随形伴随着宋彬彬的人生。
“文革”结束后，赴美留学并工作的宋彬彬，不断遭遇历史聚焦：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者王友琴博士撰文，认为宋彬彬等对卞仲耘之死负有责任；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至今未接受宋的道歉…… 四面楚歌的宋彬彬，多年来一直在不同的场合为自己辩白。同时不断有人暗示：打死卞仲耘的主凶，比宋彬彬的家庭更有背景，她是在代人受过。刘进、叶维丽、冯敬兰等校友自发组成的“八.五事件”调查组，将责任指向了本校高一3班的少数干部子女。
首先须肯定：一个人到了晚年，对于年轻时犯下的过错乃至罪愆，道歉比不道歉好。
其次要等待：受害者卞仲耘老师的家人是否接受道歉？他们并没有出现在道歉会场，态度至今不得而知。
其三需思考：到目前为止，卞仲耘之死仍是一个“葫芦案”。宋彬彬不止一次地道歉，同时也是在切割责任（她认领的是“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把球踢到了另一些人的脚下。留下的思考题是——直接的打人真凶是哪些人？
道歉会通过老教师及一位受害者子女之口，表达了对宋彬彬等人的谅解，且指打人者当时是未成年人，从法定年龄上不承担法律责任。调查组在距真相一步之遥处裹足不前，不愿说出虐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她们早已是成年人）。时至今日未能还老校长一个公道，令这场校友内部调查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共和国的同龄人有句口头禅——“青春无悔”。至今尚未见哪位手上沾过血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按照“法不责众”的“国民性”传统陋规，国人对于参与集体犯罪，历来缺乏道德上的反省，认为“大家一起沾血”的恶事可以免责，这也是那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时代里政治运动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在“文革”祭坛上的千千万万个冤魂中，卞仲耘校长只是其中之一，她被自己按体制设计教育出来的学生夺去了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宋彬彬打死人的直接证据。若要她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当然是一种不公；更大的不公则在于：大规模集体犯罪的主使人、十年浩劫的发动者，刚刚接受过最高规格的祭祀荣典。
体制的暴力基因，潜伏于从湖南农民运动、苏区“肃反”到土改运动、镇反运动的历史血脉之中。在一种互害体制下，宋彬彬等“红二代”及其家族同样没有安全感，他们既是体制的受益者，又随时可能成为受害者；或许后来重新成为受益者，而其精神救赎之路则漫漫其修远……
曾长期居住在以基督教文明为主、认同普世价值的国度，难免耳濡目染，接受忏悔文化。宋彬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希望通过道歉“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
以陈小鲁、宋彬彬等为代表的部分红二代，虽早已不在权力中心，但从血缘感情出发，仍希望父辈创立的红色政权长治久安，提防“文革”卷土重来。从不断自辩到促进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当然是一种最明智、成本最低的维稳，可惜尚未被主政者及诸多红色家族所理解。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对这场浩劫的受害者，至今未见官方有公开的正式道歉。以“真相”“反思”“和解”为基调的女附中道歉会，本应是一场政府主导的社会行动，可惜与主旋律不同调。近年为了强调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又出现了新的“两个凡是”：凡是对“两个三十年”历史的还原和认真反思，难免被扣上“否定党史、歪曲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口诛笔伐，对历史真相的恐惧深入骨髓。
翻开沉重的历史：从卞仲耘到北京市被打死的1772条人命，从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到广西的吃人狂潮，还有多少人道主义灾难的真相尚未揭开？“文革”“反右”等政治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到底整死、杀死了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这些历史的债务并非“虚无”，岂是区区一句“历史虚无主义”即可风吹云散？
某历史责任人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纵观二十五史，历代君主下罪己诏或不下数百道，多数没有遭遇亡国；而不知悔悟的独夫民贼，却颇有亡国的先例。若出于对“亡党亡国”的病态恐惧，乃致讳疾忌医，连以往的政治得失都不允许检讨了，可不像是谋求千秋万代的节奏。
不久前逝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在图图大主教的提议下，于1995年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社会调解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其任务如下：
一是，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
二是，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
三是，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现代社会中负责任的政府，不会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清理历史的负资产，就国家历史上对公民造成的伤害作出道歉和赔偿，促进全社会的和解，是执政者的道义和担当。美国政府曾就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黑人、华工、日裔公民的伤害，先后作出道歉及赔偿。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也身先垂范，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每年都会出席“二二八事件”的纪念仪式，向已平反的受难者及其家属鞠躬致歉。
女附中道歉会的纪事中有这样一段话，未知主政者做何解读：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道歉。道歉是铭记历史、寻求和解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