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不公必然导致暴力反抗
从神学意义上讲，不公平是对人的羞辱也是对神的不敬，或者说无神论政治哲学必然导致社会不公的现实；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不公平是足以激起个人义无反顾地选择暴力的最主要原因，尽管全世界在政治安全方面均不认可宗教极端主义以及个人恐怖主义。
所幸的是，非神学（宗教哲学）学者及非政治学学者群体当中有人认识到了不平等与暴力的关系，比如威尔金森与皮克特两人对詹姆斯•哈利的引述：暴力是「试图抵御和清除凌辱及耻辱感——那种无法忍受和难以抵御的痛苦情感——代之以它的反面：骄傲的一种行为」【注十六】。
一、分化严重：没有共同车次
不公平导致的暴力报复特别是「独狼」式抗争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社会景观，对此，社会观察人士颇为忧虑。比如，对厦门陈水总纵火案，言曰「我们都在一辆公交车上」并将陈水总的行为定义为「个人恐怖主义」【注十七】；再比如，对北京发生多起当街杀（伤）人事件，言曰「暴力不是弱者的武器」，并预言暴力行为将从网络向街头转化【注十八】。此类评论富有人文关怀性质，但是它远未涉及一个人类文明级别的伦理问题——谁有资格成为「人民」？因为只有取得了「人民」资格的人才能够了避免让政权将其敌对化，前苏联林林总总的政治笑话反映出的就是这个道理【注十九】。
由于政权与「人民」的伦理悖论，社会分层而致多数人无法将自己放置在政治共同体里面，结果像「我们都在同一辆公交车上」的说法无法描述真实的社会生态，尽管这一描述十分生动。退一步说，就算是同一路线也不可能是同一车次，更何况权贵阶层从来不会体验「公交车」的现实而非比喻的感觉呢！除非他们愿意做成一项自己赏赐底层社会的新闻。
把中国人分成不同「车次」乃至于「公交族群」与「非公交族群」的政治努力，也不止于受益于政权的「人民」之福利愿望（如政策向制度收费维持其福利水平），而且外部势力也依据市场信号介入。这不是说全球性的市场机制是可恶的，而是说任何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外壳的全球市场分域均会有正外部性。比如说，美国是一个开放程度最高的市场，因此，其知识产权无论保护有多严，均会被外部势力模仿，从而对模仿者产生正外部性。这还不用说颇具新闻意义与国家战略背景的诸军事技术的间谍（窃密）案件。相比较之下，美国不容易受外部势力的影响即政策向制度收费的更多积累部分转向了制度更新，而中国则情形相反。因此，相当多的政策向制度收费的积累被跨国资本分得，尽管在一般理论上讲，跨国公司有促进所在国公平与民主的功能。
二、民主暗示：跨国资本的蒙蔽技巧
那些特定性质的国际资本势力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跨国公司（行为性质），但是，它们确实在利用西方提供的言论自由之便利，来与中国国内的反动（尤其文化心理上反动）势力合谋，来以局外人的身份粉饰现在制度体系的巨大缺憾，以便参与到后者的出卖公平活动在而成为政治分赃者。
他们认为专制中国带来了短时间内重大建设成就，因此源自民间的异议是不明智的【注二十】。此种否定即便不直言自己的分利地位，它至少也暗示了一个前提：中国短时间的重大建设成就给所有中国人带来相对平等的福利机会，也就是说——不仅仅有「个人恐怖主义」行为刻画出的民族国家内所有人的「同等受害」机会，也有在经济增长的福利后果方面的「同等受益」。这又是一部提供给所有人同一路线、同一班次的想象的「政治公交车」。事实上，如此之类的粉饰性说辞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但直接讨论公平显然是对吹捧对象的「不公」。因此，从表达技术上代之以「民主暗示」。也就是说，尽管目前中国处于专制状态（实际上是威权主义），但民主前景还是有的，「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公民自由与参与程度也将逐渐推进。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发现中国终于可以被看作民主社会了」【注二十一】。
与「民主暗示」相关联，另外一些论者则吹捧现统治体系的精英选拔机制，所谓走上高位的政治人物均有久经历练的政治经验【注二十二】，可以避免一人一票选举里的当选政治家的「新手错误」【注二十三】。表面上看，道理有一些，但实质上，一方面所谓久经历练在选拔机制不透明、政治信息扭曲的条件下，最后的「中选者」不仅无一例外地人格扭曲（巨大心理压力时时存在之故），而且残酷的非规则竞争不会使党内民主成为可能，而只是封建政治里的朋党之复炽。朋党政治再现是腐败窝案的政治机理，也是体制内政治不公平的集中表现。
三、五种不公：非完整社会描述
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本身机制不公平的政治集团能够向社会提供可执行的公平规则。另一方面，大量的「新手」被驱逐出局而形成的人力资源浪费是极其可怕的，是一种社会伤害。但是，这种伤害就像吸毒一样让整个体制与社会无从避免，更多的人试图去争当一位「新手」，哪怕在某个竞争层次上被淘汰。这就是公务员考试热暨录取比例畸低但仍不得改观的利益机理之所在，它也是整个社会五大不平等的构成因素之一（第四项）。五大因素具体如此（尽管是不完全描述）：
其一，畸高的资本（投资）回报不仅使低资本优势（如经营有方者）暨一般经营者难以积累升级资本（如「房租吞噬一切」现象【注二十四】），而且，资本回报率畸高是政治经营回报率畸高的一个现实印证。
其二，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由多数社会成员承担，而取得正外部性的政治与资本少数经营或是有特权保护或是有经济抵抗能力。比如，污染食品导致恶疾，底层社会无钱救命，而高级官员因享受特供食品而极大地降低了恶疾概率，富有阶层则可以用昂贵的药品进行治疗（亦包括采购非污染食品）。
其三，资源产出区域所获得的短期利益无从补偿（抵顶）其远期后果，使地区不平衡进一步加剧。比如，特大城市的辉煌形象与稀土资源区的地貌、水体等破坏，形成了巨大反差。
其四，个人家庭身份在就学、就业、升迁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从而极大地贬损了人力资源价值。社会阶层固化不仅是其结果，而且社会创新愿望也逐渐降低。与被宣传的中共巨大统治绩效相对照，在国外学习与研究的一流的学者却不愿回到祖国【注二十五】。
其五，国企与民企不平等。由于前者具有政治身份带来的信贷低利率、原料低价格，更愿在一般性竞争领域与民企争夺市场，并且以拖欠后者为生存策略之一【注二十六】。
严重的社会不公是一种疯狂的掠夺状态。在纯理论意义上讲，它标志着小加尔布雷斯所言的「掠夺型政府」完成了向沃尔夫所说的「掠夺型国家」的蜕变。掠夺型国家最简单的特征就是「牺牲大众利益来确保少数人的富裕」。与之相对的则是普惠型国家，其宗旨是「让所有人平等地参与经济」，其特征是「集权伴以多元主义，政府必须强大到足以制约个人力量，同时又受广泛共享的政治权力控制」【注二十七】。对于掠夺型国家出现之社会后果，政治精英的道德刷新可以起到短期治理效果，但是，从根本上改观即放弃掠夺型国家，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本质性改变。比如，以「出卖公平」的生存原则为耻辱；再比如，以「民主暗示」的权术统治为无知，凡此等等。
结语：答案明确的疑问
放弃掠夺型国家的希望或政治愿望不在统治体系之内，端在于以体制外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责任良心及具体行动。就个人认知而言，从事系统性的实证政治学研究也是我所做的实践性努力之一。在以绵薄之力推动政治文化本质性改变的同时，当然不是藐视体制内的开明力量，甚至鼓励他们向体制外异议发展。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存在决定性的缺陷，无从认识到掠夺型政府不愿改革的主观故意。其恰如小加尔布雷斯所言：「掠夺者不在乎被认为是无能的，这种指责有助于掩盖他们真正的议程。」【注二十八】
小加尔布雷斯也告诉人们：掠夺性政府必将遭到全面失败。递进而言，掠夺性政府的失败之最确切标志就是它完成了向掠夺型国家蜕变。那么，在公平被深羞辱重辱的中国，什么人能得出「它不是掠夺型国家」的结论，将是一个「阶级立场」性的问题。我们能等到一个明确答案吗？
注释部分：
【接续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十六]参见理查德•威尔金森与凯特•皮克特合著《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汉译本，安鹏译），第一百二十八页至一百二十九页；安译版本：新华出版社，二〇一〇。
根据原书名（The Spirit Level-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直译，以「精神层次——为什么平等对每个人都更好些」为宜。
[十七]同[五]报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七日文章《我们都是同一辆公交车上》（作者：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琳），第十六版〈来论〉。
[十八]同[五]报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文章《暴力不是弱者的武器》（作者：刘淄川），第十六版〈评论〉。
[十九] 参见拙文《历史尚未钙化——想想前苏联那些政治笑话》，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二十]参见《中华网•中华论坛》二〇一二年六月七日文章《一位美籍华人想对陈光诚说的话》（作者：丹尼尔•钟）。
[二十一]参见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二〇一一年二月九日文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作者：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主席恩里克•凡胡尔）；同[一]译介报二月二十四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二十二]参见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文章《有关中国的两大思想学派都错了》（作者：风险投资家李世默）；同[一]译介报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共成功领导中国走出一条不同路》，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二十三]参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文章《美国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从中国的一党制中学到什么？》（作者：清华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同[一]译介报七月二十六日，《中共精英领导制度值得学习》，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二十四]同[五]报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八日文章《房租吞噬一切》（作者：周亚霖、王芳），第三十七版〈专栏•经济〉。
[二十五]参见香港《南华早报》二〇一三年七月十八日文章《中国不改进科研文化就无法遏止人才流失》（作者：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曹聪）；同[一]译介报七月十九日译介，《一流学者因何不愿回到中国》，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二十六]参见拙文《中国经济秩序败坏真相一例》，载于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号。原投稿时题目为：国企拖民企，集团骗个体——中国经济秩序财坏真相一瞥。
[二十七]参见英国《金融时报》二0一二年三月三日文章《国家财富：政治制度是国家经济成功的关键吗？》（作者：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同[一]译介报三月十九日，《政治制度决定经济成败？》，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二十八]参见詹姆斯•加尔布雷斯著《掠夺型政府》（汉译本，苏琦译），第一百四十八页；苏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00九。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从神学意义上讲，不公平是对人的羞辱也是对神的不敬，或者说无神论政治哲学必然导致社会不公的现实；从社会学意义上讲，不公平是足以激起个人义无反顾地选择暴力的最主要原因，尽管全世界在政治安全方面均不认可宗教极端主义以及个人恐怖主义。
所幸的是，非神学（宗教哲学）学者及非政治学学者群体当中有人认识到了不平等与暴力的关系，比如威尔金森与皮克特两人对詹姆斯•哈利的引述：暴力是「试图抵御和清除凌辱及耻辱感——那种无法忍受和难以抵御的痛苦情感——代之以它的反面：骄傲的一种行为」【注十六】。
一、分化严重：没有共同车次
不公平导致的暴力报复特别是「独狼」式抗争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社会景观，对此，社会观察人士颇为忧虑。比如，对厦门陈水总纵火案，言曰「我们都在一辆公交车上」并将陈水总的行为定义为「个人恐怖主义」【注十七】；再比如，对北京发生多起当街杀（伤）人事件，言曰「暴力不是弱者的武器」，并预言暴力行为将从网络向街头转化【注十八】。此类评论富有人文关怀性质，但是它远未涉及一个人类文明级别的伦理问题——谁有资格成为「人民」？因为只有取得了「人民」资格的人才能够了避免让政权将其敌对化，前苏联林林总总的政治笑话反映出的就是这个道理【注十九】。
由于政权与「人民」的伦理悖论，社会分层而致多数人无法将自己放置在政治共同体里面，结果像「我们都在同一辆公交车上」的说法无法描述真实的社会生态，尽管这一描述十分生动。退一步说，就算是同一路线也不可能是同一车次，更何况权贵阶层从来不会体验「公交车」的现实而非比喻的感觉呢！除非他们愿意做成一项自己赏赐底层社会的新闻。
把中国人分成不同「车次」乃至于「公交族群」与「非公交族群」的政治努力，也不止于受益于政权的「人民」之福利愿望（如政策向制度收费维持其福利水平），而且外部势力也依据市场信号介入。这不是说全球性的市场机制是可恶的，而是说任何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外壳的全球市场分域均会有正外部性。比如说，美国是一个开放程度最高的市场，因此，其知识产权无论保护有多严，均会被外部势力模仿，从而对模仿者产生正外部性。这还不用说颇具新闻意义与国家战略背景的诸军事技术的间谍（窃密）案件。相比较之下，美国不容易受外部势力的影响即政策向制度收费的更多积累部分转向了制度更新，而中国则情形相反。因此，相当多的政策向制度收费的积累被跨国资本分得，尽管在一般理论上讲，跨国公司有促进所在国公平与民主的功能。
二、民主暗示：跨国资本的蒙蔽技巧
那些特定性质的国际资本势力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跨国公司（行为性质），但是，它们确实在利用西方提供的言论自由之便利，来与中国国内的反动（尤其文化心理上反动）势力合谋，来以局外人的身份粉饰现在制度体系的巨大缺憾，以便参与到后者的出卖公平活动在而成为政治分赃者。
他们认为专制中国带来了短时间内重大建设成就，因此源自民间的异议是不明智的【注二十】。此种否定即便不直言自己的分利地位，它至少也暗示了一个前提：中国短时间的重大建设成就给所有中国人带来相对平等的福利机会，也就是说——不仅仅有「个人恐怖主义」行为刻画出的民族国家内所有人的「同等受害」机会，也有在经济增长的福利后果方面的「同等受益」。这又是一部提供给所有人同一路线、同一班次的想象的「政治公交车」。事实上，如此之类的粉饰性说辞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但直接讨论公平显然是对吹捧对象的「不公」。因此，从表达技术上代之以「民主暗示」。也就是说，尽管目前中国处于专制状态（实际上是威权主义），但民主前景还是有的，「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公民自由与参与程度也将逐渐推进。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发现中国终于可以被看作民主社会了」【注二十一】。
与「民主暗示」相关联，另外一些论者则吹捧现统治体系的精英选拔机制，所谓走上高位的政治人物均有久经历练的政治经验【注二十二】，可以避免一人一票选举里的当选政治家的「新手错误」【注二十三】。表面上看，道理有一些，但实质上，一方面所谓久经历练在选拔机制不透明、政治信息扭曲的条件下，最后的「中选者」不仅无一例外地人格扭曲（巨大心理压力时时存在之故），而且残酷的非规则竞争不会使党内民主成为可能，而只是封建政治里的朋党之复炽。朋党政治再现是腐败窝案的政治机理，也是体制内政治不公平的集中表现。
三、五种不公：非完整社会描述
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本身机制不公平的政治集团能够向社会提供可执行的公平规则。另一方面，大量的「新手」被驱逐出局而形成的人力资源浪费是极其可怕的，是一种社会伤害。但是，这种伤害就像吸毒一样让整个体制与社会无从避免，更多的人试图去争当一位「新手」，哪怕在某个竞争层次上被淘汰。这就是公务员考试热暨录取比例畸低但仍不得改观的利益机理之所在，它也是整个社会五大不平等的构成因素之一（第四项）。五大因素具体如此（尽管是不完全描述）：
其一，畸高的资本（投资）回报不仅使低资本优势（如经营有方者）暨一般经营者难以积累升级资本（如「房租吞噬一切」现象【注二十四】），而且，资本回报率畸高是政治经营回报率畸高的一个现实印证。
其二，经济增长的负外部性由多数社会成员承担，而取得正外部性的政治与资本少数经营或是有特权保护或是有经济抵抗能力。比如，污染食品导致恶疾，底层社会无钱救命，而高级官员因享受特供食品而极大地降低了恶疾概率，富有阶层则可以用昂贵的药品进行治疗（亦包括采购非污染食品）。
其三，资源产出区域所获得的短期利益无从补偿（抵顶）其远期后果，使地区不平衡进一步加剧。比如，特大城市的辉煌形象与稀土资源区的地貌、水体等破坏，形成了巨大反差。
其四，个人家庭身份在就学、就业、升迁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从而极大地贬损了人力资源价值。社会阶层固化不仅是其结果，而且社会创新愿望也逐渐降低。与被宣传的中共巨大统治绩效相对照，在国外学习与研究的一流的学者却不愿回到祖国【注二十五】。
其五，国企与民企不平等。由于前者具有政治身份带来的信贷低利率、原料低价格，更愿在一般性竞争领域与民企争夺市场，并且以拖欠后者为生存策略之一【注二十六】。
严重的社会不公是一种疯狂的掠夺状态。在纯理论意义上讲，它标志着小加尔布雷斯所言的「掠夺型政府」完成了向沃尔夫所说的「掠夺型国家」的蜕变。掠夺型国家最简单的特征就是「牺牲大众利益来确保少数人的富裕」。与之相对的则是普惠型国家，其宗旨是「让所有人平等地参与经济」，其特征是「集权伴以多元主义，政府必须强大到足以制约个人力量，同时又受广泛共享的政治权力控制」【注二十七】。对于掠夺型国家出现之社会后果，政治精英的道德刷新可以起到短期治理效果，但是，从根本上改观即放弃掠夺型国家，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本质性改变。比如，以「出卖公平」的生存原则为耻辱；再比如，以「民主暗示」的权术统治为无知，凡此等等。
结语：答案明确的疑问
放弃掠夺型国家的希望或政治愿望不在统治体系之内，端在于以体制外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责任良心及具体行动。就个人认知而言，从事系统性的实证政治学研究也是我所做的实践性努力之一。在以绵薄之力推动政治文化本质性改变的同时，当然不是藐视体制内的开明力量，甚至鼓励他们向体制外异议发展。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存在决定性的缺陷，无从认识到掠夺型政府不愿改革的主观故意。其恰如小加尔布雷斯所言：「掠夺者不在乎被认为是无能的，这种指责有助于掩盖他们真正的议程。」【注二十八】
小加尔布雷斯也告诉人们：掠夺性政府必将遭到全面失败。递进而言，掠夺性政府的失败之最确切标志就是它完成了向掠夺型国家蜕变。那么，在公平被深羞辱重辱的中国，什么人能得出「它不是掠夺型国家」的结论，将是一个「阶级立场」性的问题。我们能等到一个明确答案吗？
注释部分：
【接续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十六]参见理查德•威尔金森与凯特•皮克特合著《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汉译本，安鹏译），第一百二十八页至一百二十九页；安译版本：新华出版社，二〇一〇。
根据原书名（The Spirit Level-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直译，以「精神层次——为什么平等对每个人都更好些」为宜。
[十七]同[五]报二〇一三年六月十七日文章《我们都是同一辆公交车上》（作者：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琳），第十六版〈来论〉。
[十八]同[五]报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文章《暴力不是弱者的武器》（作者：刘淄川），第十六版〈评论〉。
[十九] 参见拙文《历史尚未钙化——想想前苏联那些政治笑话》，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二十]参见《中华网•中华论坛》二〇一二年六月七日文章《一位美籍华人想对陈光诚说的话》（作者：丹尼尔•钟）。
[二十一]参见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二〇一一年二月九日文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作者：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主席恩里克•凡胡尔）；同[一]译介报二月二十四日，《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八个关键问题》，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二十二]参见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文章《有关中国的两大思想学派都错了》（作者：风险投资家李世默）；同[一]译介报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共成功领导中国走出一条不同路》，第十四版〈海外视角〉。
[二十三]参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文章《美国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从中国的一党制中学到什么？》（作者：清华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同[一]译介报七月二十六日，《中共精英领导制度值得学习》，第十五版〈观察中国〉。
[二十四]同[五]报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八日文章《房租吞噬一切》（作者：周亚霖、王芳），第三十七版〈专栏•经济〉。
[二十五]参见香港《南华早报》二〇一三年七月十八日文章《中国不改进科研文化就无法遏止人才流失》（作者：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曹聪）；同[一]译介报七月十九日译介，《一流学者因何不愿回到中国》，第十六版〈中国大地〉。
[二十六]参见拙文《中国经济秩序败坏真相一例》，载于香港《争鸣》杂志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号。原投稿时题目为：国企拖民企，集团骗个体——中国经济秩序财坏真相一瞥。
[二十七]参见英国《金融时报》二0一二年三月三日文章《国家财富：政治制度是国家经济成功的关键吗？》（作者：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同[一]译介报三月十九日，《政治制度决定经济成败？》，第十二版〈副刊天地〉。
[二十八]参见詹姆斯•加尔布雷斯著《掠夺型政府》（汉译本，苏琦译），第一百四十八页；苏译版本：中信出版社，二00九。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定稿于绵逸书房，小城泊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