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集：噩梦开始

反右专辑 BBC中文部记者 嵇伟

BBC“反右50周年”特别节目录音(四)

第四集：噩梦开始

在6月8号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指示》、反右运动正式开始的三个月之后，1957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在党内反右的社论。社论说：“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

毛泽东对右派分子概念有过三次的名字，他最初提的是右倾分子，后来提到是右翼分子，最后才成为右派分子。这三个名字是有区别的，右倾分子主要是指党内的，右翼分子主要是指民主人士，右派分子实际上是两者兼而有之。这是出版过好几本反右运动纪实文学的著名作家叶永烈。

实际上，从57年整风开始，到后来反右，毛泽东从来没有放弃对党内异己分子的清除计划。叶永烈说：党内反右派是在后一步，开始时主要是针对民主党派，后来，随着斗争深入涉及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党内当时两个省长级的代表人物，浙江省省长浙江省委副书记沙文 汉。　还有一个是青海省省长孙作宾是个老延安，老革命。

中共中央一直强调，党内右派的人数应该控制在党员人数的百分之一以下，但是在整个反右运动中究竟有多少党员被打成右派分子，似乎没有一个总数。只是在1957年9月初的中央的《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中有这样的统计说：\”已经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已有3000余人\”，该指示还批评说：\”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的问题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错误。\”所以可以肯定，到了反右结束时，党内右派不会是一个很小的数字。除了党内，作为国家机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也开展过反右运动。

其实在军队也 反右，只是没有公开报道出来，各个军种都反右。当时去北大荒劳动的军队右派多的是，军队的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少将就是个案例。这是现在居住美国的原海军司令部舰船修造部工程师沈力成。他当时是团小组长，因为带头相应毛泽东双百方针的号召，向领导提出多学技术，因此被打成右派。

55年我从基层调到海军司令部舰船修造 部舰艇处，那时我觉得领导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信任的，我们那些知识分子也是非常热爱祖国热爱建设，所以从来也没有反什么的思想。后来军队就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也就是双百方针。发动党团员带头，我当时是团小组长，就带了头找几个人写了张大字报，内容是有关领导作风以及我们怎样更好的学习技术等等。

到了11月初，我们的处长就找我谈话。他桌子上放了张表格，上面写着右派分子审理登记表。我一看就说，哎呀！怎么把我们搞成右派了？主任说这没有什么事，我说那我们怎么办？他告诉我说按部就班，就当不知道。到了11月7日就正式地把我作为右派批判了。

在美国的反右和文革的研究学者宋永毅教授认为，正因为军内知识的程度相对低，所以在军内进行的反右就更荒谬：军内反右运动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没有大规模地开展反右运动，所以也就没有大规模地划右派。另外，我想军内的知识成分也比较低，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反右也就比北大 搞得更荒谬。西藏军区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位通讯兵的负责人，由于他给西藏军区司令安装 了一套通讯设备，而由于军队中的无知竟然把安装这套设备说成是特务行为，结果这个老八路就被打成了右派。

在军内直接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有一千八百四十八人，另外以中右、二类和三类划限整肃的有一万五千四百六十四人。这在军队中是什么比例呢？

沈力成解释说：比例大概是近5%？，但是这里的5%是按知识分子算，并不是按总人数算。因为部队里有许多政治工作者，很多勤政工作者，所以按知识分子面来算大约是近 5%？。

现在居住美国的、多年从事反右运动研究的学者丁抒教授说，解放军内的知识分子是军内右派的主要成分。军队内部中右分子很多，我的分析是有些人过去各方面都很好，这些人无非就是念了几年书，都是军队里的知识分子，军队里的知识分子是军队右派和中右分子的主要成分。还有一个对中国现代化起极大影响的领域中国的法学界，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全军覆没。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维权律师滕彪说，主张司法独立的法学思想在57年都被当作右派思想消灭了。57年反右之时，法学界这些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法学家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实际上，在52年的司法改革运动中对法学家就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那么，在57年之后，主张司法独立，主张共产党应少干涉具体案件的这些思想都被当做右派思想消灭。很多所谓的右派法学家被判刑，被关押，被整死。

毕业于北大法律系、现在北京的著名维权活动人士俞梅荪认为，反右对法学界的巨大冲击，开始了中国的假大空传统，一直贻害至今。法律界的律师法律工作者统统是右派了，律师全军覆没了。这样的话法律整个没有了，无法无天，那么后面一系列的事情都是无法无天的。从反右开始，整个中国就搞假、大、空。经济上的假大空使经济达到几乎要崩溃的边缘，政治上的假大空那就是人头落地的问题， 所以一直为害至今。宋永毅认为，57年法学界的鸣放是最成系统的现代民主思想，对中国现在的政治改革仍然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法律界的右派的鸣放是最成系统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所有法律界的法学家强调的都是法应该高于党，第二个是强调了司法的独立性，第三个是强调了肃反的错误。强调法高于党，强调司法的独立性，这个应该是现在民主社会的特点。所以应当说，政法界的右派分子言论对当今中国的今后政治改革依然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尽管反右运动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知识分子，但却有一个例外，中国社科院从英美留学回来的博士除了钱伟长以外都幸免于难。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反右运动研究学者姚监复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总书记张劲夫，中科院秘书长党总副书记杜任笙向毛泽东提出，从美国回来的教授不参加反右派的群众运动，和领导单独谈话。毛主席当时很生气，张劲夫又说了一句，\”物以稀为贵\”，毛泽东就在房间里转了两圈，一边转一边说，物以稀为贵…物以稀为贵， 然后说好吧，你们与小平同志说一下。他们俩又去找邓小平说了，发出了一个文件。因此，中科院从美国英国回来的教授，专家没有参加群众性的反右派运动。这样单独谈话，就没有定右派。其中有一个人，就是钱伟长， 他是力学所所长，又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张劲夫主张不定为右派，蒋南翔认为应该定成右派。所以后来把他定成右派了。

这场反右运动中最荒谬和残酷的，应该是中国边远地区的一些做法。有的甚至荒谬到上一次厕所回来，就被选上了右派。比如中国民营企业家刘家政：突然给我来个通知去开会，向党交心。我被问， 鸣放的这两次运动你参加没有？参加了你的看法是什么？我回答说鸣放时，由于准备考试没有参加，反右我也没参加，这两个运动我都没有参加，觉得自己好像没有革命。我就说了这么几句话，说完后，我去上厕所，回来后大家就选我当右派。当时可能是有指标问题，后来我才听说，我觉得被选上，还是挺光荣的，我能够替党分忧，最后就宣布给我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现在美国居住的著名美学家高尔泰一家五口中，有三个被打成右派。我父亲原来是人民代表，因为讲了他们乡饿死了人，就被打成右派，监督劳动。58年去砖窑，背着很热的砖头，从踏板上掉下来死了。我的姐姐是小学教师，她去收尸的时候，发现我爸爸的背后，都被热砖头烫伤了，衣服都是焦黄的，我姐姐放声大哭。当时在场的监督的群众就说她同情阶级敌人，向革命群众示威，也被打成右派，开除下放农村。那时我在西北又写了篇论文，说美是主观的，也被打成了右派。

对于右派的惩罚，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的青岛会议上指示，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许多右派都可以送去劳动改造。右派分子在劳改农场的悲惨遭遇中，最骇人听闻的就是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的惨案，三千多劳改人员，只有四百活下来。高尔泰是当年夹边沟农场的极少数幸存者之一。 夹边沟是一个右派农场，它的地理位置是在甘肃的西部，在沙漠的边缘，一面是戈壁滩，一面是祁连山。所以在那里是逃不出去的，从那逃跑的人有的死在路上，所以就没有人跑。夹边沟共3000多人，到最后活下来的人大约400多人，很多人就这样的死去了。

那里劳动非常艰苦，挖排碱沟。盐碱地不能长植物，一片白色。挖排碱沟就是一条条沟渠，碱水可以从沟中流走。我们从早到晚日夜挖，冬天结了冰，也得下渠。吃得很少，晚上回去还要政治学习，批判揭发搞到深夜。这样我们吃不够，睡不够，所以一个个都非常虚弱，很多强壮的人去到农场后，很快就变得虚弱了。

我在大学时，打破过江苏省的短跑纪录，身体很好。但是去了农场后，很快我就变得坐下后就站不起来，要两手按膝盖，慢慢地站起来。一年后，两名警察开着吉普车来请我去兰州画画，我连车都上不去，他们把我架上去的。再晚一点的话，我就死啦。

夹边沟甚至发生过人吃人的情况。高尔泰说：我走后发生了更为严重的事。当死的人很多的时候，听说有吃人的事件，都是饿死的。当时住的是窑洞，谁死了以后就拉出去，丢在门口，没东西吃就割下肉来吃。大批死亡的时候，厂部开来大车，一车一车地往出拉。死的人家里都不知道。兰京铁路离那里很远，但从铁路经过那里的人都能闻到那死人的臭味。这个事情暴露以后，中央派人来抢救，不然的话整个农场都死光。

反右运动中的种种不可思议，在中国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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