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年前，我被关在监狱的禁闭室时，有幸看到一张世界上最离奇，最荒诞的判决书。拥有这张判决书的主人名叫李霞，因‘光新路焚烧火车事件’而被当局以所谓的‘流氓罪’判刑四年。
1989年6月6日晚上，几万民众站在上海光新路道口，准备拦截火车去北京抗议大屠杀。161次的火车司机在明知铁路道口有大量民众拦截的情况下，依然高速行车，恶意撞死六个拦截火车的民众。火车停下后，肇事司机被便衣警察护送离开。现场聚集的民众异常激愤，强烈要求公安交出杀人凶手。就在警民对峙之际，“二个身手矫健的便衣人登上无人火车，娴熟地用打火机点燃车上的邮包、座椅和窗帘后，转瞬即逝地消失在人群中……”（李霞语）
面对便衣人的点火，没一个警察去阻止；面对便衣人的逃遁，没一个便衣去擒拿。便衣人消失后，上海拉开了白色恐怖的帷幕。在场的无辜者被栽赃为纵火犯，其中一人还是典型的智障。在公检法匆匆忙忙的三堂会审后，所谓的‘纵火者’押赴刑场，人头落地。籍着闻名遐迩的‘光新路’事件，杀人杀红眼，栽赃栽成瘾的上海公检法，摆开‘严打’阵势，连夜搜捕抗议人士，以最快的速度收审，逮捕，定罪，判刑并押到公判会上。一时风声鹤唳，腥风血雨，严刑拷打，窦娥遍地。相互揭发，人人过关；逐个清洗，个个自危。其阵势，比文革还凶猛；其宣传，比文革还疯狂；其手段，比文革还卑劣；其后果，比文革还惨烈；据民间人士统计，短短几个月，上海的64抗暴者的入狱和劳教人数约一千人（64政治犯数字，至今是上海当局的最高机密）。
李霞，光新路现场的围观者。她的判决书上这样写着“6月6日……当事人衬衫领子的第二颗纽扣敞开……她情绪激动，挥舞手臂，声音嘶哑，充分暴露出她反对社会主义，仇视人民政府的阴暗心态……”我揉了揉眼，判决书里没有一条她犯罪的证据，没有一条她犯罪的事实。这哪里是判决书，这是文革中‘梁效’的文章；这是‘红旗杂志’的套路；这是造反队骂街的语言。确确实实地说，这就是‘莫须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莫须有’。如果‘莫须有’是一条罪的话，那李霞连‘莫须有’都没有。
我攥着判决书，心里在大声地说：“这是历史，这是5000年里最肮脏的历史。黑暗的一页一定会翻过去，一定！一定！”这封判决书属于李霞，又属于中国。这份判决书是既是64的遗产，也是邓小平的罪证。
24年后的今天，想不到历史再一次重演。2014年1月23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侯欣“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2013年3月31日下午，北京几个公民到西单展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横幅，在场的侯欣，仅仅是围观并拍照，仅仅是拍照并围观而已。
24年了，相似的一幕再重演，相似的判决书会出现—这究竟是独裁者的发疯，还是儿皇帝的癫狂？这样的审判，是法律的蒙羞，也是习胖子的蒙羞。这个做着皇帝梦而打着中国梦幌子的暴君，其下场，绝对比袁世凯还不堪。
“我好后悔啊！我为什么要看热闹，为什么要围观？64杀人和我有什么关系？”24年前的李霞，拿着判决书悲悲切切地对我说。我悲哀地看着她，这个被专制打倒在地上的女人，只是匍匐在沼泽地里打滚，她不知道如何站起来，如何走出沼泽地。
24年后的今天，侯欣站在法庭上，她没有抱怨，没有推诿，没有猥琐，没有认罪。她轻轻地说：“我做的太少——最后的陈述。”她的话，如一道闪电，如一声惊雷。
她说“……是的，我恐惧，今天我站在这里更恐惧，恐惧着牢狱之灾，恐惧着我两次病危后的羸弱身躯，一旦走进监狱，是否还有走出了的那一天。但是我更恐惧的是违逆自己的良心，浑浑噩噩的活着，在生不如死和死亡之间，我宁愿选择死亡。”
掷地有声，大义凛然！好一個“民不惧死，何以死相惧？”这一刻，我仿佛看到秋瑾侠的风采，谭嗣同的风骨。
我相信侯欣肯定也会收到—张判决书。这张判决书比起24年前的那张，一样的离奇，一样的荒诞—与其说是法院审判了侯欣，不如说侯欣审判了这个制度，审判了所有的公检法。她用贏弱的肩膀，挑战了极权，让极权的肮脏，再一次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
如果24年前的判决书是64屠杀的遗产，是邓小平的罪证。那么，今天侯欣的判决书，就是公民社会的遗产，是习近平的罪证。
我相信这二份判决书，总有一天被放置在历史博物馆。不过那时的历史，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也不再是被阉割的太监。当学生们翘首注目这二张判决书时，他们就会明白，在中国的历史上，竟然有这样一个黑暗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