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邓小平专制与改革的复合时期：1978年12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主政，直至当下，这一时期习惯地称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更为恰当的，可能是毛专制的某种回归、现代化大业在曲折中艰难地前进的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局限
由于粉饰的舆论宣传，塑造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位形象大使。其实，如上所述，1976年至1978年两年中，在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等领导人的协同努力下，已经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邓小平只不过是乘此东风，趁机登上主宰中国的大位。
也因此，把邓小平登上中国最高权阶为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为具有“伟大的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未免有神话之嫌。
因为这次会议仅仅作出了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这个决定，虽是历史性的进步，但不能认为是完全地反映了党心民心。
不错，长期生活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固然厌倦阶级斗争，期盼摆脱贫穷，但最渴望的是人的精神与思想的解放，由党奴成为自由人。这一点，从1976年4月毛去世前夕爆发于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1978年5月爆发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破除对毛泽东的神化；1978年11月到1981年4月北京西单“民主墙”所喷发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呼喊；以及“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涌现的党内新思潮的冲击波，都说明，党内党外都集中火力在极力挣脱专制主义的镣铐！遗憾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没有体现当时举国举党所呼唤的这一时代的心声。
还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一个决定，也不符合中国转向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以及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基本轨迹，特别是从毛泽东极权统治的惨痛教训这些视角加以思考，中国的问题，即1949年以来贫穷与落后，挫折与倒退，以及一场又一场灾难的袭击，其根源皆在于专制极权统治这座超级大山对中国人的蹂躏与压迫！而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恰恰没有触及毛氏极权统治的要害，没有将中国引入现代化的主航道。三中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邓小平以及后继者的治国总纲，实际上把中国民众继续锁定在毛泽东创立的极权体制的镣铐之中（当然，這一镣铐的某些环节比毛时代已有所松弛）。
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影响深远。这次全会以来，中共已经过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从十二大到十八大），都难以摆脱这次大会所折射的“跛足改革”的阴影。中共历届最高领导人，一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力挺GDP为纲，保障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一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回避甚至反对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日益明显，如果一味认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的评价，只会束缚各级领导人的思想，贻误中国现代化时机。
“毛二世”邓小平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领路人的美名名扬中外。但是，邓小平是毛泽东极权体制的反叛者，还是企图将中国依然锁定在毛的极权体制衣钵内的“毛二世”呢？这不仅是评价邓小平，更是如何叙述当代中国史的一个大问题。
1978年，邓小平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作了一个主题报告。报告的标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绝大多数人将这个报告误读为“解放思想”的一面旗帜。我多次读此报告加以体会，认为此报告的精神是“护毛挺毛”。
邓小平在说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时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关于“文化大革命”，邓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只是“在实践过程中”发生了“缺点、错误”。可见，邓小平对文革是基本肯定的，没有提出质疑。
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邓小平是支持的，因为有利于否定“两个凡是”（实质是有利于驱使华国锋下台，有利于邓的复出）。1979年初，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思想活跃，深入广泛地讨论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因而触及了毛式极权体制，为邓小平所不容。1979年3月3日（此时离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才三个月），邓小平站到政治舞台前沿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邓小平说，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强调，现在，要“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同二十二年之前即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相比，其第一、第二、第三的三项原则与毛六条标准中的（2）、（4）、（5）完全一致。可见“四项基本原则”是毛“六条政治标准”的新版本。“四项基本原则”向人们宣告：“一党专政”是不可动摇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是不可动摇的（尽管邓没有禁止崭露头角的私有经济，以后又推出市场经济，但他一直强调“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此点下面要进一步分析）。如此，邓筑起了一道通向现代化中国式的“柏林墙”，把中国又扳回到毛泽东极权体制囚笼中去了。
1980年3月开始，中共中央组织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加讨论的四千余名中共人士，以为要客观地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广泛，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殊不知，邓小平搞这个决议，意在维护毛的神位，延续毛的极权体制。两者的出发点南辕北辙，因此讨论时间特长。为了“统一思想”，邓先后发表了十多次谈话。邓说：“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决议）最核心的一条。”邓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这同1956年毛泽东粉饰斯大林的暴行，说“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为错误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何其相似乃尔！邓甚至说，决议对毛泽东同志评价这部分如果写不好，“整个决议不如不做。”
邓小平要坚守极权体制，势必要反对“自由化”。在他复出的十余年中一直把反“自由化”作为神圣使命。尽管不懈地反自由化，因为不合党心民心，成效不佳，邓内心一直不满。这个不满，在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终于爆发。当与会者主导性意见不将“反自由化”写入决议时，邓大为恼怒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还说：“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此番言论显然满口蛮横，失去理智了。
至于“六四”那一幕，将永久地烙在中国人的心中。
邓小平成功了，他用子弹驱散了学潮，把自由主义思潮打入地下，把民运人士逐出国门。更糟的是，学潮平息之后，邓小平想到的竟是慰问开枪的军队，在他的眼里根本没有无辜死伤的受害者！如李劼所说：“‘六四’这一天，邓小平向历史交了一个血案。‘六四’之后，邓小平又向民众交了白卷。”“即使将来的人们忘记了那十年（即邓主政的十年——笔者注），也不会忘记那一天。”（李劼《历史的祭奠》）
“六四”事件后，李普说了一句话，他说：慈禧不敢做的事，袁世凯不敢做的事，段祺瑞不敢做的事，蒋介石不敢做的事，邓小平做了（大意）。李普没有提到毛泽东。是的，毛泽东没有亲自策划部队向民众开枪。因为，那个年代，中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无比热爱、无比敬仰，把他当作神，即使饿死四千多万老百姓，全国也是静悄悄的，即使把一百三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严加惩罚也都默默地忍受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共产党的统治在那个年代还是稳固的，说明人民是愚昧的，不开化的，没有想到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六四”不仅仅表明共产党的专横暴戾，它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表明人民开始觉悟了。“六四”是中共统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已是明日黄花，由此衰落，它只能用枪杆子来渡过自己的余日；每年的“六四”期间，当局总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密切监视民众的一举一动。
与“反自由化”与“六四血案”相联系的是，邓小平以非程序化的方式先后废黜了改革开放的两位领航人——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导致改革停顿、变异，党国体制一直得以延续。胡、赵两位贤明领导人已去世多年，至今没有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
以上一系列所作所为，邓小平无愧于“毛二世”的称号。
在行将告别政治舞台，在一次有江泽民等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如下告白：“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指江）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见《大哉李锐》，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第461页）这是邓小平作为“毛二世”、“邓专制”的有力证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构专制权力体制过程中，邓小平留下了一笔可贵的遗产，那就是邓主动退休，淡出政治舞台。古今中外的专制史上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专制权力，在历史上只有被迫退位，从来没有主动退休。由于邓小平以身作则，中共最高权力的退休从此成为一种制度，中共从此废除了最高权力的终身制。这是邓的一大贡献。同时，邓也没有像蒋介石、金日成、李光耀那样，把江山传给儿子。邓在废除终身制的同时，也废除了世袭制。至于毛泽东，他的长子如不在朝鲜战场上不测殉难，成为毛的接班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毛临死前提出其妻子江青、侄子毛远新作为接班人的名单，更证实了毛的世袭制思想。
（未完待续）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复出主政，直至当下，这一时期习惯地称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更为恰当的，可能是毛专制的某种回归、现代化大业在曲折中艰难地前进的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局限
由于粉饰的舆论宣传，塑造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这位形象大使。其实，如上所述，1976年至1978年两年中，在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等领导人的协同努力下，已经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邓小平只不过是乘此东风，趁机登上主宰中国的大位。
也因此，把邓小平登上中国最高权阶为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称为具有“伟大的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未免有神话之嫌。
因为这次会议仅仅作出了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定。这个决定，虽是历史性的进步，但不能认为是完全地反映了党心民心。
不错，长期生活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固然厌倦阶级斗争，期盼摆脱贫穷，但最渴望的是人的精神与思想的解放，由党奴成为自由人。这一点，从1976年4月毛去世前夕爆发于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1978年5月爆发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破除对毛泽东的神化；1978年11月到1981年4月北京西单“民主墙”所喷发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呼喊；以及“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涌现的党内新思潮的冲击波，都说明，党内党外都集中火力在极力挣脱专制主义的镣铐！遗憾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没有体现当时举国举党所呼唤的这一时代的心声。
还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一个决定，也不符合中国转向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以及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基本轨迹，特别是从毛泽东极权统治的惨痛教训这些视角加以思考，中国的问题，即1949年以来贫穷与落后，挫折与倒退，以及一场又一场灾难的袭击，其根源皆在于专制极权统治这座超级大山对中国人的蹂躏与压迫！而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恰恰没有触及毛氏极权统治的要害，没有将中国引入现代化的主航道。三中全会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邓小平以及后继者的治国总纲，实际上把中国民众继续锁定在毛泽东创立的极权体制的镣铐之中（当然，這一镣铐的某些环节比毛时代已有所松弛）。
三中全会所确立的路线影响深远。这次全会以来，中共已经过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从十二大到十八大），都难以摆脱这次大会所折射的“跛足改革”的阴影。中共历届最高领导人，一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力挺GDP为纲，保障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一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回避甚至反对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日益明显，如果一味认定是“伟大的历史转折”的评价，只会束缚各级领导人的思想，贻误中国现代化时机。
“毛二世”邓小平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领路人的美名名扬中外。但是，邓小平是毛泽东极权体制的反叛者，还是企图将中国依然锁定在毛的极权体制衣钵内的“毛二世”呢？这不仅是评价邓小平，更是如何叙述当代中国史的一个大问题。
1978年，邓小平为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作了一个主题报告。报告的标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绝大多数人将这个报告误读为“解放思想”的一面旗帜。我多次读此报告加以体会，认为此报告的精神是“护毛挺毛”。
邓小平在说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时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说“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关于“文化大革命”，邓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只是“在实践过程中”发生了“缺点、错误”。可见，邓小平对文革是基本肯定的，没有提出质疑。
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邓小平是支持的，因为有利于否定“两个凡是”（实质是有利于驱使华国锋下台，有利于邓的复出）。1979年初，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思想活跃，深入广泛地讨论中共建国以来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因而触及了毛式极权体制，为邓小平所不容。1979年3月3日（此时离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才三个月），邓小平站到政治舞台前沿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邓小平说，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强调，现在，要“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同二十二年之前即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相比，其第一、第二、第三的三项原则与毛六条标准中的（2）、（4）、（5）完全一致。可见“四项基本原则”是毛“六条政治标准”的新版本。“四项基本原则”向人们宣告：“一党专政”是不可动摇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也是不可动摇的（尽管邓没有禁止崭露头角的私有经济，以后又推出市场经济，但他一直强调“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此点下面要进一步分析）。如此，邓筑起了一道通向现代化中国式的“柏林墙”，把中国又扳回到毛泽东极权体制囚笼中去了。
1980年3月开始，中共中央组织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加讨论的四千余名中共人士，以为要客观地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讨论所涉及的问题广泛，又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殊不知，邓小平搞这个决议，意在维护毛的神位，延续毛的极权体制。两者的出发点南辕北辙，因此讨论时间特长。为了“统一思想”，邓先后发表了十多次谈话。邓说：“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决议）最核心的一条。”邓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这同1956年毛泽东粉饰斯大林的暴行，说“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为错误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何其相似乃尔！邓甚至说，决议对毛泽东同志评价这部分如果写不好，“整个决议不如不做。”
邓小平要坚守极权体制，势必要反对“自由化”。在他复出的十余年中一直把反“自由化”作为神圣使命。尽管不懈地反自由化，因为不合党心民心，成效不佳，邓内心一直不满。这个不满，在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终于爆发。当与会者主导性意见不将“反自由化”写入决议时，邓大为恼怒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还说：“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此番言论显然满口蛮横，失去理智了。
至于“六四”那一幕，将永久地烙在中国人的心中。
邓小平成功了，他用子弹驱散了学潮，把自由主义思潮打入地下，把民运人士逐出国门。更糟的是，学潮平息之后，邓小平想到的竟是慰问开枪的军队，在他的眼里根本没有无辜死伤的受害者！如李劼所说：“‘六四’这一天，邓小平向历史交了一个血案。‘六四’之后，邓小平又向民众交了白卷。”“即使将来的人们忘记了那十年（即邓主政的十年——笔者注），也不会忘记那一天。”（李劼《历史的祭奠》）
“六四”事件后，李普说了一句话，他说：慈禧不敢做的事，袁世凯不敢做的事，段祺瑞不敢做的事，蒋介石不敢做的事，邓小平做了（大意）。李普没有提到毛泽东。是的，毛泽东没有亲自策划部队向民众开枪。因为，那个年代，中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无比热爱、无比敬仰，把他当作神，即使饿死四千多万老百姓，全国也是静悄悄的，即使把一百三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严加惩罚也都默默地忍受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共产党的统治在那个年代还是稳固的，说明人民是愚昧的，不开化的，没有想到要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六四”不仅仅表明共产党的专横暴戾，它总是不惜一切代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表明人民开始觉悟了。“六四”是中共统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已是明日黄花，由此衰落，它只能用枪杆子来渡过自己的余日；每年的“六四”期间，当局总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密切监视民众的一举一动。
与“反自由化”与“六四血案”相联系的是，邓小平以非程序化的方式先后废黜了改革开放的两位领航人——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导致改革停顿、变异，党国体制一直得以延续。胡、赵两位贤明领导人已去世多年，至今没有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
以上一系列所作所为，邓小平无愧于“毛二世”的称号。
在行将告别政治舞台，在一次有江泽民等人参加的小型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如下告白：“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指江）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见《大哉李锐》，时代国际出版公司【香港】，2005年第461页）这是邓小平作为“毛二世”、“邓专制”的有力证言。
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构专制权力体制过程中，邓小平留下了一笔可贵的遗产，那就是邓主动退休，淡出政治舞台。古今中外的专制史上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专制权力，在历史上只有被迫退位，从来没有主动退休。由于邓小平以身作则，中共最高权力的退休从此成为一种制度，中共从此废除了最高权力的终身制。这是邓的一大贡献。同时，邓也没有像蒋介石、金日成、李光耀那样，把江山传给儿子。邓在废除终身制的同时，也废除了世袭制。至于毛泽东，他的长子如不在朝鲜战场上不测殉难，成为毛的接班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毛临死前提出其妻子江青、侄子毛远新作为接班人的名单，更证实了毛的世袭制思想。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