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执掌中共权力以来，是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舆论焦点。最近有学者提出，习近平一人总统两大新机构就是”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共在去年11月十八大以后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于上月公布有关主要人事安排，总书记习近平将同时领导两大新机构。这种设计被认为改变了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重新回到党的最高领导人独揽大权的毛泽东时代。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在新中友好协会、新加坡中国商会和醉花林俱乐部周末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中国的未来》专题讲座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对新的政治体制表示认同，称其有很多优势，最明显的是统筹权力都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手中。
去年8月，中国《环球时报》发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的文章，称中国”集体领导制度”优于美国”个人总统制”。胡鞍钢说，”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制度创新和治道变革。它大大超越了几百年来美国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党控制’、’两党分治’、’三权分立’的实践与理论，彰显中国人极大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郑永年认为，中国学者称颂的”集体总统”制度已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到最后可能就是”没有总统”，集体领导就是没有领导，集体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是典型的封建主义”。
习近平执掌中共权力以来，是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舆论焦点
毛泽东也打过贪腐”大老虎”
中国政治学者周孝正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直言批评说，”集体总统”制也好，”一人总统”制也好，都是”拍马屁的学术”。无论中共当局怎么搞，都会有学者叫好。他认同邓小平关于中国政治的评价，总病根在于权力过分集中，得不到有效制约。照这样的方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多次写进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就是倒退到毛泽东时代。
郑永年表示不担心习近平重蹈毛泽东的个人集权覆辙，指出毛泽东不受体制约束，而习近平是通过建立体制来强化权力，他因此得遵循体制的运作程序。
当年曾经参与中共高层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历史学者吴伟在《纽约时报》撰文说，邓小平这篇讲话主要是为了和中共党内元老集团一道在组织上”解决华国锋问题”寻求理论支持，也是他对毛泽东所遗留下的体制遗产、对”文革”成因进行过深刻思考的结论。他认为邓小平给出的药方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那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共产党的一党独裁。
曾经被打成”右派”的中国作家铁流撰文提出，习近平的”反腐肃贪”就是最大的政改。他认为，”2013年是习近平明法强纪的第一年，其重点是应用毛氏’走群众路线’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方法，……纾解民心，肃腐立威”。
周孝正指出，中共建政后”反腐第一刀”是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二人被捕前分别是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中共天津地委书记，1952年因贪污罪被枪决。周孝正说，打了这样的”大老虎”，并不妨碍毛泽东搞独裁专制，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只有建立真正的权力监督制度，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