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6日，对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的日子。这一天的北京时间上午十一时（美国东部时间25日晚上十时）左右，我接到一个消息说，我在浙江临海打工的二哥丁访高因为心肌梗塞（最先误传为突发脑溢血）突然去世了。当天早上北京时间六时，我二哥突然发病，然后送到医院，不到一小时就在医院去世了，时年只有44岁。
我的老家位于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玉林村。古蔺位于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地方，其东、北、南三面都是贵州。而二郎位于古蔺的最东边，与贵州习水县的习酒镇只是隔着一条赤水河。中共长征时，在赤水河上的所谓“四渡赤水”，其中有一次就是从郎酒厂所在地的二郎滩与习酒镇之间渡过。虽然二郎有全国闻名的郎酒，但古蔺却是国家级的贫困县。玉林村位于二郎镇的边远地区，离郎酒厂所在地还有十多公里，交通十分不方便，直到我上高中时，才修通公路。在未通公路之前，村民去赶集，只能靠肩背，走路要走一个小时。
二哥出生于1970年的农历7月29日，在五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老三。最大的是大哥，然后是大姐、二哥、二姐和我。二哥虽然位居老三，但在五个兄弟姐妹中，他却是为整个家庭付出得最多的。
在大哥、二哥和我三兄弟中，二哥的学历最低，只上了小学。而大哥是初中毕业，我是大学毕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家准备盖三间新房。当时父母设想，将新房分给大哥、二哥，而将旧房子留给当时还小的我。为了盖新房，我们先后挖了两个地基，都主要是二哥和父母一起挖的。那时，大哥去了攀枝花我伯父家的堂哥那儿，大姐主要在家做饭，二姐在上学，我才几岁，都没怎么参与挖地基的体力活。
在大哥与大姐分别于在1988年、1989年结婚之后，我们家终于在1990年盖了新房。在盖新房前两、三年，当时只有十七、八岁的二哥，就在我们邻村的私人小煤窑拉煤了。小煤窑离我们家不远，空手走路时只要十多分钟，但却需要翻过一座山。这些小煤窑的窑井很低也很狭窄，只能弯着腰才能进去，只能容一个人拉着煤出入。而且，煤窑里没有电灯，只有点着煤油灯进出。在这种私人小煤窑挖煤，是完全没有安全保障的，可能随时会发生塌方或者瓦斯爆炸而导致人死亡。之前就有邻居因挖煤塌方或瓦斯爆炸而死亡的事发生过。
虽然如此，二哥还是决定去拉煤，一方面为了挣钱买盖房的材料，另一方面为了拉煤来烧盖房用的石灰。二哥只是负责拉煤，还有一个人负责挖煤。当时，一次可以用槽子拉近两百斤的煤，卖1.5元钱，一天可以拉二十多次。二哥每天早晚的饭在家吃，中午的饭由家里送去。父亲或母亲去送午饭时，通常会背着一个背篓，回家的时候顺便背回一百多斤的煤供家里用。记得当时我上小学一、二年级，也曾在星期天跟着父亲或母亲一起去给二哥送饭，回来的时候我也背着二、三十斤的煤回家。虽然如此辛苦，挣得却是不多，可能一天就十来块钱。因为是与挖煤的平分，还需要扣去老板的“山本费”。
新房盖好的当年年底，大哥一家分离出去，住在他的一间半新房里。另外一间半新房，二哥一直没有住进去，让大哥一直用着。因为二哥一直在外打工，加上二哥结婚后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并没有分家。后来，二哥准备在别的地方另盖新房，将属于他的那一间半新房便宜卖给了大哥。
1991年春节之后，二哥和几个邻居一起到河北石家庄获鹿县的砖厂打工。由于石家庄的冬天太冷，冬天砖厂不开，一年只开九个月左右。当时二哥打工一个月才挣100多元，一年下来也才1000多元，扣除去往返的路费以及生活费，实际上所挣的才几百块钱。在这样的情况下，二哥还是往家里寄钱。记得第一年二哥曾往家里寄过两次钱，分别是130元和170元。
一个月才挣100多元，他们一天却要上班十四、五个小时。为了描述打工的艰辛，他们曾编唱过一首歌，其中有几句唱道：“天没亮，就起床，两个馒头一碗汤，吃不饱来思念家乡……”虽然如此艰辛，但此后几年，二哥还是继续到石家庄附近的砖厂打工。不仅如此，我们当地每年到石家庄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有人甚至成为包工头，承包了砖厂然后回去找更多的人来。1995、1996年的时候，二哥也曾经承包过一个砖厂的装窑班的工作。为了招人，记得当时这个砖厂的老板还在过春节的时候来到我们家，然后与二哥招的人一起在春节后回石家庄。
在砖厂打工的时候，二哥与另一个镇的也正在砖厂打工的二嫂认识。1993年底回家，他俩一起回去。对他俩的婚事，二嫂的母亲不同意。为此，二嫂偷偷与二哥来我们家，然后不再回去了。再后来，她母亲找来，经过多次商谈，才最终同意他俩的婚事。于是，当年的腊月24日，我们家为二哥二嫂举行了婚礼。二哥去世那天，是2013年的腊月26日，正好是他们结婚20周年刚过两天。
二哥二嫂结婚之后，继续一起到石家庄打工，并在打工期间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其大女儿出生于1994年。后来他们又回去打工时，将两个女儿留在老家，由二嫂的母亲照看。但1997年暑假的时候，当时一岁多的小女儿却因病治疗无效而夭折。当小女儿死亡时，我看到我的母亲和二嫂的母亲哭得非常厉害。当时二嫂和二哥在深圳打工，我想，当他们听到小女儿死亡的消息时，一定很伤心，二嫂一定伤心了很久，哭了很多次。过了两三年的2001年，二哥二嫂又生了一个小儿子。
我印象中二哥二嫂大概是从1997年开始到深圳的玩具厂打工的。一直到我大学快毕业的2001年底，他们才回到老家。我上初中以后，二哥一直寄钱回家，帮助父母让我上学。1998年，我考上中国农业大学之后，家里没钱让我读大学，父母为此将家里耕地用的牛卖掉。当时，我给二哥二嫂写了一份信，告诉我考上了大学，并说没钱去上学。后来，二哥二嫂寄回来1000元钱。我到大学之后，获得学校免除一年的学费，一位律师资助我大一、大二两年的生活费，大四的时候我申请了助学贷款。不过，还有大三时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家里出的，这一部分中可能大部分都是二哥二嫂打工挣的钱。
2001年二哥二嫂回老家之后，在集上租了一间门面卖日用杂货。二嫂负责照看小儿子和杂货店，二哥则买了一个摩托车开着拉客。但几年下来，却没有挣钱。为此，从2005年开始，二哥二嫂又开始到浙江台州打工，一直到现在。其中只有2008年和2012年短暂回去过一段时间。
2008年4月，我和妻子李昕艾一起回老家，父母准备为我们举办婚礼。当时，二哥二嫂也提前回去了，由二哥二嫂一手负责操办我们的婚礼。为我们的婚礼，二哥二嫂付出了很多辛劳。婚礼所用的一切东西，都是由二哥二嫂去集上或别的地方买来的。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二哥。从2008年以来，我只有在2011年7月回过一次老家，但当时二哥在温州，没能见到。2012年7月6日，我和妻子孩子来到美国，当天我二哥正好从温州回到了老家。当时我们一家四口被迫背井离乡远赴一个陌生的国度，二哥还劝我不要离开。因为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的真实情况，所以他一直不知道我曾在2011年因“茉莉花”革命被“失踪”关押63天的经历。当时，我被放回家之后，为了不让家里担心，我曾向家里谎称被“失踪”的时候去了美国开会。
在二哥去世之前的2014年1月10日，二哥加了我的QQ，当时我却没有看到，直到今天妻子李昕艾才看到告诉我。这让我感到十分遗憾，没能抓住这次机会，在二哥去世之前，好好地与他交流一下。
从1991年到现在23年的时间里，二哥二嫂有近20年的时间都在外打工，在外漂泊辛劳中度过了他们自己大好的青春和年华。二哥二嫂本来准备在2014年7、8月份回老家，结束漂泊在外打工的日子，在老家好好安顿下来。因为已经到了中年，力气不如从前了，再加上父母老了，也需要人照顾。离他们原计划回去还有半年时间，现在二哥却猝然离世，永远回不了家了。
这实在让我们一家感到伤痛。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二哥的去世，让父母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命运，实在让人感到哀伤。当我母亲听到二哥去世的消息之后，一下子就昏过去了，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而我的二嫂，也永远地失去了丈夫，我的侄儿侄女，也永远地失去了父亲。对她们而言，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象，这样的伤痛是多么的深刻。我也不知道她们以后该怎么办，侄女十九岁了，而侄儿才近十三岁。二哥突然在春节前几天去世，肯定会让我们一家没有心情，过不好这个春节。二嫂反复告诉我，她接受不了二哥突然死亡的事实。
二哥的猝然离世，显然与近20年的打工辛劳有关。一个人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却遭到“血汗工厂”的不断盘剥，得到是低工资与无福利，最后并因此而失去生命。在此之前，在我们老家，也有邻居和亲戚因为打工而去世的。正是像二哥这样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常年不辞辛劳在外打工，却不断遭到中国特色“血汗工厂”的盘剥，才最终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就”完全就是建立在我二哥等农民工身上的，官员和商人们却不断从他们身上榨取血汗。
他们之所以一辈子只能背井离乡到外地的“血汗工厂”打工，也与中共政权长期以来执行的万恶的户籍制度有关。户籍制度，将他们永远固定在被榨取血汗的地位，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甚至让他们的子女、子女的子女也永世不得翻身，永远重复着父辈一样被宰割被掠夺的凄苦辛酸命运。
在得知我二哥去世的消息之后，著名学者李江琳老师曾在推特上安慰我说：“现在记录打工者的故事，让后人知道‘盛世’背后的血泪，知道‘离岸’账户里有多少带血含泪的金钱。”李老师说的对，这的确是我们作为打工者家属应该做的事。
二哥已逝，可是还有数以亿计如他一般的农民工挣扎在中国这个“富官困民”的魔咒之下。中共不亡，没有一个公民能逃脱被宰割被掠夺的命运；专制独裁不消，每一个中国人都将成为制度的陪葬品。邪党暴政之下，每一个清白的中国人都是被绑架捆缚的难民。而裸官裸商也应运而生如蝗虫般席卷整个世界，权贵已然都跑到了国外自由民主之地，随之，红祸也蔓延侵蚀了整个世界。可那些无权无势的小民屁民能有几人逃得升天？毕竟大部分人只能留在那雾霾笼罩、满目疮痍、癌症笼罩的山河之中余度残生。有时真的很绝望，如何打破魔咒呢？每次在海外看到迎面走来那相视不相逢的蝗虫国人，都令人感慨万千，自由之地尚且如此，被阉割之地的民众们又有什么力量来抗拒那台巨大的绞肉机呢？
2014年1月29日写于二哥丁访高安葬的日子
我的老家位于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玉林村。古蔺位于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地方，其东、北、南三面都是贵州。而二郎位于古蔺的最东边，与贵州习水县的习酒镇只是隔着一条赤水河。中共长征时，在赤水河上的所谓“四渡赤水”，其中有一次就是从郎酒厂所在地的二郎滩与习酒镇之间渡过。虽然二郎有全国闻名的郎酒，但古蔺却是国家级的贫困县。玉林村位于二郎镇的边远地区，离郎酒厂所在地还有十多公里，交通十分不方便，直到我上高中时，才修通公路。在未通公路之前，村民去赶集，只能靠肩背，走路要走一个小时。
二哥出生于1970年的农历7月29日，在五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老三。最大的是大哥，然后是大姐、二哥、二姐和我。二哥虽然位居老三，但在五个兄弟姐妹中，他却是为整个家庭付出得最多的。
在大哥、二哥和我三兄弟中，二哥的学历最低，只上了小学。而大哥是初中毕业，我是大学毕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家准备盖三间新房。当时父母设想，将新房分给大哥、二哥，而将旧房子留给当时还小的我。为了盖新房，我们先后挖了两个地基，都主要是二哥和父母一起挖的。那时，大哥去了攀枝花我伯父家的堂哥那儿，大姐主要在家做饭，二姐在上学，我才几岁，都没怎么参与挖地基的体力活。
在大哥与大姐分别于在1988年、1989年结婚之后，我们家终于在1990年盖了新房。在盖新房前两、三年，当时只有十七、八岁的二哥，就在我们邻村的私人小煤窑拉煤了。小煤窑离我们家不远，空手走路时只要十多分钟，但却需要翻过一座山。这些小煤窑的窑井很低也很狭窄，只能弯着腰才能进去，只能容一个人拉着煤出入。而且，煤窑里没有电灯，只有点着煤油灯进出。在这种私人小煤窑挖煤，是完全没有安全保障的，可能随时会发生塌方或者瓦斯爆炸而导致人死亡。之前就有邻居因挖煤塌方或瓦斯爆炸而死亡的事发生过。
虽然如此，二哥还是决定去拉煤，一方面为了挣钱买盖房的材料，另一方面为了拉煤来烧盖房用的石灰。二哥只是负责拉煤，还有一个人负责挖煤。当时，一次可以用槽子拉近两百斤的煤，卖1.5元钱，一天可以拉二十多次。二哥每天早晚的饭在家吃，中午的饭由家里送去。父亲或母亲去送午饭时，通常会背着一个背篓，回家的时候顺便背回一百多斤的煤供家里用。记得当时我上小学一、二年级，也曾在星期天跟着父亲或母亲一起去给二哥送饭，回来的时候我也背着二、三十斤的煤回家。虽然如此辛苦，挣得却是不多，可能一天就十来块钱。因为是与挖煤的平分，还需要扣去老板的“山本费”。
新房盖好的当年年底，大哥一家分离出去，住在他的一间半新房里。另外一间半新房，二哥一直没有住进去，让大哥一直用着。因为二哥一直在外打工，加上二哥结婚后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并没有分家。后来，二哥准备在别的地方另盖新房，将属于他的那一间半新房便宜卖给了大哥。
1991年春节之后，二哥和几个邻居一起到河北石家庄获鹿县的砖厂打工。由于石家庄的冬天太冷，冬天砖厂不开，一年只开九个月左右。当时二哥打工一个月才挣100多元，一年下来也才1000多元，扣除去往返的路费以及生活费，实际上所挣的才几百块钱。在这样的情况下，二哥还是往家里寄钱。记得第一年二哥曾往家里寄过两次钱，分别是130元和170元。
一个月才挣100多元，他们一天却要上班十四、五个小时。为了描述打工的艰辛，他们曾编唱过一首歌，其中有几句唱道：“天没亮，就起床，两个馒头一碗汤，吃不饱来思念家乡……”虽然如此艰辛，但此后几年，二哥还是继续到石家庄附近的砖厂打工。不仅如此，我们当地每年到石家庄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有人甚至成为包工头，承包了砖厂然后回去找更多的人来。1995、1996年的时候，二哥也曾经承包过一个砖厂的装窑班的工作。为了招人，记得当时这个砖厂的老板还在过春节的时候来到我们家，然后与二哥招的人一起在春节后回石家庄。
在砖厂打工的时候，二哥与另一个镇的也正在砖厂打工的二嫂认识。1993年底回家，他俩一起回去。对他俩的婚事，二嫂的母亲不同意。为此，二嫂偷偷与二哥来我们家，然后不再回去了。再后来，她母亲找来，经过多次商谈，才最终同意他俩的婚事。于是，当年的腊月24日，我们家为二哥二嫂举行了婚礼。二哥去世那天，是2013年的腊月26日，正好是他们结婚20周年刚过两天。
二哥二嫂结婚之后，继续一起到石家庄打工，并在打工期间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其大女儿出生于1994年。后来他们又回去打工时，将两个女儿留在老家，由二嫂的母亲照看。但1997年暑假的时候，当时一岁多的小女儿却因病治疗无效而夭折。当小女儿死亡时，我看到我的母亲和二嫂的母亲哭得非常厉害。当时二嫂和二哥在深圳打工，我想，当他们听到小女儿死亡的消息时，一定很伤心，二嫂一定伤心了很久，哭了很多次。过了两三年的2001年，二哥二嫂又生了一个小儿子。
我印象中二哥二嫂大概是从1997年开始到深圳的玩具厂打工的。一直到我大学快毕业的2001年底，他们才回到老家。我上初中以后，二哥一直寄钱回家，帮助父母让我上学。1998年，我考上中国农业大学之后，家里没钱让我读大学，父母为此将家里耕地用的牛卖掉。当时，我给二哥二嫂写了一份信，告诉我考上了大学，并说没钱去上学。后来，二哥二嫂寄回来1000元钱。我到大学之后，获得学校免除一年的学费，一位律师资助我大一、大二两年的生活费，大四的时候我申请了助学贷款。不过，还有大三时的学费和生活费是家里出的，这一部分中可能大部分都是二哥二嫂打工挣的钱。
2001年二哥二嫂回老家之后，在集上租了一间门面卖日用杂货。二嫂负责照看小儿子和杂货店，二哥则买了一个摩托车开着拉客。但几年下来，却没有挣钱。为此，从2005年开始，二哥二嫂又开始到浙江台州打工，一直到现在。其中只有2008年和2012年短暂回去过一段时间。
2008年4月，我和妻子李昕艾一起回老家，父母准备为我们举办婚礼。当时，二哥二嫂也提前回去了，由二哥二嫂一手负责操办我们的婚礼。为我们的婚礼，二哥二嫂付出了很多辛劳。婚礼所用的一切东西，都是由二哥二嫂去集上或别的地方买来的。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二哥。从2008年以来，我只有在2011年7月回过一次老家，但当时二哥在温州，没能见到。2012年7月6日，我和妻子孩子来到美国，当天我二哥正好从温州回到了老家。当时我们一家四口被迫背井离乡远赴一个陌生的国度，二哥还劝我不要离开。因为我并没有告诉他我的真实情况，所以他一直不知道我曾在2011年因“茉莉花”革命被“失踪”关押63天的经历。当时，我被放回家之后，为了不让家里担心，我曾向家里谎称被“失踪”的时候去了美国开会。
在二哥去世之前的2014年1月10日，二哥加了我的QQ，当时我却没有看到，直到今天妻子李昕艾才看到告诉我。这让我感到十分遗憾，没能抓住这次机会，在二哥去世之前，好好地与他交流一下。
从1991年到现在23年的时间里，二哥二嫂有近20年的时间都在外打工，在外漂泊辛劳中度过了他们自己大好的青春和年华。二哥二嫂本来准备在2014年7、8月份回老家，结束漂泊在外打工的日子，在老家好好安顿下来。因为已经到了中年，力气不如从前了，再加上父母老了，也需要人照顾。离他们原计划回去还有半年时间，现在二哥却猝然离世，永远回不了家了。
这实在让我们一家感到伤痛。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二哥的去世，让父母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命运，实在让人感到哀伤。当我母亲听到二哥去世的消息之后，一下子就昏过去了，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而我的二嫂，也永远地失去了丈夫，我的侄儿侄女，也永远地失去了父亲。对她们而言，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象，这样的伤痛是多么的深刻。我也不知道她们以后该怎么办，侄女十九岁了，而侄儿才近十三岁。二哥突然在春节前几天去世，肯定会让我们一家没有心情，过不好这个春节。二嫂反复告诉我，她接受不了二哥突然死亡的事实。
二哥的猝然离世，显然与近20年的打工辛劳有关。一个人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却遭到“血汗工厂”的不断盘剥，得到是低工资与无福利，最后并因此而失去生命。在此之前，在我们老家，也有邻居和亲戚因为打工而去世的。正是像二哥这样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常年不辞辛劳在外打工，却不断遭到中国特色“血汗工厂”的盘剥，才最终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就”完全就是建立在我二哥等农民工身上的，官员和商人们却不断从他们身上榨取血汗。
他们之所以一辈子只能背井离乡到外地的“血汗工厂”打工，也与中共政权长期以来执行的万恶的户籍制度有关。户籍制度，将他们永远固定在被榨取血汗的地位，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甚至让他们的子女、子女的子女也永世不得翻身，永远重复着父辈一样被宰割被掠夺的凄苦辛酸命运。
在得知我二哥去世的消息之后，著名学者李江琳老师曾在推特上安慰我说：“现在记录打工者的故事，让后人知道‘盛世’背后的血泪，知道‘离岸’账户里有多少带血含泪的金钱。”李老师说的对，这的确是我们作为打工者家属应该做的事。
二哥已逝，可是还有数以亿计如他一般的农民工挣扎在中国这个“富官困民”的魔咒之下。中共不亡，没有一个公民能逃脱被宰割被掠夺的命运；专制独裁不消，每一个中国人都将成为制度的陪葬品。邪党暴政之下，每一个清白的中国人都是被绑架捆缚的难民。而裸官裸商也应运而生如蝗虫般席卷整个世界，权贵已然都跑到了国外自由民主之地，随之，红祸也蔓延侵蚀了整个世界。可那些无权无势的小民屁民能有几人逃得升天？毕竟大部分人只能留在那雾霾笼罩、满目疮痍、癌症笼罩的山河之中余度残生。有时真的很绝望，如何打破魔咒呢？每次在海外看到迎面走来那相视不相逢的蝗虫国人，都令人感慨万千，自由之地尚且如此，被阉割之地的民众们又有什么力量来抗拒那台巨大的绞肉机呢？
2014年1月29日写于二哥丁访高安葬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