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为圆，禁暴不止。奸伪斯炽，惨酷爰始。乳兽扬威，苍鹰侧视。舞文巧诋，怀生何恃！
————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
“康师傅下架”的消息，从中共十八之后盛传了一年多，终于剥茧抽丝、水落石出了一部分。“政法沙皇”周永康坐享金山银山、安度晚年的美梦成了泡影，中共内部自江泽民时代形成的“刑不上常委”的默契被打破——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共在民主化上有丝毫的进步。
习近平搞掉周永康，比金正恩搞掉张成泽困难多了——张成泽瞬间被“犬决”、尸骨无存；习近平搞掉周永康，却比马英九搞掉王金平容易多了——王金平仍然保有国民党党籍和国会议长身份，马英九只能望洋兴叹。所以，习近平不要做马英九，而要学金三世。
从常识出发就能窥破酷吏的真面目
周永康绝对不是当上常委以后才变成坏人的。我是第一个公开揭露周永康的人——早在二零零零年二月，我就在香港《开放》杂志撰文披露，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打压新闻自由和屠杀藏人的种种恶行。该文名为《四川官僚的冷血》，收入我后来由开放杂志社出版的《拒绝谎言》一书。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日，《成都商报》刊登了记者陈清撰写的蓬溪县县委副书记赵从容驾车撞死百姓逃逸报道。在这篇报道上方，是名为《省委书记领跑新世纪》的官样文章，周永康领跑元旦越野跑的大幅照片赫然在目。周永康看到报纸后勃然大怒，当即给省委宣传部写信，指示处理这一“越轨”事件。在其批示中，有这样一句话：“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不会有如此给政府抹黑的新闻自由。”于是，记者陈清被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
我在文章的最后评论说：“四川是西部第一大省，它的第一把手周永康，在诸多封疆大吏中地位突出，据说有望成为下一届中央政府的副总理。然而，这样一名高级领导人，就其精神结构和价值立场来看，依然还停留在远古专制社会。”虽然那时我并未料到周永康很快升任公安部长、政治局委员乃至分管政法口的常委，但此人的凶狠残暴已初露端倪。
我也是较早撰文批评薄熙来的独立知识分子。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我写了《薄熙来的神话》一文，后来也收入《拒绝谎言》一书。我揭露表现了在大连市长任上伪造的种种政绩，嘲讽薄熙来到北大演讲时北大学子众星捧月的丑态。那时，我以直觉判断，薄熙来绝非善类。
跟周永康一道垮台的李东生，我也是第一个对其公开点名批评。二零零五年三月八日，我撰写《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一文，后收入香港田园书局出版的《致帝国的悼词》一书。李东生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亲自强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停刊。
我在文章中考证了李东生的飞黄腾达之路：“李东生出生平民家庭，此君的履历颇值玩味，其人生轨迹比之《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更为曲折：七十年代初，因一表人才被选为党主席华国锋家中的警卫。这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摄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领导看中，兼作摄影师。……虽然不久华主席垮台了，小李子却谋得到中央电视台当记者的美差。”之后，李东生一路攀升，成了中宣部手拿剪刀的高级新闻审查官。我呼吁人们记录下此人的恶行：“每一个媒体被处罚、每一本书被查禁，各个环节的作恶者究竟是哪些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要被记录下来并公诸于众。……抓住李东生的黑手，抓住更多的黑手，从此刻做起。”那时，我也没有料到李东生日后会为周永康拉皮条，成了周的高级马仔，进而从宣传口调任公安部门，从新闻自由的杀手成了在镇压异己第一线的刽子手。
没过多少年，这群酷吏一个接一个地自我引爆了。有朋友问我，你怎么能预见到他们可耻的下场？我回答说：我不是先知，我并没有先见之明，我只是从常识出发，判断中共政权以及为之服务的每一个帮凶的邪恶程度。“六四”屠杀之后，这个政权当中不再有青天，而盛产暴君与酷吏。我不会像某些异议团体和人士那样，只反某个暴君而不反整个体制，在温家宝上台时对其热情赞美，在习近平登基时对其山呼万岁，仍然是奴性入骨、人格残缺。在我看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暴君，周恩来、李鹏、朱镕基、温家宝等奸相，罗瑞卿、康生、周永康、孟建柱等酷吏，乃是一丘之貉。酱缸之中，岂有香饽饽？
哪一个特务头子最后有好下场？
当时，我的批评文章“出口转内销”，心胸狭窄的周永康看到后对我恨之入骨。我每次回老家，四川当局必定派遣特务跟踪、骚扰，就连在成都请我吃饭的友人，很多都被当地国保约谈，国保恐吓他们不得继续跟我来往。
有朋友对我说，既然四川是你的老家，周永康在四川是一个颐指气使的土皇帝，你又何必得罪他？识时务者为俊杰，人家《南方周末》从不批评广东本省的事务，才能生存下来。我回答说，说真话是我一生不会放弃的使命，如果事事都考虑利益得失，又何必选择做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干脆跟我的某些大学同学那样，去当“南书房行走”得了。
物换星移，数年之后，周永康成了党国领导人，由荼毒四川进而荼毒全国。他是中国的盖世太保头子，统帅数百万武警和警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生杀予夺、随心所欲。而我依然是一介书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里有半点的安全可言？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我被中共秘密警察用黑头套绑架到北京郊区的一个秘密地点，彻夜施加酷刑，几乎被凌虐致死。审问我的那个秘密警察头子唾沫横飞地宣称：“最高当局已经制订了一张两百人的名单，一声令下，一夜之间就可以把你们统统活埋。”那次事件，是胡温默许、周永康下令、李东生策划的。
那一次对垒，周永康似乎呼风唤雨、大获全胜；而我似乎蝼蚁撼树、命悬一线。再以后，我携全家从中国出走，在自由的美国继续著述，一边写成批评中共政权魁首胡锦涛、习近平的评论集，曝光中共统治的核心究竟有多么黑暗；一边为亦师亦友的刘晓波作传，并研究英美的清教徒传统与宗教信仰自由，为未来的中国寻求一条光明之路。
如今，周永康成了习近平上台后树立权威的祭品，失去自由、承受羞辱、瘫若烂泥；而我在美国享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畅快淋漓地“我手写我心”，一年写作上百万字，像投枪和匕首一样扔向中共。我与周永康的境遇，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古今中外，那些作恶多端的特务头子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古代中国有执掌锦衣卫、东西厂的太监魏忠贤被新皇帝崇祯赐死在流放途中，德国有党卫军头目希姆莱在被捕后咬破牙齿中藏的毒胶囊自尽，苏联有克格勃头子贝利亚被同僚推翻并秘密枪决。当他们死去时，凄凄惶惶，满身屎尿，毫无尊严，比一只蟑螂还不如。
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李东生们不会料到自己会有哀哭切齿的这一天。明代戏剧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写道：“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圣经中说：“有权势的人如火绒，他的工作如火星，都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这个结局其实早已注定。我唯一感兴趣的细节是：这些曾经权势熏天、不可一世的人物，在秦城监狱再度聚首时，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一起打一圈麻将，还是怒目而视、拳打脚踢、咬作一团？
与公民社会为敌就是自掘坟墓
不过，周永康的倒掉，并不意味着中共的独裁体制就会发生逆转。周永康被“请君入瓮”，也并不能消除民众对中共的腐败和苛政的痛恨。因为，习近平在意识形态上实行的，是没有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在政法和安全系统实行的，是没有周永康的“暴力维稳”。习近平执政之后，抓人、关人、打人、杀人，比之胡温时代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刚刚进入二零一四年，习近平就杀气腾腾地露出“刀把子”：许志永等倡导的“新公民运动”遭到比五年前刘晓波倡导的“零八宪章运动”更为严酷的打压。昔日，面对提出具体的民主化纲领的“零八宪章运动”，谨小慎微的胡锦涛只下令抓捕刘晓波一个人，采取所谓“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尽量避免事态扩大，而并未将所有的参与签名者斩尽杀绝；如今，面对立场更加温和的、甚至标榜“非政治性”和“非对抗性”的“新公民运动”，心狠手辣的习近平却张开密不透风的罗网，先后在全国各地抓捕数十人，广泛使用酷刑、羞辱和连坐手段，颇有毛泽东当年“宁可错杀千人，不可放过一个”的气势汹汹。
对“新公民运动”的镇压，意味着中共当局单方面关闭了与民间社会对话和协商的渠道。当民间温和派全军覆没之后，激进的反抗力量将风起云涌。刘晓波和许志永被关进了监狱，杀鸡儆猴的伎俩已经不能奏效，已经苏醒的公民社会不会就此俯首帖耳。在未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上，无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中国人，将像“二次革命”中的乌克兰的民众那样，走上街头与国家暴力机器直接对垒，并夺取辉煌的胜利。乌克兰人民走上街头，并不是因为餐桌上没有面包了，而是显示出他们脱离专制的东方（俄国）而融入自由的西方（欧盟）的勇气和决心。此种勇气和决心必然重现于中国民众身上。
从夏俊峰案到薛福顺案，中国民间社会的愤怒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民间关注组”从全国各地奔赴那些不公义的事件发生的地方，让当地的维稳力量穷于应付。越来越多的民众战胜了恐惧，正如有网友所说：“一个人站出来他们把你抓走暴打一顿；十个人站出来他们把你关押；一百人站出来他们只能买张火车票把你送走还管饭；一千人站出来他们开始却步观望；一万人站出来他们就会默默地褪去制服加入你。”而习近平浑然不知活火山即将爆发。周永康的接班人、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颂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是指导新形势下政法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孟建柱总结习近平的新观点为“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一夜之间，中国似乎回到奥威尔笔下那阴郁肃杀的“一九八四”。学者冉云飞在推特上讽刺说：“一九八四的加强版来了：战争即和平，奴役即自由，无知即力量，维稳即维权，等额即选举。”孟建柱说的当然不是他的个人看法，而是对习近平讲话的引伸，他就是要做新一代的酷吏。既然习近平一心要学习毛泽东，他的身边哪里少得了康生式的人物呢？
没有酷吏，独裁者就无法威吓万民；没有独裁者，酷吏就没有服侍的对象。每个独裁者与他们重用的酷吏，都如同孪生兄弟一般，心有灵犀、翩翩起舞。习近平和周永康都是自由的敌人，他们之间的缠斗并无是非善恶可言——就像毛泽东与林彪的翻脸，不过是狗咬狗。斯大林传记的作者沃尔科戈诺夫指出：“斯大林在不断满足但又无法彻底满足他那血腥的欲望时，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反对自由的罪行：他不让人们自由地生活和自由地思想。”历史的深渊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同样的深浅，但是死者跌落的回声必定成为善或恶的呼唤和证明。薄熙来如是，周永康如是，江泽民如是，胡锦涛如是，温家宝如是，习近平亦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