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二○一三年中国政治的初始是以南都事件为标志的话，那么二○一四年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对许志永及其新公民运动成员的审判。如果说因南都事件，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对新领导人的某些误判，但至少那时还没有全然失望，还残存着一些幻想，甚至还有人会去替主政者设想出某些可以开脱的藉口；但今天，一年过后，人们已不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尤其是在今天许志永等被判刑之后。这，或许就是间隔一年的两个事件后中国政治的一个最大的变化──中国的进步力量与当局的疏离就此彻底形成，其后果，虽一时或不明显，但将来的历史定会证明是影响深远的。

进一步忤逆民意加剧合法性危机

从几年前宣判刘晓波案始，中共当局就开启了一个很无耻的做法──寻找西方或国内最重要的节日前夕进行重要的政治宣判。这或许是主导这种审判者的一种权力欲的潜意识释放──专断的权力者常常习惯欣赏给人造成痛苦的程度，痛苦越高，权力满足感越强。也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在人们尤其是被判刑者家人需要欢乐的时候将这些人判刑，加大人们心理承受的痛苦的后果，藉此达到更大的阻吓功效。此外，选择这种时刻判刑，也可能是为避免国际或国内社会舆论的更多关注：人们忙於过年，无暇或不愿他顾，此时进行政治宣判可以减少引发更多的抗议，减少政治成本。

但事实上，这种审判的本身，以及这种有关审判时间上的不登大雅、掩耳盗铃式的算计，都透露出中共政治现有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其合法性的缺失、执政道义的阙如和底气的不足；中共为维护政权，只计一时的功效，不顾长远的利害。最终，实际上只能是事与愿违，从深层次上更加重侵蚀其政权的合法性，颠覆人们对政权的认同。其实，人们怎么可能因节日而彻底忽略或忘记了这些审判的非正义性呢？因为所有这些审判涉及的罪名都与当下中国社会的正义缺失有关，只要这些问题不解决，因推动解决这些问题而被审判的人士，就永远会不断被人们记起，映照着政权的非道义性。请看看许志永一案审判所涉及的内容，有哪些不是当下国人关注的？强加的罪名又有哪些是非法的？哪怕是按现行法律来讲，也不能被定为有罪。

邓式治国与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

这种审判不仅失去士心、民心，更失去了中国人对建设法治国家最后的一点希望。这种希望一旦破灭，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就将进入一个新的层次，那其实对任何人都不见得是个福音。刚刚三中全会宣示依法治国、不造冤案言犹在耳，这厢便下手非法审判，除了出於主政者可能的政治权宜考量外，没有任何道理可言；法律依然是统治者随意摆弄、治人的工具，主政者内心没有对法律神圣的尊重；法治也依然是以法治人的法治，而不是以法治国，按法治国的法治。因此，我们又如何指望三中全会能成为另一个改革的历程碑和宣示的政策能得到贯彻落实？

从这次审判，再次証实笔者过去的一个判断：新的主政者是毛邓兼习，以邓为主；所有近来的一些做法多有抄袭邓当年主政前后的路径：一手高调改革；另一手镇压社会不满，压制各界批评.但问题是，邓当时还有平反冤假错案一举，对恢复人们对社会的正义的信心起到过很大作用，而今日全无.且三十多年的改革造就全新的格局，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种利益冲突尖锐複杂，随着社会的发展、国际视野的拓宽以及教育水准的提升，人们的公民意识空前高涨，更富批判精神，不会再轻易甘当这种权力游戏下被动的棋子；人们有着强烈的参与企图，当自己的权益受损，敢於并开始具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权益。那种邓式的治国手段，事实上一如其发展模式一样已走到尽头.中国需要新的方式，能够适应这种利益格局和社会心理需要的政府组织形式和国家治理手段。而如果照搬邓式模式，甚至搬来毛泽东应付今日的局面，可以肯定地说，是注定不可能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的。

社会力量正显示其抗拒的能量

遗憾的是，从过去一年尤其是这次审判，我们大概可以预见的是，已经开始的二○一四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很可能中国上层的执政路径依然是这种毛邓兼用、以邓为主的模式。官方会继续搞所谓的两手硬政治，维系现有格局；党内借反腐立威，同时藉此平抑社会不满；党外打压社会抗议和一些具有组织性的自主社会改革尝试，将所谓的改革主导权掌控的自己手里；不惜一切手段包括以违背法律的方式来压制社会不满，阻挡一切可能引发群众上街、酿成风潮的事件发生。当然，为达到这个目的，也会适当给予社会一些新的空间，作些的社会管理手段上的新尝试。但只要执政当局不从根本上对现行体制以及执政理念进行调整，这类尝试都不会解决其统治的合法性的。

这种社会治理和政治管治技术的更新在何种程度上能有助於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如何在壮大自身的实力的同时有力地与政治权力进行博弈，这才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二○一三年中共当局曾一时全面左转，大肆打压社会力量，但从整体上看并没有压抑住社会力量的进一步崛起。相反，在社会的强力反弹下，官方不得不在一些左倾的意识形态立场上进一步后退，其採取的某些不得人心的做法因受到抵制而有所收敛。从某种意义上讲，二○一三年官方重新控制社会的一些重要领域的企图虽不能说全面失败，但至少没有达到其预定的结果；社会力量正在显示出其抗拒的能量。二○一三年开头的南都事件，标志着中国社会的一次新出击；二○一四年初许志永等的被审判，标志着公民社会的一次挫折。这两个事件，说到底都是社会与国家历史性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