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的这部日记，是一部历史价值最高的回忆录，记事包括了中华民国在大陆上创建以至灭亡的全部历程。由于作者在国民党政权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他的观察完全从内部的最高层次得来，决不是一般从外面作冷眼旁观所能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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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天翼先生（熊式辉字天翼，以下简称“作者”）《海桑集》是一部历史价值最高的回忆录，比一般老人晚年自传或口述历史更为翔实可信。我说这句话并不是虚词溢美，而是根据两重理由。

一部国民党政权的兴亡史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第一，这部回忆录的原始材料是作者从1907至1949年的日记中摘录出来的；日记为当时之笔，因此所记的“言”与“事”最接近客观的真实。不但如此，日记是一天一天地积累起来的，不可能事先有任何计画或构想，因此和自传的性质完全不同。老年人写自传，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想把自己的一生呈现为某种特定的公共形象；然后再在这一设计下，选择一生中某些言行作为回忆的重点，去取之间，主观的要求，有时竟超过了客观事实的限度。本书作者虽然也有去取选择，但他的基础是几十年的客观记载，下笔时不可能过于任意，至少主观的成分已减至最低的程度。本书基本上由日记原文所构成，再加上作者随时随地引当时的函电为证，这更为回忆的可信性增添了一重保证。我必须指出，作者所保存的函电，特别是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往来文件，正属于史学上所谓原始档案，其价值之高是无与伦比的，必将受到将来史学家的重视。

第二，作者在《叙言》中说，这部回忆录取材于日记的部分“偏重在国民革命有关之事，即自辛亥革命、护国、护法、北伐、剿匪、抗战诸役，以及大陆沦陷。凡属于当时国家军、政乃至党务之见闻，皆属身所经历者。”作者不但在日记中对上述每一重大事件都保存了忠实的记录，而且有时还留下了有趣的细节，读来十分生动。

例如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他在南京读陆军中学，还加入了同盟会；革命爆发后，他和同学们前往汉口，在船上还结识了与孙中山齐名的黄兴。临别时黄兴称许他为“志士”，他事后也写了两首七言绝句，纪念在船上高谈阔论的情况。日记中这一条描写，将百年后的读者带回了当时的场景，使人仿佛感受到国人对中华民国创建的那种欢欣鼓舞的情绪。作者这时大概只有十八岁，但政治思想已开始定型；他学的是军事，却已具有很好的中国传统文史的修养。即以少作的两首诗而言，他已掌握了旧诗的基本格律。回忆录中还保存了不少其他诗作，其中也不乏警句。这位亦文亦武的少年“志士”为辛亥革命摄下一个快镜头，作为《海桑集》的开端，是很可宝贵的。


1924年摄于日本，时年31岁，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

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海桑集》的记事包括了中华民国在大陆上创建以至灭亡的全部历程。但以记事的深度与广度而言，作者的回忆其实是从他一九二五年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开始的。所以严格地说，《海桑集》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国民党政权的兴亡史。这部兴亡史当然是通过作者个人的观点写出来的。但由于作者在国民党政权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见后），他的观察完全从内部的最高层次得来（即所谓the insider\’s view），决不是一般从外面作冷眼旁观所能企及的。更由于他的观察建立在亲身体验和日积月累的史料之上，国民党在这二十多年中的成败关键早已在他的胸中凝聚成一幅确定的整体图像。我们必须记得，作者根据日记整理出这部回忆录时（一九六九年），他已退出政坛整整二十年了，而大陆上则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之中。所以这是作者在痛定思痛之余的一部反思之作：“超以象外”，故能“得其环中”。

善疑的读者也许会追问：我们如何能确定日记中叙事的真实性呢？我可以很负责地说：就我所读过的相关记载而言，《海桑集》中的重大事件大致都可以得到印证，最使我惊异的是作者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晚间在华盛顿与胡适大使的四小时长谈。日记中详记胡适揭发宋子文在美国种种争功弄权的表现，其中每一个细节都是我曾在《胡适日记》中读过的，分毫不差。由于这一段记述得到百分之百的证实，我对本书叙事的忠实是十分信任的。



1927年双十节摄于上海。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中）与上海市长张群（左）等合影。

我是最喜欢读传记，特别是自传的人，每读重要人物的自传，我首先便注意作者所运用的史料。以我所读过的西方自传来说，我发现日记和亲友函札几乎毫无例外地构成了它们的基本材料。让我举一个最近的实例。刚刚去世一年的施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1917－2007）是美国史学界、文化界和政界的一位重要领袖。一九六一年他暂时弃学从政，成为甘乃迪的“总统特别助理”，参与了美国政府的最高决策，甘乃迪死后，他虽然仍回到教研岗位，但一直在民主党的政治世界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二○○○年他出版了回忆录上册（A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Innocent Beginnings，1917－1950）；他在《前言》中说，此书主要取材于日记、备忘录之类。但由于健康关系，下册始终未能动笔；二○○六年秋天，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的指导下，将六千页的日记编写成八百多页（Arthur M. Schlesinger，Jr.，Journals，1952－2000），算是回忆录的下册。《日记》杀青尚未及出版，他已去世了。这部《日记》事实上也是一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国政治史，生动与可信并不逊于上册。我觉得熊天翼先生的《海桑集》在很多方面都和施氏的《日记》可以相比。

蒋介石依赖的智囊之一

现在让我对本书作者作一点最简单的介绍，使一般读者可以进一步认识这部回忆录的历史价值。

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生的读者今天大概对“熊式辉”这个名字都很陌生，很可能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是因为作者自一九四九年以后便过的是退隐生活，姓名已不再出现在公共媒体上了。但是从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在广州发动“北伐”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撤退到台湾为止，这二十五年间作者则一直居于权力核心的位置。早在北伐之始，他已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处立下战功。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从南京出发，攻克济南，他也在蒋的参谋总部之中。他曾在日本陆军大学进修三年（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不但认识日本甚深，而且富有现代知识。所以当日本军队在济南阻挠北伐，造成惨案的严重关头，他临危受命，以代表身分两度入日营谈判，展现了折冲樽俎的才能。不但如此，在北伐前后，他又不断运用灵活的政治手腕，为蒋调处了不少党内外的纠纷和冲突。因此他的重要性逐步从军事推广到党务和政界，终于成为蒋所依赖的少数智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