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在《海桑集》中的记载指出，共产党虽然以“分田分地”为号召，却并没有得到农民的真心支持。这一情况甚至出于作者最初的预想之外。这也是很可靠的实录，足以打破中共宣传的神话。关于这一点，更有数不清的史料可以支持作者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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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的历史上，熊式辉往往被视为所谓“政学系”的一个重要成员，连美国国务院一九四九年所公布的《白皮书》也是这样认定的。但作者在回忆录中却一再否认“政学系”的存在，他所列举的理由是相当坚强的。无论真相如何，他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曾是蒋所最信任的高层人物之一，则是无可否认的。他时时有机会与蒋单独谈话，并且在重大决策的关头提出个人的意见。蒋对他自然不能说是言听计从，但尊重他的看法则是可以肯定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蒋曾在不同阶段交给他种种不同的任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领域：



1930年摄。熊式辉时任淞沪警备司令，兼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同年12月奉命再兼南昌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时年37岁。

第一关于政府和党内的政治设计和重大人事任命，蒋必特别征询他的意见。第二，与其他党派沟通，如共产党、民主同盟、民社党、青年党等，他是最高负责人，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他和周恩来在张治中寓所进行了三小时的谈话，记录保存在《海桑集》第四编第三章，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周善于解除敌人的防范心理，在谈话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第三，在国际交涉方面，一九四二年三月他率领军事代表团访美；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军事代表的身分赴苏，参与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这是军事外交方面两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综合以上三点，可知蒋对他的倚重是全方位的；他居于当时的权力中心，毫无可疑，他的回忆录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即在于此。

中共领导的是“农民革命”吗？

上面已说过，《海桑集》是一部国民党政权的兴亡史。反过来看，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上兴起与灭亡也就是共产党从二、三十年代的挫败到一九四九年席卷整个中国大陆的全部过程。本书作者于恰好在共产党由败到胜的两个关键时刻都是历史的积极参与者。因此本书第二编第二章《剿共与国内之牵制》和第五编《抗日胜利与东北祸患之勃发》是最值得细读的两个部分。

一九三○年以后，中共的主力集中在江西瑞金一带，并正式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以在北伐告一段落之后，蒋决定了江西“剿匪”的政策，从一九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攻下瑞金为止，一共进行了五次围剿。本书作者则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自告奋勇，出任江西省主席，为乡梓效劳。

他回江西时正值第三次围剿期间，但由于“九一八”日本侵占东北，蒋被迫辞职以谋党内团结，围剿的事自然只有暂时搁下。第四次围剿始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与同年十月所订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事实上是连续的，不妨合称之为后期围剿。本书作者在后期围剿（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以省主席兼南昌行营办公室主任的身分承担了与共产党正面作战的任务，吸收了前三次的失败经验，这次围剿采取了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新战略。当时军事的要点在碉堡封锁，政治的要点则在发动民众。这一新战略终于奏效，使红军无法再在江西存身，只有突围向西北流窜，即中共一贯宣传的所谓“长征”。本书在这一章的叙事虽然稍嫌简略，但大体的轮廓是相当真实的，毫无自我夸张之处。我为甚么能说这样肯定的话呢？这是因为有其他客观史料可与作者的日记互相印证。青年党领袖之一李璜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从四川到江西南昌行营访问，由作者安排他考察了收复地区的实际情况。他证实了组织民众和碉堡封锁两大措施确是逼使毛泽东、朱德的红军逃出江西的主要因素，他因此还写了一本《江西纪游》的小册子提供四川当局参考。

作者在本章第四节，论及“匪区的真实情况”，指出共产党虽然以“分田分地”为号召，却并没有得到农民的真心支持。这一情况甚至出于作者最初的预想之外。这也是很可靠的实录，足以打破中共宣传的神话。关于这一点，更有数不清的史料可以支持作者的观察。李璜记徐向前红四军在四川东北部的情况与江西完全一致。让我再举两个来自当时江西“苏维埃”内部的报告来印证本书的叙事。

第一是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的经典著作：《中国革命的悲剧》。伊罗生是二十年代到中国来推动共产革命的一个人，与第三国际有密切的关系。“革命”失败以后，他在上海住了很长的一段时期。通过共产党内的刘仁静，他收集了许多内部文件，特别是江西红区的报告，他的书便完全建立在这些文件之上。他指出，井岗山的红军与农民之间根本格格不入，加入了红军的农民不断逃亡，而农村中人包括农民在内，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他们当作“土匪”来攻击。

第二是追随毛泽东在井岗山“革命”的龚楚（后来是红七军军长），最后因为实在受不了中共在农村的残杀而脱离了党。他告诉我们：他当时是组织并策动过“苏维埃”运动之一人，中共所吸收的都是农村中的流氓地痞，老实的农民根本不肯加入，而“采取躲避观望的态度”。所以地方苏维埃的重要干部和农会、工会的主席都是由这些流氓地痞构成的。这是参与其事者的直接供证，其可信性是很高的。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内部报告说：江西中共党组织中的农民包含了许多帮会分子，便是一个最有力的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