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極大豐富 唯一缺公正
畢汝諧（旅美學者、作家）：
看了何頻關於“中國病毒”的文章，我真是拍手叫好。為什麼呢？因為這是我百思不得一解的問題。其實我已經按著他這個思路，不斷地在接近這個思路，但是沒有最後弄通。2012年1月，我寫過一篇警惕中國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的文章，當時就已經把這個想法寫出來了，卻一直無法清晰地加以表述。我借用夏衍的劇本《法西斯細菌》，“細菌”和“病毒”，意思很相近；還有，我借用加繆的小說《鼠疫》，鼠疫就是以老鼠這一種媒介傳播細菌的烈性傳染病。但是，我就是講不出“中國式病毒”！所以我為何頻叫好的時候，也為自己感到遺憾；就像中國足球隊把球帶到對方禁區裡了，左盤右盤，就是沒有能力打門——人們評說他“起腳不果斷”，其實就是說他沒有打門的能力。這一次何頻君有打門的能力，一腳破網了。我給他叫好呢，不是觀眾席上的叫好，是本人站在禁區裡的叫好，帶有一點嫉妒；你想啊，好多人都衝到禁區裡，左盤右盤，結果球從你腳上漏出去，一個隊友“乓”一腳，進了！你肯定會叫好，但你叫好也有點酸溜溜的味道了。（眾笑）
我是一個強於形象思維、而拙於邏輯思維的人。舉個例子，非常小的時候，第一次聽人說“形而上學”這個詞，我一聽這個詞，腦海里馬上出現一系列的畫面，這個“形兒”就是像我們一樣的小孩，他穿什麼衣服，長什麼樣，怎麼走路，他怎麼玩……，一路“上學”，很複雜的故事呢。
畢汝諧
還有一個比較奇特的事，是有時候我能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地對一些事情做一些預告。2010年，我一個幾十年的老朋友，寫了一篇——那時候世界杯足球賽期間有一個叫“保羅”的章魚，不斷預告哪隊勝哪隊，還都預測準了，這位朋友就寫了一篇文章，“章魚保羅式的預言作家畢汝諧”，後來他拿到美國之音和德國之聲發表了。
我最初感到我可能有一點點預言能力，是在1969年5月；我有個朋友，那時候在北京遠郊懷柔農村插隊，有一次我到他那裡住了幾天，說好了要回來了，睡完午覺起來，我穿衣服怎麼穿都覺得不對，襪子也穿錯了；後來我就說，今天肯定要有什麼事，我不走了。結果果然出了事。我要從懷柔回北京，應該坐從承德來的慢車，我要坐的那趟慢車，那趟車和包頭過來的車撞到一起，死傷幾百人，謝富治副總理還去了，那是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報上當然都沒登。人家問，你怎麼就沒上車？我說我也說不清為什麼，只覺得不對。我那些朋友還嘲笑我呢，說1937年，黃河的蛤蟆都往南邊遷，人們都說，可能要有事了，果然那年日本人打來，世道大亂。
到了次年，1970年的時候，我不斷地想要表現出一種對社會的看法，當時，“文革”到了那個時候了，個人和國家的前途都非常渺茫和混沌，我就想表現，就寫小說。小說裡借主人公之口就講了一個道理，就是否定之否定定律。我認為，“文革”否定了中共建國之後的17年，未來中國又會否定“文革”，從而形成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說，未來中國具有“文革”前17年的基本特點，但有本質的不同。薛蠻子那一大幫北京的異端分子，跟我很要好的，他們也同意我這種說法。後來到“六四”之前，就是1988年底的時候，我又不斷地寫文章，提醒說中國人民要有血禍、血光之災，後來都在《中國之春》上發表了。那時候，人們都覺得我有毛病，因為那時候是改革最寬鬆的時候。
這樣的事，我一共有過五次。到了2005年，我覺得美國的航空母艦肯定會進入黃海，就寫了部長篇小說叫《太陽與蛇》，完全用這個做背景。當時所有的人都覺得我是瞎說，結果到2010年8月7號，美國航空母艦真進來了。後來到過年，我根據自己的預感，寫了一個警惕中國走德日軍國主義道路的東西，那時候王立軍還沒進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呢，一切都是花好月圓、歌舞升平的時候。我這第四次預言還沒有被證實呢，但是我覺得已經在不斷接近了，因為我覺得它需要有一個基本的條件，就是經濟下滑。當時老講“可持續性發展”這個詞，我就覺得非常奇怪，中國的這種粗放方式怎麼能“可持續性發展”呢？自然界也沒有再生的能力、勞動力不再廉價，怎麼能夠持續？無非是把祖宗和後代的財富都給透支掉。它必然有一個極限。怎麼辦呢？我覺得統治者唯一的道路，就是走軍國主義道路。日本原來有過“米騷動”，大規模搶米什麼的，但是後來，走上軍國主義道路以後，國內的老百姓就很聽從。
我也非常同意剛才各位講的，中國人已經不再畏於天命，但是，我覺得中國人心裡是非常明白中國缺什麼的。中國現在物質極大豐富，就是缺少公正。我本來想寫一個劇本，但是後來一直沒找到貫穿的戲劇動作。我想，王立軍這樣一個高官也好，還是陳光誠這樣一個雙眼失明的草民也好，他們都知道，要尋找公正，在中國地面上，在中國社會中，是找不到的！想找公正，就得到美國大使館、領事館去找。也就是說，所有人，我相信也包括習近平在內，都知道這個社會缺什麼，那就是公正！如果今天他垮台的話，如果他可能，我相信他也會到美國大使館去要求政治庇護，而不會到其他的什麼地方去。
我後來在別的場合討論這些的時候，人家就說，你的預言是不錯的，但是你沒有深入的剖析。我的從小的朋友劉自立說，我們只能對你的預言一笑置之，我就說，那就這樣好了，我也只能這樣。但是，我現在堅定地相信，目前中國比我2012年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更接近於德日軍國主義道路。他提倡的“法治”，和法西斯道路根本不矛盾；希特勒、日本，在國內也並不是把人拉出去就用林奇私刑給處決了，也都是法庭振振有詞的判決。所以現在中共一邊抓異議人士、抓維權律師，一邊“提倡法治”，實際上都是在為這個做準備。我相信，到了他們最艱難的時候，毛澤東時代的票據制度，都會回頭，來維持這個國家基本的存在。（《“中國病毒”蔓延：可有解藥？》連載11，記者蘇文森、沈峻、高伐林整理，《內幕》第4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