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andy Boyagoda


马建的《北京植物人》获英国国际写作自由书奖和入围英国独立外语文学奖。

《北京植物人》这部长达六百页的小说，跨越了当代中国五十年的生活，从毛泽东的1949年革命一直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再到1999年的申奥，它让人激起了必须阅读的感觉，尤其是当小说在中国被禁时。

作家马建住在伦敦，他回到中国都会遭到监视。但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无论出于怎样的好意，都会因为从政治上来阅读而忽视了它在形象和语言上的精心设计。在马建的《北京植物人》中，人物和情节都以显著的印象得到了展现。小说沿着两条时间线索前进：一条引向1989年6月4日，另一条线索则从那天之后开始。由植物人戴伟以现在时的冥想组成。一位在天安门事件中被击中头部的植物人，以充满活力的思想控制着整个主要的故事线索。以父亲被关进劳改农场为标志展开的童年回忆，马建用童年的奇事将人引入一种被唤起了黑色幽默的状态之中，当父亲以改造表现好可以回家之时，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戴伟的弟弟需要弄明白：“‘我的老师说你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我说你是一个劳改犯。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啊，爸爸？’”对戴伟来说，他一直在蒙受着右派父亲带给他的耻辱，但他同时也好奇，爸爸究竟是怎么才落到那个地步的。

这好奇心驱使他想找出他父亲所在的关押地，在广西省，他听到了大饥荒和人吃人的行为，以及在“用心改造，重新做人”的口号下产生的暴行。《北京植物人》中处处充斥着这类丑恶之事。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一个儿子在土改中被迫活埋了他的父亲；有关成桶装的堕胎胎儿尸体，因为他们非法怀孕的母亲被“计划生育办公室”抓住而流产；以及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们被坦克压成了肉酱。所有这些都令人震撼之至却又没有任何惊奇；《北京植物人》读起来远更有刺激性和压迫性，尤其是它对学生民主运动的内在精神进行了反思。

这趟精神探索开始于戴伟于80年代末刚刚进入北大校门。很快，他的生活就被宿舍寝室里的不断聊天以及周围同学为了一个更大的自由和法治社会的焦躁所占据了；他们同时也是为了性、八卦和情节剧而浮躁不安的年轻人。他们试图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作出的伟大举动被小人再三地从暗中破坏：当文科生号召起了更多的人游行时，理科生觉得不爽；一名绝食抗议的领导者动用了捐款给他自己买肯德基吃；各种各样的人性弱点激发起了各种引人注目的议论：一个学生痛斥她的听众，“你们原本应该起来反抗独裁专政，但事实上你们个个都想当皇帝，”戴伟自己则观察到“天安门广场的宏大似乎让每个人的自我都得到了膨胀。”天安门广场当然是一个周期性的设置，并且它引发了一系列的精彩画面：“身穿黄袍的和尚排成长长的一列，举起标语牌要求宗教自由。在拥挤的人群中，他们犹如一条移动的黄线。”在这样设置下，这个故事与互相的复制品看起来只是变得更加吸引人了——部分是因为马建构建起了1989年6月，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学生的行为的无用，以及他们的左右为难：面对坦克和戒严，究竟是该抵抗还是该逃跑。我们同时意识到无能为力是因为这部小说的另一条故事线，它借由一位植物人患者清晰的听觉，探索了1989年以后的中国人的生活。这部小说的主要弱点在于马建花了太多的精力在描写主人公的意识，同时，马建还用了过多的篇幅在主人公与他骤变中的国家的消极关系上。这些都从他偶然听到的各种各样的来访者的闲聊中清楚地显现了出来。这些对话也牵扯到了戴伟的母亲，她由于长期的贫穷而变得处境更加艰难。她常年照顾全身麻痹的儿子，而他们的房子作为与奥运有关的重点建设项目中的一部分，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拆除。

那说明，最后的一百页中转移到了令人喘不过气的位置上。马建天才般地在几个场面间来回切换：一片混乱的民主运动，天安门广场上充满歇斯底里的最后几天，他和他母亲在垮塌中的楼房里凄惨的最后时日——这个中国政府的野蛮行径。士兵们被命令去清理广场，而建筑工人们则为新建的购物中心清理空地，他们的坦克和推土机无情地前行着。他们留下了自己清醒而残缺的精神，身体和瓦砾。小说以优美的政治文笔展示了一个不顾一切发展经济的中国，还有无法推倒的人性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