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袭党国皇帝习近平登基后“庄重宣誓”：“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此，左派和右派都感到失望，但随着习近平反腐力度的加大，右派中的很多人对习近平仍存幻想，认为他在“打左灯向右拐”，以反腐败为突破口，为政治体制改革扫清道路。于是，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成为国际媒体的热点话题。本文要探讨的是，在专制条件下，第三条道路能否成功。
一、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被“高级黑”破解
近期，国际媒体关于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的报道和论文很多，我以三篇典型文章为例，对“第三条道路”进行解码。
2月20日，博讯网站发表《北京智囊：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你自己》，文章说“ 博讯驻北京记者采访和中南海高层有密切关系的智囊人士”，这位“智囊”把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总结为：“一个梦想，四个策略，打造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治理系统。”一个梦想就是：继续追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让人民过上体面、公正、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四个策略是：1、民主道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大处就是反封建意识，建立公民和人权意识；小处就是通过吃庆丰包子告诉官员：我都可以成为百姓的一员，和他们同甘苦，你们还有什么必要山珍海味？2、维稳就是维权，一切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包括反腐，司法和检察逐步走向较为独立、相互监督，并向司法独立迈出稳稳的一步。3、实现完全市场体系的经济之路，国企由官有向民有转变、土地归还农民。4、建设强大的外交和军事，但不争世界第一和第二，只做世界第三和亚洲第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位“智囊”评价习近平具有里根勇于改革的决心、普京维护国家主权的民族独立勇气，更会学习李光耀一党执政、蒋经国开放社会、曼德拉社会和解的经验。这位“智囊”认为：“一旦习近平的改革见效，中国民众的理念、党员干部的意识将脱胎换骨，这条道路必将引向一个由重生后的共产党参与的多党协商民主选举及在法治下的新闻自由的社会。”
读了这篇文章后，我笑喷了。不难看出，博讯发表的这篇文章专往习近平死穴点，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专找习近平的软肋摆在读者面前，是意欲把习近平放在火上烤，将左、中、右所有火力都吸引到习近平身上，其所谓的“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自己”是正话反说。这骗文章明里是赞扬习近平，实则暗里“超级黑”。
博讯“超级黑”，还赶不上“民主小贩”杨恒均黑。2月22日，他发表长篇博文《做一名成功的戈尔巴乔夫？》，文章没有提习近平的名字，但明显可看出“借戈讽习”。博文指出，当年戈尔巴乔夫的第三条道路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为了挽救苏共，正因为改革失败，才成就了他的成功，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终结了强大但相当邪恶的苏联帝国，给俄罗斯等国家带来了民主”，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杨恒均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做到把改革始终置于他的绝对领导之下，他的改革是可能成功的。但他做的必须是他立志要改掉的，对体制内的专权与腐败不通过法律手段进行严厉的打击，对党内民主派叶利钦等人进行无情的斗争，让他们闭嘴甚至软禁起来，把极左派弄得灰头灰脸，同时对自由派和媒体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接着杨恒均提出了一个问号：如果戈氏的改革成功了会怎样？但他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最后他还是“希望未来的戈尔巴乔夫们能够成功，并把他们自己的成功变成人民、国家和民族的成功”。
未来的戈尔巴乔夫们如何把自己的成功变成人民、国家和民族的成功？留给读者思考，这是杨恒均的一贯风格，但很多人看不懂，误解了他，用他自己的话说：“左右不是人啊。”杨恒均老奸巨猾，胆子很小，是不会把这个题点破的，如果点破了就是犯了“颠覆性的错误”，因为中国喉舌媒体已经放话：“宪政主张就是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由于博讯记者和杨恒均“超级黑”，一些读者看不懂他们的文章，骂博讯“被共匪收买”，骂老杨头“晚节不保”。好在笑蜀胆子大，写了一篇直言不讳的文章《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文章指出，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就是通过肃贪、清党、全面改革这些技术层面，实现中间突破，强势推进用共富稳住底层、用改革稳住中层、拒绝左右绑架的执政策略。在政治体制上，反对所谓西方民主、美国民主尤其是三权分立，但也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现代治理经验和技术，也要推行一点民主和法治。但无论做什么，都必须由共产党掌握主导权和解释权。根本制度不能变，是最大红线。红线以内，什么都可以，红线之外，绝对禁止。笑蜀认为，这条道路潜藏着政治危机与价值危机。习近平固然是强权，却是孤独、悬空的强权，这是他最大的政治危机。习近平拒绝宪政，这是他最大的价值短板。宪政无非保障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为此严格约束公权，在中国则重点约束党权。但在习近平看来，接受宪政则意味着要做戈尔巴乔夫一样的所谓叛徒，于是认定这是邪路。而当下中国社会需求的，恰恰正是宪政转型。文章总结到：“尽管习近平一定会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地改革，但客观地说，局限于救党、保权的改革没有成功希望；要打通他所想象的“第三条道路”或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读了笑蜀的文章，仍然觉得他有点“超级黑”，因为他只说习近平需要有“大智慧”，但没有说这个大智慧是什么。我猜这与他的战友、中国公民运动领袖许志永被判刑有点关系，但我仍能从他的文章中看出，这个“大智慧”就是把破局的突破口由运动式的反腐败改为以建立公民社会为突破口，按照宪法把“人民”身份升级为“公民”身份。“人民”一旦成为“公民”，就要与特殊利益集团重新订立契约，订立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废除霸王条款。这样，皇帝就不会成为孤家寡人，就能依靠公民的力量解决“全面改革”与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冲突，实现社会的正义转型与和平过渡。
二、“习式第三条道路”与“戈式第三条道路”的对比
习近平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今天的中共与当年的苏共的境况是一样的，在“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的死局面前，戈尔巴乔夫与习近平选择的破局角度是不一样的，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而习近平以反腐和经济体制及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但是两人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挽救党，让党“再活500年”。
“戈式第三条道路”是在1988年6月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指出的，就是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质内容是恢复列宁时代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解除舆论控制，实行言论自由；开放党禁，形成多党制；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使国家趋向法制化。戈尔巴乔夫提出，党要把不属于它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政权机关，但他又要“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其办法是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戈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戈的“中间道路”把体制内外和左右两派都得罪了，被极端保守派视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同时又被极端自由主义分子贴上了“民主、自由的叛徒”的标签。戈的改革失败后，他成为“英雄”，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和俄罗斯最高荣誉奖章，但这些都是意外收获，他在回忆录里说：“如果不是党内保守派和激进的叶利钦等人的破坏，我的改革会成功，苏联也不会倒。”言外之意，如果他改革成功，可以做皇帝做到80多岁。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于2006年第五期刊登了《戈尔巴乔夫后悔了》一文。戈向本文作者披露了他对苏联改革往事的反思，指出“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原来，他的第三条道路只是为了救党保权，与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无关。
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与戈尔巴乔夫的前任安德罗波夫是一样的。安继承勃列日涅夫的皇位后，一边反腐败，一边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他说“只要解决了苏联人民的吃饭问题，才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安德罗波夫仅仅做了15个月的总书记，但他“打老虎”的数量不比习近平少。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达90多人，包括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个州级领导人中，47名被撤职。安德罗波夫甚至下令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局长斯米利亚科夫，以及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场美食部经理索科洛夫。
由于安德罗波夫死得太早，涉案的一些“老虎”只是受到了党纪处分，还没有来得及追究刑事责任。契尔年科接班后，停止了反腐败，仅执政一年就去见马克思去了。戈尔巴乔夫接班后继续禁酒、转变作风和“打虎”他把安死前没有来得及施刑的老虎绳之以法，但此时的各级领导干部早已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在他进行多种经济成分的改革时，这些领导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红色资本家。戈已经明白，打再多的老虎也不能遏制苏共的腐败，于是他把多数刑期未满的腐败分子释放了，把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也提前6年释放，之后走上了“制度性反腐”的改革之路，但为时已晚。
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破局的角度不同，决定了习近平不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习近平的反腐，显然还是安德罗波夫的“新思维”，即仰赖英明君主发动反腐运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都是自家人，临近“适度腐败”的社会承受力极限时，就抓几个典型，收买人心。虽然习近平抓了20多个副省级“老虎”，但多数都是那个“老老虎”的人。这样的反腐模式在民智已开的今天，党内和社会大众不可能没有“选择性反腐”和“权力斗争”的观感。如果真的这样就能把腐败止住，我看改革都没必要了，第三条道路更没有必要了。
三、 专制条件下什么样的第三条道路都是绝路
社会从政治体制上分类，只有两种类型，即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有国王的社会不一定都是专制社会，区别在于，内阁向国王负责的就是专制社会，内阁向议会负责的就是民主社会，不存在“半专制社会”和“半民主社会”，因此在专制条件下也不存的“第三条道路”。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是民选总统，但他就任后搞独裁，不断扩大总统权力，迫使内阁向总统负责，迫使社会回到了苏联时期的专制社会。人民把他赶出总统府，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
在专制条件下，什么样的主义都是坏主义。中国自称是社会主义，但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是婊子的牌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说：“中国现在是最坏的资本主义、通货膨胀对国民掠夺是超级盗贼，国企是最大的私，国有企业代表什么？用吴敬琏的话，叫亲朋好友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中最坏的。”
在民主社会里，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第三条道路”也是一个好主义，北欧就搞得很好。“毛左”总是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仍然保持清廉来证明专制是个好主义，实际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恰恰是通过“一人一票”定期普选执政的，全民普选和监督，促使人民行动党相对廉洁。何况新加坡并不是纯粹的一党制国家，它仍有一些独立的小党在与之争掌政权，迫使人民行动党更加注意廉洁。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中国的权贵资本家移民时愿意去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是工党长期执政的，福利色彩非常浓，都是高福利、高税收的地方。对于这些资本家来讲，高税收对他们不利，但是至少税后财产是可以有保证的，而且没有强拆，没有以唱红打黑为由的抄家或没收私产，也没有“国进民退”。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资本家到世界上最社会主义的地方保全资产，而中国的老百姓到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寻找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这说明我们的自由少、福利也少。中国既缺“社会主义”（指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社会主义），也缺市场经济，或者叫既缺自由也缺福利。
历史的教训说明，政改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脱胎换骨的结构和成分——宪政民主。在宪政民主的条件下，既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资本主义，，但在专制条件下，无论搞哪种主义都是最坏的主义。在一个宪法成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国家，在一个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军费的国家，在一个官员随时准备移民、潜逃、自杀，甚至闯美国领事馆的国家，在一个当局可以任意秘密拘捕批评者的国家，在一个民众缺乏道德基础（道统）、企业缺乏信托责任的社会，任何细枝末节的制度改良都难以使现状发生根本性改观。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解读“邪路”说：“路就是路，本无正邪之分，关键看你要达到什么样的彼岸。对于一心奔向天堂者来说，通往地狱之途为邪路。对于一心奔向地狱的，通往天堂之途为邪路。”从“东欧剧变”到“阿拉伯之春”，从萨达姆到卡扎菲，在国民一旦认识到普世价值的存在和“邪路”的意义，一旦识破“价值多元化”和“价值国情化”的谎言，那些独裁政权就逃不过“墙倒众人推”的下场。一个以普世价值为敌而反人类的政权，注定在国际上没有主权、没有外交、没有内政、没有真正的朋友，在国内没有真正的拥护和爱戴。全世界对独裁“不高兴”，国人对独裁更“不高兴”，当两个“不高兴”酝酿到一定程度时，与普世价值为敌的极权就会变成毛泽东说的“纸老虎”、列宁说的“泥足巨人”、英语翻译的“稻草人”，一旦遇到一个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指手画脚，或遇到一个突尼斯“城管”打死小贩，就会顷刻瓦解，灰飞烟灭。
在一党专制条件下，什么样的第三条道路都是绝路。所谓的“改旗易帜的邪路”，正是中国进入世界“国家治理现代化”行列的唯一路径，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特色道路”根本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只有民主之路与专制之路、宪政之路与专政之路的抉择。
一、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被“高级黑”破解
近期，国际媒体关于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的报道和论文很多，我以三篇典型文章为例，对“第三条道路”进行解码。
2月20日，博讯网站发表《北京智囊：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你自己》，文章说“ 博讯驻北京记者采访和中南海高层有密切关系的智囊人士”，这位“智囊”把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总结为：“一个梦想，四个策略，打造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治理系统。”一个梦想就是：继续追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让人民过上体面、公正、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四个策略是：1、民主道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大处就是反封建意识，建立公民和人权意识；小处就是通过吃庆丰包子告诉官员：我都可以成为百姓的一员，和他们同甘苦，你们还有什么必要山珍海味？2、维稳就是维权，一切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包括反腐，司法和检察逐步走向较为独立、相互监督，并向司法独立迈出稳稳的一步。3、实现完全市场体系的经济之路，国企由官有向民有转变、土地归还农民。4、建设强大的外交和军事，但不争世界第一和第二，只做世界第三和亚洲第一。 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位“智囊”评价习近平具有里根勇于改革的决心、普京维护国家主权的民族独立勇气，更会学习李光耀一党执政、蒋经国开放社会、曼德拉社会和解的经验。这位“智囊”认为：“一旦习近平的改革见效，中国民众的理念、党员干部的意识将脱胎换骨，这条道路必将引向一个由重生后的共产党参与的多党协商民主选举及在法治下的新闻自由的社会。”
读了这篇文章后，我笑喷了。不难看出，博讯发表的这篇文章专往习近平死穴点，哪壶不开提哪壶，故意专找习近平的软肋摆在读者面前，是意欲把习近平放在火上烤，将左、中、右所有火力都吸引到习近平身上，其所谓的“支持习近平就是支持自己”是正话反说。这骗文章明里是赞扬习近平，实则暗里“超级黑”。
博讯“超级黑”，还赶不上“民主小贩”杨恒均黑。2月22日，他发表长篇博文《做一名成功的戈尔巴乔夫？》，文章没有提习近平的名字，但明显可看出“借戈讽习”。博文指出，当年戈尔巴乔夫的第三条道路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为了挽救苏共，正因为改革失败，才成就了他的成功，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终结了强大但相当邪恶的苏联帝国，给俄罗斯等国家带来了民主”，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杨恒均认为：如果戈尔巴乔夫做到把改革始终置于他的绝对领导之下，他的改革是可能成功的。但他做的必须是他立志要改掉的，对体制内的专权与腐败不通过法律手段进行严厉的打击，对党内民主派叶利钦等人进行无情的斗争，让他们闭嘴甚至软禁起来，把极左派弄得灰头灰脸，同时对自由派和媒体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接着杨恒均提出了一个问号：如果戈氏的改革成功了会怎样？但他没有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最后他还是“希望未来的戈尔巴乔夫们能够成功，并把他们自己的成功变成人民、国家和民族的成功”。
未来的戈尔巴乔夫们如何把自己的成功变成人民、国家和民族的成功？留给读者思考，这是杨恒均的一贯风格，但很多人看不懂，误解了他，用他自己的话说：“左右不是人啊。”杨恒均老奸巨猾，胆子很小，是不会把这个题点破的，如果点破了就是犯了“颠覆性的错误”，因为中国喉舌媒体已经放话：“宪政主张就是颠覆社会主义政权。”
由于博讯记者和杨恒均“超级黑”，一些读者看不懂他们的文章，骂博讯“被共匪收买”，骂老杨头“晚节不保”。好在笑蜀胆子大，写了一篇直言不讳的文章《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文章指出，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就是通过肃贪、清党、全面改革这些技术层面，实现中间突破，强势推进用共富稳住底层、用改革稳住中层、拒绝左右绑架的执政策略。在政治体制上，反对所谓西方民主、美国民主尤其是三权分立，但也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现代治理经验和技术，也要推行一点民主和法治。但无论做什么，都必须由共产党掌握主导权和解释权。根本制度不能变，是最大红线。红线以内，什么都可以，红线之外，绝对禁止。笑蜀认为，这条道路潜藏着政治危机与价值危机。习近平固然是强权，却是孤独、悬空的强权，这是他最大的政治危机。习近平拒绝宪政，这是他最大的价值短板。宪政无非保障基本人权和公民权，为此严格约束公权，在中国则重点约束党权。但在习近平看来，接受宪政则意味着要做戈尔巴乔夫一样的所谓叛徒，于是认定这是邪路。而当下中国社会需求的，恰恰正是宪政转型。文章总结到：“尽管习近平一定会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地改革，但客观地说，局限于救党、保权的改革没有成功希望；要打通他所想象的“第三条道路”或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读了笑蜀的文章，仍然觉得他有点“超级黑”，因为他只说习近平需要有“大智慧”，但没有说这个大智慧是什么。我猜这与他的战友、中国公民运动领袖许志永被判刑有点关系，但我仍能从他的文章中看出，这个“大智慧”就是把破局的突破口由运动式的反腐败改为以建立公民社会为突破口，按照宪法把“人民”身份升级为“公民”身份。“人民”一旦成为“公民”，就要与特殊利益集团重新订立契约，订立自由和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废除霸王条款。这样，皇帝就不会成为孤家寡人，就能依靠公民的力量解决“全面改革”与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冲突，实现社会的正义转型与和平过渡。
二、“习式第三条道路”与“戈式第三条道路”的对比
习近平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今天的中共与当年的苏共的境况是一样的，在“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的死局面前，戈尔巴乔夫与习近平选择的破局角度是不一样的，戈以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而习近平以反腐和经济体制及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但是两人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挽救党，让党“再活500年”。
“戈式第三条道路”是在1988年6月苏共中央第19次代表会议上指出的，就是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质内容是恢复列宁时代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解除舆论控制，实行言论自由；开放党禁，形成多党制；确立“无罪推定原则”，使国家趋向法制化。戈尔巴乔夫提出，党要把不属于它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政权机关，但他又要“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其办法是把同级党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戈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戈的“中间道路”把体制内外和左右两派都得罪了，被极端保守派视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同时又被极端自由主义分子贴上了“民主、自由的叛徒”的标签。戈的改革失败后，他成为“英雄”，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和俄罗斯最高荣誉奖章，但这些都是意外收获，他在回忆录里说：“如果不是党内保守派和激进的叶利钦等人的破坏，我的改革会成功，苏联也不会倒。”言外之意，如果他改革成功，可以做皇帝做到80多岁。人民日报社主办的《环球人物》于2006年第五期刊登了《戈尔巴乔夫后悔了》一文。戈向本文作者披露了他对苏联改革往事的反思，指出“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原来，他的第三条道路只是为了救党保权，与民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无关。
习近平的第三条道路与戈尔巴乔夫的前任安德罗波夫是一样的。安继承勃列日涅夫的皇位后，一边反腐败，一边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他说“只要解决了苏联人民的吃饭问题，才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安德罗波夫仅仅做了15个月的总书记，但他“打老虎”的数量不比习近平少。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达90多人，包括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个州级领导人中，47名被撤职。安德罗波夫甚至下令枪毙了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工业技术出口局局长斯米利亚科夫，以及专门为勃列日涅夫一家和其他权贵提供短缺食品的莫斯科第一食品商场美食部经理索科洛夫。
由于安德罗波夫死得太早，涉案的一些“老虎”只是受到了党纪处分，还没有来得及追究刑事责任。契尔年科接班后，停止了反腐败，仅执政一年就去见马克思去了。戈尔巴乔夫接班后继续禁酒、转变作风和“打虎”他把安死前没有来得及施刑的老虎绳之以法，但此时的各级领导干部早已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在他进行多种经济成分的改革时，这些领导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红色资本家。戈已经明白，打再多的老虎也不能遏制苏共的腐败，于是他把多数刑期未满的腐败分子释放了，把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也提前6年释放，之后走上了“制度性反腐”的改革之路，但为时已晚。
习近平与戈尔巴乔夫破局的角度不同，决定了习近平不会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习近平的反腐，显然还是安德罗波夫的“新思维”，即仰赖英明君主发动反腐运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都是自家人，临近“适度腐败”的社会承受力极限时，就抓几个典型，收买人心。虽然习近平抓了20多个副省级“老虎”，但多数都是那个“老老虎”的人。这样的反腐模式在民智已开的今天，党内和社会大众不可能没有“选择性反腐”和“权力斗争”的观感。如果真的这样就能把腐败止住，我看改革都没必要了，第三条道路更没有必要了。
三、 专制条件下什么样的第三条道路都是绝路
社会从政治体制上分类，只有两种类型，即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有国王的社会不一定都是专制社会，区别在于，内阁向国王负责的就是专制社会，内阁向议会负责的就是民主社会，不存在“半专制社会”和“半民主社会”，因此在专制条件下也不存的“第三条道路”。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是民选总统，但他就任后搞独裁，不断扩大总统权力，迫使内阁向总统负责，迫使社会回到了苏联时期的专制社会。人民把他赶出总统府，就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
在专制条件下，什么样的主义都是坏主义。中国自称是社会主义，但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是婊子的牌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说：“中国现在是最坏的资本主义、通货膨胀对国民掠夺是超级盗贼，国企是最大的私，国有企业代表什么？用吴敬琏的话，叫亲朋好友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中最坏的。”
在民主社会里，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第三条道路”也是一个好主义，北欧就搞得很好。“毛左”总是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仍然保持清廉来证明专制是个好主义，实际上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恰恰是通过“一人一票”定期普选执政的，全民普选和监督，促使人民行动党相对廉洁。何况新加坡并不是纯粹的一党制国家，它仍有一些独立的小党在与之争掌政权，迫使人民行动党更加注意廉洁。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说，中国的权贵资本家移民时愿意去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这两个国家是工党长期执政的，福利色彩非常浓，都是高福利、高税收的地方。对于这些资本家来讲，高税收对他们不利，但是至少税后财产是可以有保证的，而且没有强拆，没有以唱红打黑为由的抄家或没收私产，也没有“国进民退”。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资本家到世界上最社会主义的地方保全资产，而中国的老百姓到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寻找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这说明我们的自由少、福利也少。中国既缺“社会主义”（指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社会主义），也缺市场经济，或者叫既缺自由也缺福利。
历史的教训说明，政改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脱胎换骨的结构和成分——宪政民主。在宪政民主的条件下，既可以搞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资本主义，，但在专制条件下，无论搞哪种主义都是最坏的主义。在一个宪法成为“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国家，在一个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军费的国家，在一个官员随时准备移民、潜逃、自杀，甚至闯美国领事馆的国家，在一个当局可以任意秘密拘捕批评者的国家，在一个民众缺乏道德基础（道统）、企业缺乏信托责任的社会，任何细枝末节的制度改良都难以使现状发生根本性改观。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解读“邪路”说：“路就是路，本无正邪之分，关键看你要达到什么样的彼岸。对于一心奔向天堂者来说，通往地狱之途为邪路。对于一心奔向地狱的，通往天堂之途为邪路。”从“东欧剧变”到“阿拉伯之春”，从萨达姆到卡扎菲，在国民一旦认识到普世价值的存在和“邪路”的意义，一旦识破“价值多元化”和“价值国情化”的谎言，那些独裁政权就逃不过“墙倒众人推”的下场。一个以普世价值为敌而反人类的政权，注定在国际上没有主权、没有外交、没有内政、没有真正的朋友，在国内没有真正的拥护和爱戴。全世界对独裁“不高兴”，国人对独裁更“不高兴”，当两个“不高兴”酝酿到一定程度时，与普世价值为敌的极权就会变成毛泽东说的“纸老虎”、列宁说的“泥足巨人”、英语翻译的“稻草人”，一旦遇到一个外国人吃饱了没事干指手画脚，或遇到一个突尼斯“城管”打死小贩，就会顷刻瓦解，灰飞烟灭。
在一党专制条件下，什么样的第三条道路都是绝路。所谓的“改旗易帜的邪路”，正是中国进入世界“国家治理现代化”行列的唯一路径，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或“特色道路”根本不存在，实际存在的只有民主之路与专制之路、宪政之路与专政之路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