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近吵吵嚷嚷，说房宁先生又有“伟大”发现？房宁何许人也？ 1957年出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是也。有人吹捧说，他是我国数一数二的“伟大”政治理论家，他“三年实地调研了五国一区”（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开展了“东亚政治发展研究”项目，创造出了“伟大”的理论。他说：“通过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为什么在工业化时期不能进行竞争性选举的制度安排。工业化时期一定要关闭这个通道，即通过政治权力的争夺获取社会流动、改变身份、占有更多财富利益的机会。”“中国现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社会多元化的压力也出现了，包括很多人主张实现西式的民主政治。我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向多元体制转化的历史条件。”这使我想起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事,不过他们的职位不同, 五大臣职位要高一些, 房宁只是一个御用文人,宪政考察五大臣出洋一年后一回来立马建议大清政府实行宪政, 房宁先生出洋三年回来却得出相反的结论,看来房宁先生不愧是当今我国政治思想理论界的“器材”（奇才）。他从东亚五国一区回来后写出了《自由、威权、多元——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报告》一书,此书已在京发布,9月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该报记者就此书采访房宁先生的长篇谈话。但当记者问他，东亚模式到底能否套用在中国身上? 房宁先生作出了如上回答，我认为房宁先生讲错了！
一、以日本模式来论证东亚模式的目的
房宁先生和记者谈话,开始肯定“的确存在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东亚模式。”这一模式有三个阶段：开始是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再进入威权体制，最后逐步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房先生在谈话中特别以日本模式来论证他的东亚模式,但他说的话与日本的历史事实不相符。从日本的政治体制来看,战后日本一直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的民主体制, 虽然有过一党独大的情况。可房宁却说,开始是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再进入威权体制，最后逐步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这是个低级错误,只要认真读书看报的人都不会弄错,对一个政治专业学者来说，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但这个错误竟然出现在房宁先生身上,难道是他的智力有问题?不可能,如果智力有问题当不了教授更当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那么只有一种解释了：他故意弄错是有目的的。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设立国会,议员竞选,进入君民共主时期。二战前后军部控制内阁,实施军国主义政策。二战后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 日本被改造, 1947年5月3日,日本开始实施新宪法(《日本国宪法》),确立了以天皇为象征的议会内阁制，规定政府由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形式上还是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但宣布主权在民,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不掌握实际的权力，行政权力掌握在内阁手中。在政党制度上实行的是多党制，除自由民主党外还有几个政党。1945年11月日本成立了自由党和日本进步党,同年12月成立日本协同党等，这些政党几经分化改组, 形成了两个主要的保守党，即民主党和自由党。1948年11月后是民主党和自由党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1955年10月，社会党左、右两派重新统一成立日本社会党。为了与日本社会党革新势力相对抗，同年11月15日，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此后，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1955-1960年日本政坛上主要是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的对立，自由民主党主张自由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维持、发展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日本社会党与自民党处于对立状态，主张打破现状，进行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变革。日本自由民主党在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一直控制着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7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保守与革新相持局面,参众两院的自民党势力有所衰落。1983年12月在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遭到失败,被迫与新自由俱乐部（1976年6月从自民党中脱离出来的 6名议员组成的小党）联合执政，暂时打破了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但新自由俱乐部不久解散，重归自民党。1986年7月参众两院同时选举,自民党重新获胜。1989年里库路特贿赂案使自民党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在 7月参议院选举时，首次失去了该党成立以来在参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优势。从九十年代至2010年自由民主党在国会的选举中一直获胜，保持一党统治的长期局面,2010年民主党击败自由民主党成为执政党。
从日本的政治发展历史看来,并无房宁所讲的情况,可房宁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房宁算不算篡改历史?以前“文革”时期林彪的拥护者篡改历史，把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岗山的会师改为毛泽东和林彪的会师,他们是有政治意图的,现在房宁这么说有没有政治意图呢?我认为，他有政治意图，他是想论证日本的发展属于东亚模式，工业化需要威权，他又说过日本威权有55年，至此，其政治意图就昭然若揭了：那就是，日本威权都要五十五年，我国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所以我国现在的威权体制还不能改，还要维持。这也就成了他的“中国目前还没有向多元体制转化的历史条件”这一错误观点的支持根据。
二、以此作为反对任何要求实行多党民主政治的理由
房宁先生说，工业化带来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带来身份的变化。我们社会现在的流动依然旺盛……随着工业化进入中期甚至后期，这种流动肯定会趋缓。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源的代际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是通过努力获得地位，而是通过继承。新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固化，分为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这算社会结构变化完成了。中国目前还不能向多元体制转化，是因为中国正在出现社会分化，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但社会结构的变化还没有完成。他这样说的目的是要论证我国通过专制制度实现的工业化还在进行中，社会结构变化还没完成，我们的政治体制现在还不能从一党专政向多党制转化。实际上，房宁是以此作为反对任何要求实行多党民主政治的理由从而维护权贵在工业化过程中获得的巨大既得利益和社会地位，直至保障他们进行世袭统治,反对社会阶层转化。
众所周知，人们一般以个人的社会地位来衡量人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社会地位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一般由社会规范、法律和习俗限定。它常用来表示社会威望和荣誉的高低程度，也泛指财产、权力和权威的拥有情况。社会地位通常也是指社会成员基于社会属性的差别而在社会关系中的相对位置及其围绕这一位置所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社会地位是个人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无论这种位置是自然形成的还是社会分工需要而形成的。人们在社会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通常是根据财富、声望、受教育或权力的高低和多寡做出的社会排列。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社会中结成多种社会关系，都可能获得多种社会地位。这些社会地位之间互相交错，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先赋地位与自获性地位两类，前者指先天固定的地位，如世袭贵族、世袭奴隶，后者指靠后天努力获取的地位，如教授、工程师等。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这个社会就是封闭型社会（或传统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主要继承着父亲的阶级位置，阶级继承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这种传统型社会固化不流动,影响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工业化的发展就是要打破这种社会结构；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如自己学习得到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等），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社会（或现代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的社会地位主要由自己努力取得的人力资本所决定，代内流动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教育”这个中介变量上）。现代型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变化的流动的,人们地位的获得主要靠人的能力而不是出身,这样的社会才让人有进取心,有积极性,有热情,有向上的冲动。
其实,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已经完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形成。这就是以原有和现有掌权者为主的权贵势力、新兴资本力量和大多数依附于这两者的知识精英及三者的后代已经结成牢固的统治阶层，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一般知识技术人员则成为无权无财的被统治阶层。前者紧抓权力和资本不放，希望不断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代代传承下去，后者则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权力固化和继承，要求权利支配权力，实行权力流动和共享，实现利益和财富的分配均衡合理化。社会要公平正义就是要不断打破这种主要靠特权和公权力垄断得来的地位和财产,实行民主化,通过民主政治使到公权力受到监督,以便创造公平正义的前提条件,让公民主要通过能力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凭出身。
系统主义哲学指出，世界是一个分层次的大网络系统。这个巨大的网络系统组成一个的整体，任何一个系统都存在着子系统。世界是系统的，系统内存在着无限多的层次。层次是指系统内在组织结构有序的间断和连续，或是系统要素有机结合的等级次序。系统层次是转化的,社会与思维领域的转化，称之为“能动的转化”。系统层次转化过程中，有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又有从高级向低级的演化，这种交互运动，形成一定的周期性。在分析系统对象时，要注意它的结构层次和功能层次。既要注意各层次系统之间的联系，又要注意某一具体等级上的系统所具有的独特结构与功能，从而采取措施，以便达到整体优化。这一原理告诉我们的是不要让社会阶层固化,要设计好社会制度,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社会成员凭能力在社会各阶层中流动。
房宁的“社会结构变化未完成论”实际上是反对我国实行民主化的借口。记得吴委员长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宣布“六不搞”，其脑已“朽”，按中共的说法他是公务员；张维迎教授说，公务员没有思想，他的大脑机械化不好用，已“朽”也属正常。可是房宁先生是教授不是公务员，他难道也没有思想，只会鹦鹉学舌？
三、我国实行民主的条件已具备
我国经过工业化发展到目前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化的条件，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我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现在人均国民总产值已达4000多美金,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2500多美元。论理如果有英明领袖推动民主化改革,条件是完全具备了。在穷国，民主化不可能，而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完成，两者间有一个政治“转变带”，在这个特殊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多数转向民主的国家都应在这个经济水平上。当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它就有了民主化的希望。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在战前，“转变带”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一十年代，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000-3000美元间是开始向民主转变的阈值;当它达到3000-6000美元时，则是完成转变的阈值。这个阈值上下，是其它因素起作用的领域。我国已开始进入这个“转变带”,条件还不具备吗? 进入这个“转变带”的国家一般是工业化发展非常迅猛的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总是在向民主化提供条件。我国已进入转变带说明我国的工业化也已为我国民主化提供了条件。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民主化也是工业化推动的。政治制度史是议会逐步取代国王统治国家的历史，是内阁对议会负责之原则确立的历史，是政党成长的历史，是民主不断战胜专制、平等不断战胜特权的历史。这整个历史过程，恰恰正是英国逐步实现民主化的过程，即政治上的现代性不断强化的现代化过程。英国是最早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尽管在工业革命后由一个立宪政府和议会统治，但全国仅有少于5%的人口可以参与选举，根本算不上是民主国家。1819年，在工业化中产生的新生阶级—–资产者、中产者和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和走进广场要求改革选举制度,起初,被镇压了,还有11人被军警杀害了。直到1832年在各方压力下议会才同意改革, 根据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减少了对财产的限制，1832年改革法案给予了几乎全体中产阶级成员选举权，并宣布自治市享有选举权者统一缴纳10英镑，这是英国迈向真正民主的第一步。19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中产生的工会掀起了争取议会选举改革的群众运动，1866年，争取议会改革的运动达到高潮，使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工人获得选举权。1884年保守党领袖格莱斯顿提出了一个议会改革法案，使农业工人获得了选举权，代议制民主在英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从英国走上民主化过程来看,在不断地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力量即资产者、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者(包括白领)和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要人权,这是实践民主的最重要力量。
随着工业的发展,我国已产生了新的力量即资产者、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者(包括白领)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同时，我国的工业化也意味着向世界开放和广泛的信息交流,我国民众在开放和交流中视野已逐渐开阔,在与世界各国的对比中,我国有部分人已经认识到了人权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而我们也已经知道这需要民主化来保障，因为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带来公平正义,才能使我们变成国家的主人。我国的工业化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经济需要法治,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法治，但在我国的一党专政下无法供给法治。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理性原则，表现为良好的法律秩序，并包含着内在价值规定的法律精神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要求法律必须是民选的立法机构通过的良法;法治强调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原则;法治强调任何人和组织都要守法。但是我国的一党专制提供不了这些条件,因此自然就需要民主化。
从现时的历史朝流看，民主化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民主制度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多数国家向民主的转变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国。现在我国民主化的外部助力也越来越强，世界上有几个主要的权力中心能够对我国民主化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它們是梵蒂冈、欧盟、美国和俄国。它们的影响都是世界性的，但又各有侧重。除政府之外，各种非政府组织、政党、工会、教会等，以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它们交叉影响，相互呼应，从而能创造出一种国际性的气氛和时代精神，对于民主条件即将成熟的我国，这种气氛能够减少民主化进程的阻力。多元政治文化的发展也能为我国民主化提供信念上的支持。
房宁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向多元民主体制转化的历史条件，他太迷信权贵和依附权贵，甘心充当“御用理论家”，低估了中国民众的内心需求与智力水准，他想跟在某委员长屁股后面阻挡历史潮流。这样，当朝权贵会宠爱他，封他为“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依附权贵、没有思想的“理论家”，他的反民主理论只不过是一堆垃圾。
一、以日本模式来论证东亚模式的目的
房宁先生和记者谈话,开始肯定“的确存在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东亚模式。”这一模式有三个阶段：开始是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再进入威权体制，最后逐步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房先生在谈话中特别以日本模式来论证他的东亚模式,但他说的话与日本的历史事实不相符。从日本的政治体制来看,战后日本一直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的民主体制, 虽然有过一党独大的情况。可房宁却说,开始是仿效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再进入威权体制，最后逐步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型。这是个低级错误,只要认真读书看报的人都不会弄错,对一个政治专业学者来说，这是绝对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但这个错误竟然出现在房宁先生身上,难道是他的智力有问题?不可能,如果智力有问题当不了教授更当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那么只有一种解释了：他故意弄错是有目的的。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设立国会,议员竞选,进入君民共主时期。二战前后军部控制内阁,实施军国主义政策。二战后被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 日本被改造, 1947年5月3日,日本开始实施新宪法(《日本国宪法》),确立了以天皇为象征的议会内阁制，规定政府由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形式上还是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但宣布主权在民,天皇只是国家的象征，不掌握实际的权力，行政权力掌握在内阁手中。在政党制度上实行的是多党制，除自由民主党外还有几个政党。1945年11月日本成立了自由党和日本进步党,同年12月成立日本协同党等，这些政党几经分化改组, 形成了两个主要的保守党，即民主党和自由党。1948年11月后是民主党和自由党两大保守政党轮流执政。1955年10月，社会党左、右两派重新统一成立日本社会党。为了与日本社会党革新势力相对抗，同年11月15日，民主党与自由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此后，自由民主党长期执政。1955-1960年日本政坛上主要是保守政党和革新政党的对立，自由民主党主张自由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维持、发展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日本社会党与自民党处于对立状态，主张打破现状，进行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变革。日本自由民主党在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一直控制着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7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保守与革新相持局面,参众两院的自民党势力有所衰落。1983年12月在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遭到失败,被迫与新自由俱乐部（1976年6月从自民党中脱离出来的 6名议员组成的小党）联合执政，暂时打破了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但新自由俱乐部不久解散，重归自民党。1986年7月参众两院同时选举,自民党重新获胜。1989年里库路特贿赂案使自民党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在 7月参议院选举时，首次失去了该党成立以来在参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优势。从九十年代至2010年自由民主党在国会的选举中一直获胜，保持一党统治的长期局面,2010年民主党击败自由民主党成为执政党。
从日本的政治发展历史看来,并无房宁所讲的情况,可房宁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房宁算不算篡改历史?以前“文革”时期林彪的拥护者篡改历史，把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岗山的会师改为毛泽东和林彪的会师,他们是有政治意图的,现在房宁这么说有没有政治意图呢?我认为，他有政治意图，他是想论证日本的发展属于东亚模式，工业化需要威权，他又说过日本威权有55年，至此，其政治意图就昭然若揭了：那就是，日本威权都要五十五年，我国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所以我国现在的威权体制还不能改，还要维持。这也就成了他的“中国目前还没有向多元体制转化的历史条件”这一错误观点的支持根据。
二、以此作为反对任何要求实行多党民主政治的理由
房宁先生说，工业化带来社会流动，社会流动带来身份的变化。我们社会现在的流动依然旺盛……随着工业化进入中期甚至后期，这种流动肯定会趋缓。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资源的代际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是通过努力获得地位，而是通过继承。新的社会结构逐渐形成、固化，分为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这算社会结构变化完成了。中国目前还不能向多元体制转化，是因为中国正在出现社会分化，出现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但社会结构的变化还没有完成。他这样说的目的是要论证我国通过专制制度实现的工业化还在进行中，社会结构变化还没完成，我们的政治体制现在还不能从一党专政向多党制转化。实际上，房宁是以此作为反对任何要求实行多党民主政治的理由从而维护权贵在工业化过程中获得的巨大既得利益和社会地位，直至保障他们进行世袭统治,反对社会阶层转化。
众所周知，人们一般以个人的社会地位来衡量人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社会地位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一般由社会规范、法律和习俗限定。它常用来表示社会威望和荣誉的高低程度，也泛指财产、权力和权威的拥有情况。社会地位通常也是指社会成员基于社会属性的差别而在社会关系中的相对位置及其围绕这一位置所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社会地位是个人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无论这种位置是自然形成的还是社会分工需要而形成的。人们在社会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通常是根据财富、声望、受教育或权力的高低和多寡做出的社会排列。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社会中结成多种社会关系，都可能获得多种社会地位。这些社会地位之间互相交错，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先赋地位与自获性地位两类，前者指先天固定的地位，如世袭贵族、世袭奴隶，后者指靠后天努力获取的地位，如教授、工程师等。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等级有序的阶层结构中获得的社会位置，主要由阶级出身和家庭背景所决定，这个社会就是封闭型社会（或传统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主要继承着父亲的阶级位置，阶级继承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这种传统型社会固化不流动,影响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工业化的发展就是要打破这种社会结构；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阶层位置主要取决于自己后天的努力（如自己学习得到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等），这个社会就是开放型社会（或现代型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子女的社会地位主要由自己努力取得的人力资本所决定，代内流动是社会成员获得社会地位的主要形式（家庭背景对子女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教育”这个中介变量上）。现代型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变化的流动的,人们地位的获得主要靠人的能力而不是出身,这样的社会才让人有进取心,有积极性,有热情,有向上的冲动。
其实,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已经完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形成。这就是以原有和现有掌权者为主的权贵势力、新兴资本力量和大多数依附于这两者的知识精英及三者的后代已经结成牢固的统治阶层，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一般知识技术人员则成为无权无财的被统治阶层。前者紧抓权力和资本不放，希望不断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代代传承下去，后者则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权力固化和继承，要求权利支配权力，实行权力流动和共享，实现利益和财富的分配均衡合理化。社会要公平正义就是要不断打破这种主要靠特权和公权力垄断得来的地位和财产,实行民主化,通过民主政治使到公权力受到监督,以便创造公平正义的前提条件,让公民主要通过能力获得财富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凭出身。
系统主义哲学指出，世界是一个分层次的大网络系统。这个巨大的网络系统组成一个的整体，任何一个系统都存在着子系统。世界是系统的，系统内存在着无限多的层次。层次是指系统内在组织结构有序的间断和连续，或是系统要素有机结合的等级次序。系统层次是转化的,社会与思维领域的转化，称之为“能动的转化”。系统层次转化过程中，有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又有从高级向低级的演化，这种交互运动，形成一定的周期性。在分析系统对象时，要注意它的结构层次和功能层次。既要注意各层次系统之间的联系，又要注意某一具体等级上的系统所具有的独特结构与功能，从而采取措施，以便达到整体优化。这一原理告诉我们的是不要让社会阶层固化,要设计好社会制度,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社会成员凭能力在社会各阶层中流动。
房宁的“社会结构变化未完成论”实际上是反对我国实行民主化的借口。记得吴委员长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宣布“六不搞”，其脑已“朽”，按中共的说法他是公务员；张维迎教授说，公务员没有思想，他的大脑机械化不好用，已“朽”也属正常。可是房宁先生是教授不是公务员，他难道也没有思想，只会鹦鹉学舌？
三、我国实行民主的条件已具备
我国经过工业化发展到目前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化的条件，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建设，我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现在人均国民总产值已达4000多美金,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2500多美元。论理如果有英明领袖推动民主化改革,条件是完全具备了。在穷国，民主化不可能，而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完成，两者间有一个政治“转变带”，在这个特殊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多数转向民主的国家都应在这个经济水平上。当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它就有了民主化的希望。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在战前，“转变带”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一十年代，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1000-3000美元间是开始向民主转变的阈值;当它达到3000-6000美元时，则是完成转变的阈值。这个阈值上下，是其它因素起作用的领域。我国已开始进入这个“转变带”,条件还不具备吗? 进入这个“转变带”的国家一般是工业化发展非常迅猛的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总是在向民主化提供条件。我国已进入转变带说明我国的工业化也已为我国民主化提供了条件。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其民主化也是工业化推动的。政治制度史是议会逐步取代国王统治国家的历史，是内阁对议会负责之原则确立的历史，是政党成长的历史，是民主不断战胜专制、平等不断战胜特权的历史。这整个历史过程，恰恰正是英国逐步实现民主化的过程，即政治上的现代性不断强化的现代化过程。英国是最早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尽管在工业革命后由一个立宪政府和议会统治，但全国仅有少于5%的人口可以参与选举，根本算不上是民主国家。1819年，在工业化中产生的新生阶级—–资产者、中产者和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和走进广场要求改革选举制度,起初,被镇压了,还有11人被军警杀害了。直到1832年在各方压力下议会才同意改革, 根据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减少了对财产的限制，1832年改革法案给予了几乎全体中产阶级成员选举权，并宣布自治市享有选举权者统一缴纳10英镑，这是英国迈向真正民主的第一步。19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中产生的工会掀起了争取议会选举改革的群众运动，1866年，争取议会改革的运动达到高潮，使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工人获得选举权。1884年保守党领袖格莱斯顿提出了一个议会改革法案，使农业工人获得了选举权，代议制民主在英国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从英国走上民主化过程来看,在不断地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力量即资产者、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者(包括白领)和广大的知识分子,他们要人权,这是实践民主的最重要力量。
随着工业的发展,我国已产生了新的力量即资产者、人数越来越多的中产者(包括白领)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同时，我国的工业化也意味着向世界开放和广泛的信息交流,我国民众在开放和交流中视野已逐渐开阔,在与世界各国的对比中,我国有部分人已经认识到了人权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而我们也已经知道这需要民主化来保障，因为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带来公平正义,才能使我们变成国家的主人。我国的工业化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经济需要法治,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要求实行法治，但在我国的一党专政下无法供给法治。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理性原则，表现为良好的法律秩序，并包含着内在价值规定的法律精神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要求法律必须是民选的立法机构通过的良法;法治强调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原则;法治强调任何人和组织都要守法。但是我国的一党专制提供不了这些条件,因此自然就需要民主化。
从现时的历史朝流看，民主化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大趋势，民主制度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多数国家向民主的转变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国。现在我国民主化的外部助力也越来越强，世界上有几个主要的权力中心能够对我国民主化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它們是梵蒂冈、欧盟、美国和俄国。它们的影响都是世界性的，但又各有侧重。除政府之外，各种非政府组织、政党、工会、教会等，以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它们交叉影响，相互呼应，从而能创造出一种国际性的气氛和时代精神，对于民主条件即将成熟的我国，这种气氛能够减少民主化进程的阻力。多元政治文化的发展也能为我国民主化提供信念上的支持。
房宁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向多元民主体制转化的历史条件，他太迷信权贵和依附权贵，甘心充当“御用理论家”，低估了中国民众的内心需求与智力水准，他想跟在某委员长屁股后面阻挡历史潮流。这样，当朝权贵会宠爱他，封他为“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个依附权贵、没有思想的“理论家”，他的反民主理论只不过是一堆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