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坊间纷传“周老虎”大案行将公布的时候，不成想中国西南一隅的昆明市却突然爆出一桩惊天血案。
3月1日晚9时20分左右，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内外，忽见8名统一着黑色圆领衫的蒙面暴徒，个个手持利刃，一路杀将而去，见人就狂砍。整个杀戮过程只持续了12分钟左右。6男2女就被当场砍死。加上被急送医院不治身亡的共有29人，急救130人。事发时，有4名凶徒被后来赶到的警察击毙。一时间，满地尸体。据现场目击者说，很多被刺到的男女“都是从背后插着一把刀，有的刀插得太深，只看到了刀柄”。
这显然是一起针对无辜百姓下手的暴力恐怖袭击。据从其身着的黑色圆领上所印图文初步证实，这是谋求新疆独立的“东突”组织所为。其所作所为在性质上，与美国“911”事件并无不同。虽然该事件的作案动机和真相暂不明了，但这种残杀无辜平民的暴行，不管它是来自哪个民族、哪个地域，都理当受到道义的强烈谴责。正如公民运动发起人杨建利博士所指出的，“人类没有一种立场、理论可以为在昆明火车站的暴力辩护，不管施暴者曾受到过专制政府或者恶霸个人多么残酷、多么不公平的对待。今天我要说：施暴者，你们是一群残忍血腥的孬种。”
但我不认同时下传媒使用“新疆暴徒”这样的字眼来诋毁新疆维吾尔族人。而应该仅仅限定在“东突暴徒”的范围内。维吾尔族人历来是爱好和平的，善良的民族。早有学者指出，“新疆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包括认同、移民、恐怖组织等很多面向。但恐怖组织在新疆内的影响可能等于零，因为大部分的维吾尔族，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从来不是像中东那样有一些真正的宗教极端分子；也从来不觉得最理想的国家制度就是政教合一。”因此，我想对那些习惯于以偏概全的媒体人说，请不要在伤痕累累的新疆大地上撒盐了！过往的“7.5”、“2.6”事件的受害者也多是新疆人。
就在3月1日的当天夜里，当昆明当局派出全副武装的特警，包围了当地有名的维族聚居区——大树营时，居住在那里的维吾尔人也纷纷表示，他们对此事件感到很难受。他们也不明白凶徒的动机，有维族青年更直说“我恨他们”，因为这种暴行让他们感到“很丢新疆人的脸”。
其中有位叫安外尔的、在当地新疆菜餐厅打工的20岁维族青年说，周六（3月1日）事发时，他正在和一群汉族朋友聊天喝酒。这时，有一个汉族女孩在微信中提醒他，火车站有很多人被砍伤，他马上回复道：“就想哭，就想大声的喊。”那时，他还不知道行凶者中就有自己的维族同胞。
即使是前些日子被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涉嫌分裂罪”被批捕的著名维族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他还说，“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秉持客观理性立场的维族学者，也被神经高度紧张的中共当局视为“分裂分子”而不由分说地抓捕、监禁。其实，伊力哈木在一次面对外媒采访中被问到是否有过新疆独立的念头时，却脱口而出表达了自己反对新疆独立的根本立场。他说：“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人有压倒优势。”
在这里，伊力哈木实际上已含蓄地暗示了汉族统治者在其家乡所实施的歧视性民族政策。在这种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即使新疆的经济状况这些年有所提升，当地的维吾尔族人也根本不可能享受到与汉人同样的生活和工作的平等权利。原因是维族人现已在各个领域中都被迫边缘化，甚至包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但尽管如此，伊力哈木也从未对高高在上的汉人抱有偏见甚或仇视的眼光。他仍然非常理理性地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可是，新疆的汉人统治者却越来越无视维吾尔族人的民主和政治权利。
事实上，新疆问题的症结就是，维吾尔人应该依法享有真正的自治。中共早中建政之初，就承诺给予少数民族自决权。1947年国民党政府曾与新疆民族代表达成11条协议，也承诺高度自治，但共产党执政后就不再提“民族自决”的概念，而代之以“民族自治”制度，及至后来连“民族自治”也形同虚设了。新疆早先还有一个维吾尔族人——赛福鼎，而后来所有的民族自治区第一把手都换成了汉人。目前汉人的控制，已经超出了社会公共资源的各种领域。甚至汉族人还在维吾尔族传统产业上取而代之。比如清真食品供应权也被汉族企业家霍兰兰经营的新疆佳雨工贸公司所垄断，提供46种清真食品。霍兰兰承认，公司的300名员工主要都是汉人；当然公司里也有少数维吾尔人，如一位做清洁的女工。但所有的职位几乎都是汉人包揽。很多新疆的招工启示上写明了仅招汉人。这当然使维吾尔族人觉得自己都成了边缘人。这自然导致了维汉之间的怨恨正在日积月累地加深。
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文化上强调无神论，政治结构上又是一个中央集权下的封闭型政治体制。这些无疑给民族地区实现民族自治制造了很多人为的障碍。因为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都构成了严重打击。
知名学者笑蜀指出，疆藏政策必须全面反思和调整，必须问责王乐泉等人及负责机构。当民族地区发生那么多悲剧，当达赖、伊力哈木理性温和的声音也被全面剿杀之时，我们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无条件谴责恐怖袭击的同时，坚决要求真相，要求公开，要求自由讨论，坚决批评和问责，则应该是全民反思尤其是知识界反思的第一步。如果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正视民族政策上的严重问题，未来的民族问题将会日益严重。当然，站在道德高地谴责暴力，是最省事的事情。但如果仅止于谴责而不对自身的错谬进行反思；仅强化维稳，而不屑于开展平等对话，那么可以想见，更深层的裂痕，更惨烈的暴力，也可能随之向“车臣化”演变下去。应该声明的是，暴民虽可恨，但暴政更可恶。因为暴民是暴政的畸形儿。承认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但承认问题并不意味着昆明火车站的滥杀无辜有其正当或合理的丝毫成分。
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内部所发生的、越来越多的重大事件虽然可能与主权国家之外的因素相关联，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政府可以对国内长期存在的民族冲突问题无动于衷。
早在2009年，就有德国《新苏黎世报》记者舒士特在详细了解了中国民族政策之后这样发出警示：“在新疆，维吾尔人的平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一些医疗卫生的重要指数都比汉人差。……如果不认真对待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问题，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在新疆有失败的危险。”他随后还对记者说，南疆维吾尔人的失业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失业率之一。他原则上并不反对农民工，但汉族劳动力大量迁居新疆就很成问题，因为这肯定会加大维汉之间的差别，导致局势更为紧张。而新疆的汉人官僚 “并不关心维吾尔穷人的处境，也没有落实保护维吾尔人的政策。”
不过，若将很多问题都归结为民族矛盾也许过于简单化。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官员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如腐败严重，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悬殊问题，在新疆地区肯定同样存在。而且当地环境和资源保护问题、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保护以及维族青年的就业权等问题，都几乎从未引起当地汉人大小官僚的真正重视。
虽然中共官方一直公开否认，新疆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不是政策问题，也不是宗教和人权问题，更不是不平等的问题，那究竟是什么问题？事实上，不管将事件的因由归咎于民族矛盾、分裂主义、宗教政策，还是恐怖主义，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存在 “问题”而造成的恶果。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判断。
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混杂而居的国家。但美国政府并不刻意需要给某个民族施以格外照顾性的怀柔政策，却能让各民族公民有尊严地生活在其自由、民主的土地上。尽管怀柔政策作为短期的权宜之计是有效的，但作为一项长期的国策则会遗患无穷。
假如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样是个民主国家，尊重所有民族的人权，平等地看待所有民族，事情就肯定会朝正面发展。所以，新疆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只有通过改变不合理的专制体制，才有可能使民族矛盾逐步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3月1日晚9时20分左右，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内外，忽见8名统一着黑色圆领衫的蒙面暴徒，个个手持利刃，一路杀将而去，见人就狂砍。整个杀戮过程只持续了12分钟左右。6男2女就被当场砍死。加上被急送医院不治身亡的共有29人，急救130人。事发时，有4名凶徒被后来赶到的警察击毙。一时间，满地尸体。据现场目击者说，很多被刺到的男女“都是从背后插着一把刀，有的刀插得太深，只看到了刀柄”。
这显然是一起针对无辜百姓下手的暴力恐怖袭击。据从其身着的黑色圆领上所印图文初步证实，这是谋求新疆独立的“东突”组织所为。其所作所为在性质上，与美国“911”事件并无不同。虽然该事件的作案动机和真相暂不明了，但这种残杀无辜平民的暴行，不管它是来自哪个民族、哪个地域，都理当受到道义的强烈谴责。正如公民运动发起人杨建利博士所指出的，“人类没有一种立场、理论可以为在昆明火车站的暴力辩护，不管施暴者曾受到过专制政府或者恶霸个人多么残酷、多么不公平的对待。今天我要说：施暴者，你们是一群残忍血腥的孬种。”
但我不认同时下传媒使用“新疆暴徒”这样的字眼来诋毁新疆维吾尔族人。而应该仅仅限定在“东突暴徒”的范围内。维吾尔族人历来是爱好和平的，善良的民族。早有学者指出，“新疆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包括认同、移民、恐怖组织等很多面向。但恐怖组织在新疆内的影响可能等于零，因为大部分的维吾尔族，虽然信仰伊斯兰教，但从来不是像中东那样有一些真正的宗教极端分子；也从来不觉得最理想的国家制度就是政教合一。”因此，我想对那些习惯于以偏概全的媒体人说，请不要在伤痕累累的新疆大地上撒盐了！过往的“7.5”、“2.6”事件的受害者也多是新疆人。
就在3月1日的当天夜里，当昆明当局派出全副武装的特警，包围了当地有名的维族聚居区——大树营时，居住在那里的维吾尔人也纷纷表示，他们对此事件感到很难受。他们也不明白凶徒的动机，有维族青年更直说“我恨他们”，因为这种暴行让他们感到“很丢新疆人的脸”。
其中有位叫安外尔的、在当地新疆菜餐厅打工的20岁维族青年说，周六（3月1日）事发时，他正在和一群汉族朋友聊天喝酒。这时，有一个汉族女孩在微信中提醒他，火车站有很多人被砍伤，他马上回复道：“就想哭，就想大声的喊。”那时，他还不知道行凶者中就有自己的维族同胞。
即使是前些日子被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涉嫌分裂罪”被批捕的著名维族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伊力哈木一直坚持认为，“维吾尔人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完全不能脱离汉族人实现自由民主的进程，两者必须是紧密结合的。维吾尔人今日的处境，正是整个中国缺乏民主，缺少自由的产物，只有汉族人也实现了自由民主的愿望，维吾尔人才有可能获得自由民主。”他还说，“在我哈木看来，只要生活在一个民族平等的自由的国家，是汉族人占多数还是维吾尔人占多数，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是尊重各个民族的权利，是不是尊重彼此不同的文化和习惯。如果我们中国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些周边国家的人才还会因为你制度的优越性被吸引到这边来。”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秉持客观理性立场的维族学者，也被神经高度紧张的中共当局视为“分裂分子”而不由分说地抓捕、监禁。其实，伊力哈木在一次面对外媒采访中被问到是否有过新疆独立的念头时，却脱口而出表达了自己反对新疆独立的根本立场。他说：“每一次新疆的民族冲突，你首先看到的肯定是维吾尔人起来上街砍人，其实最后不都是维吾尔人死的多吗？如果中国出现民族分裂出现战乱，那肯定是维吾尔人血流成河，而不是汉族人血流成河。不要说你们汉族有十三亿人，光是新疆的汉族人，他们掌握的资源力量，都对维吾尔人有压倒优势。”
在这里，伊力哈木实际上已含蓄地暗示了汉族统治者在其家乡所实施的歧视性民族政策。在这种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即使新疆的经济状况这些年有所提升，当地的维吾尔族人也根本不可能享受到与汉人同样的生活和工作的平等权利。原因是维族人现已在各个领域中都被迫边缘化，甚至包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但尽管如此，伊力哈木也从未对高高在上的汉人抱有偏见甚或仇视的眼光。他仍然非常理理性地认为，“如果中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疆是一个真正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区，维吾尔人会因生活在中国为傲。”可是，新疆的汉人统治者却越来越无视维吾尔族人的民主和政治权利。
事实上，新疆问题的症结就是，维吾尔人应该依法享有真正的自治。中共早中建政之初，就承诺给予少数民族自决权。1947年国民党政府曾与新疆民族代表达成11条协议，也承诺高度自治，但共产党执政后就不再提“民族自决”的概念，而代之以“民族自治”制度，及至后来连“民族自治”也形同虚设了。新疆早先还有一个维吾尔族人——赛福鼎，而后来所有的民族自治区第一把手都换成了汉人。目前汉人的控制，已经超出了社会公共资源的各种领域。甚至汉族人还在维吾尔族传统产业上取而代之。比如清真食品供应权也被汉族企业家霍兰兰经营的新疆佳雨工贸公司所垄断，提供46种清真食品。霍兰兰承认，公司的300名员工主要都是汉人；当然公司里也有少数维吾尔人，如一位做清洁的女工。但所有的职位几乎都是汉人包揽。很多新疆的招工启示上写明了仅招汉人。这当然使维吾尔族人觉得自己都成了边缘人。这自然导致了维汉之间的怨恨正在日积月累地加深。
由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文化上强调无神论，政治结构上又是一个中央集权下的封闭型政治体制。这些无疑给民族地区实现民族自治制造了很多人为的障碍。因为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都构成了严重打击。
知名学者笑蜀指出，疆藏政策必须全面反思和调整，必须问责王乐泉等人及负责机构。当民族地区发生那么多悲剧，当达赖、伊力哈木理性温和的声音也被全面剿杀之时，我们做过什么说过什么？无条件谴责恐怖袭击的同时，坚决要求真相，要求公开，要求自由讨论，坚决批评和问责，则应该是全民反思尤其是知识界反思的第一步。如果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正视民族政策上的严重问题，未来的民族问题将会日益严重。当然，站在道德高地谴责暴力，是最省事的事情。但如果仅止于谴责而不对自身的错谬进行反思；仅强化维稳，而不屑于开展平等对话，那么可以想见，更深层的裂痕，更惨烈的暴力，也可能随之向“车臣化”演变下去。应该声明的是，暴民虽可恨，但暴政更可恶。因为暴民是暴政的畸形儿。承认问题才能解决问题。但承认问题并不意味着昆明火车站的滥杀无辜有其正当或合理的丝毫成分。
在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内部所发生的、越来越多的重大事件虽然可能与主权国家之外的因素相关联，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政府可以对国内长期存在的民族冲突问题无动于衷。
早在2009年，就有德国《新苏黎世报》记者舒士特在详细了解了中国民族政策之后这样发出警示：“在新疆，维吾尔人的平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一些医疗卫生的重要指数都比汉人差。……如果不认真对待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问题，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在新疆有失败的危险。”他随后还对记者说，南疆维吾尔人的失业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失业率之一。他原则上并不反对农民工，但汉族劳动力大量迁居新疆就很成问题，因为这肯定会加大维汉之间的差别，导致局势更为紧张。而新疆的汉人官僚 “并不关心维吾尔穷人的处境，也没有落实保护维吾尔人的政策。”
不过，若将很多问题都归结为民族矛盾也许过于简单化。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官员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如腐败严重，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悬殊问题，在新疆地区肯定同样存在。而且当地环境和资源保护问题、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保护以及维族青年的就业权等问题，都几乎从未引起当地汉人大小官僚的真正重视。
虽然中共官方一直公开否认，新疆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不是政策问题，也不是宗教和人权问题，更不是不平等的问题，那究竟是什么问题？事实上，不管将事件的因由归咎于民族矛盾、分裂主义、宗教政策，还是恐怖主义，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存在 “问题”而造成的恶果。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判断。
美国也是一个多民族混杂而居的国家。但美国政府并不刻意需要给某个民族施以格外照顾性的怀柔政策，却能让各民族公民有尊严地生活在其自由、民主的土地上。尽管怀柔政策作为短期的权宜之计是有效的，但作为一项长期的国策则会遗患无穷。
假如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样是个民主国家，尊重所有民族的人权，平等地看待所有民族，事情就肯定会朝正面发展。所以，新疆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还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只有通过改变不合理的专制体制，才有可能使民族矛盾逐步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