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委员的提议有时代特点，因为他没要求禁读《水浒传》（以下简称为《水浒》）这部书，因为现在青少年主要看电视，请他们拨冗去看原著，也未必如愿。但李委员对《水浒》的看法，却源自《水浒》成书以来的“诲盗”之说，并无新意。
*《水浒》自问世之后的命运*
一部名著承载的内容是丰富的，不同阅历、不同地位、不同年龄的人，从中读出的意涵绝不会相同。但如《水浒》这样被视为诲盗之书，屡屡被禁，在中国四大名著当中，倒也唯此一本。更奇的是，文革时期，《水浒》被毛太祖发现“投降主义”与“宋江驾空晁盖”这两大特点，御驾亲征，发动全国人民狠狠批判过一回，这大概应该算是前无古人之举。
《水浒传》成书于明朝，是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小说，被现代人归为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之一。其内容讲述北宋山东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的绿林好汉，因各种原因落草为寇，不断劫州掠府，发展壮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东征西讨的历程。其主题思想一是忠君报国；二是江湖义气；三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因此，该书初名《江湖豪客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对于《水浒》的思想倾向的争议，几乎与书的诞生相伴而来。以特立独行著称于世的明代思想家李贽认为，《水浒》表现的是忠义的思想。到了崇祯年间，农民起义蜂起，大臣左懋第向朝廷建议，《水浒》是本诲盗之书，教坏百姓，让其造反。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令全国各地收缴《水浒》。有清一代，《水浒》一直列于官方禁书榜单，只是时松时紧。原因也不难理解，满清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极度缺乏安全感，大兴文字狱，禁书颇多。加上自乾隆中期之后，人口渐多，失业者遍地，游民溢满江湖，游民文化的结晶——江湖会社如雨后春笋，白莲教、天地会、漕帮等成为不可忽视的民间会社。会社势力极盛之时，甚至有“朝廷小、江湖大”之说。此情之下，《水浒》因其“诲盗”功能，自然难逃当政者禁毁厄运。
*《水浒》对中国民间价值观的形塑*
朝廷对《水浒》一书的禁毁政策，可以减弱《水浒传》的传播效应，但并不能完全阻绝。清代大兴文字狱，江南士子受害颇多，但还是有大量人偷读禁书。顺治年间因哭太庙案被杀的大才子金圣叹，就将读禁书列为人生一大乐事，“雪夜闭门读禁书，不亦快哉”，就是金才子的名言。
《水浒》涉及的人物甚多，故事极为丰富生动。林冲的遭遇写尽了一个“逼”字，让读者深深体会了“逼上梁山”之痛；李逵的板斧砍落的人头，以及他动不动就挂在嘴边的名言“杀去东京夺了那鸟位”，让一些记住“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人看到了造反的快意；武松的形象则是后来武侠小说中那些仗剑天涯、快意恩仇的江湖大侠的原型。在四大名著当中，《水浒》与《三国演义》被改编为各种戏剧、地方曲艺的故事最多，对中国民间思想的影响也最大。中国前现代化时期文盲多，民众思想与价值观的形成与传统戏剧及说唱艺术关系甚大。《水浒》作者崇尚的轻生死重义气，敢作敢为，劫富济贫乃至“忠君反贪”等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民间的善恶是非观念。
《水浒》对成长过程中的青少年影响尤其大，以至于中国民间流行一句诫语：“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意谓年轻人不应读《水浒》，否则会受影响，盲目崇尚武力与江湖义气，养成反叛性格；而老年人不应读《三国演义》，因为三国人物善于用计使诈，勾心斗角。老人成天算计别人，有损身心。
*毛泽东对《水浒》独出心裁地解读*
到了20世纪，文学界开始对《水浒传》所反映的价值观产生兴趣。1930年代初，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如此评论《水浒》：“‘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1950年代的中国，主流看法认为《水浒》是描写歌颂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文学史和小说史均持此说。文革时期，《水浒》先被当作封建文化的糟粕弃之毁之，后在毛泽东指导下又获“重评”。
据研究者们考证，毛泽东对《水浒》情有独钟，终其一生都对其保持浓厚兴趣，在其书房和卧室里放有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毛泽东曾回忆，在少年时代，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就是《水浒》，并说“《水浒》要当做一部政治书看”，还经常引用《水浒》故事教育后人，将其对《水浒》的理解与破译广泛应用于其著作和言论中。
自林彪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的政治安全感大减，《水浒》亦被他解读出一番新意。1975年，毛对《水浒》的价值观作了如下评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又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又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的言论使中国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大意是：《水浒传》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书；宋江所执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否定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晁盖和宋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上山以后就排斥晁盖，而且108人就没有晁盖的名字、没有他的地位。
晁盖者，梁山事业的真正创始人，毛泽东以其自比；宋江，以小恩小惠结纳人心的篡位者，架空晁盖，毛用宋江影射周恩来。毛的评《水浒》又为“右倾”、“投降”造了舆论，很快导致以批邓小平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复出的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水浒》在毛泽东手里已经旧曲新唱，起了一回政治作用。如今对内要“维稳”，需要驯服百姓，电视剧《水浒传》又成了李委员心中的“诲盗”之物，于是他做了一回崇祯时期的左懋第，倡言禁播。
在其他国家，成为能够进入历史的文化名人，无论真假都是件幸事，比如英国既崇拜莎士比亚，也将小说人物福尔摩斯居住的贝克街221B做成了“文物”。但在中国，做文化名人可没那么幸运，永远有后人盯着考究名人的“历史局限性”，没看到身后出现的新事物，斥之骂之贬之。名人遗骨的运气也不太好，如果厚葬有盗墓贼惦记，穷则有造反者光顾。一部《水浒》有此命运实不足奇，就连曾获“大成至圣文先王”称号的孔子，其坟墓也曾在文革初期蒙受被掘之厄。
为《水浒》庆幸的是，李委员的提案可能只是两会上吹过的一阵轻风，中南海现在的主子们大概不会将这提议当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