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急于历史定位，想以民国法统有尊严地被“大陆统一”，可是大陆官僚集团使劲打其脸，一个基于内战的惯性和政治正确，另外一个他们得保持征服台湾的假姿势，尽管他们更不喜欢斗争，但他们的统治性质是内战夺权而来，不会改变的了。内战性足以让台海两岸的一切政治文化经济交流，成为渗透性征服的渠道。如果不陷入牛角尖，就知道台湾方面单方面停止内战性，陷入中共改革的骗局陷阱，是一个更大规模看不见的漩涡，将台湾大陆化。马英九的一生就将毁在这里。
蒋介石曾将中共借助于俄国发动内战性置于一个绝对的高，甚至凌驾于日本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威胁之上。他主张攘外必须安内。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发誓3个月内肃清江西红军。8月16日曾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蒋介石说：“中共对外斗争的方法，是先寄生而后反噬；对内斗争的手段，是先利用而后谋陷。它对外是反覆无常，对内是忘情负义，就是‘欺诈’两个字，你们大家固然都是被欺诈过的人，我们国民党亦曾经为其所欺诈过的，不过我与你们所差的一点，就是我是首先发现它欺诈的凶狠伎俩最早的一个人。”
有人认为，1949的本质和蒙元灭宋、满清入关一样，是异族入侵，而非人民选择。国共之战不是内战，而是中苏战争，是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和反极权的民主战争，我们中国不幸惨败。这种是在中国土地上以内战形式进行的中苏战争，遗留着极重的内战性。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论述说，虽然城邦法治曾一度约束住荷马式个人欲望的任意妄为，或者说文明曾经一度锁住自然，但内战使贪欲与个人的野心的统治欲望又抬头，又要破坏“度”的界限。战争是宪政的试金石，内战是对民国宪政的最大破坏，我们可以在文革后对孙中山二次革命和北伐的严重谴责，以及贬低孙中山抬高陈炯明之争论中，感受到这一点。
内战造就了中共专政的无底黑洞逻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它曾经保卫和所努力的目标，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其自我保存渴望的死亡恐惧是无比巨大的，就像曹操说不可一日无权，否则恐惧所有葬身之地，一丁点的星星之火都会在恐惧感中幻化为燎原大火，以最大的政治总体性和绝对高度扑灭。这藏着是政治中的人与人之间为狼的自然无序状态：狼不吃人，就活不下去。
新浪微博“黄硕在微博”阐释说，①癌细胞之间的相互吞噬，完美的解释了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不得善终的系统性原因；②癌组织对资源的掠控，完美的解释了在没有外敌入侵下会发生大饥荒造成几千万平民大面积非自然死亡的系统性原因；③上述癌症体征，完美的在其他肌体如苏联、北朝鲜和柬埔寨身上一再重现。
军事为政治的延伸，49后所有军事不过都是内战外打，服务于政权内战性，只为与人民发生战争。如朝鲜战争是为借刀杀国军降卒和三反五反杀民国精英，越南战争是邓小平为抓权而打，权斗外打。
中共军队的战争哲学，颇为古怪，只干一件事情，在人民内部发现敌人 ，指定敌人，然后消灭之，所有的外部敌人在他们的战争哲学里，一定变为内部因素，体现在内部敌人中，他们总是强有力的路径依赖:只通过打击内部敌人，来消灭敌人。不杀日本鬼子，与日本人共和，只杀汉奸。与美国欢好，但人民内部反美。新浪微博“王国富”说，这跟砸中国人的车来抗击日本一个德性。
中共军队外战不行内战行，从来没有打输对人民的战争。像罗援、戴旭这样的，就喜欢搞阴谋论，搞狼外婆的故事，从而严严实实地控制民众，他们完完全全把政委当作了司令，唯一干的事情，就是对内控制的政治。
内战行外战不行，是红色优良传统。不仅红色第一代人，而且第二代。红二代如薄熙来的狂妄，也仅仅是一个文学青年的狂妄，连搞独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都没有。赵紫阳说得对，组织培养的人，能干啥，家里横而已。他们唯一捍卫的就是核心利益，也就是党的领导、一党专制，把大陆当作国内殖民地，把人民所有的子孙和财产当作战俘和战利品，随意玩弄支配，若非如此，怎么会说出，禽流感死的还不如交通事故死亡的千分之一之类的话呢。我看到了那种高高在上奴隶主二代蔑视蝼蚁众生的眼神。国内殖民是49之后被公知掩盖的真相。
只有刘伯承是个例外，刘伯承说：“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至今仍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着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假装攘外其实一切都为安内，就控制鱼肉国内殖民这块土地，是唯一任务，也就是对人民发动内战的内战性，是49政权唯一特征，从毛暴力性灵魂道德内战，转型到邓管制公共政治行为，放任私人欲望的财富与女人的放水养鱼与割韭菜不断割取，国内殖民建立国上国变为更明显，邓对城乡二元与土地掠夺就是战略纵深。这是更严重更隐蔽的内战性。
谁遮蔽了内战性，并将国内殖民与战俘集中营本来面目模糊起来，从战俘与战利品中被科举出来的人上人，以自己受恩赐及增长可能性，当作整体人的欺骗人下人说，你们即将会一样，会成为党妈的人。他们致力于弱化对自己的内战性，转嫁到经济剥夺中去，与权贵加剧对民众的内战性，海量宣传窒息民众的呻吟。
第一代红匪，不敢私有化，还处在国共竞争关系当中，对抗竞争关系帮助其保持敬畏，有一个更高者所有的意识。第二三代则会私有化。60多年来，抢劫集团是这样炼成的：先是以阶级斗争抢地主；以集体化抢农民；以国有化抢市民；后来以假改革抢国企；以垄断央企抢民企；以高房价抢中产；以高税收抢平民，抢劫成果一部分转移国外，一部分用于维稳好继续抢劫，一部分天上人间奢华掉。
内战带来的国民劣根性
我在共党身上学到的政治精神精微处比整个政治哲学历史都多。49后的继续革命，是一种帝国主义宰制世界全部，横向受阻只能转向纵向任何末梢细胞的欲望，以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横向受阻，那么就了于广阔土地上民族国家_帝国建立国内殖民，历史在此终结，掌握最高权力成为历史主体而进行永恒斗争内战。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一直是这样的，天朝不过是重复发挥罢了。防民甚于防贼，甚于防敌，甚于防川。宁与敌寇，不与家奴。横向受阻，那么就了于广阔土地上民族国家－帝国建立国内殖民，历史在此终结，掌握最高权力成为历史主体而进行永恒斗争内战，永恒真理与世界历史精神在历史主体身上，只要成为历史主体就拥有，真理与至高权力一体。为得到和保持至高权力而内战是得道的方法。这是毛的斗争论。
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权力就是一切幸福的中保。成为历史主体之后，历史就终结了，没有战争状态和例外状态的威胁，发动内战掌握最高权力成为赢者通吃的宗教。而发动灵魂上的革命，以让大部分人服从，是掌握最高权力的必须手段。并且对外部的征服被终结了，人们就只能对内征服，与欲望与激情作道德征战，是为灵魂深处闹革命。
共党的夺权胜利的历史体验，并不是与外部敌人战斗而取胜的，而是生死内斗以追求自己人的统一性与心灵纯洁，来献祭与上天，获得上天垂怜，成为神宠儿就取胜了。从中共党史来看，中共最卖力的就是杀自己人，痛恨内部的叛徒异端甚于外部敌人，在不断杀自己人的过程中，越内斗就越纯洁，胜利果实就掉到头上了，49年之后还是一样，毛泽东甚至在文革中一个公开场合祝贺全国全面内战。
《陶铸传》中说，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寿辰，那一天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来到中南海，在毛泽东家吃面条。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说了一句惊人的答词：“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这是对个人的道德心灵内战吻合的，发动对共同体的道德内战，类似于基督教的心灵征战以获得上帝的恩典。心灵征战与为了灵魂革命的大规模内斗屠杀，都是一种献祭。
帝国是一种敌基督的担保，保证了如何内战或者为了掌握最高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都不会造成根本性摧毁，而且会带来更大的活力和新生。帝国对外征服攫取，为无止境扩张欲望提供满足的无限阶梯。这是提供了根本性的信心，基督教的基督与罗马的凯撒一样，信誓旦旦的保证这种信心。
宁给外人不给家奴。中国的统治有个传统，憎恨人民甚于外部敌人，但是奇怪的是，知识分子就没有因此发展出英国辉格党人的共识，国王是人民的敌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有着潜在和明显的敌我之分。中共将军一说话要对付美国，然后只干打美奸公知的活，就像喊着抗日只杀国军汉奸。因此内战性是49政权的特征。
帝国内战延续到中共，塑造了国民劣根性。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
张纯如自杀前与身辺亲友说：“在访问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歩，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发现需要砍的，还有自己的同胞。”
然而这种批判的后果还是增强了内战性。腾讯微博 “失默燃”说，一个频繁选择性自揭其民族伤疤的个人、集体、邦团，不是心理有疾，就是麻痹、忽悠、遮掩其自身更为劣性的丑恶，其骨子里根本就没把本民族人当一个最基本的人来看。
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本身，也是内战性的体现。公知们只想指导民众，其他的都不想，与共党不顾任何代价，坚持其领导权之间，是一致的，无条件距的领导权。不管命运与外在敌人如何，只要听领导的，只有服从领导的，就有出路，这是对耶稣福音的模仿，是一种敌基督。他们除了论证自己的精神领导权，而不惜抹黑一切其他力量之外，啥都不干，啥崇高目标都可以出卖。同样共党为了维持的政治领导权，可以出卖任何国家利益，妖魔化任何其他力量。共党是启蒙专政政党，而他们是共党的预备役，一家人，本性一样。
所以，可以简单地说，他们所有的努力，仅仅在于寻找敌人，贬低对手，凡是与他们不对劲的，例如人民、革命，群众运动，民族国家，都是敌人。其根本目的在于证明四五一代，作为党的叛逆性儿子，享受有精神特权。正像小太妹的叛逆，志能以强大的专制父亲作为前提，越叛逆，父亲越强大，他们还有真理的历史终结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唯一的中国之门的敌基督感觉：不惜一切的代价，否定现实性中真理，只能相信我们，然后我们一定能带领你们实现“共产主义”真理，吞吐术。这是共党的内战性巫术，被继承了。
内战性与宪政
独孤锐在“改革已死”微信群中说，受害民众更仇恨底层公务员，将来可能大规模屠杀。生活在一起地位略高的体制内具体的人，会成为体制在此的化身，直接清算的对象，超越高高在上的反而暧昧，敌我不分。就像很多人仇恨公知甚于高官，公知与他们在一起，而高官高高在上，暧昧中他们对他投射改革的希望。即使罪大恶极，作为体制的罪恶的发动者和高位推动者，只要地位越高，越远离你的世界，就会更暧昧，敌我之分，越不清晰，投射以更大希望。上面的人地位越高，投射越多，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怨恨就往下转嫁，加剧内战性。
国内殖民的专政维稳体系，在中国制造人对人已经或者即将是狼的格局，把矛盾转嫁入民众中间，如广东本土人与农民工矛盾，将来一旦有变，他们带着巨大财富坐上飞机远离洪水，让底层人为生存争夺骨头互相残杀。体制内的普通公务员，无法移民的，将成为替罪羊。
这种宏大专制阴谋如何化解，如何才能免于公民社会内部的互相残杀，达成还债赎罪和解，我觉得只有维权运动在革命爆发之前提前革命，把脓包挑破，先疏散民众的怨恨，让民众在斗争中成熟，不让矛盾转嫁，迫使体制内开明官员公知加入，这样底层公务员就会暗中或者提前赎罪。49政权的内战性，是一种主动出牌，主动运作的国内殖民手段，如果等待革命的被动应牌，顺应国内殖民的后果格局，自下而上不断剥洋葱式清算，核心层早就跑了，权贵早就安排了退路，这还是把我们的革命纳入他们的阴谋格局，革命还是国内殖民格局的组成，而不是比较好的拯救改变者。用维权运动打破国内殖民掠夺体系，先于革命爆发执行革命矫正49后财产分配不正义的债务。如吴强和我等搞的“占房运动”，就可以提前部分完成革命后需要搞掂的“居者有其屋”，在当下以直接占据的方式，免于土地财政和地租垄断的殖民控制政经体系。“占房运动”能开展，将来就对房地产商仇恨就小一些。
49年国内殖民对中国人发动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超限战，包括吸纳知识分子，把自己黄俄伪装为垄断为中国人，披着羊皮的狼，那么中国人会以什么的方式，在超限战的条件下，反败为胜复民国并加以报复清算呢，我想激化知识分子/民众矛盾的认识，算其中一小个，当下可以做的步骤。
民主宪政，并不是以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如普世价值为前提，而是异质，冲突和阶级斗争之上，是一种共和和均衡。得正视阶级斗争与分化，才能达到宪政。后文革时代，被胡耀邦解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把自己当作了人民，而真正的人民，从来属于黑暗角落。就像汪伪政权的官僚，也把自己等于中国人民一样。总之，改革文革任何路径对于底层民众，都大致没有高浓度的身体体验认同。如此说法如今越来越像在这个方向的路上走得爽的一小撮人在捍卫特权了。在这个方向的路上走得爽的人。
我认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已经分开来，二者之间是不可沟通的，不可期待的，不是自己人。一旦把政治立场建立在有所期待的前提之上，就很荒谬，就很困惑。
程序正义的抗争，让每一个人受益，这是在一个阶级冲突没那么激烈的共同体内，也就是还算一家人的时候，虽然有矛盾，但是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的时候，对黑人坏人的程序性拯救，是大家都受益的。因为随都能成为这种黑人坏人，可是今天我们成不了李庄那种黑人坏人，你想腐败，门都没有。我们成不了钱权共同体里面的黑人坏人的。
左右之争正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贺卫方一方面拒绝阶级斗争，另外一个方面却将法治问题以道德压力的方式，以右派的政治姿态和路线，进行了阶级斗争。以右派压倒左派的姿态也就是其意图是消灭阶级斗争，然而其参与政治的身位和方式，却深化了阶级斗争，加强了阶级冲突。以文革方式，也就是迫使“心灵深处闹革命”的方式。
消灭阶级冲突的努力，与正视阶级冲突的努力，哪一个更有助于当下立宪，还真不好说。政治事物往往是双刃剑，此时彼时不同。我知道杨小凯那一代人的告别革命美好理想，但其方案的社会政治条件，与当下已经发生了重大情势变更。我觉得他的思考，文革时期与改革时期的冲突张力更有意义。
政治立场冲突，常识或者知识无法化解之与仲裁之。用知识或者良知来衡量我们和胡锡进之间关系，好像是同一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可以辩论交流，其实不是。这是一种幻像，胡锡进们所努力维持或者掩盖的。先辨析好政治立场，就好办了，不要用改革来否认官民矛盾之敌我之分。
49年国内殖民对中国人发动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超限战，包括吸纳知识分子，把自己黄俄伪装为垄断为中国人，披着羊皮的狼，那么中国人会以什么的方式，在超限战的条件下，反败为胜复民国并加以报复清算呢，我想激化知识分子/民众矛盾的认识，算其中一小个，当下可以做的步骤。
维权运动解决内战性
个人主义是一种维权和自我辩护，只有在法律之下的维权，才能净化人与人的关系。然而新秩序也不是从行动和维权中生出来的，并不是社会立宪，而是从已有的呼唤出来的，为其复归除去障碍的。行动与维权本身就处在一种秩序关系中，是要把这种给呼唤出来。不断从49秩序内一切历史与现实规定超越出来，走向最决绝立场，是无政府主义个体及其有共同身份承认的群体，还是受影响有一些病毒但可净化的公民社会，或者回归民国来承接，这里需做出抉择。因为这过程很容易“逃避自由”。娜拉出走之后，下场往往是专制者的性奴。没有保护伞的超越，结果就如孙猴子大闹天空与皈依。
内战性和国民劣根性的形成，受制于民众的贫困，当民众想超越贫困处境，而只有知识分子路径时，就会形成国民劣根性。于知识分子处，国民劣根性的解决，需要维权运动为其提供政治训练，获得政治经验，达到政治成熟的民间政治空间。我有撰文多篇论述。于民众而言，维权运动在法律框架下捍卫民众财产，是在部分解决民生问题。
用血写的这三十年改革开放，完全屈从于官僚体系财政饭的驱动，改革初期改革开放是财政快完蛋而驱动的，放水养鱼让老百姓能成为刀板上鱼肉。以四五一代为主体的吸纳，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工作。以最主要的土地为例，改革后的一切土地政策都服从于把土地货币化，变现为财政资金。改革开放就是倾家荡产败家的过程。
2007年，王俊秀挑头搞《改革之死》，请贺卫方来讲，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邓小平开放高考，讲得很重要，讲了近大半个小时。应该说，与毛在1949年后，政治上主要应付处理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一样，邓小平改革开放不过是用政策倾斜收买他们，以他们为太阳围绕运转。官民矛盾以及知识分子的立场是49后的阶级斗争。
朱镕基的加强财政汲取能力，算一次图穷匕见。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来看，军事驱动财政汲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原因。不过中国的军事驱动，就是对人民的内战，对内征服，从而需要维持不断扩展的官僚集团，以及需要吸纳民众中间精英以弱化民众抵抗。
把一切民国以降的国民财富积累货币化，以变为财政资源和转移他国，就像一个赌徒一波又一波变卖家里所有资产。这三十年，凡事有利于货币化的产业，跑的飞快，而且反过来主宰国民经济，金融证券虚拟经济，凡最方便掠夺收割的，政府最支持。
新浪微博“石讷shine”说：1992年彻底结束其可能性。从利益对政改的阻碍来说，石兄这么说是绝对正确的。在受益者看来92年打开更大可能，其实是最后的断送。就政改的可能性，从文革结束后到今天，越来越弱。
“文革”刚结束的朝鲜完全可能先于中国进行民主化。八十年代中国似乎还是有可能的。越到后面，可能性越小。这是一个倒退的过程，而不像改革受益者所认为的进步，他们就像具有伟大爱情理想的娼妓，越卖肉越有钱就越觉得自己越靠近纯洁爱情。
新浪微博“左春和”说，只有被压迫的民众才能成为历史的杠杆，他们的要求不是出于批判的话语逻辑，而是生存本能，正是生命的基本要求才是最具活力。基于生命要求的、展向未来的行为深不可测，也向来不被预言，使极权和压迫常常措手不及。知识分子的批判并不能引导历史，顶多只是历史发展中被吸附在各种节点的声音。
民国之后的革命，跟民主自由的价值的关系可能不是很大，而更多地跟社会矛盾、社会财产分配有关系。如带上民主自由的色彩，那还是为了解决财产分配，为了解决吃饱饭问题。所谓的政治革命其实还是依附于经济革命。以财产权为中心为了吃饱饭生存的法律诉求，如果无法解决，转化为暴力革命，不能视为叛乱。改革已死，不仅仅是说不会有政改，而且是说当下的任何举动，包括有益于民众，都是负的，即使看进来进一小步，都是以尚未看见的或者未来的退一大步作为代价，是一个饮鸩止渴杀鸡取蛋的措施，克强，求求你别改革了。给老百姓发钱吧，搞社保吧。
49乃至78之内旧秩序各阶层，按照自己的阶层利益，并且想象成全民族的普遍利益来要求，权贵官僚讲中国模式之帝国冲动，中产吃饱了知礼节思淫欲要言论自由，底层饿不死吃不好，要民生，后二者统一为权利。旧秩序的最短板，就是新秩序的稳婆。旧秩序，也就是改革内，最短板需继续短下去，国内殖民之必然。基于生存的抗争，不进入权力政治的，是一种对内战性的摆脱。
从埃及革命来看，我主张的以民生革命带动民主革命，才是较彻底的。前年我就预言必然爆发今天的二次革命，因为民生没解决。应该换一种想法，政治体制变革并不是通过舆论或者激进舆论可以推动的，那么在言论上表现为激进或者禁区发言，其作用等于零蛋，与此如此，不如转向民生。具有双重的暧昧性，一方面具有维权取向，另一方面把维权扭曲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助推力。
想参与分赃的穷人帮着统治者欺负穷人。有知识的小市民就是如此。精英话语不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过时的民众舆论。知识分子，就是有知识的小市民。这个定义是原汁原味的。小市民出身的，所以才努力贬低民众。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创造出一种机制，让穷人免于被利用。想利用的人世世代代都有，病毒杀不死。还有穷人为什么需要这种民粹主义的赞美，因为任何肯定都没有给过他们。没有饭吃，就吃观音土，所以关键要给饭吃：要民权而不是民粹。但是也不能因为反民粹，一并反掉民权。
施特劳斯说，民主制度是低俗而稳固的，之所以作为最不坏的制度，是因为对民众提出最低的知识要求。民众基于利益而选择统治者，这是天然的正确，如重庆人民说薄好，这是对的，民主制度下一样，谁给好处就选谁，有奶便是娘。没本事和现统治者竞争，取而代之，天天骂民众没素质，就是外面受气回家打老婆。
不解决好民生问题，任何美好的宪法，都不会造成稳定。解决好民生问题，没有宪法也很稳定，有一个坏的宪法，也不会造成不稳定。阿拉伯之春革命，首要问题是民生问题。不肯解决，肯定有第二三波底层革命跟上来。
阿拉伯之春时，我预言肯定有二次革命，今天我要预言一定有三次革命，因为发动革命的原因民生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来一次财产再分配，更换总统与政府，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促成去解决民生问题。解决不了，就不断政府更迭，而且由于对选举有着解决问题的期待，没有解决反而有怨气滋生反民主反美潮流。 所以启蒙革命是一场必然失落目标惨败的革命。阿拉伯之春所发动的是民生问题，带来的结果仅仅是选举，而用来解决的方式也是政府更替，可是如果不解决根本问题，那么民主解决会遭到极大怨恨，是一场拉稀的启蒙革命。如何解决财产再分配的民生，是过去革命中要么靠必须性支配做的很过分，要么回避的问题。 启蒙革命是起来推翻了旧政府，但为了起来革命，而在人们自己内部造成的代价，与利用旧秩序的病毒祸害之深，早就病入膏肓，就像一个运动员为获取冠军，不惜吃兴奋剂。
阿拉伯之春所发动的是民生问题，带来的结果仅仅是选举，而用来解决的方式也是政府更替，手段满足不解决目的危机。我举乌坎的例子，来说明“手段满足与目的危机”，乌坎是要回土地，结果搞出一个选举村委会就当做胜利，可是后来一直存在目的危机中。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同样有这危险，因此我提倡民生革命带动民主革命，首要依据合法手段，重点提前解决财产再分配共同富裕问题，这样改革中的共同富裕薄，温探索都可用。
要高举民生革命附带完成政治革命的大旗，只有民生和反腐败，才能动员广大民众起来响应，才能为民主宪政的目标奠定社会基础。打着自由革命大旗，则很容易被转移为敌对的，对民众没有号召能力。民生的关注，会使变为不好被体制收割，收割也要实打实的，拿出真东西才能说服人。不像意识形态说服，连墨汁也能成糖，虚的东西容易转化，就像90年代的新左背叛者。
“我们”是卡尔.施密特说的同一性，“按照我”是施密特说的代表权，施密特说政治经同一性与代表性而在，我不认同。因为我看到这种强迫他人进来的政治，带着极大的内战性，与潜在敌我之分。拿着启蒙政党国共来说，对中国都是家贼内敌，必然膨胀为民国身体里的癌症。游击队热衷于杀汉奸，仇恨汉奸甚于日本人，曾经遭我鄙夷厌恶，但我慢慢理解了，对于乡土社会的守护者而言，家贼甚于外敌，家贼让我们防护线可能退到零，从内部被攻破。
历史终结于帝国，一切人间价值俱备于帝国，帝国吸纳所有人的生存方式，这时候赢得帝国的权力核心，就赢得一切。人间的最高伟业就是夺取权力的内战，这是共党的帝国内战性。权力就意味着总体救赎，夺权成功就以为一切可能。本来意图终结治乱循环的革命，仅仅成为加入循环的一个环节。
我在施密特的全球内战的残酷性中读到历史终结于前民国的治乱循环，历史终结于中共权力政治带来的内战残酷性。治乱循环是权力把一切矛盾都纳入内部，看起来历史终结，把同时性的矛盾，消化为历时性的集中爆发，这有点像市场经济的危机爆发节奏。政治即使是最残酷的军事屠杀，都变成内战，残酷打破摧毁不了人们对和平的信心。
我2004年在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写下维权运动可以根本治理治乱循环的僵化结构。知识分子开明精英先于革命爆发不要说成功时，就加入民众。从而逆向改造启蒙政党政治的“同一性与代表性”，它是前民国的皇帝知识分子官僚集团民众三层结构的延续。维权运动复兴公民社会，就像过去乡土社会经历治乱循环而不毁。市场经济经历一次又一次危机而存续。
每一次当下社会运动革命，都要同时面对过去政治自然状态遗留问题，以及当下统治的问题。民初到五四，一样有维权，建设公民社会，维护法统到革命内战的变迁，下沉到民众中去呐喊，正如黄钟大吕一般正大庄严。避开内战的努力促成更大内战的历史荒谬，是我们这次启动民生革命和政治革命时应该避免的。
知识分子立场就意味着体制内拿工资的人，占主导作用，意味着延续过去用农民人头打江山，自己权力分赃给知识分子，利益分点给工人的掠夺农民国内殖民格局。从抢权革命到改革，都是剥夺农民的。反对知识分子立场，不能让今后民主转型继续沿用剥夺农民的二十世纪分赃模式：不种树浇水，只表明自己很精英从而摘果子。
蒋介石曾将中共借助于俄国发动内战性置于一个绝对的高，甚至凌驾于日本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威胁之上。他主张攘外必须安内。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发誓3个月内肃清江西红军。8月16日曾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蒋介石说：“中共对外斗争的方法，是先寄生而后反噬；对内斗争的手段，是先利用而后谋陷。它对外是反覆无常，对内是忘情负义，就是‘欺诈’两个字，你们大家固然都是被欺诈过的人，我们国民党亦曾经为其所欺诈过的，不过我与你们所差的一点，就是我是首先发现它欺诈的凶狠伎俩最早的一个人。”
有人认为，1949的本质和蒙元灭宋、满清入关一样，是异族入侵，而非人民选择。国共之战不是内战，而是中苏战争，是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和反极权的民主战争，我们中国不幸惨败。这种是在中国土地上以内战形式进行的中苏战争，遗留着极重的内战性。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论述说，虽然城邦法治曾一度约束住荷马式个人欲望的任意妄为，或者说文明曾经一度锁住自然，但内战使贪欲与个人的野心的统治欲望又抬头，又要破坏“度”的界限。战争是宪政的试金石，内战是对民国宪政的最大破坏，我们可以在文革后对孙中山二次革命和北伐的严重谴责，以及贬低孙中山抬高陈炯明之争论中，感受到这一点。
内战造就了中共专政的无底黑洞逻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它曾经保卫和所努力的目标，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其自我保存渴望的死亡恐惧是无比巨大的，就像曹操说不可一日无权，否则恐惧所有葬身之地，一丁点的星星之火都会在恐惧感中幻化为燎原大火，以最大的政治总体性和绝对高度扑灭。这藏着是政治中的人与人之间为狼的自然无序状态：狼不吃人，就活不下去。
新浪微博“黄硕在微博”阐释说，①癌细胞之间的相互吞噬，完美的解释了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不得善终的系统性原因；②癌组织对资源的掠控，完美的解释了在没有外敌入侵下会发生大饥荒造成几千万平民大面积非自然死亡的系统性原因；③上述癌症体征，完美的在其他肌体如苏联、北朝鲜和柬埔寨身上一再重现。
军事为政治的延伸，49后所有军事不过都是内战外打，服务于政权内战性，只为与人民发生战争。如朝鲜战争是为借刀杀国军降卒和三反五反杀民国精英，越南战争是邓小平为抓权而打，权斗外打。
中共军队的战争哲学，颇为古怪，只干一件事情，在人民内部发现敌人 ，指定敌人，然后消灭之，所有的外部敌人在他们的战争哲学里，一定变为内部因素，体现在内部敌人中，他们总是强有力的路径依赖:只通过打击内部敌人，来消灭敌人。不杀日本鬼子，与日本人共和，只杀汉奸。与美国欢好，但人民内部反美。新浪微博“王国富”说，这跟砸中国人的车来抗击日本一个德性。
中共军队外战不行内战行，从来没有打输对人民的战争。像罗援、戴旭这样的，就喜欢搞阴谋论，搞狼外婆的故事，从而严严实实地控制民众，他们完完全全把政委当作了司令，唯一干的事情，就是对内控制的政治。
内战行外战不行，是红色优良传统。不仅红色第一代人，而且第二代。红二代如薄熙来的狂妄，也仅仅是一个文学青年的狂妄，连搞独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都没有。赵紫阳说得对，组织培养的人，能干啥，家里横而已。他们唯一捍卫的就是核心利益，也就是党的领导、一党专制，把大陆当作国内殖民地，把人民所有的子孙和财产当作战俘和战利品，随意玩弄支配，若非如此，怎么会说出，禽流感死的还不如交通事故死亡的千分之一之类的话呢。我看到了那种高高在上奴隶主二代蔑视蝼蚁众生的眼神。国内殖民是49之后被公知掩盖的真相。
只有刘伯承是个例外，刘伯承说：“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一场战争要损伤多少家庭啊……现在战争结束了，我就不愿看、怕看战争的场面……我至今仍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着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敌人也一样，他们也是我们的同胞啊！”
假装攘外其实一切都为安内，就控制鱼肉国内殖民这块土地，是唯一任务，也就是对人民发动内战的内战性，是49政权唯一特征，从毛暴力性灵魂道德内战，转型到邓管制公共政治行为，放任私人欲望的财富与女人的放水养鱼与割韭菜不断割取，国内殖民建立国上国变为更明显，邓对城乡二元与土地掠夺就是战略纵深。这是更严重更隐蔽的内战性。
谁遮蔽了内战性，并将国内殖民与战俘集中营本来面目模糊起来，从战俘与战利品中被科举出来的人上人，以自己受恩赐及增长可能性，当作整体人的欺骗人下人说，你们即将会一样，会成为党妈的人。他们致力于弱化对自己的内战性，转嫁到经济剥夺中去，与权贵加剧对民众的内战性，海量宣传窒息民众的呻吟。
第一代红匪，不敢私有化，还处在国共竞争关系当中，对抗竞争关系帮助其保持敬畏，有一个更高者所有的意识。第二三代则会私有化。60多年来，抢劫集团是这样炼成的：先是以阶级斗争抢地主；以集体化抢农民；以国有化抢市民；后来以假改革抢国企；以垄断央企抢民企；以高房价抢中产；以高税收抢平民，抢劫成果一部分转移国外，一部分用于维稳好继续抢劫，一部分天上人间奢华掉。
内战带来的国民劣根性
我在共党身上学到的政治精神精微处比整个政治哲学历史都多。49后的继续革命，是一种帝国主义宰制世界全部，横向受阻只能转向纵向任何末梢细胞的欲望，以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横向受阻，那么就了于广阔土地上民族国家_帝国建立国内殖民，历史在此终结，掌握最高权力成为历史主体而进行永恒斗争内战。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一直是这样的，天朝不过是重复发挥罢了。防民甚于防贼，甚于防敌，甚于防川。宁与敌寇，不与家奴。横向受阻，那么就了于广阔土地上民族国家－帝国建立国内殖民，历史在此终结，掌握最高权力成为历史主体而进行永恒斗争内战，永恒真理与世界历史精神在历史主体身上，只要成为历史主体就拥有，真理与至高权力一体。为得到和保持至高权力而内战是得道的方法。这是毛的斗争论。
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权力就是一切幸福的中保。成为历史主体之后，历史就终结了，没有战争状态和例外状态的威胁，发动内战掌握最高权力成为赢者通吃的宗教。而发动灵魂上的革命，以让大部分人服从，是掌握最高权力的必须手段。并且对外部的征服被终结了，人们就只能对内征服，与欲望与激情作道德征战，是为灵魂深处闹革命。
共党的夺权胜利的历史体验，并不是与外部敌人战斗而取胜的，而是生死内斗以追求自己人的统一性与心灵纯洁，来献祭与上天，获得上天垂怜，成为神宠儿就取胜了。从中共党史来看，中共最卖力的就是杀自己人，痛恨内部的叛徒异端甚于外部敌人，在不断杀自己人的过程中，越内斗就越纯洁，胜利果实就掉到头上了，49年之后还是一样，毛泽东甚至在文革中一个公开场合祝贺全国全面内战。
《陶铸传》中说，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寿辰，那一天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来到中南海，在毛泽东家吃面条。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地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说了一句惊人的答词：“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这是对个人的道德心灵内战吻合的，发动对共同体的道德内战，类似于基督教的心灵征战以获得上帝的恩典。心灵征战与为了灵魂革命的大规模内斗屠杀，都是一种献祭。
帝国是一种敌基督的担保，保证了如何内战或者为了掌握最高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都不会造成根本性摧毁，而且会带来更大的活力和新生。帝国对外征服攫取，为无止境扩张欲望提供满足的无限阶梯。这是提供了根本性的信心，基督教的基督与罗马的凯撒一样，信誓旦旦的保证这种信心。
宁给外人不给家奴。中国的统治有个传统，憎恨人民甚于外部敌人，但是奇怪的是，知识分子就没有因此发展出英国辉格党人的共识，国王是人民的敌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有着潜在和明显的敌我之分。中共将军一说话要对付美国，然后只干打美奸公知的活，就像喊着抗日只杀国军汉奸。因此内战性是49政权的特征。
帝国内战延续到中共，塑造了国民劣根性。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
张纯如自杀前与身辺亲友说：“在访问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发现不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还有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一种极其恶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见！从来没有一种人，因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践自己的同类，到了极其残忍的地歩，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发现需要砍的，还有自己的同胞。”
然而这种批判的后果还是增强了内战性。腾讯微博 “失默燃”说，一个频繁选择性自揭其民族伤疤的个人、集体、邦团，不是心理有疾，就是麻痹、忽悠、遮掩其自身更为劣性的丑恶，其骨子里根本就没把本民族人当一个最基本的人来看。
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本身，也是内战性的体现。公知们只想指导民众，其他的都不想，与共党不顾任何代价，坚持其领导权之间，是一致的，无条件距的领导权。不管命运与外在敌人如何，只要听领导的，只有服从领导的，就有出路，这是对耶稣福音的模仿，是一种敌基督。他们除了论证自己的精神领导权，而不惜抹黑一切其他力量之外，啥都不干，啥崇高目标都可以出卖。同样共党为了维持的政治领导权，可以出卖任何国家利益，妖魔化任何其他力量。共党是启蒙专政政党，而他们是共党的预备役，一家人，本性一样。
所以，可以简单地说，他们所有的努力，仅仅在于寻找敌人，贬低对手，凡是与他们不对劲的，例如人民、革命，群众运动，民族国家，都是敌人。其根本目的在于证明四五一代，作为党的叛逆性儿子，享受有精神特权。正像小太妹的叛逆，志能以强大的专制父亲作为前提，越叛逆，父亲越强大，他们还有真理的历史终结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唯一的中国之门的敌基督感觉：不惜一切的代价，否定现实性中真理，只能相信我们，然后我们一定能带领你们实现“共产主义”真理，吞吐术。这是共党的内战性巫术，被继承了。
内战性与宪政
独孤锐在“改革已死”微信群中说，受害民众更仇恨底层公务员，将来可能大规模屠杀。生活在一起地位略高的体制内具体的人，会成为体制在此的化身，直接清算的对象，超越高高在上的反而暧昧，敌我不分。就像很多人仇恨公知甚于高官，公知与他们在一起，而高官高高在上，暧昧中他们对他投射改革的希望。即使罪大恶极，作为体制的罪恶的发动者和高位推动者，只要地位越高，越远离你的世界，就会更暧昧，敌我之分，越不清晰，投射以更大希望。上面的人地位越高，投射越多，下面的人对上面的人怨恨就往下转嫁，加剧内战性。
国内殖民的专政维稳体系，在中国制造人对人已经或者即将是狼的格局，把矛盾转嫁入民众中间，如广东本土人与农民工矛盾，将来一旦有变，他们带着巨大财富坐上飞机远离洪水，让底层人为生存争夺骨头互相残杀。体制内的普通公务员，无法移民的，将成为替罪羊。
这种宏大专制阴谋如何化解，如何才能免于公民社会内部的互相残杀，达成还债赎罪和解，我觉得只有维权运动在革命爆发之前提前革命，把脓包挑破，先疏散民众的怨恨，让民众在斗争中成熟，不让矛盾转嫁，迫使体制内开明官员公知加入，这样底层公务员就会暗中或者提前赎罪。49政权的内战性，是一种主动出牌，主动运作的国内殖民手段，如果等待革命的被动应牌，顺应国内殖民的后果格局，自下而上不断剥洋葱式清算，核心层早就跑了，权贵早就安排了退路，这还是把我们的革命纳入他们的阴谋格局，革命还是国内殖民格局的组成，而不是比较好的拯救改变者。用维权运动打破国内殖民掠夺体系，先于革命爆发执行革命矫正49后财产分配不正义的债务。如吴强和我等搞的“占房运动”，就可以提前部分完成革命后需要搞掂的“居者有其屋”，在当下以直接占据的方式，免于土地财政和地租垄断的殖民控制政经体系。“占房运动”能开展，将来就对房地产商仇恨就小一些。
49年国内殖民对中国人发动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超限战，包括吸纳知识分子，把自己黄俄伪装为垄断为中国人，披着羊皮的狼，那么中国人会以什么的方式，在超限战的条件下，反败为胜复民国并加以报复清算呢，我想激化知识分子/民众矛盾的认识，算其中一小个，当下可以做的步骤。
民主宪政，并不是以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如普世价值为前提，而是异质，冲突和阶级斗争之上，是一种共和和均衡。得正视阶级斗争与分化，才能达到宪政。后文革时代，被胡耀邦解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把自己当作了人民，而真正的人民，从来属于黑暗角落。就像汪伪政权的官僚，也把自己等于中国人民一样。总之，改革文革任何路径对于底层民众，都大致没有高浓度的身体体验认同。如此说法如今越来越像在这个方向的路上走得爽的一小撮人在捍卫特权了。在这个方向的路上走得爽的人。
我认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已经分开来，二者之间是不可沟通的，不可期待的，不是自己人。一旦把政治立场建立在有所期待的前提之上，就很荒谬，就很困惑。
程序正义的抗争，让每一个人受益，这是在一个阶级冲突没那么激烈的共同体内，也就是还算一家人的时候，虽然有矛盾，但是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的时候，对黑人坏人的程序性拯救，是大家都受益的。因为随都能成为这种黑人坏人，可是今天我们成不了李庄那种黑人坏人，你想腐败，门都没有。我们成不了钱权共同体里面的黑人坏人的。
左右之争正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贺卫方一方面拒绝阶级斗争，另外一个方面却将法治问题以道德压力的方式，以右派的政治姿态和路线，进行了阶级斗争。以右派压倒左派的姿态也就是其意图是消灭阶级斗争，然而其参与政治的身位和方式，却深化了阶级斗争，加强了阶级冲突。以文革方式，也就是迫使“心灵深处闹革命”的方式。
消灭阶级冲突的努力，与正视阶级冲突的努力，哪一个更有助于当下立宪，还真不好说。政治事物往往是双刃剑，此时彼时不同。我知道杨小凯那一代人的告别革命美好理想，但其方案的社会政治条件，与当下已经发生了重大情势变更。我觉得他的思考，文革时期与改革时期的冲突张力更有意义。
政治立场冲突，常识或者知识无法化解之与仲裁之。用知识或者良知来衡量我们和胡锡进之间关系，好像是同一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可以辩论交流，其实不是。这是一种幻像，胡锡进们所努力维持或者掩盖的。先辨析好政治立场，就好办了，不要用改革来否认官民矛盾之敌我之分。
49年国内殖民对中国人发动了长达六十多年的超限战，包括吸纳知识分子，把自己黄俄伪装为垄断为中国人，披着羊皮的狼，那么中国人会以什么的方式，在超限战的条件下，反败为胜复民国并加以报复清算呢，我想激化知识分子/民众矛盾的认识，算其中一小个，当下可以做的步骤。
维权运动解决内战性
个人主义是一种维权和自我辩护，只有在法律之下的维权，才能净化人与人的关系。然而新秩序也不是从行动和维权中生出来的，并不是社会立宪，而是从已有的呼唤出来的，为其复归除去障碍的。行动与维权本身就处在一种秩序关系中，是要把这种给呼唤出来。不断从49秩序内一切历史与现实规定超越出来，走向最决绝立场，是无政府主义个体及其有共同身份承认的群体，还是受影响有一些病毒但可净化的公民社会，或者回归民国来承接，这里需做出抉择。因为这过程很容易“逃避自由”。娜拉出走之后，下场往往是专制者的性奴。没有保护伞的超越，结果就如孙猴子大闹天空与皈依。
内战性和国民劣根性的形成，受制于民众的贫困，当民众想超越贫困处境，而只有知识分子路径时，就会形成国民劣根性。于知识分子处，国民劣根性的解决，需要维权运动为其提供政治训练，获得政治经验，达到政治成熟的民间政治空间。我有撰文多篇论述。于民众而言，维权运动在法律框架下捍卫民众财产，是在部分解决民生问题。
用血写的这三十年改革开放，完全屈从于官僚体系财政饭的驱动，改革初期改革开放是财政快完蛋而驱动的，放水养鱼让老百姓能成为刀板上鱼肉。以四五一代为主体的吸纳，成为政权稳定的主要工作。以最主要的土地为例，改革后的一切土地政策都服从于把土地货币化，变现为财政资金。改革开放就是倾家荡产败家的过程。
2007年，王俊秀挑头搞《改革之死》，请贺卫方来讲，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把邓小平开放高考，讲得很重要，讲了近大半个小时。应该说，与毛在1949年后，政治上主要应付处理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一样，邓小平改革开放不过是用政策倾斜收买他们，以他们为太阳围绕运转。官民矛盾以及知识分子的立场是49后的阶级斗争。
朱镕基的加强财政汲取能力，算一次图穷匕见。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来看，军事驱动财政汲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原因。不过中国的军事驱动，就是对人民的内战，对内征服，从而需要维持不断扩展的官僚集团，以及需要吸纳民众中间精英以弱化民众抵抗。
把一切民国以降的国民财富积累货币化，以变为财政资源和转移他国，就像一个赌徒一波又一波变卖家里所有资产。这三十年，凡事有利于货币化的产业，跑的飞快，而且反过来主宰国民经济，金融证券虚拟经济，凡最方便掠夺收割的，政府最支持。
新浪微博“石讷shine”说：1992年彻底结束其可能性。从利益对政改的阻碍来说，石兄这么说是绝对正确的。在受益者看来92年打开更大可能，其实是最后的断送。就政改的可能性，从文革结束后到今天，越来越弱。
“文革”刚结束的朝鲜完全可能先于中国进行民主化。八十年代中国似乎还是有可能的。越到后面，可能性越小。这是一个倒退的过程，而不像改革受益者所认为的进步，他们就像具有伟大爱情理想的娼妓，越卖肉越有钱就越觉得自己越靠近纯洁爱情。
新浪微博“左春和”说，只有被压迫的民众才能成为历史的杠杆，他们的要求不是出于批判的话语逻辑，而是生存本能，正是生命的基本要求才是最具活力。基于生命要求的、展向未来的行为深不可测，也向来不被预言，使极权和压迫常常措手不及。知识分子的批判并不能引导历史，顶多只是历史发展中被吸附在各种节点的声音。
民国之后的革命，跟民主自由的价值的关系可能不是很大，而更多地跟社会矛盾、社会财产分配有关系。如带上民主自由的色彩，那还是为了解决财产分配，为了解决吃饱饭问题。所谓的政治革命其实还是依附于经济革命。以财产权为中心为了吃饱饭生存的法律诉求，如果无法解决，转化为暴力革命，不能视为叛乱。改革已死，不仅仅是说不会有政改，而且是说当下的任何举动，包括有益于民众，都是负的，即使看进来进一小步，都是以尚未看见的或者未来的退一大步作为代价，是一个饮鸩止渴杀鸡取蛋的措施，克强，求求你别改革了。给老百姓发钱吧，搞社保吧。
49乃至78之内旧秩序各阶层，按照自己的阶层利益，并且想象成全民族的普遍利益来要求，权贵官僚讲中国模式之帝国冲动，中产吃饱了知礼节思淫欲要言论自由，底层饿不死吃不好，要民生，后二者统一为权利。旧秩序的最短板，就是新秩序的稳婆。旧秩序，也就是改革内，最短板需继续短下去，国内殖民之必然。基于生存的抗争，不进入权力政治的，是一种对内战性的摆脱。
从埃及革命来看，我主张的以民生革命带动民主革命，才是较彻底的。前年我就预言必然爆发今天的二次革命，因为民生没解决。应该换一种想法，政治体制变革并不是通过舆论或者激进舆论可以推动的，那么在言论上表现为激进或者禁区发言，其作用等于零蛋，与此如此，不如转向民生。具有双重的暧昧性，一方面具有维权取向，另一方面把维权扭曲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助推力。
想参与分赃的穷人帮着统治者欺负穷人。有知识的小市民就是如此。精英话语不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过时的民众舆论。知识分子，就是有知识的小市民。这个定义是原汁原味的。小市民出身的，所以才努力贬低民众。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创造出一种机制，让穷人免于被利用。想利用的人世世代代都有，病毒杀不死。还有穷人为什么需要这种民粹主义的赞美，因为任何肯定都没有给过他们。没有饭吃，就吃观音土，所以关键要给饭吃：要民权而不是民粹。但是也不能因为反民粹，一并反掉民权。
施特劳斯说，民主制度是低俗而稳固的，之所以作为最不坏的制度，是因为对民众提出最低的知识要求。民众基于利益而选择统治者，这是天然的正确，如重庆人民说薄好，这是对的，民主制度下一样，谁给好处就选谁，有奶便是娘。没本事和现统治者竞争，取而代之，天天骂民众没素质，就是外面受气回家打老婆。
不解决好民生问题，任何美好的宪法，都不会造成稳定。解决好民生问题，没有宪法也很稳定，有一个坏的宪法，也不会造成不稳定。阿拉伯之春革命，首要问题是民生问题。不肯解决，肯定有第二三波底层革命跟上来。
阿拉伯之春时，我预言肯定有二次革命，今天我要预言一定有三次革命，因为发动革命的原因民生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来一次财产再分配，更换总统与政府，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促成去解决民生问题。解决不了，就不断政府更迭，而且由于对选举有着解决问题的期待，没有解决反而有怨气滋生反民主反美潮流。 所以启蒙革命是一场必然失落目标惨败的革命。阿拉伯之春所发动的是民生问题，带来的结果仅仅是选举，而用来解决的方式也是政府更替，可是如果不解决根本问题，那么民主解决会遭到极大怨恨，是一场拉稀的启蒙革命。如何解决财产再分配的民生，是过去革命中要么靠必须性支配做的很过分，要么回避的问题。 启蒙革命是起来推翻了旧政府，但为了起来革命，而在人们自己内部造成的代价，与利用旧秩序的病毒祸害之深，早就病入膏肓，就像一个运动员为获取冠军，不惜吃兴奋剂。
阿拉伯之春所发动的是民生问题，带来的结果仅仅是选举，而用来解决的方式也是政府更替，手段满足不解决目的危机。我举乌坎的例子，来说明“手段满足与目的危机”，乌坎是要回土地，结果搞出一个选举村委会就当做胜利，可是后来一直存在目的危机中。阿拉伯之春的革命同样有这危险，因此我提倡民生革命带动民主革命，首要依据合法手段，重点提前解决财产再分配共同富裕问题，这样改革中的共同富裕薄，温探索都可用。
要高举民生革命附带完成政治革命的大旗，只有民生和反腐败，才能动员广大民众起来响应，才能为民主宪政的目标奠定社会基础。打着自由革命大旗，则很容易被转移为敌对的，对民众没有号召能力。民生的关注，会使变为不好被体制收割，收割也要实打实的，拿出真东西才能说服人。不像意识形态说服，连墨汁也能成糖，虚的东西容易转化，就像90年代的新左背叛者。
“我们”是卡尔.施密特说的同一性，“按照我”是施密特说的代表权，施密特说政治经同一性与代表性而在，我不认同。因为我看到这种强迫他人进来的政治，带着极大的内战性，与潜在敌我之分。拿着启蒙政党国共来说，对中国都是家贼内敌，必然膨胀为民国身体里的癌症。游击队热衷于杀汉奸，仇恨汉奸甚于日本人，曾经遭我鄙夷厌恶，但我慢慢理解了，对于乡土社会的守护者而言，家贼甚于外敌，家贼让我们防护线可能退到零，从内部被攻破。
历史终结于帝国，一切人间价值俱备于帝国，帝国吸纳所有人的生存方式，这时候赢得帝国的权力核心，就赢得一切。人间的最高伟业就是夺取权力的内战，这是共党的帝国内战性。权力就意味着总体救赎，夺权成功就以为一切可能。本来意图终结治乱循环的革命，仅仅成为加入循环的一个环节。
我在施密特的全球内战的残酷性中读到历史终结于前民国的治乱循环，历史终结于中共权力政治带来的内战残酷性。治乱循环是权力把一切矛盾都纳入内部，看起来历史终结，把同时性的矛盾，消化为历时性的集中爆发，这有点像市场经济的危机爆发节奏。政治即使是最残酷的军事屠杀，都变成内战，残酷打破摧毁不了人们对和平的信心。
我2004年在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写下维权运动可以根本治理治乱循环的僵化结构。知识分子开明精英先于革命爆发不要说成功时，就加入民众。从而逆向改造启蒙政党政治的“同一性与代表性”，它是前民国的皇帝知识分子官僚集团民众三层结构的延续。维权运动复兴公民社会，就像过去乡土社会经历治乱循环而不毁。市场经济经历一次又一次危机而存续。
每一次当下社会运动革命，都要同时面对过去政治自然状态遗留问题，以及当下统治的问题。民初到五四，一样有维权，建设公民社会，维护法统到革命内战的变迁，下沉到民众中去呐喊，正如黄钟大吕一般正大庄严。避开内战的努力促成更大内战的历史荒谬，是我们这次启动民生革命和政治革命时应该避免的。
知识分子立场就意味着体制内拿工资的人，占主导作用，意味着延续过去用农民人头打江山，自己权力分赃给知识分子，利益分点给工人的掠夺农民国内殖民格局。从抢权革命到改革，都是剥夺农民的。反对知识分子立场，不能让今后民主转型继续沿用剥夺农民的二十世纪分赃模式：不种树浇水，只表明自己很精英从而摘果子。
